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给波里斯·苏瓦林的公开信（1916年12月）

给波里斯·苏瓦林的公开信^[142]dX7品论天涯网

（1916年12月）dX7品论天涯网

　　苏瓦林公民说，他的信也是写给我的。此外，他的文章涉及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一些极其重要的问题，因此我更乐意回答他。
　　苏瓦林认为，那些以为“保卫祖国”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人的观点是“非爱国主义的”观点。他本人“保卫”虽然投票反对军事拨款，却又声明赞成“保卫祖国”的屠拉梯、累德堡、布里宗等人的观点，即所谓“中派”（我宁愿说它是“泥潭派”）或考茨基派（因该派在理论和著作方面的主要代表是卡尔·考茨基而得名）的观点。顺便指出，苏瓦林断言，“他们〈即谈论第二国际破产的俄国同志〉把象考茨基、龙格等等这样的人……同谢德曼和列诺得尔之类的民族主义者等同起来了”，他这样说是不正确的。无论是我或我所加入的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都从来没有把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观点同“中派”的观点等同起来。在我们党的正式声明中，即在中央委员会1914年11月1日发表的宣言和1915年3月通过的决议［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2—19、163—169页。——编者注］（这两个文件已经全文转载在我们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战争》里，这本小册子苏瓦林是知道的）中，我们始终把社会沙文主义者同“中派”区别开来。我们认为，前者已经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对这种人，我们要求不仅进行斗争，而且实行决裂。而后者是不坚定的、动摇的，他们力图把社会主义的群众同沙文主义的领袖联合起来，因而给无产阶级带来极大的危害。
　　苏瓦林说，他想“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考察事实”。
　　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象“非爱国主义”这种一般化的抽象定义，是毫无价值的。祖国、民族——这是历史的范畴。如果在战争时期，问题是要保卫民主或反对民族压迫，我是决不反对这种战争的，如果“保卫祖国”这几个字是指进行这类性质的战争或起义，我并不害怕这几个字。社会主义者永远站在被压迫者一边，因此，他们不会反对以进行反对压迫的民主斗争或社会主义斗争为目的战争。由此可见，否认1793年战争即法国反对反动的欧洲君主国的战争或加里波第战争等等的正当性，那是非常可笑的……如果不愿意承认目前可能爆发的被压迫民族反对它们的压迫者的战争，如爱尔兰人反对英国的起义或摩洛哥反对法国、马克兰反对俄国的起义等等的正当性，那是同样可笑的……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必须根据每一个具体情况，就每一次具体战争，确定战争的政治内容。
　　但是，怎样确定战争的政治内容呢？
　　任何战争都仅仅是政治的继续。当前的战争是哪种政治的继续呢？它是1871年到1914年间法、英、德三国社会主义和民主的唯一代表——无产阶级的政治的继续呢，还是帝国主义政治，即反动的、日趋衰落的、垂死的资产阶级进行殖民地掠夺和压迫弱小民族的政治的继续呢？
　　只要明确而正确地提出问题，就能得到十分清楚的答案：当前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是奴隶主的战争，这些奴隶主是为了自己的耕畜而争吵，他们想巩固奴隶制，使之流传万世。这次战争就是1899年茹尔·盖得所说的那种“资本主义掠夺”，所以他预先斥责了自己以后的背叛行为。那时盖得说：
　　说法国在1914—1917年的这场战争中是为争取自由、民族独立和民主等等而斗争，那是不正确的……法国是为了保持自己的殖民地和保持英国的殖民地而斗争，而德国是有更多的权利得到这些殖民地的，——当然，这是从资产阶级权利的观点来看。法国是为了把君士坦丁堡等地方送给俄国而斗争……因此进行这场战争的，不是民主的革命的法国，不是1792年的法国，不是1848年的法国，不是公社的法国。进行这场战争的是资产阶级的法国，反动的法国，沙皇政府的盟国和朋友，“全世界的高利贷者”（这话不是我说的，是《人道报》[143]的一位撰稿人利西斯说的），它保护的是自己的赃物，是占有殖民地的“神圣权利”，是用自己借给弱小民族或不富裕民族的数十亿款子来“自由”剥削全世界的“神圣权利”。
　　别说什么很难区别革命战争和反动战争吧。您想要我除了已经指出过的科学标准以外，再指出一个纯粹实际的、为大家所理解的标准吗？
　　这个标准就是：任何一个规模较大的战争都是事先准备好的。当正在准备革命的战争时，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不怕预先声明，他们主张在这种战争中“保卫祖国”。反之，当正在准备反动的战争时，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都不敢事先即在宣战以前决定他将在这种战争中赞成“保卫祖国”。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和1859年并没有害怕号召德国人民参加反对俄国的战争。
　　然而，相反地，1912年在巴塞尔，社会党人却不敢说要在他们已经预料到的、而且在1914年真的爆发了的战争中“保卫祖国”。
　　我们党不怕公开声明，如果爱尔兰能够掀起反对英国的战争或起义，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能够掀起反对法国的战争或起义，的黎波里能够掀起反对意大利的战争或起义，乌克兰、波斯和中国能够掀起反对俄国的战争或起义等等，我们党是会同情这种战争或起义的。
　　而社会沙文主义者呢？“中派分子”呢？比方说，如果日本和美国之间爆发一场准备了几十年之久的、完全是帝国主义的、威胁着几千万人的战争，他们敢不敢公开地正式声明，他们赞成或者将赞成“保卫祖国”呢？请他们试试看！我敢担保他们不会这样做，因为他们心里非常清楚，如果他们敢于这样做，他们就会成为工人群众的笑柄，被工人群众嗤之以鼻，被赶出社会党。正因为如此，所以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中派分子”将避免就这个问题公开发表任何声明，继续支吾其词、撒谎骗人、混淆问题，用法国社会党在1915年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关于“遭受进攻的国家有权进行自卫”的诡辩来敷衍了事。
　　好象问题在于谁先进攻，而不在于战争的原因是什么，它的目的何在，哪些阶级在进行战争。例如，能不能设想，头脑健全的社会主义者在1796年，当革命的法国军队开始同爱尔兰人结盟的时候，可以承认英国有权“保卫祖国”呢？要知道，当时进攻英国的恰恰是法国人，而且法国军队甚至还准备在爱尔兰登陆。明天，如果俄国和英国接受了德国的教训，一旦遇到波斯联合印度、中国以及正在经历自己的1789年和1793年过程的亚洲其他国家的革命人民一起进攻时，我们能不能承认俄国和英国有权“保卫祖国”呢？
　　这就是我对说什么我们赞同托尔斯泰思想的那种非常可笑的责难的回答。我们党无论对托尔斯泰学说或和平主义都是反对的。它早就声明，社会党人应当在这次战争中竭力把它变成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
　　如果您对我说，这是空想，那我就回答说，法英等国的资产阶级显然不会赞同您的意见，因为，如果它们没有预感到和预见到革命必然会日益增长和即将到来，那它们当然不会充当可耻而又可笑的角色，甚至监禁和征召“和平主义者”。
　　这使我联想到苏瓦林也提到的分裂问题。分裂！这是一个稻草人，社会党的领袖们极力用它来吓唬别人，他们自己也怕得要命！苏瓦林说：“现在建立新的国际有什么好处呢？”“它的活动不会有结果，因为它的人数很少。”
　　但是要知道，正是法国的普雷斯曼和龙格、德国的考茨基和累德堡的“活动”才是没有结果的，每天的事实都在证实这一点，其原因就是他们害怕分裂！而德国的卡·李卜克内西和奥·吕勒恰恰因为不害怕分裂，公开声明必须分裂（见吕勒1916年1月12日发表在《前进报》上的信），并且毫不动摇地实行分裂，所以，尽管他们人数不多，他们的活动对无产阶级具有伟大的意义。李卜克内西和吕勒仅仅是两个人对108个人。但是这两个人却代表千百万人，代表被剥削的群众，代表大多数居民，代表人类的未来以及日益发展和成熟的革命。而那108个人只是代表在无产阶级队伍中一小撮资产阶级奴仆惯于拍马屁的本性。当布里宗也有中派或泥潭派那种弱点的时候，他的活动是没有结果的。可是相反地，当布里宗在行动上破坏“统一”，当他在议会中勇敢地高呼“打倒战争！”或者当他公开说出真相，声明协约国打仗是为了把君士坦丁堡送给俄国的时候，他的活动就不再是没有结果的了，就是在组织无产阶级，唤醒和激励无产阶级。
　　真正革命的国际主义者为数很少？这是无稽之谈！且看看1780年法国和1900年俄国的例子吧。觉悟的和坚定的革命者在前一种情况下是那个时代的革命阶级——资产阶级的代表，而在后一种情况下是当代革命阶级——无产阶级的代表，他们当时为数极少，只是个别人，顶多只占本阶级1/10000，甚至只占1/100000，但是过了几年以后，这些极其个别的人，这些似乎是极其微不足道的少数人，却使群众，使几百万、几千万人跟着他们走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少数人真正代表这些群众的利益，因为他们相信即将到来的革命，因为他们准备全心全意为革命服务。
　　人数很少吗？但是从什么时候起，革命者是根据自己占多数还是占少数来提出自己的政策呢？当我们党在1914年11月宣布必须同机会主义者分裂［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2—19页。——编者注］，并且声明这种分裂将是对他们1914年8月的背叛行为的唯一正确和应有的回答时，在许多人看来，这个声明无非是那些完全脱离生活和脱离实际的人的宗派主义的狂妄行为。但是，请看看两年以后发生的事情。在英国，分裂已是既成事实；社会沙文主义者海德门不得不离开党。在德国，大家亲眼看到分裂日益加深。柏林、不来梅和斯图加特的组织甚至光荣地被开除出党……被开除出德皇走狗的党，即德国的列诺得尔、桑巴、托马、盖得之流这些先生们的党。而法国呢？一方面，这些先生们的党声明，它仍然拥护“保卫祖国”；另一方面，齐美尔瓦尔德派在自己的《齐美尔瓦尔德的社会党人与战争》这本小册子里却声明“保卫祖国”不是社会党人的事情。这难道不是分裂吗？
　　在这次最大的世界危机持续了两年之后，对无产阶级当前策略的最重要问题作出截然相反的回答的人，怎么能够在一个党内真心诚意地同心协力地工作呢？
　　再看看美国这个中立国家吧。那里不是也开始分裂了吗？一方面，尤金·德布兹，这位“美国的倍倍尔”，在社会党人的刊物上声明，他只承认一种战争，即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内战争，他宁愿被杀死，也不愿投票赞成哪怕是拿一分钱去作美国的军费（见1915年9月11日《向理智呼吁报》[144]第1032号）。但是另一方面，美国的列诺得尔和桑巴之流却宣布“保卫祖国”和“准备战争”。美国的龙格和普雷斯曼之流——可怜虫！——则竭力使社会沙文主义者同革命的国际主义者和好。
　　现在已存在着两个国际。一个是桑巴—休特古姆—海德门—普列汉诺夫之流的国际，另一个是卡·李卜克内西、马克林（苏格兰的一位教员，他因为支持工人的阶级斗争而被英国资产阶级判处苦役）、霍格伦（瑞典的一位议员，他因为进行反战的革命鼓动而被判处苦役，在齐美尔瓦尔德曾经是“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创始人之一）以及因从事反战的鼓动而被判处终生流放西伯利亚的5名国家杜马代表等人的国际。一方面，是那些帮助本国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人的国际，另一方面，是那些为反对这场战争而进行革命斗争的人的国际。因此，无论议会吹牛家的雄辩或社会主义“大政治家”的“外交手腕”，都无法使这两个国际统一起来。第二国际已寿终正寝。第三国际已经诞生。尽管它还没有接受第二国际的主教们和神父们的洗礼，反而被他们革出教门（见王德威尔得和斯陶宁格的演说），但是，这并不妨碍它天天获得新的力量。第三国际将使无产阶级有可能摆脱机会主义者的影响，它一定能在日益成熟和日益临近的社会革命中领导群众走向胜利。
　　在结束这封信以前，我应当对苏瓦林本人的论战答复几句。他要求（住在瑞士的社会党人）缓和针对伯恩施坦、考茨基和龙格等人个人的批判……从我这方面来说，我不能同意这种请求。首先我要向苏瓦林指出，我对“中派分子”不是进行个人的批判，而是进行政治上的批判。休特古姆、普列汉诺夫之流这班先生们对群众的影响已经无法挽回：他们已经威信扫地，以至于到处都要警察来保护。但是“中派分子”宣传“统一”和“保卫祖国”，力求达成妥协，拼命用种种言论来掩饰最深刻的分歧，这给工人运动造成极大的危害，因为这会延缓社会沙文主义者道义威望的彻底破产，因而也就会保持社会沙文主义者对群众的影响，使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僵尸复活。根据这一切理由，我认为反对考茨基和“中派”其他代表人物的斗争，是我的社会主义天职。
　　苏瓦林除了向别的一些人呼吁之外，还向“吉尔波、列宁以及一切具有置身于‘搏斗之外’这种优越条件的人发出呼吁，这种优越条件常常使人可以对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些人和事作出正确的判断，但本身可能也包含着某些不便之处”。
　　暗示是明显的。累德堡在齐美尔瓦尔德直截了当地讲过这个意思，他责备我们“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从国外向群众发出革命的号召。我不妨对苏瓦林公民重复一下我在齐美尔瓦尔德向累德堡说过的话。自从我在俄国被捕以后，到今天已经有29年了。在这29年当中，我没有停止过向群众发出革命的号召。我在监狱里，在西伯利亚，后来在国外都这样做。我在革命的刊物上也经常看到那种与出自沙皇检察官之口的相似的“暗示”，这些“暗示”责备我不够正大光明，因为我在国外向俄国的群众发出革命的号召。这些“暗示”出自沙皇的检察官之口是不足为奇的。但是，老实说，我曾等待累德堡提出别的论据。累德堡大概忘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7年起草他们有名的《共产党宣言》时，也是从国外向德国工人发出革命的号召！如果没有一些革命者流亡国外，往往就不可能有革命斗争。法国就不止一次地提供过这种经验。苏瓦林公民如果不学累德堡和……沙皇检察官的坏榜样，那也许会好一些。
　　苏瓦林还说，托洛茨基“被我们〈法国少数派〉看作是国际内极左派当中最左的一个，却被列宁随随便便地斥之为沙文主义者。应当承认，这有点过分”。
　　是的，当然“这有点过分”，但过分的不是我，而是苏瓦林。因为我从来没有斥责过托洛茨基的立场是沙文主义的立场。我指责他什么呢？我指责他经常在俄国提出“中派”的政策。请看事实。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从1912年1月起就正式分裂了[145]。我们党（团结在中央委员会周围的一派）责备另一派即组织委员会、（它的最有名的领袖是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搞机会主义。托洛茨基曾经加入过马尔托夫的党，只是在1914年才脱离它。那时候战争已经到来了。我们这一派的杜马党团的5个成员（穆拉诺夫、彼得罗夫斯基、沙果夫、巴达耶夫和萨莫伊洛夫）都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我们的工人在彼得格勒投票反对参加各级军事工业委员会（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实际问题；它对俄国如此重要，就好象法国的关于参加政府的问题一样）。另一方面，组织委员会中最著名最有威望的著作家波特列索夫、查苏利奇和列维茨基等人却赞成“保卫祖国”，赞成参加各级军事工业委员会。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虽然提出抗议并且反对参加这些委员会，但是并没有同他们那个党断绝关系，该党内有一派已经成了沙文主义的，同意参加各级军事工业委员会。因此，我们在昆塔尔也责备过马尔托夫，说他想代表整个组织委员会，可是实际上他也许只能代表其中的一派。后来该党在杜马中的代表（齐赫泽、斯柯别列夫等人）发生了意见分歧。这些代表中一部分人赞成“保卫祖国”，另一部分人反对。可是他们都赞成参加各级军事工业委员会，并且使用模棱两可的必须“救国”的说法，而这实质上无非是用另外的字眼表达休特古姆和列诺得尔的“保卫祖国”口号。不但如此，他们也决不反对波特列索夫的立场（其实波特列索夫的立场同普列汉诺夫的立场是一样的；马尔托夫所以公开反对波特列索夫并且拒绝给他的杂志撰稿，是因为他已邀请普列汉诺夫撰稿）。
　　而托洛茨基呢？他一方面同马尔托夫的党断绝了关系，但又继续责备我们，说我们是分裂派。他向左转了一点，甚至建议同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的领袖们决裂，但是他没有彻底向我们说明，他愿意同齐赫泽党团统一还是分裂。而这恰恰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事实上，如果明天实现和平，那么我们后天就将再次进行杜马选举。那时我们马上就会面临一个问题：我们同齐赫泽站在一起呢，还是反对他？我们反对这种联合。马尔托夫赞成。而托洛茨基呢？不知道。托洛茨基是在巴黎出版的俄文报纸《我们的言论报》的编辑之一，该报已经出了500号，可是其中连一句肯定的话也没有说过。因此我们不能同意托洛茨基。
　　但是问题不仅仅在我们。托洛茨基在齐美尔瓦尔德不愿意参加“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当时托洛茨基和罕·罗兰－霍尔斯特同志代表“中派”。请看罗兰－霍尔斯特同志现在在荷兰社会党人的《论坛报》[146]（1916年8月23日第159号）上所写的一段话吧：“谁要是象托洛茨基和他那个集团那样愿意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谁就应当克服流亡者之间的意见分歧（其中大部分带有十足的个人性质而且是分裂极左派的）所造成的后果，谁就应当参加列宁派。‘革命的中派’是不可能有的。”
　　很抱歉，我对我们同托洛茨基和马尔托夫的关系说得太多了。法国社会党人的刊物经常谈这个问题，可是它提供给读者的消息往往很不确切。应当使法国的同志们更好地了解有关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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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42]这篇文章是对法国社会党成员、中派分子波·苏瓦林的公开信的答复。苏瓦林的信以《致我们在瑞士的朋友们》为题刊登在1916年12月10日的《中派的人民报》上。
　　列宁的答复寄给苏瓦林后，苏瓦林于1918年1月把它连同自己加的前言一起交给社会党报纸《真理报》编辑部发表。列宁的答复已排字并由编辑部拼入1月24日该报第45号，但被书报检查机关删去，因此这号报纸出版时开了“天窗”，“天窗”内只登了标题《一份未发表的文件。列宁的信》和署名“列宁”。过了三天，即1月27日，《给波·苏瓦林的公开信》由编辑部加上小标题发表于《真理报》第48号。在报纸上信文作了许多删节，可是印有列宁此信全文的该报长条校样却保存了下来。列宁的这封信曾按这份校样译成俄文发表于1929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7期。在《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里，这封信也是根据这份校样由法文译成俄文刊印的。——[302]。
　　[143]《人道报》（《L’Humanité》）是法国日报，由让·饶勒斯于1904年创办。该报起初是法国社会党的机关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法国社会党极右翼所掌握，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8年该报由马·加香领导后，反对法国政府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在法国社会党分裂和法国共产党成立后，从1920年12月起，该报成了法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304]。
　　[144]《向理智呼吁报》（《Appeal　to　Reason》）是美国社会党人的报纸，1895年在美国堪萨斯州吉拉德市创刊。该报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很受工人欢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采取国际主义立场。——[308]。
　　[145]指1912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代表会议把孟什维克取消派开除出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于1912年1月5—17日（18—30日）在布拉格举行，也称布拉格代表会议。这次代表会议代表20多个党组织，即几乎所有在俄国进行活动的组织，实际上起了代表大会的作用。列宁领导了代表会议的工作，在会议上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和关于社会党国际局的工作的报告，起草了所有重要问题的决议案。会议肯定俄国新的革命高涨已经开始，规定了党在新的条件下的政治路线和策略。代表会议宣布取消派的所作所为已使他们自己完全置身于党外，决定把他们清除出党。代表会议谴责了国外反党集团——孟什维克呼声派、前进派和托洛茨基分子的活动，认为必须在国外建立一个在中央委员会监督和领导下进行协助党的工作的统一的党组织。代表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党的工作的性质和组织形式的决议，批准了列宁提出的党的组织章程草案。代表会议恢复了党，选出了中央委员会并由它重新建立了领导国内党组织实际工作的机关——中央委员会俄国局。这次会议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一新型政党的进一步发展，对巩固党的统一具有决定性意义。关于这次代表会议，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文献》。——[310]。
　　[146]《论坛报》（《De　Tribune》）是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左翼的报纸，1907年在阿姆斯特丹创刊。1909年起是荷兰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1918年起，是荷兰共产党的机关报。1940年停刊。——[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