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革命空谈[158]
(1918年2月21日)
我在一次党的会议上说过,鼓吹革命战争的革命空谈会断送我们的革命,当时有人责备我,说我的提法太尖锐了。但是,当党和革命有受到无法补救的损害的危险的时候,就必须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说出事实的真相。
革命政党在它直接或间接实行无产阶级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联系、联合和结合的情况下,在革命事变进程发生巨大的、急剧的转折的情况下,最容易害革命空谈病。革命空谈就是在这种事变发生转折、既成局面已经造成的情况下,不顾客观形势而一味重复革命口号。口号很漂亮,很诱人,很醉人,但是毫无根据,——这就是革命空谈的本质。
我们来考察一下主张现在——1918年1—2月——在俄国进行革命战争的各种论据,哪怕只是最重要的一些论据;只要把客观现实同这个口号对照一下,就可以对我的评论是否正确作出回答。
1
我国报刊过去经常说:在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取得了胜利,而邻国还保存着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必须做好进行革命战争的准备工作。这是毫无疑问的。
试问,这个准备工作在我国十月革命以后实际上是怎样进行的呢?
这个准备工作是这样进行的:我们不得不复员了军队,我们这样做是被迫的,是迫于非常明显、至关重要和无法抗拒的形势,因此党内不仅没有产生反对复员的“派别”或情绪,甚至连一个反对复员的意见都没有提出过。谁要愿意想想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还没有结束同帝国主义邻国的战争就复员军队这种奇特现象的阶级原因,谁就不难发现原因就在于经过3年战争经济遭到极度破坏的落后的小农国家的社会结构。复员几百万军队,开始按照志愿原则建立红军[159],——事实就是这样。
把主张1918年1—2月进行革命战争的空谈与这些事实对照一下,你们就会了解革命空谈的实质。
如果——譬如说——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组织“坚持”革命战争不是空谈,那么我们在10月到1月这段时间就会看到另外的事实:我们就会看到他们坚决反对复员。但是根本没有发生这样的事。
我们就会看到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把几万名鼓动员和士兵派往前线,并且每天会从那里传来他们反对复员而且不断取得成效、复员已经停止的消息。
但是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
我们就会看到几百条消息,报道许多团队正在编成红军,正在采取恐怖手段阻止复员,正在重新修复防御工事,来抵抗德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进攻。
但是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复员正在大力进行。旧的军队已经没有了。新的军队刚刚开始诞生。
谁不愿意用空话、高调和叫喊来安慰自己,谁就不会不看到,主张在1918年2月进行革命战争的“口号”是一句毫无内容的空话,没有一点现实的、客观的根据。感情用事,一厢情愿,怒气冲冲,愤愤不平,就是这个口号在目前的唯一内容。而仅有这种内容的口号就叫作革命空谈。
我们党本身和整个苏维埃政权的工作情况、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的工作情况表明:用志愿人员组成红军的工作只是开了个头,目前还没有进展。一面用唱高调来掩饰这个令人不愉快的然而是明摆着的事实,一面不但不阻挠复员,而且也不反对复员,——这就是用响亮的词句自我陶醉。
下面的事实突出地证明了上面所说的一切,例如我们党中央大多数最著名的反对单独媾和的人物都投票反对革命战争,不论是在1月或在2月,他们都是投票反对的[160]。这个事实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不能进行革命战争已为所有敢于正视真实情况的人所公认。
在这种情况下,却还有人托词回避或者试图托词回避真实情况。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些托词吧。
2
第一个托词。1792年的法国遭受的经济破坏并不小些,但是革命战争治好了一切,鼓舞了所有的人,唤起了热情,战胜了一切。只有不相信革命的人,只有机会主义者,才会在我国更加深刻的革命条件下,反对革命战争。
我们把这种托词或者论据跟事实对照一下吧。事实是这样的:在18世纪末的法国,新的、更高的生产方式的经济基础建立在先,而强大的革命军队则是结果,是上层建筑。法国先于其他国家推翻了封建制度,经过几年胜利的革命消灭了封建制度,于是带领没有被任何战争弄得疲惫不堪的、争得了自由和土地的、由于铲除封建制度而增强了力量的人民去同许多经济和政治落后的国家打仗。
请把现时的俄国情况跟上述事实对照一下吧。俄国被战争弄得疲惫不堪。新的经济制度,即比用精良技术装备起来的德国那种有组织的国家资本主义更高的经济制度还不存在。它刚刚开始建立。我们的农民还只有一个土地社会化法令,还没有干过一年自由的(摆脱了地主和战争苦难的)劳动。我国工人已经开始抛开资本家,但是还没有来得及组织生产、建立产品交换、整顿粮食供应、提高劳动生产率。
我们正朝着这个方向走,我们已经踏上了这条道路,但是很明显,新的经济上更高的制度还不存在。
封建制度被战胜,资产阶级自由得到巩固,由吃饱饭的农民来对付那些封建国家,——这就是1792—1793年军事“奇迹”的经济基础。
陷于饥饿、受尽战争折磨、刚刚开始医治自己创伤的小农国家要对付技术水平和组织水平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这就是1918年初的客观情况。
因此,关于1792年的任何回忆等等都只是革命空谈。人们一味重复口号、空话和战斗叫喊,却怕分析客观实际情况。
3
第二个托词。德国“无法进攻”,国内发展着的革命不会允许这么做。
德国人“无法进攻”这个论据,1918年1月和2月初,反对单独媾和的人们重复了千百万次。据其中最慎重的人估计(当然是大致估计)德国人无法进攻的可能性为25—33%。
事实推翻了这种估计。反对单独媾和的人常常逃避事实,在这里也是这样,因为他们害怕事实的铁的逻辑。
真正的革命家(不是感情用事的革命家)应该善于承认和考虑的这个错误,其根源在哪里呢?
是不是就在于,总的来说,我们在和谈问题上施展了计谋和进行了鼓动呢?不,不在这里。施展计谋和进行鼓动是需要的。但是也需要确定“时机”,能够施展计谋和进行鼓动的时候就施展计谋和进行鼓动,问题已变得极其尖锐的时候就停止施展任何计谋。
错误的根源在于,我们同德国革命工人的革命合作关系变成了空谈。我们曾经而且还在继续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方式——联欢、鼓动、公布秘密条约等等帮助德国革命工人。这是用行动来帮助,是实际的帮助。
而我们有些同志所说的“德国人无法进攻”却是空谈。我们自己刚刚经历了一次革命。我们都很清楚,为什么革命在俄国比在欧洲容易开始。我们知道,我们没有阻止住俄国帝国主义在1917年6月发动进攻,虽然那时我们的革命不仅已经开始了,不仅已经推翻了君主制,而且已经到处建立了苏维埃。当时我们看到了,知道了,向工人解释了:战争是各国政府进行的。要停止资产阶级的战争,就必须推翻资产阶级的政府。
因此,说“德国人无法进攻”,就等于说,“我们知道,德国政府最近几个星期就会被推翻”。实际上,这一点我们并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因此这种说法就是空谈。
深信德国革命会成熟,认真帮助它成熟,通过实际工作,如鼓动、联欢等等——只要是实际工作就行,尽力帮助它成熟。——这是一回事。这是革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直接或间接地、公开或隐蔽地宣称,德国革命已经成熟(虽然明明不是这样),并且以此作为自己策略的基础,这是另一回事。这没有丝毫的革命性,这只是空谈。
“德国人无法进攻”这个“自负的、鲜明的、动人的、响亮的”论断的错误,其根源就在这里。
4
“我们反抗德帝国主义就是援助德国革命,以此加速李卜克内西对威廉的胜利。”这个论断不过是上述毫无意义的空谈的不同说法而已。
当然,李卜克内西的胜利(德国革命成熟和迫近的时候,他的胜利是可能的、必然的)会使我们摆脱一切国际困难,从而会使我们不再需要进行革命战争。李卜克内西的胜利会消除我们干任何蠢事的后果。难道这就是应当干蠢事的理由吗?
是不是任何一种对德帝国主义的“反抗”都有助于德国革命呢?谁只要稍微想一想或者即使回忆一下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谁就不难看出:只有对反动势力进行恰当的反抗才对革命有利。我们在半个世纪的俄国革命运动中间,知道和看见了许许多多对反动势力进行不恰当的反抗的例子。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引以自豪的是,我们总是根据对群众力量和阶级对比关系的精确估计来决定这种或那种斗争形式是否恰当。我们说过:起义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是恰当的,没有一定的群众前提,起义就是冒险;我们常常指责最英勇的个人反抗的形式,认为这种形式从革命的观点看来是不恰当的,有害的。1907年,我们根据沉痛的经验,屏弃了拒绝参加第三届杜马这种不恰当的反抗,如此等等。
为了援助德国革命,或者应当只限于宣传、鼓动和联欢,因为暂时没有力量在公开的军事冲突或起义冲突中给予敌人坚决有力的决定性打击;或者知道这种冲突不会帮助敌人,那就应当投入这种冲突。
谁都清楚(除了完全陶醉于空谈的人):明明没有力量,明明没有军队,偏要投入重大的起义冲突或军事冲突,这就是冒险,这不会帮助德国工人,而只会妨碍他们的斗争,有利于他们的敌人和我们的敌人的事业。
5
这里还有一个十分幼稚可笑的托词,如果不是亲耳听到,我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能有这样的论据。
“10月的时候,机会主义者不是也对我们说过:我们没有力量,没有军队,没有机关枪,没有技术装备;但是在斗争中,在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开始后,这一切都有了。所以,在俄国无产阶级反对德国资本家阶级的斗争中,这一切也会有的,德国无产者会来帮助我们的。”
10月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恰好对群众的力量作出了准确的估计。我们不仅认为,而且根据群众选举苏维埃的经验切实地知道:9月和10月初绝大多数工人和士兵已经转到我们方面来了。我们单从民主会议的表决情况[161]也可以看出:即使在农民中,联合也破产了,就是说,我们的事业已经赢得了胜利。十月起义斗争具有下面两个客观前提:
(1)士兵头上的棍子已经没有了:1917年的2月把它打掉了(德国“自己的”2月尚未成熟)。
(2)士兵和工人一样,已经经历了并且完成了他们经过深入思考和亲身体验自觉抛弃联合的过程。
由于而且仅仅由于上述前提,10月“举行起义”的口号才是正确的(7月提出这个口号就不正确,因此我们当时也没有提出)。
10月的机会主义者的错误[162]并不在于他们“关心了”客观前提(只有小孩子才会这样想),而在于他们不正确地估计了事实,抓住了枝节,忽视了主要之点:苏维埃从妥协派方面转到我们这边来了。
把同德国(它既没有经过自己的“2月”,也没有经过自己的“7月”,更不用说10月了),即同君主制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政府的德国的军事冲突,跟10月反对苏维埃(苏维埃1917年2月起开始成熟,到了9—10月间已经完全成熟)的敌人的起义斗争相比,这简直幼稚得不值一提。空谈竟使人们荒唐到这种地步!
6
另一类托词是:“但是德国会用单独媾和的条约从经济上扼杀我们,夺去煤炭和粮食,奴役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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