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名其妙的断章取义
(1917年6月17日〔30日〕)
昨天《日报》和《新生活报》比别的报纸更加详细地登载了调查委员会的结论,并且摘登了我的一段证词[114],《交易所小报》没有登这段证词,但在某些方面更充分地叙述了这个结论。
前两家报纸摘登的我的证词是这样开头的:“我不相信这里有奸细活动。”引文前面没有加省略号。结果弄得很荒谬,好象我现在还“不相信”。
只有这两家报纸上的这种极其莫名其妙的断章取义,才会造成这种荒谬的说法。实际上我就是这样作证的:“我本人曾经不止一次地这样想过(在马林诺夫斯基的奸细活动被揭发以前):在阿捷夫案件以后,无论什么事情都不会使我惊奇。但是我不相信这里有奸细活动,这不仅因为我没有看到证据,没有看到罪证,而且还因为”[115](以下同《日报》所说的一样:即使马林诺夫斯基是奸细,保安处还是得不到它想得到的东西,因为我们这里的一切事情都是通过两个合法基地进行的,等等)。
由此可见,在我的证词中所说的是过去。《日报》和《新生活报》[注:在这两家报纸上还有一个印刷错误:“布尔什维克不举行武装起义”中的“不”字应改成“要”字。]通过一种莫名其妙的断章取义的手法,把如此荒谬的东西栽到我头上,好象我说的是现在。
结果,就同我实际上所说的完完全全相反了。
载于1917年6月17日(30日)《真理报》第84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2卷第354页 |
注释:
[114]由于调查前沙皇政府内务大臣和其他官员的罪行时发现了罗·瓦·马林诺夫斯基的奸细活动,律师H.A.科洛科洛夫于1917年5月26日(6月8日)请求列宁提供证词。列宁在证词中写道:“我听说,大约是在1911年,莫斯科有人曾对马林诺夫斯基的政治诚实发生过怀疑,而在他1914年春突然退出国家杜马以后,有人曾特别明确地把这种怀疑告诉了我们。至于莫斯科的传闻,那是在‘奸细狂热’达到顶点时候的事,当时连一件稍微经过核对的事实也没有告诉我们。
马林诺夫斯基退出国家杜马后,我们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季诺维也夫、加涅茨基和我)来调查疑点。我们询问了不少证人,安排了同马林诺夫斯基的对质,证词记录了不下100页(可惜,好多都毁于战争或者留在克拉科夫了)。委员会所有委员当时都未能发现丝毫证据。马林诺夫斯基向我们解释:他所以退出杜马是因为他再也无法隐瞒迫使他改名的一段个人经历,这段经历和一个女人的名誉有关,事情发生在他结婚以前很久。他给我们举出了很多证人,有在华沙的,也有在喀山的,记得其中还有一位是喀山大学教授。这段经历我们当时看来是近乎情理的,而马林诺夫斯基易于激动的气质又使这段经历看来很有可能,我们认为把这种案件宣扬出去不是我们的事情。我们决定把证人召到克拉科夫来,或者派委员会的代表到俄国国内去会见他们,由于战争爆发而未能进行。
但是,委员会的三个委员当时都确信马林诺夫斯基不是奸细,我们在报刊上声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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