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给同志们的信（1917年10月17日〔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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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0月17日〔30日〕）M3S品论天涯网

　　同志们！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是这样危急，事态的发展是这样令人难以置信的迅速，以致一个受命运摆布而稍微离开历史主流的政论家，经常有放马后炮或消息不灵的危险，如果他的文章发表迟了，就更是如此。尽管我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甚至这封信还有根本不予发表的可能，但是我还是不得不给布尔什维克写这封信，因为这次动摇是闻所未闻的，它会给党，给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给革命造成致命的影响，而我认为有责任同这种动摇作最坚决的斗争。至于说到放马后炮的危险，那么，为了防止这一点，我将指明我所掌握的是什么样的消息，是哪一天的消息。
　　直到10月16日星期一的早晨，我才遇到了一位前一天在彼得格勒参加了布尔什维克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的同志，他把讨论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了我。[133]会议讨论的就是星期日各派报纸也都在讨论的起义问题。出席会议的有首都布尔什维克各工作部门的所有的最有威信的代表。会上只有极少数的人，总共只有两个同志抱否定态度。这两个同志所持的理由毫无力量，鲜明地反映出他们张皇失措、惊恐万状，布尔什维主义和革命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一切基本思想在他们身上已丧失殆尽，因此很难为这么可耻的动摇找到辩解。可是事实俱在，革命的政党不能容忍在这样严重的问题上表现动摇，而这两个丧失原则的同志又可能引起某种混乱，所以必须分析他们的理由，揭露他们的动摇，说明他们是多么可耻。下面的文字就算是执行这一任务的一次尝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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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说出这种话的人，不是歪曲事实，就是书呆子，丝毫不顾革命的实际形势，无论如何要布尔什维克党预先得到保证，一定能在全国获得恰好半数加一票。历史在任何时候，在任何一次革命中都没有提供过也绝对无法提供这样的保证。提出这一类要求等于嘲弄听众，无非是掩饰自己逃避现实。
　　因为现实使我们看得很清楚，正是在七月事变以后，大多数人民开始迅速地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了。还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之前，彼得格勒8月20日的选举就证明了这一点。在这次选举中，布尔什维克在市区（不包括市郊）获得的票数由占20％增加到占33％。后来9月举行的莫斯科区杜马的选举也证明了这一点，布尔什维克在这次选举中获得的票数由占11％增加到占49.33％（前几天我遇到的一位莫斯科的同志对我说，准确的数字是51％）。苏维埃的改选证明了这一点。大多数农民苏维埃都违背自己的“阿夫克森齐耶夫的”中央苏维埃的意志，表示反对联合，这个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所谓反对联合，实际上就是跟布尔什维克走。此外，前线的消息愈来愈频繁、愈来愈肯定地说明，广大士兵不听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的领袖、军官、代表等等的恶意诽谤和攻击，日益坚决地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了。
　　最后，俄国当前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实就是农民起义。这就是人民在客观上、用行动而不是用言论表明已经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了。因为不管资产阶级报刊和它们在“动摇的”新生活派及其同伙中的可怜的应声虫如何造谣，叫嚷起义是暴行、是无政府状态，而事实还是明摆着。无论从物质意义上或政治意义上来说，坦波夫省的农民运动[134]都是一次起义，而且是取得了辉煌的政治成果的一次起义，首先它迫使人们同意把土地给农民了。难怪被起义吓破胆的社会革命党党徒，直到《人民事业报》，现在都在叫喊必须把土地给农民！可见，这实际上证明布尔什维主义是正确的，证明它已经赢得了胜利。除起义外，用别的办法“教训”波拿巴主义者及其在预备议会中的奴才证明是不可能的。
　　这是事实。事实是顽强的东西。这种以事实为依据的主张起义的“理由”比惊慌失措、吓破了胆的政治家的一千种“悲观的”遁词有力得多。
　　如果农民起义不是一个具有全国性政治意义的事件，那么预备议会里的那班社会革命党奴才就不会叫喊必须把土地交给农民了。
　　农民起义的另一个辉煌的政治和革命的结果，《工人之路报》已经指出了，那就是粮食运到了坦波夫省的各火车站。惊慌失措的先生们，这就是给你们举出的另一个主张起义的“理由”，它证明起义是使国家摆脱迫在眉睫的饥荒和规模空前的危机的唯一手段。正当背叛人民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埋怨、威胁、写决议、答应用召开立宪会议来喂饱挨饿的人的时候，人民却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方针开始用反对地主、资本家和包买主的起义来解决粮食问题了。
　　资产阶级报刊，甚至连《俄罗斯意志报》也不得不承认，这种解决粮食问题的（唯一切实的）办法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该报刊登的一条消息说，坦波夫省的各个车站都堆满了粮食……这是农民起义以后的事！！
　　不，现在这个时候怀疑多数人民是不是和会不会跟布尔什维克走，那就是可耻的动摇，就是在实际上抛弃无产阶级革命性的一切原则，完全背弃布尔什维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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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理由的前一半是上面一个理由的简单的重复。这个理由并没有更大的分量和说服力。这是对工人表示悲观，对资产阶级表示乐观，从而反映了自己的惊慌失措和对资产阶级的畏惧心理。对士官生和哥萨克说的，要同布尔什维克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应当完全相信；至于工人和士兵在几百次会议上表示完全信任布尔什维克，并且下决心要为政权归苏维埃挺身奋斗，那“最好”要记住，表决是一回事，战斗又是一回事！
　　如果能这样论证的话，那起义当然就“被驳倒了”。不过试问，这种别有目的、别有用心的“悲观主义”同政治上投奔资产阶级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请看一下事实，请回忆一下布尔什维克说过几千次，还是被我们的悲观主义者“忘记的”言论吧。我们说过几千次，工兵代表苏维埃是一种力量，是革命的先锋队，它能够夺取政权。我们指责过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几千次，说他们空谈“民主派的全权机关”，同时又害怕让苏维埃掌握政权。
　　科尔尼洛夫叛乱证明了什么呢？证明苏维埃确实是一种力量。
　　在这一点被经验、被事实证明了之后，我们竟要抛弃布尔什维主义，否定自己，说什么我们的力量还不够（尽管两个首都的苏维埃和大多数地方苏维埃都站在布尔什维克方面）！！！难道这不是可耻的动摇吗？其实，我们的“悲观主义者”是在抛弃“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却又不敢承认这一点。
　　怎么能证明，要破坏立宪会议，资产阶级的力量也不够呢？
　　如果苏维埃没有力量推翻资产阶级，那就是说，资产阶级有足够的力量破坏立宪会议，因为再没有谁能阻止它。相信克伦斯基之流的诺言，相信奴才们的预备议会的决议，这难道同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成员，一个革命者的身分相称吗？
　　如果现在的政府不推翻，资产阶级不仅有力量破坏立宪会议，而且还能采取把彼得格勒让给德国人、开放战线、加紧同盟歇业和暗中破坏运粮的办法间接地达到这个目的。事实证明，这一切资产阶级已经在干了，干了一部分。这就是说，如果工人和士兵不推翻资产阶级，那么它也有力量把这些完全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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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可悲的悲观主义者中间，有一个竟说出这种话来！
　　其实也必然会这样说的，因为拒绝起义就是拒绝“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
　　当然，口号“不是圣物”，这是不待言的。可是为什么谁也没有（象我在七月事变后那样［注：见本卷第6—13页。——编者注］）提出改变这个口号的问题呢？为什么不敢公开说出这一点呢？虽然党内从9月份起就一直在讨论今后为了实现“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起义不可避免的问题。
　　我们可悲的悲观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永远不能自圆其说。拒绝起义就是拒绝把政权交给苏维埃，而把一切希望和期待都“交给”“答应”召开立宪会议的善心的资产阶级。
　　唯有在苏维埃掌握政权的条件下，才能保证立宪会议会召开，才能保证它的成功，难道这还难以理解吗？这一点，布尔什维克已经说过几千遍。从来没有人试图驳倒它。这种“配合形式”是大家都承认的，但是现在有人以“配合形式”为托词拒绝把政权交给苏维埃，而且偷偷摸摸地干，不敢公开否认我们的口号，这是什么行为呢？能找得出议会用语来形容这种行为吗？
　　有人一针见血地回答我们那位悲观主义者说：“是一支没有子弹的手枪吗？”如果是这样，那就是公然投奔了李伯尔唐恩之流，因为他们千百次地宣称苏维埃是“手枪”并且千百次地欺骗了人民，因为苏维埃在他们的统治下简直等于零。
　　如果是“有子弹的”手枪，那这也就是起义的技术准备，因为子弹要弄到手，手枪要装上子弹，而且光有子弹也是不够的。
　　或者是投奔李伯尔唐恩之流，公开拒绝“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或者是起义。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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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理由又可以归结为对资产阶级的“乐观主义”，凡是对革命力量和无产阶级的能力抱悲观态度的人必然会处处表现出这种“乐观主义”。
　　打仗的是英勇的水兵，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两个海军上将在厄塞尔沦陷之前潜逃。
　　这是事实。事实是顽强的东西。事实证明，海军上将们叛变的本领并不亚于科尔尼洛夫。大本营又没有改组，指挥人员还是科尔尼洛夫的班子，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如果科尔尼洛夫分子（以克伦斯基为首，因为他也是科尔尼洛夫分子）想要放弃彼得格勒，他们可以双管齐下，甚至“三管齐下”。
　　第一，他们能够通过科尔尼洛夫的指挥人员叛变投敌，开放北方的陆上战线。
　　第二，他们能够“商定”，不仅同德帝国主义者而且同英帝国主义者商定，让比我们强大的整个德国舰队自由行动。此外，“潜逃的海军上将”还可以把计划也献给德国人。
　　第三，他们能用同盟歇业、暗中破坏运粮的办法，使我们的军队处于完全绝望和无能为力的境地。
　　这三种途径哪一种也否定不了。事实证明，这三扇门俄国资产阶级哥萨克党都敲过了，都曾想把它们打开。
　　由此应得出什么结论呢？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无权等待资产阶级扑灭革命。
　　罗将柯之流的“希望”可不是空谈，——这一点已为经验所证实。罗将柯是实干的人。罗将柯有资本给他撑腰。这是无可争辩的。在无产阶级没有掌握政权以前资本还是一种强大的力量。罗将柯死心塌地执行资本的政策已经有几十年了。
　　由此应得出什么结论呢？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作为拯救革命的唯一手段的起义问题上犹豫动摇，就是轻信资产阶级，一半是李伯尔唐恩、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那种出于怯懦的轻信，一半是“农夫”那种盲目的轻信，而布尔什维克是最反对轻信资产阶级的。
　　或者是发誓“笃信”立宪会议，束手等待罗将柯之流放弃彼得格勒，扑灭革命；或者是举行起义。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就是单单召开立宪会议也不会使情况有什么变化，因为任何“立宪”，任何哪怕是最有权威的会议的表决也感动不了饥荒，也感动不了威廉。况且立宪会议能不能召开，能不能成功，都取决于政权是否转归苏维埃，布尔什维克讲的这个老的真理正在被现实愈来愈清楚、愈来愈无情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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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庸人的理由，这种人“读到”立宪会议将要召开的话，就信以为真，安心走最合法的、最安分的立宪道路了。
　　但可惜的是等待立宪会议既不能解决饥荒问题，也不能解决放弃彼得格勒的问题。那些天真的，或者是惊慌失措的，或者是被人吓破了胆的人，忘记了这件“小事情”。
　　饥荒是不等待的。农民起义就没有等待。战争是不等待的。潜逃的海军上将就没有等待。
　　难道我们布尔什维克宣布相信立宪会议会召开，饥荒就会答应等一等吗？潜逃的海军上将就会答应等一等吗？马克拉柯夫之流和罗将柯之流就会答应停止同盟歇业、停止暗中破坏运粮，不再同英德帝国主义者秘密磋商吗？
　　可是，照那些抱“立宪幻想”和着了议会迷的英雄说来，事情就会是这样。生气勃勃的生活消失了，剩下的只有关于召开立宪会议的一纸空文，只有选举。
　　这些瞎子还在惊疑，为什么挨饿的人民和被海陆军将军们出卖的士兵对选举漠不关心！啊，好聪明的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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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真是太有说服力，太革命了。历史是不会重演的，但是，如果我们能转过身子把背朝着历史，想着第一次科尔尼洛夫叛乱，絮絮叨叨地说：“要是科尔尼洛夫分子先动手就好了”；如果这一点我们能办到，这是多么卓越的革命战略啊！这种战略多么象“碰运气”啊！也许科尔尼洛夫分子又会在不适当的时候动手呢？这不是有力的“理由”吗？这不是对无产阶级政策的严肃的论证吗？
　　可是，如果第二次应召的科尔尼洛夫分子学乖了呢？如果他们要等到饥民举行暴动，战线被突破，彼得格勒被放弃以后才动手，否则就不动手呢？那怎么办呢？
　　有人竟要我们把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建筑在科尔尼洛夫分子可能重犯他们的某一个旧错误的基础上！
　　要我们忘记布尔什维克证明过而且证明了数百次的一切，忘记半年来我国革命历史所证明了的一切，即除了科尔尼洛夫分子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以外，没有，客观上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出路，要我们忘记这一点，否定这一切，而去等待！等待什么呢？等待奇迹，等待4月20日到8月29日的一系列暴风骤雨般的灾变性的事变（在战争拖延和饥荒加剧的情况下）转为和平地、平静地、顺利地、合法地召开立宪会议，执行会议的最合法的决议。看，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策略！挨饿的人们，等着吧，克伦斯基已经答应召开立宪会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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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理由真是妙极了，谢德曼“本人”和列诺得尔“本人”也未必能更巧妙地“利用”工人对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同情。
　　只要想一想，德国人处境极端困难，他们只有一个李卜克内西（而且还在服苦役），没有报纸，没有集会自由，没有苏维埃，而居民的各个阶级直到所有的富裕农民都对国际主义思想极端仇视，帝国主义的大、中、小资产阶级都有完善的组织，在这样的处境下，德国人，即德国的革命的国际主义者，穿着水兵服的工人，也举行了海军起义，尽管也许只有百分之一的胜利可能。
　　而我们呢，有几十家报纸，有集会自由，在苏维埃中占多数，我们是世界上处境最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可是我们却要拒绝用起义来支持德国的革命者。我们却要象谢德曼和列诺得尔之流那样说：最明智的办法就是不起义，因为我们要是被打死了，世界就会失去那么优秀、那么明智、那么理想的国际主义者！！
　　现在来证明一下我们的明智吧。我们将通过一项同情德国起义者的决议，同时拒绝在俄国举行起义。这将是真正的、明智的国际主义。如果这种英明的政策能在各地赢得胜利，那世界国际主义将会多么迅速地发扬光大啊！……
　　各国工人受战争的折磨，痛苦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无论在意大利、在德国，还是在奥地利，工人的爆发都愈来愈频繁了。而唯一有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我们，却要等待，要出卖德国的国际主义者，正象我们现在出卖俄国那些不是用言论而是用行动、用反对地主的起义来号召我们举行起义、推翻克伦斯基政府的农民一样……
　　各国资本家都准备扑灭俄国革命，尽管他们的帝国主义阴谋的乌云已经密集起来，我们却要安静地等着他们用卢布来扼杀我们！既然克伦斯基和罗将柯真心诚意要召开立宪会议，我们就不要去进攻阴谋者，不要用工兵代表苏维埃的胜利击溃他们的队伍，我们要等待立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用表决一定能战胜一切国际阴谋。我们有什么权利怀疑克伦斯基和罗将柯的真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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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个有力的理由。我们一向都无情地痛斥动摇者的动摇。凭这一点，我们赢得了人民的同情。凭这一点，我们争得了苏维埃，而没有苏维埃就不能有迅速可靠的起义。我们现在利用争到手的苏维埃，却是为了使我们自己也投向动摇者的营垒。布尔什维主义的前程多么美好啊！
　　李伯尔唐恩和切尔诺夫之流以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左派”孟什维克的政策的全部实质就是动摇。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作为群众向左转的指示器，具有巨大的政治意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约有40％转到左派阵营，另一方面农民举行起义，这两个事实无疑有着明显的联系。
　　但正是这一联系的性质揭示出，那些现在看到活活腐烂了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或者动摇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之流反对我们就想哭诉的人，是毫无气节的。应当把小资产阶级领袖马尔托夫、卡姆柯夫、苏汉诺夫之流的这种动摇和农民起义对照一下。这是现实的政治对照。同谁一起走呢？是同间接地反映群众的向左转、而在每一次政治转折关头都可耻地哭诉、动摇、跑去哀求李伯尔唐恩和阿夫克森齐耶夫之流原谅的彼得格勒一小撮动摇的领袖一起走呢，还是同这些向左转的群众一起走？
　　问题就是这样，而且也只能是这样。
　　看到马尔托夫、卡姆柯夫和苏汉诺夫之流出卖农民起义，有人就建议我们革命国际主义者的工人政党也出卖农民起义。向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看齐”的政策说到底就是这么回事。
　　我们说过，要帮助动摇者，自己就应当不动摇。这些“可爱的”左派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动摇过，赞成过联合！由于我们自己不动摇，终于引导他们跟着我们走了。实际生活证实我们是正确的。
　　过去这班先生总是以自己的动摇危害革命。只有我们挽救了革命。现在，当饥荒降临彼得格勒，罗将柯之流准备放弃彼得格勒的时候，我们反而要屈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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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是的，这里是普兰松之流，那里是李伯尔唐恩之流。但是群众对他们表示了怎样的信任呢？一直证明这些领袖在出卖群众的不正是我们吗？无论在莫斯科的选举还是在苏维埃的选举中，群众不正是离开了这些领袖而转到我们方面来了吗？难道广大铁路和邮电职工没有挨饿，没有举行罢工反对克伦斯基之流的政府吗？
　　有一个同志问“悲观主义者”：“那2月28日以前，我们同这两个工会有联系吗？”对方回答说，这两次革命是不能相比的。但是这一回答只能加强发问者的立场。因为，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应作长期准备而且说过几千遍的恰恰是布尔什维克（说这话不是为了在紧要关头的前夕把这一点忘掉）。现在邮电工会和铁路工会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特点，正是群众中的无产阶级分子同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的分离。问题决不在于一定要预先同这个或那个工会取得“联系”；问题在于，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起义的胜利才能满足铁路和邮电职工大军中的群众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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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成千种怀疑意见中的一种（怀疑论者永远会“怀疑”，除非用经验，否则是驳不倒他们的），是一种诿罪于人的意见。
　　正是罗将柯之流，正是资产阶级在制造饥荒，利用饥荒来扼杀革命。除了农民在农村中举行反对地主的起义，除了工人在城市和首都战胜资本家，没有也不可能有摆脱饥荒的其他办法。不这样做，要从富人那里弄到粮食，要不顾他们的暗中破坏把粮食运出来，要粉碎受人收买的职员和发财致富的资本家的反抗，要实行严格的计算，都是办不到的。“民主派”粮食机构及“民主派”在粮食问题上弄得焦头烂额的经历就是证明，他们千百万次地埋怨资本家不该怠工，他们哭诉，哀求。
　　世界上，除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以外，没有一种力量能够不埋怨，不哀求，不流泪，而去从事革命的事业。无产阶级革命延误愈长久，事变或者动摇分子、惊慌失措分子的动摇使革命愈推迟，革命的牺牲就愈大，要整顿好粮食的运输和分配也就愈困难。
　　拖延起义等于自取灭亡，——对于那些具有可悲的“勇气”，眼看着经济破坏加剧、饥荒迫近，而劝告工人不要起义（即劝告他们等待，仍旧信赖资产阶级）的人们，就应当这样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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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士兵是不会缔结停战协定的。要缔结停战协定，就必须有国家政权，而不起义是得不到政权的。士兵们都会一跑了之。前线来的报告都谈到了这一点。等待不可能不冒这样的风险：如果士兵们（已经接近于绝望）完全绝望，丢下一切听凭命运摆布而大批逃跑，等待就会帮助罗将柯同威廉勾结起来，并且使经济遭到完全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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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理由使人想起了一句谚语：一个傻瓜能够提出的问题，比十个聪明人能够解答的还要多十倍。
　　我们从来也没有否认过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政权会遇到许多困难，但是我们始终还是宣传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难道行动的时刻到了，我们反而要放弃这一点吗？？
　　我们一直说，一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会使国际形势、国内经济、军队状况和士兵情绪都发生巨大的变化，难道现在我们应该让革命的“困难”吓倒而“忘记”这一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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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人们被资产阶级吓破了胆的时候，在他们看来，一切事物和现象自然都蒙上了一层黄色。第一，他们不用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来衡量运动，而代之以知识分子印象主义的标准；他们不对全国的和整个国际环境的阶级斗争的发展以及事变的进程作政治上的分析，而代之以对情绪的主观印象。党的坚定的路线和不可动摇的决心也是情绪的一个要素，特别是在最紧要的革命关头，这一点人们当然“凑巧”忘掉了。有时人们还十分“凑巧”地忘掉：主要领导人的动摇和他们朝三暮四的倾向会使某些阶层的群众在情绪上也发生极不体面的动摇。
　　第二，这在目前是主要的一点，一些毫无气节的人讲到群众情绪时忘记了补充：
　　“大家”都说群众的情绪是高昂的，是焦急的；
　　“大家”同意：在苏维埃的号召下，为了保卫苏维埃，工人一定会万众一心地行动起来；
　　“大家”同意：工人对中央机关在明知不可避免的“最后的斗争”的问题上不果断非常不满；
　　“大家”一致认为最广大的群众的情绪已近于绝望，并且举出了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无政府主义抬头的事实；
　　“大家”也承认，觉悟的工人不大愿意只是为了示威，只是为了局部的斗争而上街，因为从气氛中已经预感到即将来临的不是局部的战斗，而是整体的战斗，工人已经深刻地体会到和认识到靠个别罢工，靠示威，靠施加压力是没有什么希望的。
　　如此等等。
　　如果我们从我国革命半年来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整个发展着眼，从事变的整个进程着眼来看待这种对群众情绪的评价，那我们就会明白：那些被资产阶级吓破了胆的人是怎样歪曲实际情况的。现在的情况恰巧跟4月20—21日前夜、6月9日前夜、7月3日前夜的情况不同，因为当时是自发的激奋，而我们作为一个政党，对此或者没有理解（如4月20日），或者是加以抑止而使它形成为和平的示威（如6月9日和7月3日）。当时我们清楚地知道，苏维埃还不是我们的，农民还相信李伯尔唐恩和切尔诺夫的道路，而不相信布尔什维克的道路（起义），所以大多数人民不会跟我们走，起义还为时过早。
　　当时，大多数觉悟工人根本没有想到最后的斗争的问题，党的任何一个委员会也没有提出过这个问题。而相当广泛的觉悟低的群众还没有高昂的斗志和拚命的决心，而只有自发的激奋，天真地希望单凭发起“行动”、单凭游行示威来“影响”克伦斯基之流和资产阶级。
　　起义所需要的不是这些，而是觉悟者自觉的、坚定的、不可动摇的、战斗到底的决心，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需要广大群众高昂的拚命的情绪，他们感到，现在用不彻底的办法是无济于事了，要“影响”是无论如何影响不了的，如果布尔什维克不能在决战中领导饥民，那么他们“甚至会采取无政府主义行动，捣毁一切、粉碎一切”。
　　革命的发展实际上既使工人也使农民把觉悟者从经验中锻炼出来的高昂的斗志和广大群众对同盟歇业者、对资本家的那些近乎拚命的仇恨情绪这二者结合了起来。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也才能理解，为什么黑帮报刊的那些打着布尔什维主义幌子的恶棍能取得“成就”。黑帮分子看到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决战即将到来就幸灾乐祸，这是向来如此的，这毫无例外地在任何革命中都可以看到，这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如果被这一情况吓倒，那就不但应当放弃起义，而且应当根本放弃无产阶级革命。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革命的增长不可能不引起黑帮的幸灾乐祸以及从中渔利的希望。
　　觉悟工人清楚地知道，黑帮和资产阶级在手携手地进行活动，工人一旦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小资产者不相信，资本家害怕，黑帮有时出于幸灾乐祸倒希望看到这种胜利，因为他们相信布尔什维克保持不住政权），就会把黑帮彻底粉碎，布尔什维克一定能够牢牢地保持政权，为备受战争折磨、摧残的全人类谋最大的利益。
　　情况确实如此，罗将柯之流和苏沃林之流正在一唱一和，分担了不同的角色，这一点除了疯子有谁会怀疑呢？
　　难道事实没有证明，克伦斯基是按照罗将柯的指示行事的，而“俄罗斯共和国国家印刷厂”（这可不是说着玩的！）是用国家的钱来刊印“国家杜马”中黑帮分子发表的黑帮演说的吗？连《人民事业报》那些在“自己人”面前阿谀奉承的奴才不也揭露了这一事实吗？难道各次选举的经验没有证明：卖身投靠的、为沙皇地主“利益”所左右的《新时报》是全力支持立宪民主党的候选人名单的吗？
　　难道我们昨天没有读到，工商业资本（无党无派的，哦！不用说，当然是无党无派的，要知道维赫利亚耶夫、拉基特尼科夫、格沃兹杰夫和尼基京之流，上帝作证，绝不是和立宪民主党人联合，而是和无党无派的工商界联合的！）慷慨地给了立宪民主党人30万卢布吗？
　　如果不从情感出发，而从阶级的观点出发来看问题，那么所有黑帮的报刊无非是“里亚布申斯基—米留可夫公司”的分公司。资本一方面收买米留可夫、扎斯拉夫斯基、波特列索夫之流的人物，另一方面也收买黑帮分子。
　　除了无产阶级的胜利，再没有别的方法能根除黑帮的廉价毒品对人民的极其严重的毒害。
　　备受饥荒和连年战争折磨、摧残的民众“抓住”黑帮的毒品，这有什么奇怪呢？难道可以设想，在资本主义社会崩溃的前夕，被压迫的群众能没有绝望情绪吗？群众（其中有不少愚昧无知的人）的绝望能不表现在各种毒品的畅销上吗？
　　有人在讲到群众情绪的时候，把自己个人的毫无气节说成是群众的毫无气节，他们的这种立场是没有希望的。群众有自觉地等待的，也有会不自觉地陷入绝望的，但是被压迫的和挨饿的群众决不是毫无气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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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是非常深刻的和多方面的学说。因此，在那些背弃马克思主义的人提出的“理由”中，随时可以看到引自马克思著作的只言片语（特别是引证得不对头的时候），这是不足为奇的。如果策划军事密谋的不是一定阶级的政党，如果密谋的策划者没有估计到总的政治局势，特别是国际局势，如果这个政党没有赢得为客观事实所证明的大多数人民的同情，如果革命事变的发展没有在实践中打破小资产阶级妥协的幻想，如果象“苏维埃”这样的被公认为“全权的”或以别种方式发挥自己作用的革命斗争机关的大多数没有被争取过来，如果在军队中（假如事情是发生在战时）对违背人民的意志拖延非正义战争的政府没有十分强烈的反对情绪，如果起义的口号（如“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土地归农民”、“立即向各交战国人民提出民主的和约，同时立即废除秘密条约和秘密外交”等）没有家喻户晓，如果先进的工人不相信群众已处于绝望的境地，对能否得到农村支持没有把握（这种支持已为巨大的农民运动，即反对地主、反对维护地主的政府的起义所证实），如果国内的经济状况还能使人们对用和平的和议会的手段来顺利解决危机抱有巨大的希望，如果这样，那么军事密谋就是布朗基主义。
　　大概够了吧？
　　我在《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这本小册子里（我希望这本小册子在日内就能出版）引用了马克思真正涉及起义问题的话，这些话指出了起义作为一种“艺术”所具有的特征［注：见本卷第325—326页。——编者注］。
　　我敢打赌，如果请那些现在在俄国大喊反对军事密谋的空谈家打开话匣，请他们解释一下武装起义的“艺术”同应该受到指责的军事密谋之间的区别，那他们不是重复上述的一切，就是大出洋相，引起工人们哄堂大笑。亲爱的也是马克思主义者，请试一试吧！给我们唱一首反“军事密谋”的歌儿吧！

后记

　　星期二晚上8点，当我收到彼得格勒早晨的报纸，看到《新生活报》弗·巴扎罗夫先生的文章时，上面这篇东西已经写好了。弗·巴扎罗夫先生肯定地说：“市内流传着一份以两个知名的布尔什维克的名义表示反对发起行动的手抄传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