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破坏问题上的小资产阶级立场
(1917年6月1日〔14日〕)
《新生活报》今天刊载了阿维洛夫同志在工厂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决议案。遗憾的是,只能说这个决议案不是用马克思主义态度和社会主义态度而是用小资产阶级态度对待问题的典范。这个决议案非常突出地集中了孟什维克和民粹主义者的苏维埃通常所作决议中的一切弱点,正是由于这一点,这个决议案是典型的,是值得注意的。
决议案的开头是极其出色的一段议论,它痛斥资本家说:“现时的经济破坏……是战争的结果,是资本家和政府进行掠夺性的无政府式的管理的结果。……”说得很对!资本是压迫者,是掠夺者,资本才是无政府状态的根源,在这点上,小资产者可以和无产者的意见一致。但是两者之间马上就有了分歧:无产者认为资本家的经济是掠夺性的,所以要对它进行阶级斗争,要在绝对不信任资本家阶级的基础上制定整个政策,要在国家问题上首先辨明“国家”为哪个阶级服务,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小资产者有时是“疯狂地”反对资本,但疯劲过后,立刻又对资本家表示信任,对资本家的“国家”……寄予期望!
阿维洛夫同志也是如此。
阿维洛夫同志的引言写得很出色,很坚决,很严正,指责了资本家的“掠夺行为”,甚至不仅指责了资本家,而且指责了资本家的政府,但阿维洛夫同志在整个决议案中,在决议案的全部具体内容中,在决议案的一切实际建议中,却忘记了阶级观点,象孟什维克和民粹主义者一样,完全陷入了对笼统的“国家”和“革命民主派”的空谈。
工人们!掠夺性的资本用它的掠夺行为造成了无政府状态和经济破坏,而资本家的政府也在无政府式地进行管理。挽救的办法就是由“国家在革命民主派参加下”实行监督。这就是阿维洛夫的决议案的内容。
当心上帝惩罚吧,阿维洛夫同志!难道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忘记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吗?为反对“资本家的掠夺行为”而向资本家的国家呼吁岂不是很可笑吗?
难道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忘记,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上(英国在1649年,法国在1789年、1830年、1848年和1870年,俄国在1917年2月),资本家也不止一次地成为“革命民主派”吗?
难道你真的忘记了必须把资本家的、小资产阶级的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民主派区别开来吗?我刚才举出的那些革命的全部历史,难道不都是说明“革命民主派”内部有不同的阶级吗?
现在,在经历了1917年2月、3月、4月和5月以后,谁还在俄国泛泛地谈论“革命民主派”,他就是有意无意地、自觉不自觉地欺骗人民。因为各阶级联合起来一致反对沙皇制度的“时刻”已经过去了。国家杜马第一届“临时委员会”同苏维埃的第一个协议,就已标志着阶级联合的终结和阶级斗争的开始。
四月危机(4月20日)、5月6日危机、5月27—29日(选举)危机等等,终于把在俄国革命中“革命民主派”内部各个阶级的界限划清了。忽略这一点,那就表明同小资产者一样无能。
现在向“国家”和“革命民主派”呼吁,而且恰恰是在资本家掠夺行为的问题上向它们呼吁,那就是把工人阶级拉向后退,事实上就是鼓吹完全停止革命。因为现在,在4月和5月以后,我们的“国家”是(进行掠夺的)资本家的国家,这些资本家驯养了切尔诺夫、策列铁里等一大批“革命(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
这个国家在对内对外政策的一切方面,处处都阻碍着革命。
让这个国家去同资本家的“掠夺行为”作斗争,就等于把狗鱼投到河里[85]。
载于1917年6月1日(14日)《真理报》第7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2卷第247—249页 |
注释:
[85]“把狗鱼投到河里”出自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狗鱼》。狗鱼因危害鱼类而受到审判。糊涂法官听从了和狗鱼狼狈为奸的检察官狐狸的建议,判决把狗鱼投到河里淹死。——[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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