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决议草案（不晚于1917年9月3日〔16日〕）

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决议草案[73]8Wj品论天涯网

（不晚于1917年9月3日〔16日〕）8Wj品论天涯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政治形势的决议，结合目前形势，在全体会议上确认：
　　1．由于革命空前迅速的发展，在7月3日到9月3日两个月内，阶级斗争的进程和政治事态的发展把全国大大地向前推进了，这在没有革命和没有战争的平静时期是许多年内也做不到的。
　　2．7月3—5日的事件是整个革命的转折点，这一点愈来愈明显了。对这些事件没有正确的估计，就不可能正确估计无产阶级的任务，也不可能正确估计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革命事态发展的速度。
　　3．资产阶级竭力散布的对布尔什维克的诽谤，他们通过对资本主义报纸和出版社的大量投资向人民群众广为散布的诽谤，正在日益迅速、日益广泛地被揭穿。首先是首都和大城市的工人群众，然后是农民，愈来愈清楚地看到，地主和资本家对布尔什维克的诽谤，是他们同捍卫工人和贫苦农民利益的布尔什维克斗争的主要武器之一。
　　4．资产阶级企图用诽谤布尔什维克的老办法来公然掩饰科尔尼洛夫叛乱，即得到以立宪民主党（“人民自由”党）为首的地主资本家支持的将军和军官的叛乱，从而使极其广大的人民群众看透了资产阶级诽谤真正保护穷人的布尔什维克工党的真正用意。
　　5．如果我们党不支持7月3—4日这次不顾我们劝阻而自发掀起的群众运动，那就是直接地完全地背叛无产阶级，因为群众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反对拖延帝国主义战争，即侵略的、掠夺的、为资本家利益而进行的战争，不满意政府和苏维埃对加剧经济破坏和粮荒的资产阶级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他们的愤慨是合理的，是正当的。
　　6．尽管资产阶级和政府用尽一切办法，逮捕几百个布尔什维克，没收他们的各种文件，搜查编辑部，等等，他们还是没有证明而且永远也不能证明这样的诽谤，即我们党除了举行“和平的有组织的”示威游行并提出全部国家政权转归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口号以外，对7月3—4日的运动还抱有其他的什么目的。
　　7．如果布尔什维克在7月3—4日把取得政权作为自己的任务，那就错了，因为不仅大多数人民，而且大多数工人当时还没有实际体会到军队里的将军、农村里的地主和城市里的资本家所实行的反革命政策，这种政策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同资产阶级的妥协造成的，7月5日以后群众才把它认清了。无论我们党的中央机关或地方机关都不仅没有书面或口头提出过在7月3—4日夺取政权的口号，而且也没有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讨论过。
　　8．现在的事态表明，我们党在7月3—4日这两天所犯的真正错误，就在于党对全体人民的革命情绪估计不足，党认为政治改革还可以通过苏维埃的改变政策而和平发展，但事实上，当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已经陷入同资产阶级的妥协而不能自拔，被束缚住了手脚，而资产阶级已经完全成了反革命，因此根本谈不上什么和平发展。这种错误观点的唯一依据就是希望事态不要发展得太快；党只有带着“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带着使运动具有和平的和有组织的性质的任务参加7月3—4日的人民运动，才能克服这种错误观点。
　　9．科尔尼洛夫叛乱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异常有效地使人民群众看清楚了过去和现在一直被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用妥协词句掩盖起来的真相：以立宪民主党为首的地主资本家以及站在他们一边的将军和军官已经组织起来了，他们准备进行并且已经在进行罪恶滔天的活动，把里加（然后把彼得格勒）拱手让给德国人，向他们开放战线，让拥护布尔什维克的团队遭到枪击，发动叛乱，把以“野蛮师”[74]为首的军队调到首都，等等。这一切都是为了让资产阶级掌握全部政权，为了使地主在农村的统治得到巩固，为了让工农的鲜血洒遍全国。
　　科尔尼洛夫叛乱向俄国证明了整个历史向各国证明了的事实：资产阶级只要能保住自己对人民的统治和自己的收入，就会出卖祖国和干出一切罪恶的勾当。
　　10．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只有进行最坚决的斗争，战胜地主和资产阶级，战胜立宪民主党，战胜同情立宪民主党的将军和军官，此外绝对没有别的出路。而能够带领人民即全体劳动者进行这一斗争并且取得胜利的，只有城市工人阶级，只有掌握了全部国家政权并得到贫苦农民支持的城市工人阶级。
　　11．特别是在5月6日以后，俄国革命的事态犹如风云突变，发展非常迅速，在7月3日以后，发展得尤其迅速，因此，党的任务决不是加速事态的发展，相反地，应该尽一切努力赶上事态的发展，并及时向工人和劳动者做力所能及的解释工作，说明形势的变化和阶级斗争进程的变化。目前党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向群众说明：形势非常危急，任何行动结果都可能变成爆发，因此，过早的起义会带来极大的危害。然而，这种危急的形势又不可避免地、而且可能会极其迅速地迫使工人阶级不得不（由于事态发生了不取决于工人阶级的转变）同反革命资产阶级进行决战并且夺取政权。
　　12．科尔尼洛夫叛乱充分揭示了全军憎恨大本营这个事实。这一点连几个月来竭力证明自己憎恨布尔什维克、拥护工农同地主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不得不承认。军队对大本营的憎恨有增无减，因为克伦斯基政府只是用阿列克谢耶夫替换了科尔尼洛夫，而克列姆博夫斯基以及科尔尼洛夫的其他将领仍保留原职，在军队民主化和清除反革命指挥官方面，根本没有采取任何重大措施。苏维埃容忍和支持克伦斯基的这种软弱无力、动摇不定、毫无原则的政策，在平定科尔尼洛夫叛乱时，又放过了一次和平取得全部政权的时机，苏维埃的过错已不仅是一般的妥协，而且是罪恶的妥协。
　　军队憎恨大本营，他们看到了战争的侵略性而不愿意进行战争，这样的军队注定是会遭到新的惨败的。
　　13．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在夺取政权以后，在行动上面不是口头上执行和平政策；它决不会象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那样，口头上执行和平政策而行动上支持资产阶级及其所缔结的秘密条约。这就是说，无论在什么军事形势下，即使在科尔尼洛夫的将军们已经让出里加并且又要让出彼得格勒的情况下，工人阶级还是会立即向各国人民提出公开的、明确的、公正的媾和条件。工人阶级能够代表全体人民做到这一点，因为俄国绝大多数工人和农民都反对目前的侵略战争，主张在公正的条件下，即在没有兼并（没有侵占）没有赔款的条件下缔结和约。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几个月以来也在谈论这种和约，那是在欺骗他们自己，欺骗人民。工人阶级一旦夺取了政权，就会立即向各国人民提出这种和约。
　　各国资本家要制止到处都在发展的反对战争的工人革命已十分吃力，如果俄国革命从无力地可怜地乞求和平转到直接提议媾和，并且公布和撕毁秘密条约，等等，那么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和平就会很快到来，资本家再也无法阻挠了。
　　如果发生一种很少有可能发生的情况：资本家违背本国人民的意志，拒绝俄国工人政府提出的媾和条件，那么欧洲的革命就会以百倍的速度迫近，我们的工农军队就会挑选出他们所尊敬的而不是他们所憎恨的长官和司令官，在提议媾和、撕毁秘密条约、结束同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联盟、把全部土地转交农民以后，军队就会确信战争是正义的。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从俄国方面来讲，战争才是正义的战争，只有这样的战争，工人和农民才不是被迫进行的，而是自愿进行的；这样的战争才会使先进国家的必然到来的工人革命更加迫近。
　　14．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在夺取政权以后，保证迅速地把地主的全部土地无偿地交给农民。这件事是决不能拖延的。立宪会议将使这件事法律化，但是，立宪会议一再延期，这怪不得农民。农民日益确信，同地主资本家妥协是不能得到土地的。贫苦农民只有同工人结成真诚的兄弟般的联盟，才能得到土地。
　　几个月来，切尔诺夫试图对地主立宪民主党人实行大大小小的让步来捍卫农民的利益，但是这些尝试都遭到了破产，于是切尔诺夫退出了政府，这就特别明显地暴露了妥协政策是靠不住的。各地农民都已经看到、知道、感受到和觉察到，7月5日以后，地主在农村中更加肆无忌惮了，必须制服他们，不许他们为非作歹。
　　15．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在夺取政权以后，结束经济破坏，消灭日益逼近的粮荒。政府从5月6日起就一再答应实行监督，但是它什么也没有做，也不可能做，因为资本家和地主破坏了全部工作。失业日益严重，粮荒日渐逼近，货币不断贬值，彼舍霍诺夫在固定价格增加了一倍之后退出政府，又进一步加深了危机，并且再一次证明了政府的软弱无力。只有工人对生产和分配实行监督，才能摆脱这种状况。只有工人政府才能制服资本家，才能使全体劳动者英勇地支持政权的种种努力，才能建立秩序以及粮食和产品的正常交换。
　　16．由于资产阶级的诽谤，由于对妥协政策抱着幻想，贫苦农民对城市工人阶级的信任曾一度受到破坏，但是后来，特别是在7月5日以后，在农村中捕人，对劳动者进行种种迫害，再加上科尔尼洛夫叛乱，人民的眼睛擦亮了，这种信任又重新恢复了。人民不再相信同资本家的妥协，其标志之一就是：在实行并彻底贯彻这种妥协政策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这两大政党内，特别是在7月5日以后，对妥协不满和反对妥协的人愈来愈多了，在最近召开的社会革命党“党务会议”和孟什维克党代表大会上，反对派几乎占了²/₅（40％）。
　　17．整个事变进程、一切经济政治条件以及军队里的一切事件，愈来愈快地在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成功作好准备，而工人阶级一旦成功，就会给予和平、面包和自由，就会加速其他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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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73]《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决议草案》是为原定于1917年9月3日（16日）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准备的。但9月3日召开的不是中央全会，而是例会，会上没有讨论目前政治形势问题。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记录看，这个草案没有在中央委员会讨论过。——[142]。
　　[74]“野蛮师”是沙皇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组建的高加索土著骑兵师的绰号。该师由北高加索的山地居民组成，辖6个冠以民族名称的骑兵团以及若干附属单位，军官中既有当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封建主，也有俄罗斯人，主要是近卫军军官。二月革命后，该师由沙俄将军德·巴·巴格拉季昂任师长。拉·格·科尔尼洛夫将军于1917年8月举行反革命判乱时，利用这个师广大士兵缺乏政治觉悟，把它作为反革命的支柱。布尔什维克派遣山地民族代表前往该师进行工作，挫败了科尔尼洛夫的这一阴谋。——[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