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拿巴主义的开始
(1917年7月29日〔8月11日〕)
现在,当克伦斯基、涅克拉索夫、阿夫克森齐耶夫之流的内阁[39]组成以后,马克思主义者可能犯的最大的最致命的错误就是把空谈当作事实,把虚假的表面现象当作实质或某种重要的东西。
让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去干这种事情吧,他们真的已经在扮演波拿巴主义者克伦斯基身旁的小丑了。克伦斯基显然是在立宪民主党人的授意下,同涅克拉索夫、捷列先科和萨文柯夫组成了某种类似秘密督政府的东西,只字不提立宪会议和7月8日宣言[40],在告人民书中宣扬各阶级的神圣统一,根据谁也不知道的条件同最蛮横地提出最后通牒的科尔尼洛夫缔结协定,继续实行丑恶的令人痛恨的逮捕政策;而切尔诺夫、阿夫克森齐耶夫和策列铁里之流却在高谈阔论,装腔作势,——难道这不是小丑行为吗?
切尔诺夫在这种时候来传唤米留可夫去仲裁法庭;阿夫克森齐耶夫宣扬狭隘的阶级观点不适用;策列铁里和唐恩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一些毫无内容通篇空话的决议,令人想起立宪民主党人的第一届杜马在沙皇政府面前软弱无力的悲惨时刻,——难道这不是小丑行为吗?
立宪民主党人在1906年玷污了俄国第一届国民代表会议,使它在日益加强的沙皇反革命面前变成了可怜的清谈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也是一样,在1917年玷污了苏维埃,使它在日益加强的波拿巴主义反革命面前变成了可怜的清谈馆。
克伦斯基内阁无疑是波拿巴主义已迈出头几步的内阁。
在我们面前呈现出波拿巴主义的基本历史特征,那就是:以军阀(军队中的坏分子)为后盾的国家政权在大致势均力敌的两个敌对阶级和敌对力量之间看风使舵。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已经尖锐到了极点:无论是在4月20—21日还是在7月3—5日,内战都有一触即发之势。难道这种社会经济条件不是产生波拿巴主义的典型土壤吗?要知道,除了这个条件外,还有同这个条件十分相近的其他条件;资产阶级对苏维埃火冒三丈,但是还没有力量立刻解散苏维埃,而被策列铁里先生、切尔诺夫先生之流玷污了的苏维埃已经没有力量对资产阶级进行有力的抵抗了。
地主和农民也处在内战的前夜:农民要求土地和自由,只有善于向各阶级许下最无耻的诺言而一个也不予兑现的波拿巴主义政府才能够——如果能够的话——制止他们。
除此以外,再加上冒险进攻引起军事失败,而拯救祖国的言论(用来掩饰拯救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纲领的愿望)又特别流行,这样,你们就会看到产生波拿巴主义的社会政治环境的一幅最完整的图画。
我们不会被空谈所欺骗。我们不会因为看到波拿巴主义才迈出头几步而掉以轻心。正是对头几步就应该善于及时识破,使自己不致陷入愚蠢庸人的可笑境地:尽管是他自己帮助波拿巴主义迈出了第一步,却对它的第二步表示惊诧。
现在如果还抱着立宪幻想,譬如说,认为现在的内阁也许比以前各届内阁都左(见《消息报》[41]),或者认为苏维埃的善意批评能够纠正政府的错误,或者认为任意捕人和查封报纸只是个别事件,应该相信这种事件不会再发生,或者认为扎鲁德内是一位正直的人,在共和制的民主的俄国会出现公正的法庭,任何人都应该出庭,等等,——这一切都不过是愚蠢的庸人之见罢了。
这种庸人的立宪幻想是很愚蠢的,这太明显了,不值得专门加以驳斥。
但是,同资产阶级反革命进行斗争要求我们冷静,要求我们善于看出和说出真实情况。
波拿巴主义在俄国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一个资本主义比较发达、革命无产阶级已经诞生的小资产阶级国家中阶级斗争发展的自然产物。4月20—21日、5月6日、6月9—10日、6月18—19日、7月3—5日这些历史阶段,都是清楚表明波拿巴主义如何形成的标志。认为民主环境可以排除波拿巴主义,那是极端错误的。正好相反,波拿巴主义正是在这种环境中(法国的历史两次证实了这一点)、在一定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关系下生长起来的。
但是承认波拿巴主义不可避免,决不等于忘记了它的必然破产。
如果我们只是说俄国的反革命取得了暂时的胜利,那是敷衍塞责。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波拿巴主义如何产生,大胆正视现实,告诉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波拿巴主义开始抬头已经成为事实,那我们就是在广泛的政治范围内开始进行一场严肃而顽强的打倒波拿巴主义的斗争,一场以深刻的阶级利益为依据的斗争。
1917年的俄国波拿巴主义同1799年和1849年法国波拿巴主义开始的情况比起来,有很多条件是不同的,例如,我国革命的根本任务一个都没有得到解决。为解决土地问题和民族问题而进行的斗争,现在才开始激烈起来。
克伦斯基和把他当作小卒任意摆布的反革命立宪民主党人,无论是如期召开立宪会议,或者推迟会期,都不能不使革命更加深入。拖延帝国主义战争而造成的大灾难,正以较前大为迅速猛烈之势继续向我们逼近。
俄国无产阶级先进队伍能够应付我国6月和7月事变而避免大规模的流血牺牲。无产阶级政党完全有可能选择一种策略、一种或多种组织形式,使波拿巴主义者的突然的(似乎是突然的)迫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终止无产阶级政党的存在,都不能制止它继续不断地向人民说出自己要说的话。
党要明确地大声地向人民说出全部真相:我们正处在波拿巴主义开始抬头的时刻;克伦斯基、阿夫克森齐耶夫之流的“新”政府只是用来掩饰反革命立宪民主党人和掌握政权的军人集团的幌子;不彻底消灭反革命势力,人民就得不到和平,农民就得不到土地,工人就得不到八小时工作制,挨饿的人就得不到面包。党要把这些都说出来,而局势发展的每一步都会证实党是正确的。
俄国非常迅速地度过了大多数人民轻信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这些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整个时代。现在,大多数劳动群众已经由于这种轻信而开始受到残酷的惩罚。
一切迹象都表明,局势正以最快的速度继续发展,全国正在接近另一个时代,即大多数劳动者不得不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革命无产阶级的时代。革命无产阶级将夺取政权,开始社会主义革命,不顾一切困难和发展中可能出现的曲折,把一切先进国家的无产者引向社会主义革命,战胜战争和资本主义。
载于1917年7月29日(8月11日)《工人和士兵报》第6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48—52页 |
注释:
[39]指俄国第二届联合临时政府。
俄国第二届联合临时政府是在三个立宪民主党人部长和临时政府总理格·叶·李沃夫相继辞职以后,于1917年7月24日(8月6日)组成的。在此以前,亚·费·克伦斯基已被任命力总理兼陆海军部长,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把持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克伦斯基政府是“拯救革命的政府”,承认它有无限权力。
第二届联合临时政府实际上由立宪民主党人掌握,其成员是:总理兼陆海军部长克伦斯基(社会革命党人)、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尼·维·涅克拉索夫(激进民主党人,原属立宪民主党)、内务部长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社会革命党人)、外交部长米·伊·捷列先科(无党派人士)、司法部长亚·谢·扎鲁德内(人民社会党人)、教育部长谢·费·奥登堡(立宪民主党人)、工商业部长谢·尼·普罗柯波维奇(“无派别社会民主党人”)、农业部长维·米·切尔诺夫(社会革命党人)、邮电部长A.M.尼基京(孟什维克)、劳动部长马·伊·斯柯别列夫(孟什维克)、粮食部长阿·瓦·彼舍霍诺夫(人民社会党人)、国家救济部长伊·尼·叶弗列莫夫(激进民主党人)、交通部长п.п.尤列涅夫(立宪民主党人)、正教院总监安·弗·卡尔塔舍夫(立宪民主党人)、国家监察长费·费·科科什金(立宪民主党人)。
7月25日(8月7日),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通过决议,要求给予新成立的联合政府以最积极的支持。——[45]。
[40]指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七月事变后于1917年7月8日(21日)发表的宣言。为了安抚群众,临时政府在宣言里提出了一系列诺言,包括在9月17日(30日)如期进行立宪会议选举,尽快在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选举的基础上实行城市和地方自治,取消等级制度,采取必要措施制止经济破坏,制订关于八小时工作制、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险的法律以及草拟供立宪会议审议的土地改革法案。这些诺言一项也没有兑现。——[45]。
[41]《彼得格勤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Известия Петроградского Совета Рабочих и Солдатских Депутатов》)于1917年2月28日(3月13日)在彼得格勒创刊,最初称《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从3月2日(15日)第3号起成为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机关报。编辑部成员起初有:波·瓦·阿维洛夫、弗·亚·巴扎罗夫、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约·彼·戈尔登贝格和格·弗·策彼罗维奇。由于编辑部内部意见分歧,阿维洛夫、邦契-布鲁耶维奇和策彼罗维奇于4月12日(25日)退出了编辑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费·伊·唐恩、弗·萨·沃伊京斯基、A.A.郭茨、伊·瓦·切尔内绍夫随后进入编辑部。在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后,该报成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机关报,从1917年8月1日(14日)第132号起,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的名称出版。决定该报政治方向的是当时在执行委员会中占多数的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联盟的代表人物。
十月革命后,该报由布尔什维克领导。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即从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起,该报更换了编辑部成员,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正式机关报。1918年3月该报迁至莫斯科出版。从1923年7月14日起,成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机关报。从1938年1月26日起,改称《苏联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消息报》。——[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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