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卷收载的是列宁在1917年7月10日(23日)至10月24日(11月6日)即从七月事变后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夕这一期间所写的著作。
在此期间,俄国的政治形势复杂多变,阶级斗争异常激烈。七月事变是形势急剧变化的转折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凶残地镇压7月4日(17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和平游行示威的工人和士兵,诽谤并迫害布尔什维克党,下令逮捕列宁。一句话,政权完全转到反革命资产阶级的手中,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至此终结了。
七月事变后,列宁按照党中央的安排,开始隐居离彼得格勒不远的拉兹里夫湖畔,不久移居芬兰。10月7日(20日)又秘密回到彼得格勒直接领导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从本卷所收的文献中可以看出,列宁在这三个月秘密活动期间如何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及时为无产阶级制定适应不断变化的新形势的斗争方针和策略,指引布尔什维克党去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列宁在七月间写的《政治形势》、《论口号》、《波拿巴主义的开始》和《革命的教训》等文章中,回顾二月革命以来阶级斗争的特点和经验教训,深刻分析了七月事变以后的新形势,制定了布尔什维克的新策略。他指出:资产阶级的领导力量——立宪民主党、军人集团和黑帮君主派这三股主要的反革命势力已经完全组织起来和巩固起来,并且实际上取得了国家政权;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领袖们彻底背叛了革命事业,他们操纵的苏维埃领导机关变成了反革命的一块遮羞布;革命的和平发展已不可能,“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已不适用,必须撤回。列宁在《论口号》一文中写道,每个口号都应当以一定政治形势的全部特点作为依据。“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在七月事变以前是正确的,因为那时的“苏维埃是由广大自由的即不受任何外力强制的、武装的工人和士兵的代表组成的。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没有外力强制人民,——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就开辟并保障了整个革命和平向前发展的道路”(本卷第6—7页)。政权及时地和平地转归苏维埃,对人民来说是最为有利的痛苦最少的道路,然而现在已经毫无可能。如果不撤回这个口号,客观上会使人民对屈从于资产阶级的苏维埃产生错觉和幻想,似乎只要苏维埃愿意,现在就可以取得政权。而当时能取得政权的唯一方法是举行工人武装起义,战胜掌握实权的军人集团。但是,列宁提醒全党,目前还不能立即举行起义,必须重新组织力量,聚集力量,等待时机。他说,撤回“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并不等于放弃苏维埃共和国这一新型的国家形式,苏维埃在新的革命中一定会重新出现,不过它不再是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机关,而是同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机关。
《政治形势》和《论口号》两篇文章是1917年7月26日—8月3日(8月8—16日)在彼得格勒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主要报告和决议的思想指南。列宁未能出席这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大会的名誉主席。他通过中央委员会指派的同志同代表大会保持密切的联系,并且领导了代表大会的工作。根据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同贫苦农民结成联盟、准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思想,代表大会制定了党的武装起义方针,为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本卷中的许多文献是为揭露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争取群众而写的。《感谢李沃夫公爵》、《答复》、《政治讹诈》、《论诽谤者》等文章驳斥了资产阶级对布尔什维克党的诋毁中伤,揭穿他们卑劣的政治讹诈手段。《论立宪幻想》一文用政府无限期拖延召开立宪会议和一手制造七月事变的事实,说明国家政权实际上已经转到反革命手中。列宁揭穿了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散布的立宪幻想。他说,如果不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如果人民仍然信任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立宪会议就永远召开不了,即使能够召开,也不过变成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客的清谈馆罢了。在《政论家札记(农民和工人)》和《社会革命党对农民又一次欺骗》两篇文章中,列宁着重阐述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工农联盟政策,揭露了社会革命党人对农民的欺骗和背叛。
8月25日发生了科尔尼洛夫叛乱。沙皇的将军、军队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在立宪民主党的支持下,把“野蛮师”和哥萨克调往彼得格勒,企图发动反革命政变,公开建立军人专政,复辟君主制度。列宁在8月30日(9月12日)《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中指出,科尔尼洛夫叛乱是出乎意料的急剧转变,布尔什维克党必须审慎地修改和变更策略。他写道,同克伦斯基的军队一样,我们要同科尔尼洛夫作战,但是,我们不支持克伦斯基政府,决不放弃推翻克伦斯基的任务,而现在要用另一种方法同他斗争,要揭露其软弱和动摇。列宁强调应当发动群众并带领群众去同科尔尼洛夫进行斗争。
科尔尼洛夫叛乱被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和组织的工人农民平息以后,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布尔什维克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迅速提高,彼得格勒、莫斯科以及许多地方的苏维埃都先后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此时又出现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于是,布尔什维克党再度提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
列宁在9月上旬写的一些文章反复阐明了争取革命的和平发展的可能和必要。他在《论妥协》一文中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待妥协的重要原则,提出了布尔什维克党可以向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在政治上作某些让步以达成协议的问题。列宁说:“真正革命的政党的职责不是宣布不可能绝对不妥协,而是要通过各种妥协(如果妥协不可避免)始终忠于自己的原则、自己的阶级、自己的革命任务,忠于准备革命和教育人民群众走向革命胜利的事业。”(本卷第130页)他指出,只是由于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奇特的转变,只是为了争取革命的和平发展的可能(这种可能性在历史上是极罕见的),我们才向这些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建议妥协,就当前来说,就是恢复七月事变前的口号“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成立没有资产阶级参加的、对苏维埃负责的由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组成的政府。布尔什维克不要求参加政府,不立刻要求政权转归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然而要有鼓动的充分自由,以便在苏维埃中扩大自己的影响。
在稍后一些日子写的《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俄国革命和国内战争》、《革命的任务》等文章中,列宁继续阐明争取革命的和平发展的问题。他指出,当时的俄国没有出现哪一个阶级敢于掀起反对苏维埃的暴动的形势,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让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还能够保证革命的和平发展,保证人民和平地选举自己的代表,保证各政党在苏维埃内部进行和平的斗争,保证政权由一个政党和平地转到另一个政党手里。列宁认为这是革命和平发展的最后一次机会,错过了这个机会,无产阶级起义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领袖们拒绝了布尔什维克关于妥协的建议,他们在联合“国内一切活跃力量”的口号下,支持资产阶级组成以克伦斯基为首的所谓执政内阁,并准备草草召开民主会议,组成所谓预备议会。短暂出现的革命和平发展的时机消失了,武装起义势在必行。
9月中旬列宁在给党组织的两封信《布尔什维克应当夺取政权》和《马克思主义和起义》中,对国内形势作了全面剖析,指出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已经成熟,建议把武装起义提到日程上来。
在上述的两封信和10月写的《局外人的意见》一文中,列宁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武装起义的观点。他指出,起义要获得胜利,就不应当依靠密谋,也不应当依靠一个政党,而应当依靠先进的阶级,依靠人民的革命高潮,依靠发展进程中的转折点——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最高涨而敌人和不坚定的革命朋友动摇得最厉害的时机。他为起义制定了具体计划,要求全党象对待艺术那样认真对待起义,从各方面周密地作好起义的准备。
《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和《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是本卷中两篇比较重要的著作。在这两篇著作中,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制定了无产阶级国家的基本政策,阐明了布尔什维克的经济纲领。
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中,列宁提出并详细论证了战胜灾难和饥荒的办法:工人对生产和分配实行监督、银行和辛迪加国有化、取消商业秘密、没收地主土地和全部土地国有化等。这些措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虽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然而它们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列宁进一步发挥了他在1916年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的原理,批驳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所谓俄国还没有成熟到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谬论。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战争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从而使人类异常迅速地接近了社会主义。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这不仅因为帝国主义战争促成了无产阶级的起义,而且“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作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本卷第219页)。列宁指出,俄国的垄断资本主义也在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经争得了共和制和民主制的俄国,不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就不能前进。
在小册子《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中,列宁驳斥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散布的所谓布尔什维克永远不敢单独夺取政权、即使夺取了政权也无法保持的论调。列宁论证了俄国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前提和政治前提,指出布尔什维克不仅准备夺取政权,而且能够依靠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保持政权,组织新社会的建设。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强调工人阶级必须摧毁地主资产阶级国家机构,建立起新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机构——苏维埃。同时列宁又指出,对于那些执行计算登记工作的机构,则不可能打碎,也用不着打碎,相反地,应当使它摆脱资本家的控制,服从无产阶级的苏维埃,成为更广泛、更具有全民性的机构。列宁还着重指出,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必须最广泛地吸收劳动群众参加国家管理。
《论修改党纲》一文是针对修改党纲的不同草案和意见而写的。列宁详细分析了索柯里尼柯夫草案,着重批评了他在帝国主义问题表述上的一系列理论性错误。列宁还批评了布哈林和斯米尔诺夫关于取消最低纲领的错误建议。他指出,二月革命并没有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所有任务,抛弃最低纲领就等于超越运动的尚未过去的阶段。
在本卷收载的《论进行伪造的英雄和布尔什维克的错误》、《政论家札记(我们党的错误)》、《在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以及决议草案和给党代表大会代表的委托书的提纲》等文章中,列宁批评了布尔什维克党参加民主会议的错误策略,指出在革命蓬勃发展的情况下参加旨在欺骗人民的民主会议和预备议会,无异于助长这种欺骗,增加革命准备工作的困难,分散人民的注意力和党的力量,忽视推翻临时政府的斗争这一迫切任务。他主张退出会议,把党的一切优秀力量都派到工厂和兵营去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遵照列宁的指示,党中央纠正了加米涅夫等人关于应当参加预备议会的错误主张,于10月5日(18日)通过了关于布尔什维克退出预备议会的决议。
在9月29日(10月12日)写的《危机成熟了》一文和10月1日(14日)《给中央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以及彼得格勒、莫斯科苏维埃布尔什维克的信》中,列宁坚决反对党内有些人提出的等到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时举行起义的建议。他特别强调,全国危机已经成熟,“俄国革命的整个前途已处在决定关头。布尔什维克党的全部荣誉正在受到考验。争取社会主义的国际工人革命的整个前途都在此一举”(本卷第275页)。
列宁在10月8日(21日)即回到彼得格勒的第二天写给参加北方区域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同志的信中,再次呼吁迅速而坚决地组织起义,夺取政权。他反复强调:拖延等于自取灭亡。
本卷还收入列宁在1917年10月10日(23日)和16日(29日)两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报告、发言记录,以及他起草的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列宁在会议上论证了武装起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断定大多数人都拥护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问题在政治上已经完全成熟。会议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号召工人和士兵全面加紧准备武装起义的决议。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中央委员会的这两次会议上坚持起义为时尚早、起义必然失败的错误观点,反对中央委员会关于武装起义的决定。列宁在10月17日《给同志们的信》中尖锐地批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武装起义的错误,指出这是他们惊慌失措心理的具体表现。
10月18日(13日)加米涅夫以自己的名义并代表季诺维也夫在半孟什维克的《新生活报》上发表的题为《尤·加米涅夫谈“发起行动”》一文,不同意中央委员会关于武装起义的决定,泄露了党中央关于决定起义的秘密。列宁在10月18日《给布尔什维克党党员的信》和10月19日《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对他们的工贼和叛徒行为严加痛斥,要求把他们开除出党。
编在本卷正文最末一篇的列宁10月24日(11月6日)晚间写给中央委员的信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列宁指出:现在正是千钧一发的关头,目前提上日程的问题决不是会议或代表大会(即使是苏维埃代表大会)所能解决的,而只有各族人民,只有群众,只有武装起来的群众的斗争才能解决;无论如何必须在今天夜里逮捕政府成员,解除士官生的武装;历史不会饶恕那些拖延时间而贻误战机的革命者。当夜,列宁来到了斯莫尔尼宫,亲自领导震撼世界的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本卷文献比《列宁全集》第1版相应时期的文献增加7篇:《就印发〈关于里加沦陷的传单〉所写的一封信》、《“地主同立宪民主党人串通一气了”》、《给雅·米·斯维尔德洛夫的信》以及《附录》中的全部文献。在本卷收栽的《在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10月8日会议上的报告以及决议草案和给党代表大会代表的委托书的提纲》中,增补了全集第1版未收入的《关于立宪会议代表候选人名单》及其《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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