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现在和“将来出现”卡芬雅克分子的阶级根源是什么？（1917年6月14日或15日〔27日或28日〕）

现在和“将来出现”卡芬雅克分子的阶级根源是什么？VQf品论天涯网

（1917年6月14日或15日〔27日或28日〕）VQf品论天涯网

　　“一旦出现真正的卡芬雅克，我们就同你们在一个行列里共同进行战斗。”——这是那个孟什维克党的机关报《工人报》在第80号上对我们说的话，这个党的党员策列铁里部长以前在他那篇臭名远扬的演说中却威胁说要解除彼得格勒工人的武装。
　　上面援引的《工人报》的这句名言，特别明显地暴露了俄国的两个执政党即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的根本错误，因此是值得注意的。你们找卡芬雅克找得不是时候，或者说找得不是地方，——这就是部长的机关报这句话的含义。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卡芬雅克的阶级作用。1848年2月，法国的君主制被推翻。资产阶级共和派上台执政。他们象我国的立宪民主党人一样想建立“秩序”，而所谓建立秩序就是恢复和加强警察、常备军、特权官吏等君主制压迫群众的工具。他们象我国的立宪民主党人一样想结束革命，因为他们仇视革命无产阶级及其当时表现得还很不明显的“社会的”（即社会主义的）倾向。他们象我国的立宪民主党人一样，极端仇视把法国革命传到整个欧洲去的政策，极端仇视把法国革命变成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政策。他们象我国的立宪民主党人一样，巧妙地利用了路易·勃朗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让他当部长，而他本来想当社会主义工人的领袖，结果却变成了资产阶级的附属品和走狗。
　　这就是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立场和政策。
　　另一种基本的社会力量是小资产阶级，他们动摇不定，被红色的幽灵所吓坏，还受了反对“无政府主义者”这种叫嚣的影响。小资产阶级倾向于幻想的和空谈的“社会主义”，喜欢把自己称作“社会主义民主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现在连这个名词也采用了！），但他们不敢信任革命无产阶级的领导，不懂得这种胆怯心理必然使自己去信任资产阶级。因为在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进行残酷的阶级斗争的社会里，特别是在革命必然使这个斗争尖锐化的情况下，“中间”路线是不可能有的。而小资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和它的倾向的全部实质，就是想要不可能有的东西，向往不可能有的东西，也就是向往这样一条“中间路线”。
　　起决定作用的第三种阶级力量是无产阶级，他们向往的不是同资产阶级“调和”，而是战胜资产阶级，大胆地推进革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推进革命。
　　这就是产生卡芬雅克的客观历史基础。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不定使它“失去了”积极的活动家的作用，而法国的立宪民主党人卡芬雅克将军就利用小资产阶级不敢信任无产者的心理，悍然解除了巴黎工人的武装，大批枪杀他们。
　　革命以这次历史上有名的枪杀而结束；在数量上占优势的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始终软弱无力，一直做资产阶级的尾巴，于是过了三年，在法国又以一种特别丑恶的形式恢复了凯撒式的君主制。
　　策列铁里在6月11日发表的那篇有历史意义的演说，显然是受立宪民主党人卡芬雅克分子指使的（可能直接受了资产阶级部长们的指使，也可能间接受了资产阶级报刊和资产阶级舆论的提示，这个区别并不重要）。这篇有历史意义的演说之所以出名，之所以具有历史意义，是因为策列铁里无比天真地吐露了整个小资产阶级（包括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隐疾”。这种“隐疾”就是：第一，完全没有能力执行独立的政策；第二，不敢信任革命无产阶级，不敢全心全意地支持它的独立政策；第三，因此就必然会屈从立宪民主党人或资产阶级（即屈从卡芬雅克分子）。
　　这就是症结所在。策列铁里或切尔诺夫本人，甚至克伦斯基，都不配扮演卡芬雅克的角色，这一角色将由另一些人扮演，这些人在适当的时候会向俄国的路易·勃朗们说：“躲开”！但策列铁里之流、切尔诺夫之流却是推行小资产阶级政策的首领，这种政策使卡芬雅克分子的出现不但可能而且必不可免。
　　“一旦出现真正的卡芬雅克，我们就同你们在一起。”——这是多么漂亮的诺言，这是多么美好的愿望！可惜的只是，这种诺言或愿望暴露了多愁善感或胆怯畏缩的小资产阶级所特有的对阶级斗争的不理解。因为卡芬雅克并不是偶然出现的，他的“出现”也不是孤立的现象。卡芬雅克是一个阶级（反革命资产阶级）的代表，是这个阶级的政策的执行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先生们，你们现在所支持的正是这个阶级，正是这种政策！你们目前在国内拥有明显的多数，但是你们却让这个阶级及其政策在政府中占优势，也就是给他们提供良好的活动基地。
　　确实是这样。在全俄农民代表大会上几乎全由社会革命党人左右一切。在全俄工兵代表大会上掌握大多数的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联盟。在彼得格勒区杜马选举时情况也是这样。事实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现在是执政党。而这个执政党却自愿把政权（政府中的多数）交给卡芬雅克分子的政党！！
　　有坟就有鬼。有不坚定的、动摇的、害怕革命发展的小资产阶级，就一定会有卡芬雅克分子出现。
　　俄国目前有许多情况使我国革命不同于1848年的法国革命，这些情况是：帝国主义战争；毗邻的国家比较先进（而法国当时是与比较落后的国家为邻）；土地运动和民族运动。但是，这一切只能改变卡芬雅克分子出现的形式、时间、外因等等。这一切改变不了问题的实质，因为问题的实质是阶级的相互关系。
　　在口头上，路易·勃朗也和卡芬雅克有天壤之别。同革命工人“在一个行列里”共同对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进行“战斗”，这类诺言路易·勃朗也不知许过多少。可是，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都决不会怀疑，正是由于路易·勃朗之流的软弱、动摇以及对资产阶级的信任，卡芬雅克才得以产生，才获得了胜利。
　　以立宪民主党人为首的俄国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以及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动摇、胆怯、不坚定，必然促使俄国的卡芬雅克分子产生。至于俄国的卡芬雅克分子的成败，那就完全要看俄国革命工人的坚定性和警惕性以及他们的力量如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