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论口号（1917年7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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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历史急剧转变的关头，往往连先进的政党也会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不能适应新的形势而重复旧的口号。这种口号在昨天是正确的，今天却已经失去任何意义，而且失去得如此“突然”，就象历史的急剧转变来得如此“突然”一样。
　　看来，全部国家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也会遇到某种类似的情况。在我国革命已经永远过去的一个时期里，比如在2月27日至7月4日，这个口号是正确的。现在，它显然已经不正确了。不懂得这一点，就根本不能理解当前的迫切问题。每一个口号都应当以一定政治形势的全部特点为依据。而当前，在7月4日以后，俄国的政治形势同2月27日至7月4日这段时期的形势是根本不同的。
　　那时候，即在过去的这一段革命时期，国内存在着所谓“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无论在物质上或形式上都表明，国家政权处于不稳定的过渡状态。我们不会忘记，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
　　那时候，政权处于动摇不定的状态。临时政府和苏维埃根据自愿达成的协议分掌政权。苏维埃是由广大自由的即不受任何外力强制的、武装的工人和士兵的代表组成的。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没有外力强制人民，——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就开辟并保障了整个革命和平向前发展的道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是在这条和平发展的道路上最先迈出的、能够直接实现的一步的口号。这是革命和平发展的口号，在2月27日至7月4日这段时期内，革命的和平发展是可能的，当然也是最合乎愿望的，但是现在，革命的和平发展是绝对不可能了。
　　十分明显，不是所有拥护“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的人都充分考虑到这是革命和平向前发展的口号。说革命有和平发展的可能，不仅仅是指当时（2月27日至7月4日）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阶级、没有一种较强的力量能够抗拒和阻碍政权归苏维埃。不仅仅是如此。说当时革命有和平发展的可能，甚至还指苏维埃内部各阶级间和各政党间的斗争在全部国家政权及时转归苏维埃的条件下，能够最和平痛苦最少地进行。
　　人们对于后面这一点也是注意不够的。苏维埃按其阶级成分来说，是工农运动的机关，是工农专政的现成形式。如果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那么小资产阶级各阶层的主要缺点、主要毛病，即对资本家的轻信态度，就会在实践中得到克服，就会通过试行他们自己的措施受到批判。在苏维埃独掌全部政权的基础上，执政阶级和执政党的更迭本来是有可能在苏维埃内部和平地进行的；苏维埃内部的一切政党同群众的联系还可能仍然是牢固的，而不会削弱。我们丝毫不能忽视，只有苏维埃内部的各个政党同群众的这种最密切的、可以自由地扩展和深入的联系，才有助于和平地消除小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妥协的幻想。政权归苏维埃，这本身不会改变而且也不可能改变各阶级间的对比关系，也丝毫不能改变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性。但是这会及时地有力地促使农民离开资产阶级，靠拢工人，进而同工人联合起来。
　　如果政权及时转归苏维埃，是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这对人民来说是最轻松、最有利的。这是一条痛苦最少的道路，所以在当时是应该以最大的努力来争取这条道路的。但是现在，这个争取政权及时转归苏维埃的斗争已经结束。和平发展的道路已经不可能了。已经开始走上了非和平的、最痛苦的道路。
　　我们所以说7月4日是一个转折点，正是因为在这以后客观形势起了急剧的变化。政权动摇不定的状态结束了。政权在决定性的地方已经转到反革命手中。在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同反革命的立宪民主党妥协的基础上，这两个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发展演变使它们实际上成了反革命屠杀的参与者和帮凶。小资产者不自觉地轻信资本家，因而在党派斗争的发展进程中堕落到自觉地去支持反革命分子的地步。各党派关系发展的一个周期已告结束。2月27日，各阶级是一起反对君主制的。7月4日以后，反革命资产阶级同君主派和黑帮勾结在一起，半拉半吓地把小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拉了过去，把实际的国家政权交给了卡芬雅克分子，交给了在前线枪杀违抗命令者和在彼得格勒残杀布尔什维克的那帮军人。
　　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现在听起来好象是唐·吉诃德精神[6]，或者是一种嘲笑。这个口号在客观上会欺骗人民，会使人民产生一种错觉，似乎现在也是只要苏维埃愿意取得政权或作出这种决定，它就可以取得政权，似乎在苏维埃内还有一些政党并没有因帮助刽子手而玷污了自己，似乎可以把已经发生的事情只当作没有发生。
　　如果以为革命的无产阶级会因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支持过残杀布尔什维克、支持过在前线进行枪杀和解除过工人的武装而要实行所谓“报复”，“拒绝”支持他们去反对反革命势力，那是极端错误的。这样提问题首先是把市侩的道德观念强加在无产阶级头上（为了事业的利益，无产阶级不仅一向支持动摇的小资产阶级，而且也支持大资产阶级）；其次（这是主要的）是象市侩那样企图用“道德说教”来模糊问题的政治实质。
　　问题的这一实质在于，用和平方法现在已经不可能取得政权了。现在能够取得政权的唯一方法，就是进行坚决的斗争，战胜目前实际的执政者，即依靠调到彼得格勒来的反动军队、依靠立宪民主党人和君主派的那帮军人卡芬雅克分子。
　　问题的实质在于，只有革命的人民群众才能够战胜这些新的执政者，而开展群众运动的条件是：不仅要由无产阶级来领导人民群众，而且要人民群众离弃已经背叛革命事业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
　　谁把市侩的道德观念混杂在政治问题中，谁就会这样议论：就算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支持过卡芬雅克分子解除无产阶级和革命部队的武装，犯了“错误”，但也应当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不要阻难”他们改正“错误”；要使小资产阶级比较容易地倒向工人方面来。这种议论，如果不是对工人的又一次欺骗，也是一种幼稚的或简直是愚蠢的见解，因为小资产阶级群众倒向工人方面来，只是而且正是指他们离弃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现在只有宣布策列铁里、切尔诺夫、唐恩和拉基特尼科夫是刽子手的帮凶，那才能算是改正“错误”。我们完全地无条件地赞成这样“改正错误”……
　　我们说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现在应当作一补充：正是在革命中，我们随时会遇到看不清真正的政权在哪里这种情况，会遇到形式上的政权和实际的政权相分离的情况。这也正是一切革命时期的主要特点之一。1917年3、4月间，人们不知道实际的政权是在政府手中，还是在苏维埃手中。
　　现在特别重要的是要使觉悟的工人冷静地观察一下革命的根本问题：目前国家政权是在谁的手里。只要你想一想政权的物质表现是什么，而不把空话当作事实，那你就不难回答这个问题。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写道，国家首先就是武装队伍以及监狱之类的物质的附属物［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95页。——编者注］。在目前，那就是士官生和特地调到彼得格勒来的反动的哥萨克，就是那些把加米涅夫等人关在监狱里的人，就是那些封闭《真理报》[7]的人，就是那些解除工人和某一部分士兵武装的人，就是那些枪杀某一部分士兵的人，就是那些枪杀某一部分军队的人。正是这些刽子手掌握着实际的政权。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是没有实权的部长，是傀儡部长，是支持屠杀的那些政党的领袖。这是事实。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本人也许“不赞成”屠杀，他们的报纸战战兢兢地表白同屠杀没有瓜葛，那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这种政治外表的变化改变不了问题的实质。
　　封闭彼得格勒15万选民的报纸，士官生因工人沃伊诺夫从印刷厂拿出《〈真理报〉小报》[8]就把他杀害（7月6日），这难道不是屠杀吗？这难道不是卡芬雅克分子干的勾当吗？有人会对我们说：无论是政府，还是苏维埃都“没有过错”。
　　我们回答说，这对政府和苏维埃来说就更糟糕，因为这说明它们等于零，它们是傀儡，并不掌握实际的政权。
　　人民首先应当十分清楚地知道事情的真相，应当知道实际上是谁掌握着国家政权。必须把全部真相告诉人民：政权掌握在那帮军人卡芬雅克分子（克伦斯基、某些将军和军官等）手里，而以立宪民主党为首的整个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所有黑帮报纸，通过《新时报》[9]、《现代言论报》[10]等等进行活动的一切君主派都支持他们。
　　必须推翻这个政权。否则一切关于同反革命势力作斗争的话都是空话，都是“欺骗自己，欺骗人民”。
　　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的部长们以及他们的政党现在都拥护这个政权，因此必须向人民说明他们充当着刽子手的角色，并且说明这些政党在4月21日、5月5日、6月9日和7月4日犯了“错误”[11]以后，在他们赞同进攻政策（这种政策预先就大体决定了卡芬雅克分子在7月的胜利）以后，是必然会有这种“结局”的。
　　必须改变对人民的全部鼓动工作，使鼓动工作考虑到当前革命的具体经验，特别是七月事变的具体经验，也就是说，应当清楚地指出人民的真正敌人是那帮军人，是立宪民主党人和黑帮分子，并且应当明确地揭露小资产阶级的政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一直起着刽子手帮凶的作用。
　　必须改变对人民的全部鼓动工作，必须说明，不推翻那帮军人的政权，不揭露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不使他们失去人民的信任，农民就绝对没有希望获得土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正常”条件下，要达到这一步将是一个漫长的极其困难的过程，但是战争和经济破坏会大大加速这一过程。这种“加速器”可以使一个月甚至一个星期相当于一年。
　　对于以上论述，大概会有两种反对意见：第一种反对意见是，现在谈坚决斗争就是鼓励分散地发动斗争，而这正好是帮助反革命势力；第二种反对意见是，推翻反革命势力，这意味着政权仍然转到苏维埃手里。
　　我们对第一种反对意见回答说，俄国工人已经有很高的觉悟，决不会在显然对自己不利的时刻受人挑拨。如果他们现在就起来斗争和反抗，那会对反革命有利，这一点是无庸争辩的。只有在广大群众中重新出现新的革命高潮时才能进行坚决的斗争，这一点也是无庸争辩的。但是只是一般地谈论革命高涨、革命高潮、西欧工人的援助等等是不够的，必须从我们的过去得出明确的结论，必须考虑我们自己的教训。经过这样考虑就一定会提出同夺得了政权的反革命势力进行坚决斗争的口号。
　　第二种反对意见归结起来也是用过于一般的议论来偷换具体的真理。除革命的无产阶级以外，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推翻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正是革命的无产阶级，有了1917年7月的经验以后，应当独立地掌握国家政权，否则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无产阶级掌握政权，贫苦农民即半无产者支持无产阶级，这是唯一的出路，而且我们已经回答过，哪些情况能够非常迅速地使这一点加快实现。
　　在这新的革命中可能而且一定会出现苏维埃，但是不是现在的苏维埃，不是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机关，而是同资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机关。到那时候，我们也会主张按照苏维埃类型来组织整个国家，这是必然的。这并不是一般苏维埃的问题，而是同目前的反革命势力，同目前的苏维埃的背叛行为作斗争的问题。
　　用抽象的东西来偷换具体的东西，这是革命中一个最主要最危险的错误。现在的苏维埃由于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在其中占统治地位而垮台了，完全破产了。现在，这些苏维埃象是一群被牵去宰割、在屠刀下咩咩哀叫的绵羊。现在，苏维埃在节节胜利的反革命势力面前显得软弱无力，一筹莫展。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可能被理解为“只是”号召把政权交给现在的苏维埃，如果这样说，如果号召这样做，那在目前情况下就是欺骗人民。而欺骗是最危险的行为。
　　从2月27日至7月4日这个俄国阶级斗争和党派斗争的发展周期已告结束。新的周期开始了，在这个周期参加活动的不是旧的阶级、旧的政党、旧的苏维埃，而是在斗争烈火中更生的并在斗争中经过锻炼、训练和改造的新的阶级、新的政党、新的苏维埃。不要向后看，而要向前看。应当运用新的即七月事变以后的阶级和政党的范畴来思考问题，而不应当运用旧的范畴来思考问题。在新的周期开始时，必须以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已经取得胜利这一事实作为出发点；反革命势力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同它妥协，而只有革命的无产阶级才能战胜它。当然，在这个新的周期，无论是反革命势力获得彻底的胜利，无论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遭到彻底的失败（不进行斗争），或是掀起新革命的新高潮，都还要经过许多不同的阶段。但是关于这一点，只能留待以后这些阶段分别出现时再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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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6]唐·吉诃德精神意思是徒怀善良愿望而行为完全脱离实际。唐·吉诃德是西班牙作家米·塞万提斯的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他一心要做一个扶危济困、锄暴安良的游侠骑士，但由于把现实中的一切都幻想成骑士小说中的东西，结果干出了许多荒唐可笑的事情。——[8]。
　　[7]《真理报》（《Правд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日报），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创办，1912年4月22日（5月5日）起在彼得堡出版。《真理报》是群众性的工人报纸，拥有大批工人通讯员和工人作者，靠工人自愿捐款出版，同时也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实际上的机关报。《真理报》编辑部还担负着党的很大一部分组织工作，如约见基层组织的代表，汇集各工厂党的工作的情况，转发党的指示等。《真理报》经常受到沙皇政府的迫害。1914年7月8日，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沙皇政府下令禁止《真理报》出版。
　　1917年二月革命后，《真理报》于3月5日（18日）复刊，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机关报。列宁于4月3日（16日）回到俄国，5日（18日）就加入了编辑部，直接领导报纸的工作。1917年七月事变后，该报不断受到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迫害，先后改称《〈真理报〉小报》、《无产者报》、《工人日报》和《工人之路报》。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真理报》恢复原名，继续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1918年3月16日起，《真理报》改在莫斯科出版。——[10]。
　　[8]《〈真理报〉小报》（《Листок《Правды》》）是布尔什维克合法日报《真理报》有遭受临时政府迫害时使用过的名称之一，1917年7月6日（19日）出了一号，以代替当天应出的《真理报》。——[10]。
　　[9]《新时报》（《Новое　Время》）是俄国报纸，1868—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出版人多次更换，政治方向也随之改变。1872—1873年采取进步自由主义的方针。1876—1912年由反动出版家阿·谢·苏沃林掌握，成为俄国最没有原则的报纸。1905年起是黑帮报纸。1917年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政策，攻击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列宁称《新时报》是卖身投靠的报纸的典型。——[11]。
　　[10]《现代言论报》（《Живое　Слово》）是俄国一种低级趣昧的黑帮报纸（日报），1916年起在彼得格勒出版，A．M．乌曼斯基任编辑。该报最初称为《新小报》，1917年3月8日（21日）起改称《现代言论报》，1917年8月起改名《言论报》，后又改为《新言论报》。该报曾对布尔什维克掀起疯狂的诽谤运动。1917年10月被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查封。——[11]。
　　[11]指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之间的三次危机中的表现。
　　1917年4月18日（5月1日），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帕·尼·米留可夫照会英、法两盟国政府，保证临时政府将遵守沙皇政府缔结的一切条约，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这一照会引起了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的极大愤慨。他们于4月20—21日（5月3—4日）举行群众性集会和游行示威，抗议临时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当时，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既没有群众支持，也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苏维埃完全能够把政权夺到自己手里而不会受到来自任何方面的抵抗。但是，苏维埃中的妥协派多数却在这种形势下直接同资产阶级串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持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表示，只要临时政府对米留可夫照会作出“解释”，苏维埃就保证给它以支持。4月21日晚，彼得格勒苏维埃讨论了临时政府解释照会的公告，宣布“解释令人满意”，“事件已经结束”。随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等妥协主义政党的代表于5月5日参加了第一届联合临时政府，挽救了摇摇欲坠的资产阶级政府。
　　1917年6月初，为抗议临时政府拖延战争、准备在前线发动进攻以及粮食匮乏，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自发地上街游行。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决定在6月10日（23日）举行有组织的和平游行示威。这一决定引起临时政府以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惊慌。为了阻挠这一游行示威，6月9日（22日）晚，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把持的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在三天内禁止举行任何游行示威的决议。孟什维克领袖伊·格·策列铁里公然诬蔑准备在6月10日举行的游行示威是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阴谋”，要求解除工人的武装。
　　在1917年的七月危机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把持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7月4日群众游行示威是“布尔什维克的阴谋”，拒绝了群众向它提出的由它夺取全部政权的要求。中央执行委员会还事先知道并同意临时政府派反革命的士官生和哥萨克部队对这次游行示威进行武力镇压。（参看注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