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历史作了一般的总结，使人们认识到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还使人们得出这样一个必然的结论：无产阶级如果不先夺取政权，不取得政治统治，不把国家变为“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就不能推翻资产阶级；这个无产阶级国家在它取得胜利以后就会立刻开始消亡，因为在没有阶级矛盾的社会里，国家是不需要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在这里还没有提出究竟应当怎样（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以无产阶级国家来代替资产阶级国家的问题。
　　马克思在1852年提出并加以解决的正是这个问题。马克思忠于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他以1848—1851伟大革命年代的历史经验作为依据。马克思的学说在这里也像其他任何时候一样，是用深刻的哲学世界观和丰富的历史知识阐明的经验总结。
　　国家问题现在提得很具体：资产阶级的国家，资产阶级统治所需要的国家机器在历史上是怎样产生的？在历次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和面对着各被压迫阶级的独立行动，国家机器如何改变，如何演变？无产阶级在对待这个国家机器方面的任务是什么？
　　资产阶级社会所特有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产生于专制制度崩溃的时代。最能表明这个国家机器特征的有两种机构，即官吏和常备军。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屡次谈到，这两种机构恰巧同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个工人的经验都非常清楚非常有力地说明了这种联系。工人阶级是根据亲身的体验来学习领会这种联系的，正因为这样，工人阶级很容易懂得并且很深刻地理解这种联系不可避免的道理，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不是无知地、轻率地否认这个道理，便是更轻率地加以“一般地”承认而忘记作出相应的实际结论。
　　官吏和常备军是资产阶级社会身上的“寄生物”，是使这个社会分裂的内部矛盾所产生的寄生物，而且正是“堵塞”生命的毛孔的寄生物。目前在正式的社会民主党内占统治地位的考茨基机会主义，认为把国家看做寄生机体是无政府主义独具的特性。当然，这样来歪曲马克思主义，对于那些空前地玷污社会主义、竟把“保卫祖国”的概念应用于帝国主义战争来替这个战争辩护和粉饰的市侩，是大有好处的，然而这毕竟是无可置疑的歪曲。
　　经过从封建制度崩溃以来欧洲所发生的为数很多的各次资产阶级革命，这个官吏和军事机构逐渐发展、完备和巩固起来。还必须指出，小资产阶级被吸引到大资产阶级方面去并受它支配，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这个机构，这个机构给农民、小手工业者、商人等等的上层分子以比较舒适、安闲和荣耀的职位，使这些职位的占有者居于人民之上。看一看俄国在 　　1917年2月27日以后这半年中发生的情况吧：以前优先给予黑帮分子^[12]的官吏位置，现已成为立宪民主党人^[13]、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猎取的对象。实际上他们根本不想进行任何认真的改革，力图把这些改革推迟“到立宪会议召集的时候”，而且又把立宪会议慢吞吞地推迟到战争结束再举行！至于瓜分战利品，攫取部长、副部长、总督等等职位，却没有延期，没有等待任何立宪会议！玩弄联合组阁的把戏，其实不过是全国上下一切中央和地方管理机关中瓜分和重新瓜分“战利品”的一种表现。各种改革都延期了，官吏职位已经瓜分了，瓜分方面的“错误”也由几次重新瓜分纠正了，——这无疑就是1917年2月27日—8月27日这半年的总结，客观的总结。
　　但是在各资产阶级政党和小资产阶级政党之间（拿俄国的例子来讲，就是在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之间）“重新瓜分”官吏机构的次数愈多，各被压迫阶级，以无产阶级为首，就会愈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同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不可调和的敌对性。因此，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甚至包括最民主的和“革命民主的”政党，都必须加强高压手段来对付革命的无产阶级，巩固高压机构，也就是巩固原有的国家机器。这样的事变进程迫使革命“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去反对国家政权，迫使革命提出这样的任务：不是去改善国家机器，而是破坏它、消灭它。
　　这样提出任务，不是根据逻辑的推论，而是根据事变的实际发展，根据1848—1851年的生动经验。马克思在1852年还没有具体提出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这个必须消灭的国家机器的问题，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是多么严格地以实际的历史经验为依据。那时在这个问题上，经验还没有提供材料，后来在1871年，历史才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在1852年，要以观察自然历史那样的精确性下断语，还只能说，无产阶级革命已面临“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国家政权的任务，即“摧毁”国家机器的任务。
　　这里可能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把马克思的经验、观察和结论加以推广，用到比1848—1851年这三年法国历史更广阔的范围上去是否正确呢？为了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先重温一下恩格斯的一段话，然后再来研究实际材料。rrE品论天涯网

　　最后一句评语已经过时了，因为从1871年起，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就停顿了，虽然这种停顿（无论它会持续多久）丝毫不排除法国在将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中有可能成为使阶级斗争达到彻底的结局的典型国家。
　　现在我们来概括地看一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先进国家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更缓慢地、更多样地、范围更广阔得多地进行着那同一个过程：一方面，无论在共和制的国家（法国、美国、瑞士），还是在君主制的国家（英国、一定程度上的德国、意大利、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等），都逐渐形成“议会权力”；另一方面，在不改变资产阶级制度基础的情况下，各资产阶级政党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瓜分着和重新瓜分着官吏职位这种“战利品”，为争夺政权进行着斗争；最后，“行政权力”，它的官吏和军事机构，日益完备和巩固起来。
　　毫无疑问，这是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现代整个演变过程的共同特征。法国在1848—1851年这3年内迅速地、鲜明地、集中地显示出来的，就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所特有的那种发展过程。　　
　　特别是帝国主义，即银行资本时代，资本主义大垄断组织的时代，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表明，无论在君主制的国家，还是在最自由的共和制的国家，由于要加强高压手段来对付无产阶级，“国家机器”就大大强化了，它的官吏和军事机构就空前膨胀起来了。
　　现在，全世界的历史无疑正在较之1852年广阔得无比的范围内，把无产阶级革命引向“集中自己的一切力量”去“破坏”国家机器。
　　至于无产阶级将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这个国家机器，关于这一点，巴黎公社提供了极有教益的材料。rrE品论天涯网

3．1852年马克思对问题的提法

［注：第2版增加的一节。］rrE品论天涯网

　　1907年，梅林把1852年3月5日马克思给魏德迈的信摘要登在《新时代》杂志^[14]上（第25年卷第2册第164页）。在这封信里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论述：rrE品论天涯网

　　在这一段话里，马克思极其鲜明地表达了两点：第一，他的学说同先进的和最渊博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学说之间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区别；第二，他的国家学说的实质。
　　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之点是阶级斗争。人们时常这样说，这样写。但这是不正确的。根据这个不正确的看法，往往会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机会主义的歪曲，把马克思主义篡改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因为阶级斗争学说不是由马克思而是由资产阶级在马克思以前创立的，一般说来是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还可以不超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范围。把马克思主义局限于阶级斗争学说，就是阉割马克思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平庸的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深刻的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无怪乎当欧洲的历史在实践上向工人阶级提出这个问题时，不仅一切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而且所有“考茨基主义者”（动摇于改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人），都成了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可怜的庸人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1918年8月即本书第1版刊行以后很久出版的考茨基的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口头上假意承认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市侩式地歪曲马克思主义和卑鄙地背弃马克思主义的典型（见我的小册子《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版［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229—327页。——编者注］）。
　　以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者卡·考茨基为主要代表的现代机会主义，完全符合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立场所作的上述评语，因为这种机会主义把承认阶级斗争的领域局限于资产阶级关系的领域。（而在这个领域内，在这个领域的范围内，任何一个有知识的自由主义者都不会拒绝“在原则上”承认阶级斗争！）机会主义恰巧不把承认阶级斗争贯彻到最主要之点，贯彻到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贯彻到推翻资产阶级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实际上，这个时期必然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阶级斗争的形式空前尖锐的时期，因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就不可避免地应当是新型民主的（对无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和新型专政的（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国家。
　　其次，只有懂得一个阶级的专政不仅对一般阶级社会是必要的，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懂得这一点的人，才算掌握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资产阶级国家的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本质是一样的：所有这些国家，不管怎样，归根到底一定都是资产阶级专政。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样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15]rrE品论天涯网

---

注释：

^[8] 列宁在写《国家与革命》时还不知道马克思在1871年以前已经有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他在《马克思主义论国家》这本笔记中曾写道，“查对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1年以前是否说过‘无产阶级专政’？似乎没有！”（见本卷第149页）在《国家与革命》出版以后，列宁才看到了马克思1852年3月5日给约·魏德迈的信。他在自己的一本《国家与革命》（第1版）的最后一页上，用德文作了一段笔记：“《新时代》（第25年卷第2册第164页），1906—1907年第31期（1907年5月2日）：弗·梅林：《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传记的新材料》，引自马克思1852年3月5日给魏德迈的信。”接下去便是从信中摘录的谈无产阶级专政的那一段话。《国家与革命》再版时，列宁作了相应的补充。——22。

^[9] 出典于圣经《旧约全书·创世记》第25章。故事说，一天，雅各熬红豆汤，其兄以扫打猎回来，累得昏了，求雅各给他汤喝。雅各说，须把你的长子名分让给我。以扫就起了誓，出卖了自己的长子权。这个典故常被用来比喻因小失大。——24。

^[10] 涤罪所亦译炼狱，按天主教教义，是生前有一般罪愆的灵魂在升入天堂以前接受惩戒、洗刷罪过的地方。通过涤罪所是经历艰苦磨难的譬喻。——25。

^[11] “掘得好，老田鼠！”出自英国作家威·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莱特》第1幕第5场。马克思曾不止一次地使用善于掘土的老田鼠这一形象来比喻为新社会开路的革命。——25。

^[12] 黑帮分子指俄国反动组织俄罗斯人民同盟、君主派、法制党、十月十七日同盟、工商党以及和平革新党的成员。他们力图保持旧的专制制度。——28。

^[13] 立宪民主党人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的成员。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局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28。

^[14] 《新时代》杂志（《Die Neue 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1885—1895年间，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并不时帮助它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为杂志撰过稿的有威·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弗·梅林等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俄国1905—1907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到机会主义立场，1910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31。

^[15]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有多种多样形式的论点，列宁最早是在1916年写的《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一文中提出来的。但这篇文章直到1924年才在杂志上公开发表。列宁在1919年写的《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和1923年写的《论我国革命》（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和第43卷）中也都涉及了这一问题。——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