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论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1917年8月26日〔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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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8月26日〔9月8日〕）8DY品论天涯网

　　现在有许多人又对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发生兴趣了。报纸上热烈地讨论了会议的意义问题。这个问题同评价当代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它在对待帝国主义战争方面的基本原则，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我们必须较详细地来谈一谈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即布尔什维克，一开始就表示反对参加这次代表会议。而他们这样做是以原则性的理由为出发点的。谁都知道，世界各国的社会党人，不管他们是交战国的或中立国的，在对战争的态度问题上已经分裂成两大主要部分。一部分人站在本国政府、本国资产阶级方面。我们把他们叫作社会沙文主义者，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沙文主义者。凡是用“保卫祖国”这个概念来掩盖保卫“本国”统治阶级的掠夺利益的人，都叫作沙文主义者。在这场战争中，两大交战国联盟的资产阶级都在追求掠夺的目的：德国资产阶级为了掠夺比利时、塞尔维亚等等而战；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为了掠夺德国的殖民地等等而战；俄国资产阶级为了掠夺奥地利（利沃夫）、土耳其（亚美尼亚、君士坦丁堡）而战。
　　因此，凡是在这场战争中站在本国资产阶级立场上的社会党人，就不再是社会党人了；他们背叛了工人阶级，实际上已经转到资产阶级营垒里去了。他们成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欧美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特别是第二国际时代即1889—1914年的历史向我们表明，一部分社会党人，特别是大多数领袖和议员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并不是偶然的。在一切国家中，正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提供了社会沙文主义者的骨干。如果我们对社会沙文主义科学地进行考察，即不是抽出个别的人，而是从这整个国际思潮的发展及其社会联系的总和来考察，那么社会沙文主义就是达到了逻辑终端的机会主义。
　　各地的无产阶级群众在不同程度上清楚而敏锐地意识到社会沙文主义者背叛了社会主义，都痛恨和蔑视最著名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如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德国的谢德曼，法国的盖得和列诺得尔之流，英国的海德门，等等。
　　在战争期间，尽管资产阶级进行疯狂的迫害，堵住人们的嘴巴，可是在所有的国家里革命的国际主义派还是形成了。这一派始终忠于社会主义。他们没有向沙文主义屈服，也不容许用保卫祖国的谎言来掩盖沙文主义，而是彻底揭露这些言论的虚伪，揭露两大联盟的资产阶级为了掠夺的目的而进行的这场战争的全部罪恶。属于这一派的有：英国的马克林，他因为反对掠夺成性的英国资产阶级而被判处服一年半苦役；德国的卡尔·李卜克内西，他被德国帝国主义强盗判处服苦役，“罪名”是在德国号召革命，揭露战争从德国方面来说是掠夺战争。属于这一派的还有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他们因为有和马克林、卡尔·李卜克内西同样的“罪名”而受到俄国共和派和民主派帝国主义者的代理人的迫害。
　　这一派是唯一忠于社会主义的派别。只有这一派没有背叛在1912年11月世界各国社会党人一致签字的巴塞尔宣言[57]中表示自己信念的庄严声明，庄严诺言。这个宣言所说的恰恰不是一般战争（战争有各种各样），而正是1912年大家都清楚地看到的正在准备并在1914年爆发的战争，也就是德英两国及各自的盟国之间为争夺世界霸权而爆发的战争。面对这样的战争，巴塞尔宣言一个字也没有提到社会党人有“保卫祖国”（也就是为自己参加战争辩护）的义务和权利，而是极其肯定地指出，这样的战争一定会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背叛从以下事实看得特别明显：现在他们所有的人都胆怯地躲开巴塞尔宣言中谈到目前这次战争同无产阶级革命的联系的地方，就象小偷躲开他偷过东西的地方一样。
　　显然，始终忠于巴塞尔宣言、用宣传和准备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动来“回答”战争的社会党人和那些用支持“本国”资产阶级的行动来回答战争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显然，想“调和”或“统一”这两派的尝试是多么软弱无力，多么幼稚和虚伪。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第三个派别即所谓的“中派”或“考茨基派”（因“中派”最著名的代表卡尔·考茨基而得名）正是在进行这种非常可怜的尝试。在整整三年战争期间这个派别在各国都暴露出自己毫无思想性和软弱无力。例如在德国，事态的发展迫使考茨基派同德国的普列汉诺夫之流分裂而另外建立所谓“独立社会民主党”[58]，但是这个党还是不敢作出必要的结论，还是鼓吹在国际范围内同社会沙文主义者“统一”，继续欺骗工人群众，要他们寄希望于在德国恢复这种统一，并且阻挠唯一正确的无产阶级策略的贯彻，即阻挠同“本国”政府进行革命斗争，这种斗争在战时也要进行，斗争形式可以而且应当改变，但斗争决不能延缓推迟。
　　这就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对于这种情况没有明确的估计，对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各个派别没有原则性的看法，那就无法着手讨论象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这样的实际问题。然而只有布尔什维克党在1917年4月24—29日代表会议通过的、8月经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批准的详尽决议中，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各个派别作了原则性的评价。忘记这种原则性的评价，回避这种评价来谈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那就是站在毫无原则的立场上。
　　这种无原则性盛行于一切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即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中间。8月10日《新生活报》上的一篇文章可算是这种无原则性的典范。这篇文章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它在这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极左翼的报纸上集中了关于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的最流行的错误、偏见和无思想性。
　　这种议论是无原则性的典范。事实上，怎么能从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问题给英国的“举国一致”造成深刻裂痕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中得出结论说，我们应该弥合而不应该加深这个裂痕呢？原则性的问题是而且只能是：同护国派（社会沙文主义者）决裂还是同他们妥协。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是多次妥协尝试中的一次。会议没有开成。它之所以没有开成，是因为英法帝国主义者不同意现在进行和平谈判，而德帝国主义者则同意。英国工人较清楚地感觉到英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是在欺骗他们。
　　试问，应当怎样来利用这一点呢？我们是革命的国际主义者，我们说：应当利用这一点来加深无产阶级群众同本国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分裂，以便达到彻底的决裂，排除在群众反对本国政府、本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发展中的一切障碍。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就能而且也只有我们才能加深裂痕，导致完全决裂。
　　而那些到斯德哥尔摩去的人，或者确切些说，向群众鼓吹有必要到那里去的人，在实际生活已经“屏弃了”他们这种打算的今天，实际上究竟要干什么呢？不过是要弥合裂痕，因为众所周知，召集和支持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的是拥护本国政府的人们，即内阁派切尔诺夫和策列铁里之流，斯陶宁格、布兰亭和特鲁尔斯特拉之流，更不必说谢德曼之流了。
　　这就是“一目了然”的事情，这就是《新生活报》的机会主义者忘掉的或有意掩盖的事情，他们完全无原则地发表议论，对社会沙文主义这种思潮却不作总的评价。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是帝国主义者政府的部长们的座谈会。这一事实不管《新生活报》怎样竭力回避，也是回避不了的。号召工人参加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号召他们等待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号召他们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上，这就等于向群众说：你们能够而且应当从小资产阶级政党和帝国主义者政府内拥护这种政府的部长们的妥协中期待美好的东西。
　　《新生活报》正是在进行这种极端无原则的极端有害的宣传，但它自己竟毫无觉察。
　　《新生活报》看到英法两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他们的政府发生冲突，就忘记了切尔诺夫、斯柯别列夫、策列铁里、阿夫克森齐耶夫、布兰亭、斯陶宁格、谢德曼之流也都同样是拥护本国政府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这难道不是无原则性吗？
　　《新生活报》不是向工人说：你们看，英法帝国主义者甚至不允许本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去同德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谈判，——这就是说，从英法方面来说战争也是掠夺性的战争；这就是说，除了同一切政府、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彻底决裂以外没有别的出路——《新生活报》不是向工人这样说，而是用幻想来安慰工人。
　　唯一可以证明这段完全骗人的话真实可信的是，“斗争”二字用了黑体。不用说，这是一个多么好的证明！
　　经过三年战争以后，还在用最空洞的诺言来哄骗工人：“人们准备在斯德哥尔摩”抛弃举国一致……
　　谁准备这样做呢？是谢德曼、切尔诺夫、斯柯别列夫、阿夫克森齐耶夫、策列铁里、斯陶宁格、布兰亭之流，也就是那些几年来或几个月来一直推行举国一致政策的人（和政党）。不管《新生活报》怎样真诚地相信这种奇迹，不管它怎样诚心诚意地相信这种事情是可能的，我们还必须说，《新生活报》是在工人中散布弥天大谎。
　　《新生活报》是在欺骗工人，要工人信任社会沙文主义者。照它说来，虽然社会沙文主义者一向参加内阁并推行举国一致的政策，但是他们不久就要在斯德哥尔摩进行磋商，取得谅解，达成协议而不会再这样做了。他们将开始为和平而斗争，他们将拒绝表决军事拨款，等等，等等……
　　这一切都是彻头彻尾的欺骗。这一切都是对工人的反动的宽慰和安抚，都是想使工人信任社会沙文主义者。但是那些“为和平而斗争”不是停留在口头上，不是为了欺骗自己，也不是为了欺骗工人的社会党人，并没有等待任何国际会议，早就开始了这种斗争，而且正象英国的马克林、德国的卡尔·李卜克内西、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那样，是从抛弃举国一致做起的。
　　《新生活报》写道：“我们完全理解布尔什维克对于列诺得尔之流和谢德曼之流的合理的和正当的怀疑，但是《工人和士兵报》的政论家们却教条主义地只愿见树木而不愿见森林，他们没有注意到列诺得尔和谢德曼所依靠的群众的情绪在转变。”先生们，问题不在于怀疑，——掩盖无原则性、又表现无原则性的知识分子的怀疑情绪倒是你们的主导情绪。我们对于列诺得尔和谢德曼之流并不怀疑，我们是他们的敌人。这是“两种大不相同的情况”。我们已经同他们决裂，并且号召群众同他们决裂。正是我们而且只有我们既“注意到”群众情绪的转变，又“注意到”比情绪及其转变更重要得多、深刻得多的东西，即群众的基本利益，以及这种利益同列诺得尔和谢德曼之流所代表的社会沙文主义政策不可调和。《新生活报》的先生们和俄国帝国主义者政府的部长们一道在斯德哥尔摩恰恰会碰到谢德曼分子和列诺得尔分子（因为斯陶宁格和特鲁尔斯特拉同列诺得尔分子并没有什么重大的区别，至于阿夫克森齐耶夫和斯柯别列夫，那更不必说了）。我们不去看这场由几方社会沙文主义者在社会沙文主义者圈子里演出的斯德哥尔摩滑稽剧，正是为了使群众睁开眼睛，为了表达他们的利益，为了号召他们革命，为了利用他们情绪上的转变去进行原则性的斗争，同社会沙文主义完全决裂，而不是无原则地迁就这种情绪。
　　说我们对代表会议的态度同普列汉诺夫之流一致，这话不对！这显然是无稽之谈。我们不愿意同一部分社会沙文主义者一道去参加不彻底的代表会议，这一点我们同普列汉诺夫之流是一致的。但是我们对代表会议的态度无论在原则上或在实践上都和普列汉诺夫之流完全不同。而你们这些自命为国际主义者的人，才真正同谢德曼、斯陶宁格和布兰亭分子一道去参加代表会议，你们才真正去同他们妥协。这是事实。你们把团结社会沙文主义者这一渺小的、可怜的、带有极大阴谋性的、依赖两大联盟之一的帝国主义者的事业叫作“团结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事业”。这是事实。
　　你们这些假国际主义者要是不说一大堆谎话，散播一些幻想，把社会沙文主义者打扮一番，使群众产生一种希望，似乎斯陶宁格和布兰亭之流、斯柯别列夫和阿夫克森齐耶夫之流真能抛弃“举国一致”，那你们就无法向群众鼓吹参加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很有可能，就是鼓吹一番，事情到此为止，因为代表会议是开不成的，但是这种鼓吹的思想意义还会存在）。
　　然而，我们布尔什维克在反对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的宣传中却向群众说明全部真相，继续揭穿社会沙文主义者，揭穿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妥协的政策，并引导群众同他们完全决裂。如果事情是这样：德帝国主义认为目前参加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对自己有利，因而派它的代理人谢德曼之流到那里去，而英帝国主义认为目前这个时机对自己不利，甚至不愿意现在谈和平，那么我们就揭露英帝国主义，并利用英帝国主义和英国无产阶级群众之间的冲突来提高英国无产阶级群众的觉悟，加强国际主义的宣传，向他们说明必须同社会沙文主义完全决裂。
　　《新生活报》的假国际主义者的所作所为正象知识分子气十足的印象主义者，即毫无主见，容易受一时情绪的影响而忘记国际主义的基本原则。《新生活报》的那些人是这样来推论的：既然英帝国主义反对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那就是说我们必须赞成。也就是说，代表会议已经具有了以前所没有的意义。
　　这样来推论，实际上就是陷入无原则的泥坑，因为德帝国主义者现在赞成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是为了自己的贪得无厌的帝国主义的掠夺利益。既然这些“国际主义者”不敢直率地承认这一无可争辩的显而易见的事实，既然他们不得不回避这一事实，那么他们的“国际主义”究竟有什么价值呢？先生们，假如你们和谢德曼、斯陶宁格之流一道去参加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那么你们究竟有什么保证能使自己在实际上不变成德帝国主义秘密外交家手中的玩物和工具呢？你们不可能有这种保证。这种保证是不存在的。如果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毕竟开成了（这种可能性很小），那也不过是德帝国主义者的一种试探，看能不能以某种方式交换兼并的土地。这就是谢德曼和斯柯别列夫之流的娓娓动听的演说的真正的现实意义。如果这次会议开不成，那么你们对群众的鼓吹也有现实意义，它会使群众对社会沙文主义者，对他们不久大概可能“改邪归正”抱幻想。
　　在这两种情况下，你们尽管想做一个国际主义者，但实际上却成了某一联盟或两个联盟的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帮凶。
　　而我们却估计到政治的一切变化和细节，我们始终是彻底的国际主义者，我们鼓吹工人的兄弟般的联合，鼓吹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决裂，鼓吹为无产阶级革命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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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57]巴塞尔宣言即1912年11月24—25日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国际社会党非常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国际局势和反对战争的统一行动宣言》。宣言谴责了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备战活动，揭露了即将到来的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号召各国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宣言写进了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决议中列宁提出的基本论点：帝国主义战争一旦爆发，社会党人就应该利用战争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96]。
　　[58]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是中派政党，1917年4月在哥达成立。代表人物是卡·考茨基、胡·哈阿兹、鲁·希法亭·格·累德堡等。基本核心是中派组织“工作小组”。该党以中派言词作掩护，宣传同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团结”，放弃阶级斗争。1917年4月—1918年底，斯巴达克派曾参加该党，但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继续进行秘密工作，并帮助工人党员摆脱中派领袖的影响。1920年10月，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该党哈雷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分裂，很大一部分党员于1920年12月同德国共产党合并。右派分子单独成立了一个党，仍称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存在到1922年。——[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