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复[27]
（1917年7月26日和27日〔8月8日和9日〕）
一
7月22日的报纸登载了“由彼得格勒高等法院检察官发出的”关于审理7月3—5日事件并以叛国和组织武装暴动的罪名传讯我和其他几位布尔什维克出庭受审的通告。
政府被迫公布这个通告，是因为这桩卑鄙无耻的案子，这桩显然（在任何一个有知识的人看来显然）是为了实现反革命立宪民主党的宿愿和要求而在诽谤者阿列克辛斯基参与下假造出来的案子，闹得太不象样了。
但是，策列铁里之流的政府公布这个通告必然使自己加倍出丑，因为造假案的拙劣手法现在看得尤其清楚了。
我因病在6月29日（星期四）离开彼得格勒，7月4日（星期二）早晨才回来。[28]当然，对于我党中央以及全党所采取的一切步骤和措施，我承担全部的绝对的责任。我所以必须指出我曾离开过彼得格勒，是为了说明我并不了解某些细节，说明我为什么主要是援引报上发表的文件。
显然，正是这类文件，尤其是登在敌视布尔什维克的报纸上的文件，检察官首先应当仔细收集，汇总起来加以分析。但是执行“社会党人”部长策列铁里的政策的“共和派”检察官恰恰不愿意履行他这个最基本的职责！
7月4日以后不久，部长的报纸《人民事业报》承认下列事实：7月2日布尔什维克在精选团发表演说宣传反对发起行动。
试问检察官有没有权利不提这个文件呢？试问他有没有理由撇开这种证人的证词呢？
这篇证词确认了一件头等重要的事实：运动是自发地展开的，布尔什维克不是竭力加速而是竭力延缓这一行动。
其次，该报还刊载了一个更加重要的文件，即我党中央签署的在7月3日夜里拟定的号召书。这篇号召书是在运动已经越出界限以后（虽然我们竭力制止这次运动，或更确切些说，竭力调节这次运动），是在行动已经成为事实以后拟定和付印的。
策列铁里的检察官的极端卑鄙和绝无信义就在于他回避这一问题：行动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是在哪一天，几点钟，在布尔什维克的号召书发表以前还是以后。
就是这篇号召书谈到必须使运动具有和平的和有组织的性质！
在3日夜里，即在有决定性意义的那一天前夜，我们的组织发表了主张采取“和平的和有组织的行动”的号召书[29]。指控这样的组织“组织武装暴动”，难道能够设想还有比这更可笑的吗？还有一个问题：“社会党人”部长策列铁里的那位“共和派”检察官绝口不提这篇号召书，他同德雷福斯案件或贝利斯案件[30]的检察官又有什么区别呢？
其次，我们党中央在4日夜里拟定了停止示威游行的号召书，并在《真理报》刊载了这个号召书（就在那天夜里《真理报》报馆被一支反革命部队捣毁了）[31]，检察官对于这件事情也一字不提。
还有，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向7月4日到塔夫利达宫来的工人和士兵们发表几次讲话，号召他们解散，因为他们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意志，检察官对于这件事情也一字不提。
成千上万的人听了这些讲话。请每一个不愿使自己的国家因有人制造“贝利斯案件”而受到耻辱的正直的公民，都来设法让听到这些讲话的人，不管他属于哪个政党，向检察官提出书面声明（自己留下副本），说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在讲话中有没有号召解散。一个正派的检察官本来自己会吁请人民这样做的。但是，在克伦斯基、叶弗列莫夫、策列铁里之流的内阁里怎么可能有正派的检察官呢？现在不是应该由俄国公民自己来设法防止“贝利斯案件”在本国发生吗？
顺便再谈一点。我本人因病仅仅7月4日在克舍辛斯卡娅公馆的阳台上讲过一次话。检察官提到了这次讲话，并试图叙述它的内容，但是，他不仅没有指出证人，而且也一字不提报刊上所提供的证词！虽然我根本不可能有各报整套的报纸，我还是在报上看到了两篇证词：（1）在布尔什维克的《无产阶级事业报》[32]（喀琅施塔得）上；（2）在孟什维克部长的《工人报》上。为什么不用这些文件和公开的调查来核实我那次讲话的内容呢？
那次讲话的内容如下：（1）表示歉意，因我有病只能讲几句话；（2）代表彼得格勒工人向革命的喀琅施塔得人致敬；（3）深信我们“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应该胜利而且必定胜利，不管历史道路多么曲折；（4）号召大家要“坚定，沉着，保持警惕”。
我谈这些细节，为的是不把这微末的然而是真正确实的材料忽略过去，而检察官却是如此草率、如此漫不经心地提到（勉强提到）这一材料。
当然，主要的不是细节，而是7月4日的总的情况和总的意义。关于这个问题，检察官连思考一下的能力也根本没有。
首先，报上有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极宝贵的证词，是由布尔什维主义的凶恶敌人、部长的《工人报》的一名破口大骂和恶毒诅咒我们的记者提供的。这位记者在7月4日以后不久发表了他亲身的见闻。他确切查明的事实归结起来，就是他的见闻和经历分为截然不同的两部分，他把前后两部分作了对比，说后来事情发生了对他“有利的转变”。
作者经历的前一部分是说他试图在愤怒的人群中为部长们辩解。他受到了侮辱和暴力的袭击，最后还被扣留起来。他听到一些激动到极点的呼声和口号，其中他记得特别清楚的是：“揍死克伦斯基”（因为他发动了进攻，“让4万人送了命”等等）。
作者经历的后一部分，也就是对他来说事情发生了所谓“有利的”转变的那部分，是从愤怒的人群把他带到克舍辛斯卡娅公馆“受审”开始的。在那里人们立即把他释放了。
作者没完没了地谩骂布尔什维克，其借口无非就是这些事实。一个政敌谩骂我们是很自然的事情，况且这个政敌是孟什维克，他感觉到受资本和帝国主义战争压迫的群众已经不同他站在一起，而是在反对他了。但是，谩骂改变不了事实，这些事实即使照布尔什维克最疯狂的敌人所叙述的那样，也说明和证明激动的群众甚至提出了“揍死克伦斯基”的口号，而布尔什维克组织却只是一般地向运动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证明只有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在群众中享有道义上的威信，才能劝导群众放弃使用暴力。
事实就是这样。让自觉的和不自觉的资产阶级奴仆们因这些事实而叫嚣和谩骂，指责布尔什维克“放纵自发势力”等等吧！作为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代表，我们要说，在被压迫群众因物价高涨，因“社会党人”部长们的无所作为和叛变行为，因帝国主义战争及战争的拖延而表示万分正当和合理的愤怒时，我们党无论过去或将来都始终同他们站在一起。我们党履行了自己义不容辞的义务，在7月4日那天和义愤填膺的群众走在一起，竭力使他们的运动，使他们的行动具有和平的和有组织的性质。因为在7月4日还有可能使政权和平地转归苏维埃，还有可能使俄国革命和平地向前发展。
谁也不否认，7月4日出现在彼得格勒街头的武装士兵和水兵大多数是站在我们党方面的。由此可以看出检察官所说的“组织武装暴动”的神话愚蠢到什么程度了。当时我们党完全有可能着手撤换和逮捕几百个官员，占领几十座国家和政府的大厦和机关等等。但是这类事情并没有发生。只有那些糊涂到不断重复反革命立宪民主党人所散布的种种神话的人才看不出，一口咬定7月3日或4日有人“组织武装暴动”，是多么荒唐可笑。
如果侦查还有一点象侦查的话，那首先应当提出的问题是谁先开枪，其次还要提出的问题是双方究竟死伤多少人，每一起死伤事件发生的情况如何。如果侦查还有一点象侦查的话（而不象唐恩、阿列克辛斯基之流的机关刊物上发表的闹意气的文章），那么侦查人员的责任就是就这些问题公开传讯证人，并且立即公布传讯记录。
当英国还是一个自由国家的时候，英国的侦查委员会总是这样做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在最初，即还没有因害怕立宪民主党人而完全不问自己良心的时候，也觉得这样做或大致这样做是自己的义务。大家知道，那时候执行委员会曾在报刊上答应每天两次发布它的侦查委员会的工作通报。大家也知道，执行委员会（即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欺骗了人民，许下这个诺言却并没有履行。但是这个诺言已留在历史上，它表明我们的敌人也承认每一个稍微正直一点的侦查人员应当怎样做。
在切齿痛恨布尔什维主义的资产阶级报纸中，7月4日的《交易所小报》[33]晚刊是最先报道当天枪杀消息的报纸之一，指出这一点无论如何是有好处的。从这家报纸的报道中正可以看出：并不是示威游行者先开枪，最初开的枪是对着示威游行者的！！自然，“社会党人”内阁的“共和派”检察官认为还是不提《交易所小报》的这篇证词为好！！但是这家无疑是敌视布尔什维主义的《交易所小报》的证词，同我们党对事件总情况的看法完全一致。如果这次事件是武装暴动，那么暴动者当然不会向举行反示威的人开枪，而会去包围某些兵营、某些建筑，歼灭某些军队，等等。相反，如果这次事件只是反政府的示威游行和保政府的反示威游行，那么反革命分子首先开枪是十分自然的事情，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痛恨广大的示威群众，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抱着挑衅的目的，而示威游行者开枪还击也就很自然了。
死亡者名单虽然难免有遗漏，但终究在几家报纸上（记得是在《言语报》和《人民事业报》上）刊登出来了。侦查的直接的和首要的任务就是核对、补充和正式公布这些名单。不这样做，就等于隐瞒反革命分子首先开枪的证据。
实际上，只要粗略看一下已经登出来的名单，就可以知道，两个主要的十分明显的集团即哥萨克和水兵的死亡人数几乎相等。假如1万名武装水兵7月4日到彼得格勒同工人和士兵，特别是同拥有很多机枪的机枪手们汇合，目的是武装暴动，那么试问，情况会不会这样呢？
显然，假如是那样，哥萨克和其他反对暴动者方面的死亡人数就会多十来倍，因为谁也不否认，7月4日在彼得格勒街头的武装者中布尔什维克占很大的优势。关于这一点，报上刊登了许多由反对我们党的人提供的证词，稍微公正一点的侦查无疑会收集和公布所有这些证词的。
既然双方死亡的人数几乎相等，这就表明正是反革命分子对示威游行者首先开枪的，而示威游行者只是还击而已。否则，死亡的人数是不可能相等的。
最后，在已发表的消息中有一点极为重要：枪杀哥萨克的事发生在7月4日，即示威游行者和反示威游行者公开互相射击的时候。这种互相射击的事情即使不在革命时期，当人民相当激动的时候也时常发生，例如在罗马语系各国（特别是在南方）这类事情就并不罕见。而布尔什维克被枪杀的事情在7月4日以后还在发生，那时根本不存在激动的示威游行者和反示威游行者的接触，因此那时武装的人枪杀手无寸铁的人简直就是屠杀。7月6日布尔什维克沃伊诺夫在什帕列尔街上就是这样被杀害的。
如果连报上已经发表的关于双方死亡的人数、关于每一起死亡事件的时间和情况的材料也不全部收集，那又叫什么侦查呢？这不是侦查，而是对侦查的嘲弄。
显然，不能期望这种性质的“侦查”会历史地评价7月4日的事件。但是每一个愿意用审慎的态度看待政治问题的人都必须对此作出评价。
谁想历史地评价7月3日和4日的事件，谁就不能闭眼不看这次运动与4月20日和21日的运动完全相同的地方。
在这两次运动中，群众的愤怒都是自发地爆发出来的。
在这两次运动中，都是武装的群众走上街头。
在这两次运动中，都发生了示威游行者和反示威游行者的互相射击，双方都有一定数量的（几乎相等的）伤亡。
在这两次运动中，革命群众同反革命分子即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都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有妥协倾向的中间分子暂时退出战场。
在这两次运动中，特殊形式（特殊性如上所述）的反政府示威游行都是同深刻而长久的政权危机有关的。
两次运动的差别在于后来的一次比前一次剧烈得多，在于4月20—21日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还保持中立，从此以后就陷入依附反革命立宪民主党人的境地（通过联合内阁和进攻政策），因此在7月3日和4日就站在反革命方面了。
反革命的立宪民主党在4月20—21日以后还在无耻地撒谎，叫嚷“列宁分子在涅瓦大街开枪了”，并且装模作样地要求侦查。立宪民主党人及其同伙当时在政府中占多数，因此侦查工作也就完全操纵在他们手里。他们开始了这个工作，但是又扔下了，什么也没有公布。
为什么？显然因为事实怎么也证明不了立宪民主党人想证明的东西。换句话说，事实“扑灭了”4月20—21日事件的侦查，因为事实证明首先开枪的是反革命分子，是立宪民主党人及其同伙。这是很明显的。
7月3—4日的事件看来也是这样，因此检察官先生的捏造才这样粗糙和拙劣，他为了讨好策列铁里之流，竟嘲弄稍微公正的侦查所应遵循的一切规则。
7月3日和4日的运动是用游行的方式促使苏维埃掌握政权的最后一次尝试。从那时起，苏维埃，也就是在苏维埃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实际上把政权交给了反革命，他们把反革命军队调到彼得格勒来，解除革命部队和工人的武装，解散革命部队和工人组织，赞许和容忍对布尔什维克专横跋扈和使用暴力，以及在前线实行死刑等等。
现在军权以及国家政权，实际上已经落到以立宪民主党人为代表并得到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支持的反革命手里。现在俄国革命的和平发展已经不可能了，历史这样提出了问题：或者是反革命完全胜利，或者是发动一次新的革命。
二
指控我们进行间谍活动，私通德国，这已经是地道的贝利斯案件的重演。这一点只需要很简短地谈一谈。在这里，“侦查”只不过是重复臭名昭彰的诽谤者阿列克辛斯基的诽谤言论，非常拙劣地捏造一些事实。
说1914年我和季诺维也夫在奥地利被捕，这不对。被捕的只有我一个人。
说我因为是俄国臣民才被捕的，这不对。我被捕的原因是当地的宪兵把我笔记本上的土地统计图表当作了“平面图”而怀疑我有间谍活动！显然，这位奥地利宪兵完全够得上阿列克辛斯基和“统一派”[34]的水平。看来，我在国际主义遭受迫害方面毕竟打破了记录，因为两个交战国联盟都把我当作间谍来加以迫害，在奥地利是宪兵，在俄国是立宪民主党人和阿列克辛斯基之流。
说我在奥地利获释出狱，是加涅茨基起了作用，这不对。起作用的是谴责奥地利当局的维克多·阿德勒。起作用的是波兰人，他们因在波兰国土上发生逮捕俄国革命者这种卑鄙行为而感到羞耻。
说我同帕尔乌斯有交往，到过俘虏营等等，这都是无耻的谎言。根本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帕尔乌斯的《钟声》杂志[35]刚出版几期，我们的《社会民主党人报》[36]就把帕尔乌斯称作叛徒，称作德国的普列汉诺夫。［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堕落到了极点》。——编者注］帕尔乌斯是站在德国方面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正象普列汉诺夫是站在俄国方面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一样。我们这些革命的国际主义者，无论同德国的、俄国的或乌克兰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乌克兰解放协会”[37]）都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共同之处。
施泰因贝格是斯德哥尔摩俄侨委员会的委员。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斯德哥尔摩。施泰因贝格是在4月20日左右或者更晚一些来到彼得格勒的，我记得，他是来为俄侨协会请求津贴的。检察官只要愿意查对，是很容易查清这件事的。
检察官竟玩弄花样，说帕尔乌斯同加涅茨基有联系，而加涅茨基则同列宁有联系！这简直是骗子的手法，因为大家都知道，加涅茨基和帕尔乌斯之间有钱财关系，而我和加涅茨基之间却没有任何关系。
加涅茨基是一个商人，曾在帕尔乌斯那里供职，或者是同他合伙经商的。但是有许多名字见过报的俄国侨民都曾在帕尔乌斯的企业和机构里供职。
检察官竟玩弄花样，说商业上的通信往来可以掩盖间谍性质的关系。有趣的是，按照这个绝妙的公式，不知该有多少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会因为商业上的通信往来而受到控告啊！
既然检察官手头有加涅茨基给苏缅松的一些电报（这些电报已经发表），既然检察官知道苏缅松什么时候在哪一家银行里存有多少钱（检察官公布了这方面的一些数字），那么检察官为什么不吸收两三个银行办事员或商业职员参加侦查呢？他们不是在两天之内就可以从商业帐本和银行帐本中摘抄出全部数字给他吗？
检察官只举出了一些不完全的数字，说苏缅松在半年内从她的往来帐户提取了75万卢布，还剩下18万卢布，恐怕没有再比这种做法更明显地暴露出“贝利斯案件”的性质的了！！既然公布数字，为什么不全部公布出来：苏缅松“在半年内”得到的钱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得到的，是从谁那里得到的，又付给了谁？几批货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得到的，是哪些货物？
收集这类完整的数字，岂不是最容易的事吗？这只要两三天时间就可以办到而且一定会办到！这样做就可以弄清加涅茨基和苏缅松的全部商业活动范围！这样做就可以使检察官玩弄的含沙射影的伎俩没有施展的余地！
策列铁里之流的内阁的官吏们不过是用“公文”笔法抄录阿列克辛斯基那些最卑鄙龌龊的诽谤，——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竟堕落到了这样下流的地步！
三
如果把策列铁里、克伦斯基之流的内阁针对布尔什维克的“诉讼”看作真正的诉讼，那自然是太天真了。那将是一种完全不可饶恕的立宪幻想。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5月6日同反革命的立宪民主党人结成了联盟，并采取了进攻政策即恢复和延长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这样他们就必然成为立宪民主党的俘虏。
既然做了俘虏，也就不得不参与立宪民主党人最卑鄙的活动和最无耻的诽谤勾当。
切尔诺夫“案件”[38]很快就使落后的人们也开始醒悟，这也就证明我们上述的看法是正确的。《言语报》在攻击切尔诺夫之后，现在又在攻击策列铁里了，说他是“伪君子”和“齐美尔瓦尔德派”。
现在就连瞎子也会看见，石头也会说话了。
反革命势力团结起来了。立宪民主党人就是反革命的骨干。司令部、军事首脑和克伦斯基都掌握在他们手里，黑帮的报纸在为他们效劳，——这些就是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的同盟者。
对政敌的无耻诽谤有助于无产阶级更快地看清反革命在什么地方，并且为了自由与和平，为了给饥饿者以面包、给农民以土地而去消灭反革命。
| 载于1917年7月26日和27日《工人和士兵报》第3号和第4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21—32页 |
注释：
[27] 这篇文章在1917年7月26日和27日《工人和士兵报》第3号和第4号上发表时用的标题是：《尼·列宁的答复》。——[33]。
[28] 1917年6月29日—7月4日（7月12—17日），列宁因极度疲劳曾在彼得格勒附近内沃拉村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的别墅里稍事休息。——[33]。
[29]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彼得堡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区联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军事组织和工兵代表苏维埃工人部委员会呼吁彼得格勒工人、士兵举行和平的有组织的游行示威的号召书。号召书写于7月3日（16日）深夜，印成传单后于7月4日（17日）在彼得格勒工人区散发。七月游行示威后的次日，即7月5日（18日），《人民事业报》以《文件》为题刊登了传单全文。——[34]。
[30] 德雷福斯案件是指1894年法国总参谋部尉级军官犹太人阿·德雷福斯被法国军界反动集团诬控为德国间谍而被军事法庭判处终身服苦役一事。法国反动集团利用这一案件煽动反犹太主义和沙文主义，攻击共和制和民主自由。在事实证明德雷福斯无罪后，当局仍坚决拒绝重审，引起广大群众强烈不满。法国社会党人和资产阶级民主派进步人士（包括埃·左拉、让·饶勒斯、阿·法朗士等）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要求重审这一案件的运动。在社会舆论压力下，1899年瓦尔德克－卢梭政府撤销了德雷福斯案件，由共和国总统赦免了德雷福斯。但直到1906年7月，德雷福斯才被上诉法庭确认无罪，恢复了军职。
贝利斯案件是沙皇政府和黑帮分子迫害俄国一个砖厂的营业员犹太人门·捷·贝利斯的冤案。贝利斯被控出于宗教仪式的目的杀害了信基督教的俄国男孩A．尤辛斯基，而真正的杀人犯却在司法大臣伊·格·舍格洛维托夫的庇护下逍遥法外。贝利斯案件的侦查工作从1911年持续到1913年。黑帮分子企图利用贝利斯案件进攻民主力量，并策动政变。俄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以及一些外国社会活动家则仗义执言，为贝利斯辩护。1913年9—10月在基辅对贝利斯案件进行审判。俄国许多城市举行了抗议罢工。布尔什维克还作好准备，一旦贝利斯被判刑，就在彼得堡举行总罢工。贝利斯终于被宣告无罪。——[34]。
[31]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彼得堡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区联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军事组织和工兵代表苏维埃工人部委员会关于停止游行示威的号召书。号召书刊登于1917年7月5日（18日）《真理报》第99号。由于7月5日（18日）凌晨《真理报》编辑部和印刷厂被士官生捣毁，这一号报纸只发行了几百份。——[35]。
[32] 《无产阶级事业报》（《Пролетарское Дело》）是俄国喀琅施塔得工兵代表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党团的机关报，1917年7月14日—10月27日（7月27日—11月9日）出版。它的前身是七月事变时被临时政府查封的《真理呼声报》。——[35]。
[33] 《交易所小报》（《Ъиржёвка》）是俄国资产阶级温和自由派报纸《交易所新闻》的别称。该报于1880年在彼得堡创刊，起初每周出两次，后来出四次，从1885年起改为日刊，1902年11月起每天出两次。这个报纸的特点是看风使舵，趋炎附势，没有原则。1905年该报成为立宪民主党人的报纸，曾改用《自由人民报》和《人民自由报》的名称。从1906年起，它表面上是无党派的报纸，实际上继续代表资产阶级利益。1917年二月革命后，它恶毒攻击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1917年10月底因进行反苏维埃宣传被查封。——[38]。
[34] 统一派是俄国极右的孟什维克护国派分子和一些前取消派分子联合组成的集团，1914年产生，1917年3月正式成立。除彼得格勒外，莫斯科、巴库等地也有它的组织。格·瓦·普列汉诺夫以及前取消派分子安·法·布里扬诺夫和尼·伊·约尔丹斯基在统一派中起领导作用。统一派否认社会主义在俄国有胜利的可能，无条件地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主张把帝国主义战争继续进行“到最后胜利”，并与资产阶级和黑帮报刊一起肆无忌惮地诽谤布尔什维克。七月事变后，它鼓吹建立“坚强的政权”，即军事独裁。统一派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持敌对态度，1918年夏在组织上瓦解。——[41]。
[35] 《钟声》杂志（《Die Glocke》）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社会沙文主义者亚·李·帕尔乌斯办的刊物（双周刊），1915—1925年先后在慕尼黑和柏林出版。——[42]。
[36] 《社会民主党人报》（《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秘密发行的中央机关报。1908年2月在俄国创刊，第2—32号（1909年2月—1913年12月）在巴黎出版，第33—58号（1914年11月—1917年1月）在日内瓦出版，总共出了58号。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该报编辑部由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组成。列宁是该报实际上的领导者。1911年6月孟什维克尔·马尔托夫和费·伊·唐恩退出编辑部，同年12月起《社会民主党人报》由列宁主编。该报先后刊登过列宁的80多篇文章和短评。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该报同取消派、召回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了斗争，宣传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加强了党的统一和党与群众的联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同国际机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进行了斗争，团结了各国坚持国际主义立场的社会民主党人，宣传了列宁在战争、和平和革命等问题上提出的口号，联合并加强了党的力量。——[42]。
[37] “乌克兰解放协会”是乌克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建立，领导人为德·顿佐夫、A．φ．斯科罗皮西－约尔图霍夫斯基和马·伊·美列涅夫斯基。该协会指望沙皇俄国在战争中被摧毁，力图使乌克兰从俄国分离出去，建立一个受德国保护的资产阶级和地主的乌克兰君主国。——[42]。
[38] 切尔诺夫“案件”指资产阶级报刊指控俄国社会革命党领袖、临时政府部长维·米·切尔诺夫于战争初期在国外写过失败主义文章和参加过由德国出钱办的刊物一事。由于这一指控，切尔诺夫于7月20日（8月2日）退出了临时政府，并宣称只有在彻底恢复名誉之后他才会重返政府。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赞同切尔诺夫的这一行动。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要求临时政府在三天内查清切尔诺夫案件。7月24日（8月6日），临时政府司法部长宣布，对切尔诺夫的指控完全没有根据。于是，切尔诺夫又参加了亚·费·克伦斯基新组成的政府，仍任农业部长。——[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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