1918年2月18—24日，即从德文斯克被占到普斯科夫被占（后来夺回来了）的一个星期，也就是帝国主义德国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实行军事进攻的一个星期，是一个痛苦的、难受的、沉重的，但却是必要的、有益的、很好的教训。如果把这一星期内在政府中心汇集的两类电报和电话比较一下，那该有多大的教育意义呵！一种是无休止的“决议式的”革命空谈，如果回想一下这种空谈的杰作——“左派”（噢……噢……）社会革命党人施泰因贝格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星期六会议[180]上的发言，那么可以把这种空谈叫作施泰因贝格式的空谈。另一种是痛苦的、耻辱的报道——团队拒绝守住阵地，甚至拒绝保卫纳尔瓦防线，不执行撤退时毁掉一切的命令；我们更不必谈逃跑、混乱、张皇失措、束手无策、松懈怠惰的情形了。
　　这是一个痛苦的、难受的、沉重的，但又是必要的、有益的、很好的教训！
　　觉悟的、善于思索的工人会从这个历史教训中得出三点结论：关于我们对待保卫祖国，对待我国国防力量和对待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战争的态度的结论；关于我们同世界帝国主义进行冲突的条件的结论；关于我们对待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态度这一问题的正确提法的结论。
　　从1917年10月25日起，现在我们是护国派了，从这一天起，我们主张保卫祖国。因为我们用行动证明我们已经同帝国主义决裂。我们废除并且公布了肮脏的、血腥的帝国主义阴谋条约。我们推翻了本国资产阶级。我们给了曾受我们压迫的各族人民以自由。我们把土地交给了人民，实行了工人监督。我们主张保卫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但是，正因为我们主张保卫祖国，所以我们才要求对我国国防力量和作战准备采取严肃的态度。我们宣布向鼓吹革命战争的革命空谈进行无情的斗争。为了进行革命战争，必须进行长期的、认真的准备，首先必须发展国家的经济，整顿铁路（因为没有铁路，进行现代战争就是十足的空谈），处处恢复最严格的革命纪律和自觉纪律。
　　从保卫祖国的观点看来，在明明没有军队的时候，却要同无法与之较量和准备充分的敌人进行军事搏斗，这是犯罪。从保卫祖国的观点看来，我们必须签订最苛刻、最具有压迫性、最野蛮、最耻辱的和约，但这不是为了向帝国主义“投降”，而是为了学习和准备同它进行严肃认真的战斗。
　　过去的这一星期把俄国革命提到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更高阶段。几天功夫，历史向前一下子登上了好几级。
　　在此以前，我们遇到的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从世界帝国主义的角度来看）敌人：有点象白痴罗曼诺夫、吹牛大王克伦斯基、士官生和资产者匪帮。现在我们面对的是有文化的、用头等技术装备起来的、组织得非常严密的世界帝国主义巨人。必须同他斗争。必须善于同他斗争。经过三年战争受到空前破坏的、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农民国家应当避免军事搏斗（趁着还能避免的时候，即使以最大的牺牲作代价），以便能够做些重大的工作，迎接“最后的斗争”。
　　最后的斗争只有当先进的帝国主义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时才会爆发。毫无疑问，这个革命每月、每星期都在成熟壮大。应当帮助这个正在成熟的力量。应当善于帮助这个力量。如果让邻近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明明没有军队的情况下去遭受毁灭性打击，那就不是帮助而是损害这个力量。
　　不应当把“我们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欧洲社会主义的胜利上”这个伟大口号变成空谈。这个口号是一条真理，如果考虑到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是要经过漫长的、艰苦的道路的话。这个口号是一条无庸争辩的、哲学的历史的真理，如果把整个“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当作一个整体来看的话。但是任何一个抽象的真理，如果把它套用在不管什么样的具体场合，那就会变成空谈。“每次罢工中都潜伏着社会革命这条九头蛇”，这是无庸争辩的。但是要说从每次罢工可以一步就跨到革命，那是胡说。如果我们说“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欧洲社会主义的胜利上”，意思是向人民保证，在最近几个星期以内，在德国人还没有打到彼得格勒、莫斯科、基辅，没有“消灭”我们的铁路运输时，欧洲革命一定会爆发并取得胜利，那我们就不是严肃的革命国际主义者，而是冒险家。
　　如果李卜克内西能在两三个星期以内战胜资产阶级（这不是不可能的），那他就会使我们从一切困难中解脱出来。这是无庸争辩的。但是，如果我们决定自己今天的策略，即同当今的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策略，基于这样的希望，希望李卜克内西在最近几个星期以内一定取得胜利，那我们就只配遭到嘲笑。那我们就把当代最伟大的革命口号变成了革命空谈。
　　工人同志们！学习沉痛的但是有益的革命教训！认真地、紧张地、百折不挠地准备保卫祖国，保卫社会主义苏维埃的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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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80]指1918年2月23日召开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团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联席会议。——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