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文献
(1917年11月4日〔17日〕)
1 关于出版问题的讲话 2 答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质问 3 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质问而作的发言 4 关于一部分人民委员声明退出人民委员会问题的讲话和决议案 |
1
关于出版问题的讲话
卡列林同志要我们相信,他走的那条道路是通向社会主义的。但是他那样走向社会主义其实是退着走。托洛茨基说得对:为了出版自由,士官生曾经举行过暴动,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宣布了战争。这次社会革命党人的表现既不象社会主义者,也不象革命者。在这一星期中,所有的电报局都曾被克伦斯基占据。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也站在他们那边。但是他们没有军队。实际表明,军队是拥护我们的。一小撮人挑起了国内战争。这场战争并没有结束。卡列金的部队正在逼近莫斯科,突击队[24]正在逼近彼得格勒。我们不愿意进行国内战争。我们的军队表现了很大的克制。他们等待过,没有开枪,是突击队先打死了我们的三个人。我们对克拉斯诺夫采取的措施是宽大的。他只是被软禁在家里。我们反对国内战争。但是,如果国内战争还是要打下去,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托洛茨基问得好:你们是替谁说话。我们问克拉斯诺夫能不能担保卡列金不再打了。他自然回答说不能。既然敌人不停止敌对行动,我们怎么能停止追击敌人的措施呢?
只要有人向我们提出媾和的条件,我们就谈判。可是目前建议我们媾和的人是一些在媾和问题上作不了主的人。这不过是些漂亮话罢了。《言语报》[25]本来就是卡列金派的报纸。我们完全可以假定社会革命党人是有诚意的,但是他们背后毕竟还有卡列金和米留可夫。
士兵们、工人们!你们愈坚定,我们的成绩就愈大。不然有人会对我们说:“他们要放走米留可夫,可见还不怎么坚强。”我们早些时候就声明过,我们一旦取得政权,就要查封资产阶级报纸。容许这些报纸存在,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者了。谁主张“开放资产阶级报纸”,谁就是不了解我们正在大踏步地向社会主义前进。沙皇制度被推翻后,维护沙皇制度的报纸就被封闭了。现在我们粉碎了资产阶级的桎梏。社会革命不是由我们凭空臆造的,而是由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宣布的,在代表大会上没有一个人反对,一致通过了宣布社会革命的法令。资产阶级宣布自由、平等、博爱。工人说:“我们需要的不是这个。”有人对我们说:“我们在倒退。”不对,同志们,是社会革命党人倒退到克伦斯基那里去了。有人对我们说,我们的决议里有新东西。当然,我们提出了新东西,因为我们正在走向社会主义。社会革命党人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中发言的时候,也曾有人嘲笑他们标新立异。
私人广告应该实行垄断。印刷工会会员是从吃饭问题着眼。我们给他们饭吃,但是要通过另一种方式。我们不能给资产阶级诬蔑我们的机会。必须立即任命一个委员会以调查资产阶级报纸对银行的依赖关系。这些报纸需要的是什么自由?是购买大批纸张、雇用许多下流作家的自由吗?我们应当屏弃这种依赖资本的出版自由。这是一个有原则意义的问题。既然我们要进行社会革命,我们就不能在卡列金的炸弹上再加上造谣诽谤的炸弹。
我们的法案当然是有缺点的。但是各地苏维埃都将因地制宜地实行。我们不是官僚主义者,我们不愿象旧衙门那样到处死搬硬套。我记得社会革命党人说过:农村里知道的事情极少,而且都是从《俄罗斯言论报》[26]看来的。可见,我们过去把报纸留在资产阶级手中是错误的。必须前进,向新社会前进,必须象我们在2—3月间对待黑帮报纸那样对待资产阶级报纸。
2
答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质问
列宁同志回答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提出的质问[27]。他提醒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布尔什维克在革命后的最初几天就建议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加入新政府,但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党团自己拒绝同布尔什维克合作,不愿意在这些艰难的、危急的日子里同它的左邻分担责任。
新政权虽然严格遵守一切程序,仍会遇到种种作难的事情,它在自己的活动中就顾不了这么多了。当时情况十分严重,不允许有一点拖延。不能浪费时间去精雕细琢,因为这只是表面的修饰,丝毫不会改变新措施的实质。就是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也曾不顾一切形式上的困难,在一次大会上通过了两项具有世界意义的法律。尽管用资产阶级社会的眼光来看,这些法律有形式上的缺点,但是,政权在苏维埃手中,苏维埃可以作必要的修改。克伦斯基政府那种罪恶的无所作为,使国家和革命濒于灭亡;拖延确实等于自取灭亡,新政权颁布了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希望的法律,从而在新的生活方式的发展道路上立下了里程碑。各地苏维埃可以因地、因时制宜,修改和扩充政府所制定的基本条例。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正是新的社会生活的基本因素。让工人着手在自己的工厂建立工人监督吧,让他们用工业品来供应农村,换取粮食吧。每一件产品、每一俄磅粮食都应当计算到,因为社会主义首先就是计算。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
3
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质问而作的发言
(1)
列宁谈到了对人民委员会提出的一些具体的指责。关于穆拉维约夫的命令[28],人民委员会只是从报上知道的,因为总司令根据他的权限有权颁发紧急命令。这个命令在内容上同新政权的精神没有丝毫抵触,但是它的措辞可能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因此中央执行委员会把它撤销了。其次,你们批评土地法令。然而这个法令是符合人民要求的。你们责备我们的法令写得过于简略。那你们的草案、修正案和决议案在哪里呢?你们的立法创造的成果在哪里呢?你们有过立法的自由。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成果。你们说我们是极端分子,那么,你们呢?你们是议会中阻碍议事的行为的辩护士,即过去所谓的讼棍伎俩的辩护士。如果你们不满意的话,就去召开新的代表大会吧,去吧,但是不要说什么政权崩溃了。政权属于我们的党,属于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信任的党。就让我们的某些同志去拥护同布尔什维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政纲吧。但是莫斯科的工人群众是不会跟李可夫和诺根走的。普罗相同志说,在芬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群众保持着联系,他们认为革命社会主义的整个左翼必须紧密地合作。我们这里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不愿和我们联合起来,那只能说明他们遭到了和自己前辈护国派一样的命运。他们脱离了人民。
(2)
列宁和托洛茨基举了历次党代表大会的例子,认为他们必须服从党的纪律,因此声明将参加投票。
4
关于一部分人民委员声明退出人民委员会问题的讲话和决议案
列宁同志反驳前面几个发言人。他指出,“西欧可耻地保持沉默”[29]这种说法,出自国际主义者之口,是不能容许的。只有瞎子才看不见德国和西欧的工人群情激愤。德国无产阶级的上层分子、社会党知识分子,也象其他各国一样,大多数都是护国派。但是无产阶级的下层却违反自己上层的意志,准备响应我们的号召。统治着德国陆军和海军的残暴的纪律并没有阻止住反政府分子的起事。德国海军的革命水兵事先就知道他们的尝试一定会失败,但仍然不惜英勇牺牲,只求自己的牺牲能唤醒人民中还在沉睡的起义思想。斯巴达克派[30]正在日益紧张地展开自己的革命宣传活动。为无产阶级的理想进行不倦斗争的战士李卜克内西,在德国的声望愈来愈高了。
我们坚信西欧一定会发生革命。我们知道西欧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按定单制造革命当然是不行的。难道我们在去年12月就能确切知道将要发生的二月事变吗?难道我们在9月里就肯定知道一个月以后俄国的革命民主派将完成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吗?我们知道旧政权正处在火山上。根据许多迹象,我们可以揣测到,地层下的巨大活动正在人们内心深处进行着。我们已经感到空中雷电密集。我们知道它必将爆发为一场冲掉一切污秽的大雷雨。但是我们不能预言这场雷雨在哪一天下,在几点钟下。我们的这种情景今天也能在德国看到了。那里,人民群众暗中的不满正在增长,它必然会酿成人民的运动。我们不能用法令来制造革命,但是我们能够促进革命。我们将在战壕里举行有组织的联欢,将帮助西欧各国人民发动不可战胜的社会主义革命。后来扎克斯同志又说到用法令来建立社会主义。难道现在的政权没有号召群众自己去创造更好的生活方式吗?用加工工业的产品交换粮食,对生产实行严格的监督和计算,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开端。是的,我国将成为劳动的共和国。不劳动者不得食。
其次,我们党的孤立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个别知识分子离开党。但是农民对我们的支持与日俱增。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生气勃勃的人民创造力泉源中去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
接着,列宁同志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下列决议案:
中央执行委员会责成人民委员会在召开下次会议之前提出内务人民委员、工商业人民委员的人选,并提议由柯列加耶夫同志担任农业人民委员。
载于1917年11另7日(20日)《真理报》第182号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18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53—61页 |
注释:
[24]突击队是俄国军队中一种由志愿人员组成的部队。这种部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俄军进攻力普遍低落的情况下组建的,在亚·费·克伦斯基当政时期,有若干个特种突击团,甚至还有一个女兵突击营。实行这一措施并没有提高俄军的士气。突击队本身后来变成了反革命的工具。——49。
[25]《言语报》(《Речь》)是俄国立宪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906年2月23日(3月8日)起在彼得堡出版,实际编辑是帕·尼·米留可夫和约·弗·盖森。积极参加该报工作的有马·莫·维纳维尔、帕·德·多尔戈鲁科夫、彼·伯·司徒卢威等。1917年二月革命后,该报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反对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9日)被查封。后曾改用《我们的言语报》、《自由言语报》、《时代报》、《新言语报》和《我们时代报》等名称继续出版:1918年8月最终被查封。——50。
[26]《俄罗斯言论报》(《Русское Слово》)是俄国报纸(日报),1895年起在莫斯科出版(第1号为试刊号,于1894年出版)。出版人是伊·德·瑟京,撰稿人有弗·米·多罗舍维奇(1902年起实际上为该报编辑)、亚·瓦·阿姆菲捷阿特罗夫、彼·德·博博雷金、弗·阿·吉利亚罗夫斯基、瓦·伊·涅米罗维奇-丹琴科等。该报表面上是无党派报纸,实际上持资产阶级自由派立场。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并曾拥护科尔尼洛夫叛乱,是一家公开的反革命报纸。1917年十月革命后不久被查封,其印刷厂被没收。1918年1月起,该报曾一度以《新言论报》和《我们的言论报》的名称出版,1918年7月最终被查封。——51。
[27]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7年11月4日(17)会议上,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就人民委员会未经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公布一系列法令一事向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提出质问;在列宁作了答复后又认为答复不能令人满意。莫·索·乌里茨基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团提出了完全信任人民委员会的决议案。在这一决议案表决之前,左派社会革命党声明:人民委员作为当事人不应当参加投票。列宁对这一声明作了回答(见本卷第55页)。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多数票通过了赞同人民委员会活动的决议。——52。
[28]指彼得格勒城防部队总司令米·阿·穆拉维约夫1917年11月1日(14日)发布的第1号命令。命令号召士兵、水兵、赤卫队无情地、毫不犹豫地镇压犯罪分子。由于命令的措辞可能引起不良影响,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11月2日(15日)的会议上建议内务人民委员部撤销这个命令。——54。
[29]这句话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Г.Д扎克斯说的。他在为赞成建立所谓“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的维·巴·诺根、阿·伊·李可夫、弗·巴·米柳亭等人辩护时说:他担心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可能仍然是孤立的,因为“西欧可耻地保持沉默”。——56。
[30]斯巴达克派(国际派)是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形成,创建人和领导人有卡·李卜克内西、罗·卢森堡、弗·梅林、克·蔡特金、尤·马尔赫列夫斯基、莱·约吉希斯(梯什卡)、威·皮克等。1915年4月,卢森堡和梅林创办了《国际》杂志,这个杂志是团结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主要中心。1916年1月1日,全德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代表会议在柏林召开,会议决定正式成立组织,取名为国际派。代表会议通过了一个名为《指导原则》的文件,作为该派的纲领,这个文件是在卢森堡主持和李卜克内西、梅林、蔡特金参加下制定的。1916年—1918年10月,该派定期出版秘密刊物《政治书信》,署名斯巴达克,因此该派也被称为斯巴达克派。1917年4月,斯巴达克派加入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但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斯巴达克派在群众中进行革命宣传,组织反战活动,领导罢工,揭露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和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领袖的叛卖行为。斯巴达克派在理论和策略问题上也犯过一些错误,列宁曾屡次给予批评和帮助。1918年11月,斯巴达克派改组为斯巴达克联盟,12月14日公布了联盟的纲领。1918年底,联盟退出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并在1918年12月30日—1919年1月1日举行的全德斯巴达克派和激进派代表会议上创建了德国共产党。——56。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