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危机
（1917年7月7日〔20日〕）
在这些日子里，对布尔什维克的诽谤和造谣中伤愈厉害，我们在驳斥谣言和诽谤时就愈应当沉着地深入考察事件的历史联系和目前革命进程的政治意义即阶级意义。
为了驳斥谣言和诽谤，在这里我们只须再次指出7月6日的《〈真理报〉小报》，并请读者特别注意发表在后面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确凿地证明：7月2日布尔什维克进行了反对发起行动的宣传（社会革命党的报纸承认这一点），7月3日群众情绪沸腾，不顾我们的劝告而开始了行动，7月4日我们在传单（正是那家社会革命党人的《人民事业报》也转载过这一传单）中号召举行和平的有组织的游行示威。7月4日夜间我们决定停止游行示威。诽谤家们，你们诽谤吧！你们永远也驳不倒这些事实及其全部联系的决定意义！
现在我们来谈谈事件的历史联系问题。早在4月初，当我们反对支持临时政府的时候，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就攻击过我们。但是，实际生活证明了什么呢？
4月20日和21日、6月10日和18日、7月3日和4日这三次政治危机证明了什么呢？
它们证明：第一，群众对临时政府的资产阶级多数派的资产阶级政策日益不满。
值得指出的是，执政的社会革命党的报纸《人民事业报》虽然极端敌视布尔什维克，但是它在7月6日不得不承认7月3日和4日的运动有深刻的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说这个运动是人为地挑起的，说布尔什维克的鼓动支持这次行动，这种愚蠢的、拙劣的、卑鄙的谎言将愈来愈被揭露出来。
上述三次政治危机总的原因，总的由来，总的深刻的根源是清楚的，如果按照科学所要求于我们的那样来观察政治，即从相互联系中来观察这三次政治危机，那就更加清楚了。认为这样的三次危机可能是人为地挑起的，那是荒谬的。
第二，深入考察一下什么是三次危机中共同的东西，什么是每次危机中特有的东西，是有教益的。
共同的东西就是群众对资产阶级及其政府表示极端的不满和愤慨。谁要是忘记、抹杀或轻视问题的这一实质，谁就是违背社会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起码常识。
让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并且知道一点欧洲革命中的阶级斗争的那些人想想俄国革命中的阶级斗争吧。
这三次危机各有它自己独特的表现：第一次（4月20—21日）是自发的、猛烈的、完全没有组织的行动，这次行动导致黑帮分子对示威群众开枪射击，给布尔什维克加上荒谬绝伦的莫须有的罪名。这一爆发之后发生了政治危机。
第二次，布尔什维克决定举行游行示威，在苏维埃代表大会提出威胁性的最后通牒和明令禁止之后，取消了游行示威；6月18日举行了总示威，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显然占了上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自己在6月18日晚上承认，假如前线不发动进攻，政治危机可能就爆发了。
第三次危机是在7月3日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尽管布尔什维克在7月2日曾竭力加以制止；7月4日，危机达到了最高点，在5日和6日便导向反革命的顶点。斯皮里多诺娃和其他一些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政权转归苏维埃，这表现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动摇，过去反对这样做的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也这样主张了。
最后，分析事件的联系，从中得出的最终的、也许是最有教益的结论就是：在波浪起伏的运动（迅速的高涨和急遽的低落）中，在革命和反革命都锋芒毕露的情况下，在中间分子较长时间被“冲刷掉”的情况下，所有这三次危机都向我们表明，出现了我国革命史上不曾有过的某种更加复杂的游行示威的形式。
这三次危机期间的运动形式都是游行示威。反政府的游行示威——从形式上看，这是对事件最确切的描绘。但实质上，这不是普通的游行示威，而是某种比游行示威大得多而比革命小一些的事件。这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同时爆发，这是无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猛然显示力量而使中间分子剧烈地、有时几乎是突然地被“冲刷掉”。
这方面很能说明问题的是，每一次运动，所有中间分子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种特定的阶级力量都要分别责骂一通。请看一看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吧：他们拚命叫嚷，说布尔什维克的极端行为帮助了反革命，同时又一再承认立宪民主党人（他们在政府中与立宪民主党人结成了联盟）是反革命的。昨天的《人民事业报》写道：“与一切右倾分子，包括好战成性的‘统一派’〈可以补充一句，社会革命党人在选举中同“统一派”结成了联盟〉断然划清界限，——这就是我们的迫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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