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大难临头，出路何在？（1917年9月10—14日〔23—27日〕）

大难临头，出路何在？^[79]yUh品论天涯网

（1917年9月10—14日〔23—27日〕）yUh品论天涯网

饥荒逼近

　　不可避免的灾难威胁着俄国。铁路运输已经十分混乱，而且愈来愈混乱，不久就会全部停顿。工厂需要的原料和煤的运送将要停止。粮食的运送也要中断。资本家一直故意在暗中破坏（危害、停止、破坏和阻挠）生产，指望空前的灾难能使共和国和民主制度破产，使苏维埃和所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团体瓦解，这样就便于恢复君主制和恢复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无限权力。
　　规模空前的灾难和饥荒是不可避免的。所有的报纸都无数次地谈到这一点。各政党、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通过的无数决议也都承认灾难是不可避免的，灾难已经迫在眉睫，必须同它作殊死的斗争，人民必须“英勇努力”以防止毁灭，等等。
　　大家都在谈论这一点，都公认这是事实，都决定这样去做。
　　可是什么事也没有做。
　　革命已经半年了，灾难更加逼近，大批人员失业。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国内有足够的粮食和原料，但是却不见商品，国家因食品不足、劳动力缺乏而面临灭亡的危险，就在这样的国家里，在这样的危急关头，却又有大批人员失业！革命（有人称之为伟大的革命，可是，暂时称之为腐朽的革命也许更公道些）半年来，既有民主共和制，又有许许多多傲然自命为“革命民主的”团体、组织和机关，但是实际上根本没有采取任何认真的措施来消除灾难和战胜饥荒，这难道还需要证明吗？我们正愈来愈快地接近崩溃，因为战争是不等人的，它在人民生活各方面造成的混乱正在不断加剧。
　　其实，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和思索一下，就会相信，消除灾难和战胜饥荒的办法是有的，并且十分简单明了，完全切实可行，用人民的力量完全能够办到，没有采取这些办法，只是因为，纯粹是因为实行这些办法将触动一小撮地主和资本家的闻所未闻的利润。
　　情况确实如此。可以保证，任何一次演说，任何派别的报纸的任何一篇文章，任何会议或机关的任何一个决议，都十分明确地承认消除灾难和战胜饥荒的基本的主要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由国家实行监督、监察、计算和调节，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正确调配劳动力，爱惜人民的力量，杜绝力量的任何浪费，节约力量。监督，监察，计算，——这就是消除灾难和战胜饥荒的首要办法。这是无可争辩的，是大家公认的。然而这也正是人们所不敢做的，他们唯恐侵犯地主和资本家的无限权力，唯恐侵犯地主和资本家靠抬高物价和军事订货（现在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直接或间接地为战争“服务”）而得来的空前的惊人的巨额利润，这种利润谁都知道，谁都看到，谁都为之惊叹不已。
　　可是国家方面丝毫没有实行稍微认真的监督、计算和监察。

政府不起任何作用

　　国家的任何监督、监察、计算以及要调整好这项工作的任何尝试，在各地不断遭到暗中破坏。只有幼稚到了极点的人才不懂得，只有虚伪透顶的人才假装不知道，这种暗中破坏是从哪里来的，是用什么手段进行的。因为银行家和资本家的这种暗中破坏，这种对任何监督、监察、计算的破坏，都是同民主共和的国家形式相适应的，同“革命民主”机关的存在相适应的。资本家老爷们很好地领悟到一个真理，这个真理是一切赞成科学社会主义的人在口头上都承认的，但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他们的朋友占据了部长、副部长等职位之后，就立刻把它忘掉了。这个真理就是：用民主共和的管理形式代替君主制的管理形式，丝毫也不会触动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经济本质，相反地，只要把保护神圣不可侵犯的资本主义利润的斗争方式改变一下，在民主共和制下照样可以顺利地保持这种利润，如同在专制君主制下一样。
　　当前有一种最新的、适应民主共和制的暗中破坏监督、计算、监察的手段，就是资本家在口头上“热烈”拥护监督“原则”，承认它的必要性（所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当然也是这样），不过坚持要“逐渐地”有计划地“由国家正规地”实施这种监督。其实，这种好听的词句不过是用来掩盖他们对监督的破坏，把监督化为乌有，使之有名无实，成为儿戏，把任何切实认真的步骤都搁置起来，建立各种非常复杂庞大、毫无生气的官僚监督机关，而这些机关完全依赖资本家，什么事都不做，什么事也不可能做。
　　为了不致空口无凭，我们可以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中找出一些证人。正是他们在革命头半年内在苏维埃中占多数，参加了“联合政府”，因此，他们在俄国工农面前，要对纵容资本家、对资本家破坏任何监督负政治责任。
　　在“革命”民主派的所谓“全权”（这可不是说着玩的！）机关中的最高机关（即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正式机关报《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1917年9月7日第164号上，登载了一个处理监督问题的专门机关的决议，这个专门机关也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建立的，并且是由他们把持的。这个专门机关就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经济部”。它的决议正式承认，“政府所设调节经济生活的各中央机关不起任何作用”是事实。
　　难道还有什么证据比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亲手签字的这个文件更能证明他们政策的破产吗？
　　早在沙皇制度下人们就认为有调节经济生活的必要，并且为此也建立了一些机关。可是在沙皇制度下，经济破坏不断加剧，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革命共和政府的任务，本来是要立刻采取重大的坚决的措施来消除这种经济破坏现象。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参加的“联合”政府刚一成立，就在5月6日的告全国人民的郑重宣言中，答应并保证实行国家监督和调节。那时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以及所有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们都赌咒发誓说，他们不仅对政府的行动负责，而且他们所掌握的“革命民主派的全权机关”正在实际监视和检查政府的工作。
　　从5月6日到现在已经4个月了，在这漫长的4个月中，俄国因实行帝国主义的荒谬“进攻”而葬送了几十万士兵，在这期间经济破坏和灾难飞速逼来，夏季无论在水运方面，还是在农业和矿山勘探等等方面本来完全有可能做出许多事情，但是4个月之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竟不得不正式承认政府所设的监督机关“不起任何作用”！！
　　而现在（我写这篇文章正好是在9月12日民主会议^[80]召开的前夕），这些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俨然以政界大人物的姿态侈谈什么只要同工商界的基特·基特奇^[81]之流，即同里亚布申斯基、布勃利科夫、捷列先科之流搞联合，以代替同立宪民主党人的联合，事情还能补救！
　　试问，怎样来解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种惊人的盲目呢？是否应该把他们看作政界的黄口小儿？他们是由于极端鲁莽幼稚，才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是真心诚意而犯了错误，还是由于占据了部长、副部长、总督、委员等等许多职位，就必然产生一种特殊的“政治”盲目症？

监督办法是众所周知和轻而易举的

　　这里可能发生一个问题：也许监督的办法和措施是一种极端复杂困难、没有经过试验、甚至人们都不知道的事情吧？也许监督之所以迟迟没有实行，是因为立宪民主党、工商业阶级、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中的国家要人虽然已经累得满头大汗，用了半年的时间来探求、研究、发现监督的措施和办法，但这个任务过于困难而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吧？
　　唉！的确有人竭力想“蒙蔽”那些不识字的闭塞无知的农民以及那些不动脑筋而轻信别人的庸人，就把事情说成这样。其实，甚至沙皇政府，甚至“旧统治当局”在建立军事工业委员会时就已经知道监督的基本措施、主要办法和途径：把居民按各种职业、工作目的、劳动部门等等联合起来。可是沙皇政府害怕居民联合起来，所以极力限制和故意排斥这种众所周知、轻而易举、完全可行的监督办法和途径。
　　各交战国在遭到极端严重的战争灾难和不同程度的经济破坏和饥荒时，早已拟出、决定、采用并试行过一系列的监督办法。这些办法归结起来，总不外是把居民联合起来，建立或鼓励各种各样的团体，这些团体由国家派代表参加，受国家的监察等等。所有这些监督办法都是众所周知的，并且讲过许多，写过许多。各个参战的先进国家所颁布的有关监督的法律已经译成俄文，或者在俄国报刊上已作详细介绍。
　　假如我们的国家真正想切实认真地实行监督，假如它的机关不是甘当资本家奴才而注定“不起任何作用”，那么国家只要从大量可供选用的监督办法中把已经知道、已经采用过的办法随手拿来就行了。这里的唯一障碍，也是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向人民所隐瞒的障碍，始终在于：实行监督就会暴露资本家的骇人听闻的利润，就会损害这些利润。
　　为了把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实质上就是任何一个愿意把俄国从战争和饥荒中拯救出来的真正革命政府的纲领问题）解释得更加明白，我们把这些最主要的监督办法列举出来，逐一加以考察。
　　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这个政府不是为了开玩笑才叫作革命民主政府，那它只要在成立的头一星期中，颁布法令（作出决定、发布命令）来实施最主要的监督办法，规定认真的而不是儿戏的惩罚办法，来处分那些用欺骗手段逃避监督的资本家，并号召居民自己来监视资本家，监视他们是否诚实执行有关监督的各项命令，只要这样，监督早就在俄国实现了。
　　以下便是最主要的监督办法：
　　（1）把所有银行合并成一个银行，并由国家监督它的业务，或者说实行银行国有化；
　　（2）把各个辛迪加即资本家最大的垄断组织（糖业、石油业、煤业、冶金业等等辛迪加）收归国有；
　　（3）取消商业秘密；
　　（4）强迫工业家、商人以及所有企业主辛迪加化（即强迫他们参加各种联合组织）；
　　（5）强迫居民加入消费合作社，或者说鼓励加入并且对此实行监督。
　　现在我们把这些办法逐一地加以考察，看看它们在用革命民主手段来实行的条件下究竟具有什么意义。

银行国有化

　　大家都知道，银行是现代经济生活的中心，是整个资本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神经中枢。谈“调节经济生活”而避开银行国有化问题，就等于暴露自己的极端无知，或者是用华丽的词句和事先就拿定主意不准备履行的漂亮诺言来欺骗“老百姓”。
　　要监督和调节粮食的运送以至食品的生产和分配，而不监督和调节银行的业务，那是荒谬可笑的。这就象只抓偶然碰到的“几个戈比”，而闭眼不看成百万的卢布。现代银行同商业（粮食及其他一切商业）和工业如此密不可分地长合在一起，以致不“插手”银行，就绝对不能做出任何重大的、任何“革命民主的”事情来。
　　然而，国家“插手”银行也许是一种非常困难复杂的事情吧？有人常常就是竭力拿这一点来吓唬庸人，而这样做的当然是资本家及其辩护人，因为这样对他们有利。
　　其实，银行国有化决不剥夺任何一个“产权人”的一个戈比，也绝对没有任何技术上和文化上的困难，障碍完全来自一小撮富人谋求卑鄙的私利。人们常常把银行国有化同没收私有财产混为一谈，这应当归咎于散布这种混乱概念的资产阶级报刊，因为它们一心想欺骗公众。
　　银行所支配和银行所汇集的那些资本的所有权，是有印制和书写的凭据为证的，这些凭据就叫作股票、债券、期票、收据等等。在实行银行国有化，即把所有银行合并为一个国家银行时，这些凭据一个也不会作废，一个也不会改变。谁的存折上有15个卢布，在银行国有化以后，他仍旧是15卢布的所有者，谁有1500万卢布，在银行国有化以后，他仍然握有1500万卢布的股票、债券、期票、货单等等。
　　那么，银行国有化的意义究竟何在呢？
　　在于对各单个银行及其业务不可能实行任何真正的监督（即使取消了商业秘密等等），因为无法查出它们在编制资产负债表、虚设企业、成立分行、冒名顶替等等时所采取的种种极复杂、极纷繁、极狡猾的手段。只有把所有银行合并成一个银行（这种合并本身丝毫也不改变财产关系，再说一遍，不剥夺任何一个产权人的一个戈比），才有可能实行真正的监督，当然，同时还要采取上述其他各种措施。只有实行银行国有化，才能使国家知道几百万以至几十亿卢布流动的来去方向、流动的方式和时间。只有监督银行，监督这个资本主义周转过程的中枢、轴心和基本机构，才能在行动上而不是口头上做好对全部经济生活的监督，做好对最重要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监督，才能做到“调节经济生活”，否则这必将仍然是欺骗老百姓的一句部长式的空话。只有把各个银行合并为一个国家银行，对它的业务进行监督，再采取一系列简单易行的措施，才能真正征收到所得税，才不致发生隐瞒财产和收入的事情，而现在的所得税在极大程度上都落空了。
　　银行国有化只需颁布一项法令，银行经理和职员自己就会付诸实施。不需要国家设立任何特别机构和采取任何特别的准备步骤，这项措施只要下一道命令，就可以“一举”实现。因为资本主义既然发展到了通用期票、股票、债券等等的程度，那它也就恰好在经济上造成了实行这种措施的可能性。这里剩下的事情只是合并帐务。如果革命民主国家作出决定：立刻用电报通知在每个城市中召开银行经理职员会议，在各州和全国范围内召开银行经理职员代表大会，以便立刻把所有银行合并为一个国家银行，那么这一改革在几星期内就可以完成。当然，那些经理和高级职员会进行抗拒，竭力欺骗国家，故意拖延等等，因为这班老爷将会失去他们收入特别多的职位，再不能施展他们获利特别大的欺诈手段，全部实质就在于此。可是，合并银行并不会有丝毫技术上的困难，如果国家政权不只在口头上是革命的（即不怕破除一切因循守旧的积习），不只在口头上是民主的（即维护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不是维护一小撮富人的利益），那么，只要颁布一项法令，用没收财产和监禁的办法来惩治那些对事情稍有拖延和企图隐瞒文据报表的银行经理、董事和大股东；只要——比如说——把那些穷职员单独组织起来，并给他们中揭发富人的欺骗和拖延行为的人发奖金，银行国有化就可以极顺利极迅速地实行。
　　银行国有化对于全体人民，特别是对于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大众，而不是对于工人（因为工人很少同银行有来往），好处是非常大的。劳动将大大节省，假定国家仍保持银行原有职员的数量，那就是说，在使银行得到普遍利用方面，即在增加分行数目，银行业务便利公众等等方面会有极大的进步。正是对小业主，对农民来说，信贷将变得非常方便和容易。国家也就第一次有可能首先是考察一切主要的金融业务，不准加以隐瞒，接着监督这种业务，然后调节经济生活，最后是获得几百万以至几十亿的巨款，用于国家经办的大规模的业务，而不必再向资本家老爷们支付巨额“佣金”，作为他们的“酬劳”。正因为这样，而且只因为这样，一切资本家、一切资产阶级教授、整个资产阶级以及所有为它效劳的普列汉诺夫之流和波特列索夫之流，都怒火万丈地叫嚣反对银行国有化，臆造出几千个借口来反对这个极简单而又极必要的办法，这个办法即使从国家“防御”的观点，即从军事的观点来看，也有极大的好处，它可以大大地加强国家的“军事实力”。
　　这里也许会有人反驳说：象德国和美国这样的先进国家在“调节经济生活”方面做得非常好，为什么却没有想要实行银行国有化呢？
　　我们回答说：因为，这两个国家虽然一个是君主国，一个是共和国，可是二者都不仅是资本主义国家，而且是帝国主义国家。它们既然是这样的国家，在实行它们所必需的改革时就要采用反动官僚的手段，而我们在这里说的则是革命民主的手段。
　　这个“小小的差别”有极重大的意义。关于这个差别，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照例不”想的。“革命民主”一语在我国（特别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那里）几乎成了一句口头禅，就象“感谢上帝”这句话一样，即使不是愚昧到相信上帝的人也常常会说的，或者象“可敬的公民”这个称呼，有时甚至也用来称呼那些《日报》或《统一报》的撰稿人，虽然几乎人人都看得出来，这些报纸是资本家为了自身利益而创办和出钱维持的，因而所谓的社会党人参加这些报纸本身是很少有“可敬”之处的。
　　如果不是把“革命民主”当作公式化的装饰门面的词句，当作口头禅来用，而考虑到它的意义，那么要做一个民主主义者，就要真正重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只顾少数人的利益，要做一个革命者，就要最坚决最无情地打破一切有害的过时的东西。
　　无论在美国或德国，无论是政府或统治阶级，就我们所知，根本不追求“革命民主”这个称号，而我国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却追求这个称号（其实是玷污这个称号）。
　　在德国一共只有四个全国性的私人大银行，在美国只有两个。对于这些银行的金融大王来说，用私下的、秘密的、反动的手段而不是革命手段，用官僚手段而不是民主手段来实行联合，比较容易，比较方便，比较有利；他们收买国家的官吏（这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成了通例），保持银行的私有性质，这正是为了保守业务秘密，正是为了从国家那里赚取亿万“超额利润”，正是为了确保金融诈骗勾当。
　　无论美国或德国，“调节经济生活”的结果都是给工人（在某种程度上也给农民）建立了军事苦役营，给银行家和资本家建立了天堂。这些国家的调节就是把工人“勒紧”到挨饿的地步，就是保证（在私下用反动官僚手段）资本家获得比战前更高的利润。
　　这种办法在共和制的帝国主义的俄国也完全可能实行，而且正在实行，不仅米留可夫之流和盛加略夫之流在实行，克伦斯基同捷列先科、涅克拉索夫、别尔纳茨基、普罗柯波维奇等等也在实行，他们也是用反动官僚手段来掩护银行的“不可侵犯”，掩护它们获取暴利的神圣权利。最好还是说真话吧：有人想在共和制的俄国用反动官僚手段来调节经济生活，可是，由于“苏维埃”的存在，“常常”难以实行，第一个科尔尼洛夫曾想驱散“苏维埃”，没有成功，第二个科尔尼洛夫又会竭力设法来驱散它的……
　　这就是真话。这句朴实的真话虽然很辛辣，但对人民的启发却比说什么“我们的”、“伟大的”、“革命的”民主等等动听的谎话要有益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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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国有化将会大大有助于保险事业的一并国有化，也就是把一切保险公司合并成一个，把它们的活动集中起来，受国家的监督。只要革命民主国家颁布一项有关法令，责令各保险公司的董事长和大股东各自认真负责地毫不迟延地实行这种合并，那么，通过保险公司职员代表大会就可以毫不费力地立刻实现这种合并。保险事业方面的几亿资金是资本家投入的，全部工作是由职员进行的。把这一事业统一起来，就可以减低保险金，使所有投保者能够获得许多便利，并大大减轻他们的负担，在原有人力和资金的条件下可以增加投保者的数目。除占据肥缺的一小撮人的因循守旧和自私自利以外，决没有任何其他东西阻碍这种改革，而这种改革又能提高国家的“防御能力”，节省国民劳动，为真正的而不是口头上的“调节经济生活”又开辟一些极为重要的途径。

辛迪加国有化

　　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前的旧的国民经济体系不同，它使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形成了一种极密切的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关系。顺便说一句，要是没有这一点，任何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在技术上都是不能实现的。由银行统治生产的现代资本主义，又使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这种相互依存关系发展到了最高峰。银行和各大工商业部门不可分割地长合在一起。一方面就是说，不采取步骤对工商业辛迪加（糖业、煤业、铁业、石油业等等辛迪加）实行国家垄断，不把这些辛迪加收归国有，而只把银行收归国有是行不通的。另一方面就是说，要认真调节经济生活，就要把银行和辛迪加同时收归国有。
　　就举糖业辛迪加这个例子来说吧。这个辛迪加在沙皇制度下就已经建立起来，那时已把许多设备好的工厂合并为一个极大的资本主义联合组织，自然，这个联合组织充满了最反动的、官僚的气息，它保证资本家获得骇人听闻的高额利润，使职员和工人处于绝对无权的、卑贱的、受压制的、奴隶的地位。国家在那时就已经对生产实行监督和调节——有利于资本巨头和富人的监督和调节。
　　这里要做的事情，只是发布一些简单的法令，规定召开职员、工程师、经理、股东的代表大会，采用统一的报表，由工会实行监督等等，从而把反动官僚方式的调节变为革命民主方式的调节。这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然而正是这件事情至今还没有做！！事实上在民主共和制度下，在制糖业方面仍旧用反动官僚方式进行调节，一切都是老样子，浪费国民劳动，因循守旧，停滞不前，让鲍勃凌斯基之流和捷列先科之流大发其财。应当号召发挥独立主动精神，向民主派而不是向官僚号召，向工人和职员而不是向“糖业大王”号召，要不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用“联合”这些糖业大王的计划来模糊人民的意识，这本来是能够而且一定会在几天之内一举做到的。然而正因为同富人实行联合，政府在调节经济生活方面“不起任何作用”也就完全不可避免了。［注：写到这里时，我在报纸上看到克伦斯基政府正在实行糖业垄断，实行的方式自然是反动官僚的方式，不召开职员和工人的代表大会，不明文公布，也不制裁资本家！！］
　　再拿石油业来说吧。资本主义先前的发展已经使石油业在极大程度上“社会化”了。两三个石油大王——就是他们操纵着几百万以至几亿资金，靠剪息票为生，从那个在事实上、技术上、社会意义上都已经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并且已经由数百数千个职员、工程师等经营着的“事业”中获取惊人的利润。石油工业国有化是可以立即实行的，而且是革命民主国家必须做的事情，在国家经受极大的危机，必须千方百计节省国民劳动和增加燃料生产的时候，尤其如此。当然，官僚式的监督在这里不会有丝毫结果，丝毫不会改变情况，因为“石油大王”无论对付捷列先科之流、克伦斯基之流、阿夫克森齐耶夫之流或斯柯别列夫之流，都象对付沙皇的大臣一样容易，对付的办法就是拖延、推托、许诺，以至直接和间接地收买资产阶级报刊（这就是所谓“舆论”，而这种“舆论”是为克伦斯基之流和阿夫克森齐耶夫之流所“重视的”），收买官吏（那些在原封未动的旧国家机构中被克伦斯基之流和阿夫克森齐耶夫之流留任原职的官吏）。
　　要想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就必须从官僚制度转到民主制度，而且要用真正革命的手段来实行这种转变，就是说，要向石油大王和股东宣战，用法令规定，如果他们拖延石油业国有化，隐瞒收入或报表，暗中破坏生产，不采取增产措施，就要没收他们的财产并处以监禁。应当唤起工人和职员的主动性，立刻召集他们开会和举行代表大会，只要建立起全面的监督并增加了生产，就分出一部分利润给他们。如果能在1917年4月立刻就采取这种革命民主的步骤，那么作为世界上液体燃料储量最丰富国家之一的俄国，就能够在夏季利用水运在供给人民必需数量的燃料方面做出许许多多的事情。
　　无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府，或者是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的联合政府，都什么事也没有做，只是玩弄了一套官僚主义的改良把戏，连一个革命民主的步骤也不敢采取。仍然是那些石油大王，仍然是那种停滞，仍然是工人和职员对剥削者的憎恨，仍然是这一基础上的瓦解，仍然是对国民劳动的侵占，一切都和沙皇制度下一样，改变的只是“共和国”各办公厅发文和收文上的名称！
　　至于煤炭工业，它在技术上和文化上同样“具备”了实现国有化的“条件”；掠夺人民的煤业大王在管理上也同样卑鄙无耻，工业家公然怠工、公然破坏和停止生产的桩桩事实有目共睹。甚至孟什维克部长的报纸《工人报》也承认了这些事实。那又怎么样呢？除了举行几次工人代表和煤业辛迪加强盗的代表各占“半数”的旧的反动官僚式的会议，什么事情也没有做！！连一个革命民主的步骤也没有采取，丝毫也没有想到要建立唯一切实的来自下面的监督，即通过职员联合会，通过工人，用恐怖手段来对付那些危害国家、停止生产的煤炭工业家！怎么可以这样呢？要知道，我们“大家”都主张“联合”，不是同立宪民主党人“联合”，就是同工商界“联合”，而联合就意味着把政权留在资本家手里，让他们横行无忌，让他们阻碍事业，把一切都归罪于工人，使经济破坏加剧，从而准备新的科尔尼洛夫叛乱！

取消商业秘密

　　如果不取消商业秘密，对生产和分配的监督，要么仍旧是空洞的诺言——立宪民主党人用它来愚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又用它来愚弄劳动阶级；要么可能完全用反动官僚的办法和措施来实现。尽管这一点对任何不抱成见的人来说十分明显，尽管《真理报》一直坚持取消商业秘密［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71—172、285、286—288、364—366、367—369、370—372页。——编者注］（为资本效劳的克伦斯基政府封闭《真理报》，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这件事），但无论是我们的共和政府或是“革命民主派的全权机关”，对真正监督的这一首要条件连想也没有想过。
　　这正是实行任何监督的关键。这一点正是那些掠夺人民并暗中破坏生产的资本家的最敏感之处。正因为这样，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也就害怕触及这一点。
　　资本家通常提出的、小资产阶级不加思索一再重复的理由，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绝对不容许取消商业秘密，因为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各企业对市场的依赖，使商业帐目和商业周转（当然银行周转也在内）必须保持“神圣不可侵犯”。
　　凡是这样或那样地重复这种理由或类似理由的人，都是自己甘愿受骗，又在欺骗人民，他们闭眼不看现代经济生活中两个众所周知的极其重大的基本事实。第一个事实就是大资本主义，这是银行、辛迪加、大工厂等等的经济特点。第二个事实就是战争。
　　现代大资本主义到处都在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正是它消除了商业秘密的任何合理性，使商业秘密成为虚伪的东西，成为只是掩盖大资本的金融诈骗行为和惊人利润的手段。大资本主义经济，就其技术本性来说，是社会化的经济，就是说，它为千百万人工作，它通过自己的各种业务把成百、成千、成万个家庭直接或间接地连在一起。这并不是小手工业者或一般农民的经济，他们根本不记商业帐，所以取消商业秘密同他们没有关系！
　　在大经济中，它的业务反正有几百人以至更多的人知道。保护商业秘密的法律在这里并不是为生产或交换的需要服务的，而是为投机买卖和用极不正当的手段牟取暴利，以及真正的诈骗行为服务的。大家知道，在股份企业中这种诈骗行为特别流行，而且用伪造得足以欺骗公众的报表和资产负债表非常巧妙地掩盖起来。
　　如果说在那些生产本身还没有社会化、还是分散零星的小商品经济中，即在小农和小手工业者中，保持商业秘密是必不可免的，那么在大资本主义经济中保护这种秘密，便是保护真正一小撮人的特权和利润而损害全体人民。既然规定股份公司必须公布报表，那就是说，法律也已经肯定了这一点，不过这种监督（这在一切先进国家以及俄国都可以实行）正是反动官僚式的监督，这种监督不是擦亮人民的眼睛，而是不让人民知道股份公司业务的全部真相。
　　按革命民主方式行事，就应该立刻颁布另一种法律：取消商业秘密，要求大企业和富人有最完备的报表，让任何一个公民团体（在民主的意义上说已达到相当人数的团体，譬如1000或10000选民）有权审查任何一个大企业的一切文据。这样的办法只要有一项法令就完全可以很容易地实现；只有这个办法才能通过职员联合会，通过工人联合会，通过各政党来调动人民对监督的主动性；只有这个办法才能使监督成为认真的和民主的监督。
　　此外还要考虑到战争。现在绝大多数工商企业不是为“自由市场”服务，而是为国家、为战争服务。所以我已经在《真理报》上说过，用不可能实施社会主义这一理由来反驳我们的人是撒谎，是彻头彻尾的撒谎，因为这里所说的，不是要现在立刻直接实施社会主义，而是要揭露盗窃国库的行为［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86—288页。——编者注］。
　　为“战争”服务的资本主义经济（即直接或间接地同军事订货有关的经济）在法律保护下一直在盗窃国库，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和反对取消商业秘密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无非是盗窃国库的帮手和庇护者。
　　为了战争俄国现在每天耗费5000万卢布。每天5000万，这个数目大部分是付给军火商的。在这5000万中每天至少有500万，也许有1000万以至更大的数目成了资本家和同他们有某种勾结的官吏们的“正当收入”。特别是那些为军事订货提供贷款的大公司和大银行，在这里赚取了闻所未闻的利润，它们大发横财就是靠盗窃国库，因为这种乘战争灾难的“机会”，乘几十万、几百万人死亡的“机会”来欺诈和掠夺人民的行为，决不能叫作别的。
　　关于这种从军事订货中获得的可耻的利润，关于银行隐匿的各种“保证书”，关于靠物价飞涨发财的是些什么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社会上”也用嘲笑态度谈论着这些事，甚至那些通常避而不谈“不愉快的”事实、绕开“棘手”问题的资产阶级报刊，对这点也明确无误地多次提到。大家都知道，可是大家都不说，都忍气吞声，都听任政府冠冕堂皇地谈论“监督”和“调节”！！
　　革命民主主义者，如果他们真是革命者和民主主义者，那他们就应该立刻颁布法律：取消商业秘密，责成军火商和商人公布报表，未经当局允许不得擅自丢弃他们所经营的业务，用没收财产和枪毙［注：我有一次在布尔什维克报纸上指出过，只有在剥削者为了维护剥削而用死刑来对付劳动群众的时候，才能认为反对死刑的理由是正当的。（参看本卷第90—93页。——编者注）不用死刑来对付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这是任何革命政府都未必能做到的。］来惩治那些隐瞒实情和欺骗人民的人，组织来自下面的、民主的检查和监督，即由人民自己，由职员联合会、工人联合会以及消费者团体等等实行检查和监督。
　　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完全称得上是被吓倒的民主派，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他们重复所有被吓倒的市侩的话，说什么采用“过严的”办法，资本家就会“逃走一空”，说没有资本家“我们”就不行，说也许英法百万富翁也会因此“见怪”，而他们本来是“支持”我们的，如此等等。使人觉得，布尔什维克所提出的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从未试行过的东西，是“乌托邦”。其实早在125年以前，在法国就有过真正的“革命民主派”，他们真正相信他们所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防御的战争，他们真正依靠同样有这种真诚信念的人民群众，——这些人能够建立起对富人的革命监督，并且获得了举世钦佩的结果。而在这125年中，资本主义发展了，建立起银行、辛迪加、铁路等等，这就使工人和农民对剥削者，对地主和资本家实行真正民主监督的措施要容易和简单百倍。
　　就实质来说，监督的全部问题归根到底在于谁监督谁，就是说哪一个阶级是监督阶级，哪一个阶级是被监督阶级。直到现在，在我们共和制的俄国，在所谓革命民主派的“全权机关”参与下，仍旧承认地主和资本家是监督者，仍旧让他们当监督者。结果，资本家激起人民公愤的掠夺行为就必然出现，资本家故意维持的经济破坏现象也就必不可免。应当不怕打破旧的，不怕大胆建设新的，坚决彻底地实行由工人和农民对地主和资本家的监督。而这正是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最害怕的事情。

强迫参加联合组织

　　强迫辛迪加化，即强迫参加联合组织，例如强迫工业家参加联合组织，在德国已经这样做了。这里丝毫没有什么新的东西。由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过错，共和制的俄国在这方面也是完全陷于停滞状态，这两个不那么可敬的政党还在和立宪民主党人，或者和布勃利科夫之流，或者和捷列先科及克伦斯基跳起卡德里尔舞^[82]供俄国“消遣”。
　　强迫辛迪加化，一方面是国家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推动，而资本主义的发展普遍地使阶级斗争成为有组织的斗争，使联合组织的数量增加，名目繁多，作用增大。另一方面，强迫“联合化”又是任何一种稍微认真的监督办法和任何一种节省国民劳动的办法所必需的先决条件。
　　例如，德国的法律责成当地或全国的制革工厂主组成一个联合组织，由国家派代表参加这个联合组织的董事会，进行监督。这种法律丝毫没有直接（指法律本身）触动财产关系，没有剥夺任何一个产权人的一个戈比，也没有预先决定，这种监督是用反动官僚的方式、方针和精神来实施，还是用革命民主的方式、方针和精神来实施。
　　这种法律可以而且应当在我国立即颁布，哪怕一个星期的宝贵时间也不要失掉，让社会环境本身去规定实施法律的更具体的方式、速度以及监督法律实施的办法等等。为了颁布这样的法律，国家并不需要设立专门的机构、进行专门的考察以及事先的调查，只要有决心同那些“不习惯”这种干预、不愿意丧失超额利润（按老规矩经营又不受监督而得来的）的资本家的某些私人利益断绝关系就行。
　　为了颁布这样的法律，并不需要任何机构，任何“统计”（切尔诺夫曾想用“统计”来代替农民的革命首创精神），因为这种法律应当由工厂主或工业家本身，由现有的社会力量来实施，并由现有的社会（即不是政府的，不是官僚的）力量加以监督，不过这种社会力量一定要来自所谓“下层等级”，即来自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因为这些阶级的英勇精神、自我牺牲精神和集体纪律，在历史上总是比剥削者高出无数倍。
　　假定我国有真正革命民主的政府，它规定每个生产部门中凡是雇用工人两个以上的工厂主和工业家都必须立刻参加县和省的联合组织。首先要责成工厂主、经理、董事、大股东始终如一地执行法律（因为这些人都是现代工业真正的领袖、真正的主人）。如果他们规避立刻执行法律的工作，就把他们当作逃避兵役者加以惩办，并实行连环保，各人用自己的全部财产担保，大家对一人负责，一人对大家负责。其次，所有职员也有责任执行这个法律，他们也必须成立一个团体，所有工人和工会也有责任执行这个法律。“联合化”的目的就是要建立最完备、最严格和最详细的报表制度，而主要是把购买原料、销售产品、节省国民财力和人力方面的业务联合起来。分散的企业联合为一个辛迪加，就能大大节省，这是经济学告诉我们的，也是一切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的例子说明了的。应当再重复一遍，联合成一个辛迪加，这本身丝毫不改变财产关系，不剥夺任何一个产权人的一个戈比。这一点必须再三强调，因为资产阶级报刊一直在“吓唬”中小业主，说社会党人特别是布尔什维克想“剥夺”他们；这种说法显然是骗人的，因为社会党人就是在完全的社会主义变革时也不想剥夺、不能剥夺并且不会剥夺小农。我们说的始终只是最紧迫最必要的办法，这些办法在西欧已经实现了，凡是稍微彻底一点的民主派都应当立刻在我国采取这些办法，以便同日益逼近的不可避免的灾难进行斗争。
　　如果要小的和极小的业主都参加各种联合组织，那无论在技术上或者文化上都会遇到严重的困难，因为他们的企业非常分散，技术简陋，业主本人又不识字或无知识。然而正是这些企业可以不包括在这项法律之内（我们在上面假设的例子中已经指出了），即使不把它们联合起来，更不用说联合得晚一些，不会造成什么严重的障碍，因为为数众多的小企业在生产总额中的比重和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意义都是微不足道的，况且这些企业通常都是这样或那样地依赖大企业的。
　　有决定意义的只是大企业，这种企业在技术和文化方面已经具备了“联合化”所必需的手段和人力，所缺少的只是革命政权调动这些人力和手段所必需的严厉无情地对待剥削者的那种坚决果断的主动精神。
　　国家愈缺乏受过技术教育的人才和一般知识分子，就愈迫切需要尽可能迅速、尽可能坚决地下令实行强迫联合，而且要从大的和最大的企业开始，因为正是联合才能节省知识分子，才能充分使用和更合理地调配这些力量。既然沙皇政府统治下的穷乡僻壤的俄国农民，努力排除政府所造成的无数障碍，也能在1905年以后，在成立各种联合组织方面大大跨进一步，那么现在大工商业和中等工商业的联合自然就能够在几个月内实现，或者还要快些，只要真正革命民主的政府能强制执行，能依靠“下层”即民主派、职员、工人的支持和参加，使他们从中得利受益，并且号召他们起来实行监督。

调节消费

　　战争迫使所有交战国和许多中立国都实行了调节消费的办法。面包配给证出世了，成了很普通的现象，接着又出现了其他各种配给证。俄国也不例外，也采用了面包配给证。
　　然而，正好用这个例子，我们也许可以把对付灾难的反动官僚办法同革命民主办法作一个最鲜明的对比，前一种办法力求局限于最微小的改革，而后一种办法要名副其实，首要任务就是强制地同过时的老一套决裂，尽可能加快事情的进展。
　　采用面包配给证，是目前资本主义国家调节消费的一个典型例子，它的任务，它所要做到的只有一点（至多也只能做到这一点）：把现有粮食分配得让大家够吃。规定最高消费量的远不是一切食品，而只是几种主要的“大众”食品。如此而已。别的就再也不管了。官僚式地统计现有存粮，按人口分配，规定定量，付诸实施，这样就算完事。奢侈品是不涉及的，因为这些东西“反正”很少，“反正”很贵，“人民大众”是买不起的。所以在无一例外的所有交战国中，甚至在德国这样一个无可争辩地可以说是最准确、最精密、最严格调节消费的模范国家里，我们都可以看到，富人一直不受任何消费“定量”的限制。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而且“大家”谈起来都是加以嘲笑的。德国社会党的报刊（有时甚至是资产阶级的报刊），不管德国军营般森严的书报检查机关如何横暴，经常登载一些短评和消息，报道富人的“菜单”，披露富人在某某疗养地（凡是……有钱的，都可以托病到那里疗养）可以无限制得到白面包，富人吃的是难以见到的珍馐佳肴，而不是大众食品。
　　反动的资本主义国家害怕损坏资本主义的基石，雇佣奴隶制的基石，富人经济统治的基石，害怕发挥工人以及所有劳动者的主动性，害怕“煽起”他们的要求；这样的国家除了面包配给证，其他什么也不需要。这样的国家在任何时候采取任何一个步骤，都不会忽略自己的反动目的：巩固资本主义，不使它受到损害，在“调节经济生活”方面，尤其在调节消费方面，仅仅采取一些使人民不致挨饿所绝对必需的办法，而决不打算真正调节消费，就是说，并不想监督富人，并不想把战时更多的负担加到那些在和平时期养尊处优、享有特权、饱食终日的富人身上。
　　用反动官僚办法解决战争向人民提出的任务，就只限于实行面包配给制，平均分配那些生活绝对必需的“大众”食品，一点也不放弃官僚主义和反动性，就是说，一点也不放弃自己的目的：不调动穷人、无产阶级、人民大众（“平民”）的主动性，不容许他们监督富人，更多地为富人留下享受奢侈品的漏洞。在所有国家中，重复一句，甚至在德国，更不消说俄国了，这样的漏洞是留得很多的，“老百姓”在挨饿，而富人却到疗养地去，除官方规定的很少一点定量外，还得到各种“补贴”，而且不许别人对自己监督。
　　在刚刚完成了反对沙皇制度、争取自由平等的革命的俄国，在按实际政治制度来说一下子就成了民主共和国的俄国，大家看到富人可以轻易躲过“面包配给制”的限制，这特别使人民感到刺眼，特别引起群众的不满、恼怒、痛恨和愤慨。他们这样做非常容易。他们“暗地里”用特别高的价格，尤其是“依靠交情”（这种交情只有富人才有），就能得到一切，而且数量很大。人民却在挨饿。调节消费受到最狭窄的官僚反动的框框的限制。政府方面丝毫没有想到，丝毫没有设法根据真正革命民主的原则来进行这种调节。
　　“大家”都吃到排队买东西的苦头，可是……可是富人却派仆人去排队，甚至雇用专门的仆人来做这件事！这也叫作“民主制度”！
　　在国家经受空前的灾难的时候，为了战胜当前的灾难，革命民主政策应不限于实行面包配给制，还要加上以下的办法：第一，强迫全体居民加入消费合作社，因为不这样就无法充分贯彻对消费的监督；第二，对富人实行劳动义务制，要他们无报酬地在这些消费合作社中从事文书之类的劳动；第三，把一切消费品真正平均分配给居民，使战争的重负真正平均分担；第四，实行监督，要使富人的消费受到居民中贫苦阶级的监督。
　　在这方面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在组织人民中最贫苦阶级实行监督方面表现真正的革命性，就能大大推动现有的每个知识分子努力工作，就能发挥全体人民真正的革命干劲。然而现在，共和制的革命民主主义的俄国的部长们，和他们在其他一切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同行一样，说些“为人民利益共同劳动”、“调动一切力量”这样的漂亮话，可是人民到底还是看到了、感受到了、觉察到了这些话的虚伪性。
　　结果是踏步不前，瓦解现象日趋严重而无法控制，灾难日益逼近，其原因在于：按照科尔尼洛夫方式，按照兴登堡方式，按照一般帝国主义方式来让工人服军事苦役吧，我国政府无法做到，因为革命的传统、记忆、痕迹、习惯和制度还活生生地存在于人民之中；真正认真地沿着革命民主的道路前进几步吧，我国政府又不愿意，因为它完全依赖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搞“联合”，生怕触犯资产阶级事实上的特权，这样就把它浑身上下都束缚住了。

政府破坏民主组织的工作

　　我们探讨了战胜灾难和饥荒的各种办法和方法。我们处处都看到了，以民主派为一方，以政府以及支持政府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联盟为另一方，彼此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为了证明这些矛盾不仅我们说存在，而且在实际上存在，为了证明这些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已为具有全民意义的冲突所实际证实，只要提一下我国革命半年来的历史中两个特别典型的“总结”和教训就够了。
　　帕尔钦斯基“当权”的历史是一个教训。彼舍霍诺夫“当权”和垮台的历史又是一个教训。
　　上述各种战胜灾难和饥荒的办法，实质上就是要从各方面鼓励（直到强迫）居民，首先是民主派即大多数居民“联合化”，也就是说首先鼓励被压迫阶级，鼓励工人和农民，特别是贫苦农民“联合化”。为了克服战争所带来的空前的困难、重担和灾难，居民自己已经自发地走上了这条道路。
　　沙皇政府曾千方百计地阻挠居民自动地和自由地“联合化”。但在沙皇君主制崩溃后，民主组织便在俄国各地产生并迅速发展起来。自发的民主组织，即各种供给委员会、粮食委员会、燃料会议以及诸如此类的组织，进行了克服灾难的工作。
　　在我国革命半年来的全部历史中，在这个问题上最值得注意的，就是自称为共和的革命的政府，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以“革命民主派全权机关”的名义支持的政府，竟反对民主组织，并且搞垮了这些组织！！
　　帕尔钦斯基由于进行这个斗争，臭名传遍了俄国。他藏在政府背后进行活动，而不在大庭广众公开出面（所有立宪民主党人也喜欢以这种方式活动，乐意推出策列铁里来“对付人民”，自己却在暗中包办一切重要事情）。帕尔钦斯基阻挠和破坏了自发民主组织的一切重大措施，因为任何一项重大措施都不能不“损害”基特·基特奇之流的无限利润和专横气焰。而帕尔钦斯基正是基特·基特奇之流的忠实卫士和奴仆。事情弄到这种地步，——这是报上公布过的事实——帕尔钦斯基竟公然撤销自发民主组织的指令！！
　　帕尔钦斯基“当权”的全部历史（他“当权了”好几个月，而且正是在策列铁里、斯柯别列夫、切尔诺夫当“部长”的时候），完全是一部讨好资本家、为了资本家的卑鄙私利而践踏民意、破坏民主派决定的见不得人的丑史。自然，报纸上能够发表的只是帕尔钦斯基“功绩”的极小一部分，要把他阻挠克服饥荒的罪行彻底查清，只有无产阶级的真正民主的政府才能做到，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就会把帕尔钦斯基及其同类人物的案件毫不隐匿地提交人民审判。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帕尔钦斯基只是一种例外，他不是已经被赶走了吗……可是问题正在于：帕尔钦斯基不是例外，而是通例；赶走了帕尔钦斯基，情况丝毫也没有改善；代替他的只是一些名字不同的帕尔钦斯基罢了；资本家的全部“影响”，为讨好资本家而破坏克服饥荒的全部政策，仍丝毫没有触动。因为克伦斯基之流不过是维护资本家利益的屏风而已。
　　对这一点的最明显的证明，就是粮食部长彼舍霍诺夫退出内阁。大家知道，彼舍霍诺夫是个最最温和的民粹派。可是他在组织粮食工作方面很想老老实实地做些事情，同民主组织取得联系，把它们作为依靠。彼舍霍诺夫的工作经历和退出内阁之所以更值得注意，是因为这个极温和的民粹派分子，这个“人民社会”党党员，虽然决心同资产阶级作任何妥协，还是不得不退出内阁！原因是克伦斯基政府为了讨好资本家、地主和富农而提高了粮食的固定价格！！
　　请看玛·斯米特在9月2日《自由生活报》^[83]第1号上对这个“步骤”及其意义的描写吧：
　　总之，无论工人代表或农民代表，都以绝大多数人民的名义明确地申述了自己的意见，而克伦斯基政府为了资本家的利益却反其道而行之！
　　罗洛维奇这个资本家的代表对于民主派不知道的那些事情，消息是非常灵通的，这正象我们常常看到而且现在还能看到的情形一样：资产阶级报纸《言语报》和《交易所小报》对于克伦斯基政府中所发生的事情，消息是非常灵通的。
　　这种消息灵通说明什么呢？显然说明资本家有自己的“门路”，并且在事实上掌握着政权。克伦斯基是一个傀儡，他们要怎样使用他，就怎样使用他，要什么时候使用他，就什么时候使用他。千百万工人和农民的利益成了一小撮富人利润的牺牲品。
　　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怎样回答这种令人愤慨的嘲弄人民的行为呢？也许他们已经发表了告工人和农民书，宣告干这种事情的克伦斯基及其同僚只配进监狱吧？
　　根本没有这回事！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仅仅以他们所把持的“经济部”的名义通过了一项我们已经提到的虚声恫吓的决议！他们在这个决议中声称，克伦斯基政府提高粮食价格是一种“有害的办法，使粮食工作以及全国经济生活遭受莫大的打击”，说实施这些有害的办法是公然“违反”法律的！！
　　这就是妥协政策的结果，这就是向克伦斯基讨好并想对他“宽恕”的政策的结果！
　　政府讨好地主和资本家这些富人，采取这种对整个监督工作、粮食工作和整顿摇摇欲坠的财政的工作有害的办法，就是违反法律，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却继续谈论同工商界达成协议，继续同捷列先科磋商，继续宽恕克伦斯基，只是通过了一纸决议表示抗议，但就是这个决议也被政府若无其事地束之高阁了！！
　　这里特别清楚地揭示了一个真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背叛了人民和革命，而布尔什维克才是群众（甚至包括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群众）的真正领袖。
　　这是因为，只有布尔什维克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夺得政权，才能肃清克伦斯基之流所造成的混乱现象，才能恢复被克伦斯基及其政府所破坏的粮食、供给等等的民主组织的工作。
　　从上述事例中可以极其明显地看出，布尔什维克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即做好粮食和供给工作、满足工人和农民的迫切需要这样的利益，这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动摇的、不坚决的、真正叛卖性的政策正好相反，他们的政策竟使国家干出了提高粮价这种可耻的事情！

财政破产和挽救的办法

　　提高粮食固定价格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价格的提高意味着更多地滥发纸币，物价更加高涨，财政紊乱加剧，财政破产逼近。大家都认为，滥发纸币是一种最坏的强制性借款，它使工人这一部分最贫困的居民境况尤其恶化，它是财政混乱的主要祸害。
　　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所支持的克伦斯基政府恰恰采用了这种办法！
　　要认真克服财政紊乱和必不可免的财政破产，除用革命手段同资本的利益决裂，组织真正民主的、“来自下面的”监督，即工人和贫苦农民对资本家的监督之外，也就是除前面我们所说的办法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滥发纸币就是鼓励投机，让资本家靠投机大发横财，并且给亟需扩大的生产造成莫大困难，因为材料、机器等等的价格日益昂贵，不停地飞涨。富人把投机得来的财富隐瞒起来，那该怎么办呢？
　　可以对数额很大和极大的收入征收税率很高的累进所得税。继其他帝国主义政府之后，我国政府也实行了这个办法。但是这个办法多半是落空的，是一纸空文，因为第一，货币贬值愈来愈快，第二，收入来源愈是靠投机，商业秘密保守得愈严，隐瞒收入也就愈厉害。
　　要使税收实际可靠，不致落空，就必须实行实际的而不是停留在纸上的监督。如果监督仍然是官僚式的，那就不可能对资本家实行监督，因为官僚本身同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在西欧各帝国主义国家里，不管是君主国也好，共和国也好，整顿财政完全靠实行“劳动义务制”，而实行的办法就是让工人服军事苦役或者说沦为军事奴隶。
　　反动官僚式的监督是帝国主义国家（法国和美国这两个民主共和国也不例外）把战争重担转嫁给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唯一手段。
　　我国政府政策的基本矛盾就在于：为了不同资产阶级闹翻，不破坏同它的“联合”，就不得不实行反动官僚式的监督，同时为了不断欺骗人民，又把这种监督叫作“革命民主的”监督，这样就激起了刚把沙皇制度推翻的群众的愤怒和痛恨。
　　其实，只有采取革命民主的办法，把工农被压迫阶级，把群众联合在各种团体中，才能对富人实行真正的监督，才能最有效地与隐瞒收入的行为作斗争。
　　现在正在大力鼓励用支票流通的办法来防止滥发纸币。这种办法对穷人没有意义，因为穷人反正是过一天算一天，一星期就完成一次“经济周转”，把挣来的很少几个钱又还给资本家。对于富人，支票流通则有巨大的意义，特别是在实行银行国有化和取消商业秘密之后，支票流通就能够使国家真正监督资本家的收入，真正抽他们的税，真正把财政体系“民主化”（同时加以整顿）。
　　但是这里的障碍正是那种害怕侵犯资产阶级特权、害怕破坏同它的“联合”的心理。因为不采取真正革命的办法，不使用极严厉的强制手段，资本家就不会服从任何监督，不会公开自己的收支情况，不会向民主国家“申报”储藏的纸币。
　　联合在各种团体中的工人和农民，只要把银行收归国有，实行一切富人都必须依法执行的支票流通的办法，取消商业秘密，规定没收隐瞒收入者的财产，等等，就能非常容易地使监督成为真正的和普遍的监督，正是这种对富人的监督，能使国库发行的纸币从那些拥有和隐藏纸币的人手中回交国库。
　　为此就必须有革命无产阶级所领导的民主派的革命专政，就是说，为此民主派就必须成为真正革命的民主派。这就是问题的全部关键。这正是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不愿意做的事，他们打着“革命民主”的旗帜来欺骗人民，实际上支持资产阶级的反动官僚政策，而资产阶级总是遵循下列原则：我们死后哪怕洪水滔天（“après　nous　le　déluge”）^[84]！
　　我们平常甚至没有察觉到，所谓资产阶级所有制“神圣不可侵犯”这种反民主的习惯和成见是如何深刻地侵蚀了我们的心灵。某个工程师或银行家公布工人的收支情况，公布关于工人工资及其劳动生产率的材料，被认为是非常合理合法的事情。谁也不认为这是侵犯工人的“私生活”，是工程师在“侦探或告密”。资产阶级社会把雇佣工人的劳动和工资看作自己的公开帐簿，任何一个资产者都有权随时查看，随时揭露工人如何“奢侈”、如何“懒惰”等等。
　　可是，如果反过来进行监督呢？如果职员、办事员和仆役的团体应民主国家的邀请来检查资本家的收支情况，公布这方面的材料，协助政府与隐瞒收入的行为作斗争，那又会怎样呢？
　　那资产阶级就会大嚷大叫地反对“侦探”，反对“告密”了！“老爷”监督仆役，资本家监督工人，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人们认为被剥削劳动者的私生活并不是不可侵犯的，资产阶级有权要求每个“雇佣奴隶”报帐，有权随时公布他的收支情况。而被压迫者要监督压迫者，要查清他的收支情况，要揭露他的奢侈生活——哪怕在战争期间，在这种奢侈生活已经直接引起了前线军队的饥饿和死亡的时候——啊，那可不行，资产阶级是不容许“侦探”和“告密”的！
　　问题归结起来还是在于：资产阶级的统治和真正革命的真正民主的制度是不可调和的。在20世纪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如果害怕走向社会主义，那就决不可能成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

害怕走向社会主义能不能前进？

　　以上所说的，很容易引起那些受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流行的机会主义思想侵蚀的读者的反驳，说这里描述的实质上多半不是民主的措施，而已经是社会主义的措施了！
　　这种在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报刊上常见的（用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流行的反驳，是对落后的资本主义的一种反动的司徒卢威式的辩护。他们说什么我国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地步，“实施”社会主义还为时过早，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所以应该做资产阶级的奴仆（虽然法国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在125年以前就对一切压迫者，即地主和资本家采取了恐怖手段，从而使革命成了伟大的革命！）。
　　那些替资产阶级效劳的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也转到他们那边去了）就是这样推论的，他们不懂得（从他们这种意见的理论根据来看）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垄断组织，什么是国家，什么是革命民主制。因为，懂得这些东西的人决不会不承认，不走向社会主义就不能前进。
　　大家都在谈论帝国主义。但是帝国主义无非是垄断资本主义。
　　俄国的资本主义也成了垄断资本主义，这一点可以由“煤业公司”、“五金公司”、糖业辛迪加等等充分证明。而这个糖业辛迪加又使我们亲眼看到垄断资本主义怎样转变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什么是国家呢？国家就是统治阶级的组织，例如在德国便是容克和资本家的组织。所以德国的普列汉诺夫分子（谢德曼、伦施等人）称之为“军事社会主义”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说得简明些，就是使工人服军事苦役，使资本家的利润得到军事保护。
　　如果试一试用革命民主国家，即用采取革命手段摧毁一切特权、不怕以革命手段实现最完备的民主制度的国家来代替容克资本家的国家，代替地主资本家的国家，那又会怎样呢？那你就会看到，真正革命民主国家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必然会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或一些步骤！
　　因为，如果资本主义大企业成了垄断组织，那就是说，它面向全体人民。如果它成了国家垄断组织，那就是说，由国家（在革命民主制的条件下，国家就是居民的、首先是工人和农民的武装组织）来指导整个企业。但是为谁的利益服务呢？
　　——或者是为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服务，那就不是革命民主国家，而是反动官僚国家，是帝国主义共和国；
　　——或者是为革命民主派的利益服务，那就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
　　因为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再向前跨进一步。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无非是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就这一点来说，国家资本主义垄断也就不再是资本主义垄断了。
　　在这里，中间道路是没有的。客观的发展进程是这样：不走向社会主义，就不能从垄断组织（战争使垄断组织的数目、作用和意义增大了十倍）向前进。
　　或者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那就不能害怕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
　　或者害怕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象普列汉诺夫、唐恩、切尔诺夫那样，借口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不能“实施”社会主义等等来非难这些步骤，那就必然会滚到克伦斯基、米留可夫和科尔尼洛夫那边去，即用反动官僚手段来压制工农群众的“革命民主的”要求。
　　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我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也就在这里。
　　在整个历史上，特别在战争期间，站在原地不动是不可能的。不是前进，就是后退。在用革命手段争得了共和制和民主制的20世纪的俄国，不走向社会主义，不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这些步骤为技术和文化的水平所制约和决定．在农民的耕作业中“实行”大机器经济固然不行，在糖业生产中要取消大机器经济也是不行的），就不能前进。
　　害怕前进，那就意味着后退，而克伦斯基之流先生们在米留可夫之流和普列汉诺夫之流的欣然赞赏下，在策列铁里之流和切尔诺夫之流的愚蠢帮助下，正是这样做的。
　　战争异常地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从而使人类异常迅速地接近了社会主义，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帝国主义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这不仅因为战争带来的灾难促成了无产阶级的起义（如果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尚未成熟，任何起义也创造不出社会主义来），而且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作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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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社会主义问题，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抱着学理主义的态度，即根据他们背得烂熟但理解得很差的教条来看待的。他们把社会主义说成是遥远的、情况不明的、渺茫的未来。
　　其实，社会主义现在已经在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窗口中出现，在这个最新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前进一步的每项重大措施中，社会主义已经直接地、实际地显现出来了。
　　什么是普遍劳动义务制呢？
　　这就是在最新的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前进了一步，是朝着按照某一总计划来调节整个经济生活的方向，朝着节省国民劳动、防止资本主义加以滥用的方向前进了一步。
　　在德国，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的是容克（地主）和资本家，所以它对工人来说必然成为军事苦役。
　　可是这一制度如果由革命民主国家来实行，那么请想一想，它会有怎样的意义呢？由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实行、调节、指导的普遍劳动义务制，虽然还不是社会主义，但是已经不是资本主义了。这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巨大步骤，在保持充分民主的条件下，除非对群众施加空前未有的暴力，决不可能从这样的步骤退到资本主义去。

消除经济破坏和战争问题

　　既然谈到战胜日益逼近的灾难的办法问题，我们就得说明一下另外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就是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的关系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战争之间、罪恶的掠夺战争和正义的民主战争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
　　上面已经指出，我们所描述的一切战胜灾难的办法，会大大加强国家的防御能力，换句话说，会大大加强国家的军事实力，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不把侵略战争变为正义战争，不把资本家为了本身利益而进行的战争变为无产阶级为了全体被剥削劳动者的利益而进行的战争，那么这些办法就不能实施。
　　情况确实如此。实行银行和辛迪加的国有化，同时取消商业秘密和实行工人对资本家的监督，不仅可以大大节省国民劳动，可以节省人力和物力，而且会使居民中的劳动群众即大多数居民的生活状况得到改善。大家知道，在现代战争中，经济组织是有决定意义的。在俄国，粮食、煤、石油、铁都很充足，在这方面，我国的状况比欧洲任何一个交战国都好。如果在用上述办法消除经济破坏时，发挥群众在这方面的主动性，改善群众的生活状况，实行银行和辛迪加的国有化，俄国就能利用自己的革命和自己的民主制度把整个国家的经济组织水平大大提高。
　　假如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不同那些阻挠一切监督办法、暗中破坏生产的资产阶级搞“联合”，而在4月间就使政权转归苏维埃，并且不把自己的力量用在玩弄“更换阁员的把戏”，用在争取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分享部长、副部长等等官位，而是把力量用来领导工农实行他们对资本家的监督，领导工农进行反对资本家的战争，那么俄国现在就会成为一个进行彻底的经济改造的国家，成为一个土地归农民、银行国有化的国家，也就是说，在这些方面（而这是现代生活极其重要的经济基础）会超过所有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
　　实现了银行国有化的国家，它的防御能力即军事实力超过银行留在私人手里的国家。土地由农民委员会掌握的农民国家，它的军事实力超过保留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国家。
　　人们常常拿法国人在1792—1793年所表现的英勇爱国精神和奋勇作战的奇迹作例证。但是，他们常常忘记了当时唯一可能造成这种奇迹的物质条件，即历史经济条件。用真正革命的手段摧毁过时的封建制度，使全国过渡到更高的生产方式，过渡到自由的农民土地占有制，并且是以真正革命民主主义者那种迅猛、果敢、坚韧和忘我的精神来实现这种过渡，——这就是那些用“神奇的”速度挽救了法国，把它的经济基础加以改造、加以革新的物质经济条件。
　　法国的例子告诉我们的唯一的一点就是：要使俄国成为具有防御能力的国家，要使俄国也出现群众英勇奋斗的“奇迹”，就必须用“雅各宾式的”无情手段来扫除一切旧的东西，在经济上革新俄国，改造俄国。这在20世纪不是光靠推翻沙皇制度（法国在125年前就已经不限于此了）就能办到的。这甚至也不是光靠用革命手段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我们连这一点也没有做到，因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背叛了农民！），光靠把土地转归农民就能办到的。因为现在是在20世纪，只有对土地的统治，而没有对银行的统治是不能改造和革新人民的生活的。
　　18世纪末，法国在物质方面即生产方面的革新是同政治上和精神上的革新，同革命民主派和革命无产阶级的专政（当时民主派还没有同无产阶级分开，无产阶级几乎还同民主派融合在一起），同向一切反动势力宣布的无情战争联系着的。全体人民，特别是群众即各被压迫阶级，都充满了无限的革命热情；大家都认为当时的战争是正义的防御战争，而且事实上也是这样。革命的法国抵御了反动君主制欧洲的侵犯。不是在1792—1793年，而是过了很多年，在国内反动势力取得胜利以后，拿破仑的反革命专政才把法国进行的战争由防御战争变成了侵略战争。
　　俄国的情况怎样呢？我们继续在进行帝国主义战争，这个战争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是同其他帝国主义者结成联盟，遵照沙皇同英国等国的资本家签订的秘密条约进行的，这些条约允许俄国资本家掠夺别国，占领君士坦丁堡、利沃夫、亚美尼亚等等。
　　只要俄国还没有提出缔结公正的和约，还没有同帝国主义断绝关系，从俄国方面来说，战争仍然是非正义的、反动的侵略战争。战争的社会性质和它的真正意义并不是由敌军盘踞在什么地方决定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就是这样想的，他们堕落到了无知农夫的庸俗水平）。决定战争社会性质的是战争所继续的是什么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是由哪一个阶级进行的，是为了什么目的进行的。
　　引导群众去参加履行秘密条约的掠夺战争，还指望群众表现热情，这是不可能的。革命俄国的先进阶级即无产阶级日益清楚地认识到战争的罪恶性质，资产阶级不仅不能打消群众的这种信念，群众对战争的罪恶性质的认识反而日益提高了。俄国两个首都的无产阶级已经完全成为国际主义的无产阶级了！
　　这里怎么谈得上群众拥护战争的热情呢！
　　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是彼此紧密联系着的。没有人民在果敢地实现伟大的经济改造中所表现的大无畏的英勇精神，就不能使国家成为具有防御能力的国家。而不同帝国主义断绝关系，不向各国人民提出缔结民主的和约，不用这种办法把侵略的、掠夺的、罪恶的战争变为正义的、防御的、革命的战争，就不能激发群众的英勇精神。
　　只有在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上完全彻底地同资本家断绝关系，才能挽救我们的革命，挽救我们这个被帝国主义的铁钳钳制着的国家。

革命民主派和革命无产阶级

　　目前俄国的民主派要想成为真正革命的民主派，就应当同无产阶级结成最紧密的联盟，一起前进，支持这个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所进行的斗争。
　　分析了同规模空前的不可避免的灾难作斗争的办法问题之后，所得出的结论就是这样。
　　战争造成了如此重大的危机，使人民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达到如此紧张的地步，使整个现代社会组织受到如此严重的打击，因此人类必须作出抉择：要么是灭亡，要么是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最革命的阶级，以便最迅速最激进地过渡到更高的生产方式。
　　由于许多历史原因（俄国比其他国家落后得多，战争带给它的困难特别大，沙皇制度腐朽透顶，1905年的传统还充满活力），俄国比其他国家先爆发了革命。革命在几个月以内就使得俄国在政治制度方面赶上了先进国家。
　　但是这还不够。战争是铁面无情的，它严酷地尖锐地提出问题：要么是灭亡，要么是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且超过先进国家。
　　这是可能的，因为在我们面前摆着许多先进国家的现成经验以及它们在技术和文化方面的现成成就。欧洲日益高涨的反战浪潮，全世界工人革命日益发展的气氛，给我们以精神上的支持。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极为罕见的革命民主的自由正激励着我们，鞭策着我们。
　　要么是灭亡，要么是开足马力奋勇前进。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在这样的时刻，无产阶级对农民的态度证明布尔什维克的老提法（只要形式上相应地作些改变）是正确的，即必须使农民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挽救革命。
　　而农民在整个小资产阶级群众中是人数最多的。
　　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担任了反动的角色：他们让农民继续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引导农民去同资产阶级联合，而不是去同无产阶级联合。
　　革命的经验迅速地教育了群众。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反动政策正在破产：他们已在两个首都的苏维埃中遭到失败^[85]。在这两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的内部都有“左的”反对派在成长。1917年9月10日在彼得格勒举行的社会革命党市代表会议上，趋向于同无产阶级联盟而拒绝同资产阶级联盟（联合）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占三分之二的多数。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重复资产阶级所喜爱的对比方法，即拿资产阶级与民主派作对比。但是，这种对比实质上就象拿尺与斗作对比那样荒谬。
　　有民主派的资产阶级，也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只有对历史和政治经济学都十分无知的人才会否认这一点。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之所以要作这种不正确的对比，是为了掩盖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那就是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还有一个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由于它的阶级的经济地位，必然会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摇摆不定。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把小资产阶级拉去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他们整个“联合”的实质、整个联合内阁的实质、克伦斯基这个典型的半立宪民主党人的全部政策的实质就在这里。在这半年的革命中，这个政策已遭到了彻底的破产。
　　立宪民主党人幸灾乐祸，说革命遭到了破产，革命既没有消除战争，也没有消除经济破坏。
　　这话不对。遭到破产的是立宪民主党人以及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因为半年来是这个联盟在统治俄国，而且在这半年中使经济破坏加剧了，使战争局势变得更加混乱、更加困难了。
　　资产阶级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联盟破产愈彻底，人民受到教育也就愈快。人民也就会更容易地找到正确的出路，那就是：贫苦农民即大多数农民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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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79] 《大难临头，出路何在？》这篇著作是1917年9月在芬兰赫尔辛福斯写的，1917年10月由波涛出版社印成了小册子。在此以前，它的最后两章《消除经济破坏和战争问题》、《革命民主派和革命无产阶级》曾发表于1917年10月1日（14日）《工人之路报》第25号。——[181]。

^[80] 全俄民主会议是根据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持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召开的，1917年9月14—22日（9月27日—10月5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参加会议的有苏维埃、工会、陆海军组织、合作社和民族机关等方面的代表共1582人。这个会议是为解决政权问题而召开的。在科尔尼洛夫叛乱被粉碎以后，妥协主义政党的领导人失去了在苏维埃中的多数地位，他们便伪造民主会议，企图以此代替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建立新的联合临时政府，使政权继续留在资产阶级手里。他们力图把国家纳入资产阶级议会制的轨道，阻止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布尔什维克参加了民主会议，目的是利用会议的讲坛来揭露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9月18日（10月1日），布尔什维克党团在民主会议上宣读了党中央的一个专门委员会起草的宣言，给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领袖们的妥协政策以尖锐批评。9月19日（10月2日），会议就政权问题进行表决，结果是赞成同资产阶级联合而把立宪民主党排除在外（四分之三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和工会的代表反对联合）。但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决议案，由于妥协派内部的分歧只得到了183张赞成票。9月20日（10月3日），民主会议主席团通过决定，由组成会议各集团分别派出名额为其人数15％的代表组成常设机关——预备议会，以履行民主会议的职能。成立预备议会是企图造成俄国已经建立了议会制度的假象。但是9月25日（10月8日）组成的新的联合临时政府把一大批立宪民主党人及其他资产阶级地主组织的代表补充进预备议会，并且限制了它的权利和职能。根据临时政府批准的条例，预备议会仅仅是它的谘询机关。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于9月21日（10月4日）决定从民主会议主席团召回布尔什维克，但不退出会议，同时以9票对8票决定不参加预备议会。由于双方票数大体相等，问题又交给民主会议布尔什维克党团会议讨论，结果却以77票对50票作出了参加预备议会的决议，并经中央批准。列宁批评了布尔什维克在对待民主会议问题上策略错误，坚决要求布尔什维克退出预备议会，集中力量准备起义。布尔什维克党中央讨论了列宁的建议，不顾列·波·加米涅夫、阿·伊·李可夫等人的反对，作出了退出预备议会的决定。10月7日（20日），在预备议会开幕那天，布尔什维克代表宣读声明后退出。10月25日（11月7日），预备议会被赤卫队解散。——[187]。

^[81] 基特·基特奇（季特·季特奇·勃鲁斯科夫）是俄国剧作家亚·尼·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喜剧《无端遭祸》中的一个专横霸道、贪婪成性的富商，这里用作工商界大亨的代称。——[187]。

^[82] 卡德里尔舞是一种有四人参加、分为两对的民间舞蹈，在欧洲颇为流行。——[202]。

^[83] 《自由生活报》（《Свободая　Жизнь》）即《新生活报》。1917年9月2—8日（15—21日）《新生活报》被临时政府封闭期间，曾用这个名称继续出版。——[210]。

^[84] “我们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句话据说出自法国国王路易十五。路易十五在位时横征暴敛，榨取全国钱财来维持宫廷奢侈生活，根本不顾人民死活，曾说他这一辈子已经足够，死后管它洪水滔天。——[215]。

^[85] 指布尔什维克提出的政治决议案首次在两个首都的苏维埃中获得通过。1917年8月31日（9月13日），彼得格勒苏维埃全体会议以279票赞成、115票反对、50票弃权通过了布尔什维克党团提出的决议案。决议案坚决否定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号召将全部政权转交给苏维埃，并提出了在国内进行革命改造的纲领。几天后，9月5日（18日），莫斯科苏维埃也以355票的多数通过了类似的决议案。9月25日（10月8日），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进行改选，苏维埃选出的主席团基本上由布尔什维克组成。列·达·托洛茨基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取代了孟什维克尼·谢·齐赫泽。同时，维·巴·诺根当选为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取代了孟什维克列·米·欣丘克。——[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