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政论家札记（1917年9月1日〔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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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9月1日〔14日〕）HCL品论天涯网

1．祸根

　　提起《新生活报》的作家尼·苏汉诺夫，可能大家都会同意说，他不是一个很坏的而是一个很优秀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人物。他真诚地倾心于国际主义，这在最艰苦的时期，在沙皇反动势力和沙文主义猖獗的年代已得到证实。他很有学问，很想独立地研究一些重大的问题，他从社会革命党的思想转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长期过程，就证明了这一点。
　　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革命最紧要的关头，在革命的一些根本问题上，甚至这样的人也会用下面这种十分轻率的见解来款待读者：
　　这些话包含着关于革命最重要的一个问题的最轻率最惊人的谎言，正是这种谎言在各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当中最流行，革命多半是被它断送了的。
　　如果你思索一下上面那段话里所包含的那一套小资产阶级的幻想，那就一定会想到：《新生活报》的公民们决非偶然地同部长们，同那些入阁的社会党人，同策列铁里、斯柯别列夫之流，同政府成员即克伦斯基、科尔尼洛夫之流的同事坐在一起开“统一”代表大会[65]。这决不是偶然的。他们的确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基础，那就是不加批判地从庸人那里学来的对善良愿望采取荒唐的小市民式的轻信态度。原来苏汉诺夫的全部议论同那些真心诚意的孟什维克护国派的全部活动一样，都充满了这种轻信。而这种小资产阶级的轻信正是我国革命的祸根。
　　马克思主义要求，任何郑重的政策必须以经得起严格的客观检验的事实作为根据。苏汉诺夫大概会举双手赞成这个要求。现在我们就从这个要求来看看苏汉诺夫的上述论断。
　　这个论断是以什么事实作根据的呢？苏汉诺夫凭什么说政府“只有靠”苏维埃的“意志才能支持下去”，苏维埃可以“十分容易地”“收回它的一切权力”，不“难”改变临时政府的政策呢？
　　第一，苏汉诺夫所根据的可能是自己的一般印象，是苏维埃的“十分明显”的力量，克伦斯基的出席苏维埃，这个或那个部长彬彬有礼的言词，等等。这当然是十分糟糕的证据，更正确些说，这等于供认完全没有证据，完全缺乏客观事实。
　　第二，苏汉诺夫所根据的可能是工人、士兵和农民的绝大多数决议都坚决拥护和支持苏维埃这样一个客观事实。他说，这些决议表明了大多数人民的意志。
　　这种论断也和前一种一样，在庸人当中常常可以听到，但是毫无根据。
　　在历次革命中，大多数工人和农民的意志，无疑也就是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是拥护民主的。但是大多数的革命还是以民主的失败而告终。
　　马克思考虑到大多数革命特别是1848年革命（同我国现在的革命最相似）的这个经验，无情地嘲笑了那些想用决议、想抬出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来取得胜利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
　　我们的亲身经验更加清楚地证实了这一点。1906年春天，工人和农民的大多数决议无疑是拥护第一届杜马的。大多数人民无疑是拥护它的。但是，它还是被沙皇解散了，因为革命阶级奋起斗争（1906年春天的工人罢工和农民风潮）的力量不足以掀起一次新的革命。
　　好好考虑一下当前革命的经验吧！1917年3、4月间和7、8月间，大多数决议都是拥护苏维埃的，大多数人民都是拥护苏维埃的。但是，大家都看到、知道并且感觉到，革命在3、4月间前进了，而在7、8月间却后退了。这就是说，抬出大多数人民的意志解决不了革命的任何具体问题。
　　光抬出人民大多数来作证明，正是小资产阶级幻想的典型，正是不愿意承认在革命中应该战胜敌对阶级，应该推翻维护它们的国家政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光靠“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是不够的，还必须使愿意战斗并能够战斗的革命阶级具有力量，而且这种力量能够在决定性的关头和决定性的地方摧毁敌对的力量。
　　地主和资产阶级这些统治阶级力量虽小，但组织和武装都很好，而且很集中，他们能够把组织和武装都很差而且很分散的“大多数人民”的力量——击破，这种事情在革命中真不知有过多少次！
　　当革命使阶级斗争变得特别尖锐的时候，不研究阶级斗争的具体问题，只“泛泛地”谈论“人民的意志”，这只有最愚蠢的小资产者才做得出来。
　　第三，苏汉诺夫在上面那段话里还提出了一个“论据”，这个论据在庸人当中也是常常可以听到的。他说，“革命民主派的一切权力是自愿让出去的”。似乎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自愿”让出的东西就容易收回来……
　　这种论断一文不值。首先，收回自愿让出去的东西的前提是接受让步的人“自愿同意”。可见，要人家自愿同意才行。可是谁接受了“让步”呢？谁得到了“革命民主派”让出的“权力”呢？
　　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对于任何一个还有头脑的政治家说来都是基本的问题，却被苏汉诺夫完全回避了……“革命的〈请原谅我这样讲〉民主派”“自愿让出去”的东西实际上落到了谁的手里呢？这才是关键的所在，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苏汉诺夫同所有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以及所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样，回避的正是问题的这个实质。
　　其次，在儿童室里，“自愿让出去的东西”也许很容易收回。例如，卡佳自愿地把小皮球让给了玛莎，那么收回它也许是“十分容易的”。但是把这些概念搬到政治和阶级斗争上来，除了俄国的知识分子，没有几个人敢于这样做。
　　在政治上，自愿让出“权力”，这证明出让者非常软弱无力，非常萎靡不振，非常没有气节，非常懦弱无能。因此，一般说来，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谁自愿让出权力，谁就不仅“应该”被剥夺权力，而且“应该”被剥夺生存的权利。换句话说，自愿让出权力这件事本身就只能“证明”，接受这种自愿让出的权力的人，必然会连出让者的权利也加以剥夺。
　　既然“革命民主派”自愿把权力让出去，那它就不是革命的民主派，而是象小市民那样卑鄙的、胆怯的、没有摆脱奴才气的民主派；正是在作了这种让步之后，敌人就会把它驱散，或者干脆把它消灭，叫它“自愿”死亡，就象它“自愿”让出权力一样。
　　把政党的行动看成一时的冲动，就是根本拒绝研究政治。这两个大党，而且从有关选举的各种消息、报道和客观材料来看在人民中拥有多数的两个大党，竟“自愿地让出权力”，为什么有这样的行动，这应当加以说明。这样的行动不可能是偶然的，它不能不同人民中某个大阶级的一定的经济地位有关。这样的行动不能不同这两个党的发展历史有关。
　　在成千上万种类似的庸俗论调中，苏汉诺夫的论断之所以十分典型，就是因为他的论断实际上是以善良意志（“自愿”）这个概念为根据，而忽略了我们所提到的这两个政党的历史。苏汉诺夫根本不研究它们的历史，忘记了自愿让出权力其实是从2月28日开始的，当时苏维埃表示信任克伦斯基，赞同与临时政府达成“协议”。而5月6日的事件简直是大规模地让出权力了。总起来看，我们面前出现了一幕十分清楚的情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一下子就登上了斜坡，愈来愈快地滚了下去。7月3—5日以后，他们完全滚到泥坑里去了。
　　现在说什么让步是自愿的，可以“十分容易地”使两大政党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不难”促使它们采取同他们多年以来（革命好几个月以来）的方针相反的方针，“十分容易地”从泥坑里爬出来，沿着斜坡爬上去，——这些说法难道不是轻率到了极点吗？
　　最后，第四，苏汉诺夫为了替自己的意见辩护，可能会说，对苏维埃表示信任的工人和士兵有武装，所以“十分容易”收回自己的一切权力。但正是在这个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上，《新生活报》作者的庸俗论调显得特别糟糕。
　　为了尽可能说得更具体一些，现在把4月20—21日的事件同7月3—5日的事件比较一下。
　　4月20日，群众对政府的愤怒迸发出来了。武装的团队走上彼得格勒街头，要去逮捕政府成员。逮捕虽然没有进行，但政府清楚地看到它已经没有人可以依靠了。没有军队拥护它了。推翻这样的政府的确是“十分容易”的，因此政府向苏维埃提出最后通牒：或者是我走，或者是你们支持我。
　　7月4日，同样爆发了群众的愤怒。所有的政党都想抑制住群众的愤怒，但是这种愤怒仍然冲破了种种抑制迸发出来了。同样举行了反政府的武装示威，但是有很大的差别：头脑混乱的、脱离人民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领袖们在7月3日就已经同意资产阶级调卡列金的军队列彼得格勒来。这就是关键所在！
　　卡列金在莫斯科会议上以军人的坦率直言不讳地说：不是你们这些社会党人部长自己在7月3日叫“我们”来援助的吗！……没有一个人敢在莫斯科会议上反驳卡列金，因为他说的是实话。卡列金奚落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他们只好默不作声。哥萨克将军吐了他们一脸的口水，他们擦了擦说：“这是圣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