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信
(1917年8月30日〔9月12日〕)
事态迅速地发展着,有时简直是瞬息万变,所以这封信可能已经过时了。这封信我是在星期三,8月30日写的,你们最早要到星期五,9月2日才能收到。但我还是存着侥幸心理,我认为我有义务写这封信。
科尔尼洛夫叛乱是事态完全出人意外的(在这个时候、以这种形式,是出人意外的)、简直难以置信的急剧转变。
和任何一次急剧的转变一样,这次转变也要求修改和变更策略。而且和任何一次修改策略一样,这次修改也必须极其慎重,以免陷入无原则性的泥坑。
我深信,那些滚到护国主义立场上去的人(象沃洛达尔斯基)或堕落到同社会革命党人结盟、支持临时政府的人(象另外一些布尔什维克),都陷入了无原则性的泥坑。这是非常错误的,这是毫无原则的。只有政权转归无产阶级以后,媾和以后,撕毁秘密条约和割断同银行的联系以后,——只有在这以后,我们才能成为护国派。无论是占领里加,或是占领彼得格勒,都不能使我们成为护国派。(极盼将这封信交沃洛达尔斯基一阅。)在这以前,我们主张无产阶级革命,我们反对战争,我们不是护国派。
就是现在我们也不应该支持克伦斯基政府。支持这个政府就是无原则性。有人问:难道不打科尔尼洛夫了吗?当然要打!但这不是一回事;这里有一个界限;有些布尔什维克越出了这个界限,因而陷入了“妥协”的泥坑,卷入事变的急流而不能自拔。
我们跟克伦斯基的军队一样,要同而且正在同科尔尼洛夫作战,但是我们不支持克伦斯基,而要揭露他的软弱性。这是差别。这个差别相当微妙,但是非常重要,决不能把它忘记。
科尔尼洛夫叛乱以后我们策略上的改变究竟表现在哪里呢?
表现在我们改变了同克伦斯基斗争的方式。我们丝毫没有减弱对克伦斯基的敌视,我们决不收回我们说过的任何一句反对他的话,我们决不放弃推翻克伦斯基的任务,但我们说:应该考虑时机,现在我们不打算推翻克伦斯基,现在要用别的方法来同他斗争,这个方法就是向人民(同科尔尼洛夫斗争的人民)说明克伦斯基的软弱和动摇。我们过去也是这样做的,不过现在这一点已是主要的了,改变就在这里。
其次,改变还表现在: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向克伦斯基提出一种“局部要求”的鼓动,即要求逮捕米留可夫,武装彼得格勒工人,调喀琅旋塔得、维堡、赫尔辛福斯的军队到彼得格勒来,解散国家杜马,逮捕罗将柯,用法律规定地主土地转交农民,实行工人对粮食和工厂的监督,等等。这些要求我们不只是应该向克伦斯基提出,与其说应该向克伦斯基提出,还不如说应该向投入反科尔尼洛夫斗争的工兵农提出来。我们要带领工兵农向前进,鼓励他们去痛打那些拥护科尔尼洛夫的将军和军官,竭力促使他们立刻提出把土地转交给农民的要求,让他们认识到必须逮捕罗将柯和米留可夫,解散国家杜马,封闭《言语报》和其他资产阶级报纸,并对之进行侦查。特别应该推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向这方面走。
如果认为我们离开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更远了,那是不对的。不,我们是大大接近这个任务了,不过不是正面接近,而是从侧面接近。此刻与其说应该鼓动直接反对克伦斯基,不如说应该鼓动间接反对他,还是反对他,不过是间接反对,所谓间接,就是要求对科尔尼洛夫进行一场积极而又积极的、真正革命的战争。只有这个战争的发展才能使我们掌握政权,但鼓动时应该少说这些话(牢牢记住,明天事变就可能使我们掌握政权,那时我们决不放弃政权)。我认为应该在给鼓动员的信中(不是在报刊上)向全体鼓动员、宣传员以及一般党员说明这一点。应该无情地反对所谓保卫国家、组成革命民主派的统一战线、支持临时政府等等空话,对空话就是应当如此。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这种空话早被你们这些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先生说烂了。现在正是行动的时候了,应该以革命的方式进行反科尔尼洛夫的战争,应该带领群众,唤起群众,激发群众(克伦斯基却害怕群众,害怕人民)。在对德国人的战争中现在所需要的正是行动:立刻无条件地提议在明确的条件下媾和。如果做到了这一点,就可以或者迅速地获得和平,或者把战争变为革命战争,不然,所有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仍将是帝国主义的奴仆。
附言:写完这封信之后,看了6份《工人日报》[63],应该说,我们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我衷心欢迎这几篇写得出色的社论、报刊评论以及弗·米—亭和沃洛—基的文章。至于沃洛达尔斯基的演说,我看到了他给编辑部的信[64],这封信也“消除了”我对他的责难。再一次衷心地致敬和问好!
列宁 载于1920年11月7日《真理报》第25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119—121页 |
注释:
[63]《工人日报》(《Рабочий》)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机关报,1917年8月25日—9月2日(9月7—15日)在彼得格勒出版,以代替被临时政府封闭的《真理报》。该报共出了12号(包括号外)。——[117]。
[64]指刊登在1917年8月26日(9月8日)《工人日报》第2号上的弗·沃洛达尔斯基的信《致全体同志》。这封信指出,《新生活报》等报纸报道他在8月24日(9月6日)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关于前线形势的发言时说他讲了“护国是当前最重要的事情”这样一句话,是无中生有的捏造。沃洛达尔斯基写道,他在发言中阐述了布尔什维克党团关于德军突破里加战线问题的宣言的论点,而该宣言尖锐地谴责了临时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号召用革命方法摆脱帝国主义战争。——[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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