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给伯尔尼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委员沙尔·奈恩的公开信（1916年12月26—27日〔1917年1月8—9日〕）

给伯尔尼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委员沙尔·奈恩的公开信5sD品论天涯网

（1916年12月26—27日〔1917年1月8—9日〕）5sD品论天涯网

　　敬爱的同志：今年1月7日，国民院议员罗伯特·格里姆先生在党的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同所有社会民族主义者一道，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以他为首，主张通过延期召开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这使人忍无可忍，同时也彻底暴露了罗·格里姆这位国民院议员先生的面目。
　　在齐美尔瓦尔德选出的国际社会党委员会主席，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和昆塔尔代表会议的主席，整个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在全世界面前的这位最有“威信的”代表，同社会爱国主义者一道，并且以他为首，公开背叛齐美尔瓦尔德运动，建议破坏早就确定——在欧洲一个最自由的、就地点和时间条件来说最有国际影响的国家里——为解决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问题而专门召开的党代表大会！！
　　如果不戳穿国民院议员罗·格里姆先生的假面具，这个事实就会使整个齐美尔瓦尔德运动永远蒙受耻辱，使它永远成为一幕滑稽剧。面对这样的事实难道能够保持缄默，能够安之若素吗？
　　在欧洲各国社会党当中，唯有瑞士社会党不受战时书报检查机关和军事当局的阻挠，在公开的代表大会上直接地和正式地参加齐美尔瓦尔德联盟，支持它，给国际社会党委员会提供两名委员，在全世界面前作为齐美尔瓦尔德运动最主要的代表。这里我们撇开意大利党不谈，因为它受戒严状态的限制，处境要困难得多。瑞士社会党由于要同公开的社会爱国主义者（他们到1916年秋才脱离党而成为单独的格留特利联盟）进行斗争等原因，经过一再拖延之后，在1916年11月4—5日召开的苏黎世代表大会上最后作出决定：于1917年2月在伯尔尼召开党的特别代表大会来解决军事问题和关于保卫祖国的问题。可是现在，该党内有人决意要阻挠和破坏这次代表大会，而且恰恰在战时不让工人自己来讨论和解决对军阀制度和保卫祖国的态度问题。
　　这些人的政策打了整个齐美尔瓦尔德运动一记耳光，而他们的首领原来就是国际社会党委员会的主席！
　　难道这不是完全背叛齐美尔瓦尔德运动吗？难道这不是污辱齐美尔瓦尔德的全部决议吗？
　　只要考察一下对推迟代表大会正式提出的某些理由，就会理解这套手法的全部意义。
　　“请注意，工人还没有准备”解决这个问题！
　　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的所有宣言和决议多次指出：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即在两大帝国主义集团为掠夺殖民地和扼杀弱小民族而进行的战争中，保卫祖国就是背叛社会主义；这不管对“大国”或对某些暂时保持中立的小国来说，都是一样。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的所有正式文件几十次反复说明这个思想。瑞士社会党的所有报纸，特别是国民院议员罗·格里姆先生主编的《伯尔尼哨兵报》，发表了几百篇文章和评论来反复咀嚼这个思想。在对卡·李卜克内西、霍格伦、马克林等人表示同情的声明中，曾经几百次强调全体齐美尔瓦尔德派的共同信念：这些人正确地了解群众的处境和利益；群众即大多数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同情在他们一边；各国的（无论参战的“大国”德国的，或者中立的小国瑞典的）无产者凭自己的阶级本能正在掌握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就是背叛社会主义这个真理。
　　可是现在，国际社会党委员会的主席却在瑞士社会党内社会爱国主义的所有坚定代表赫·格雷利希、保·普夫吕格尔、胡贝尔、曼茨－舍皮等人的衷心赞许和热烈支持下，提出一个虚伪的、骗人的理由，说什么党代表大会所以延期是因为“工人还没有准备”。
　　这是令人愤慨、令人难以容忍的伪善和谎言。大家都知道（就连《格留特利盟员报》[130]也公开说出了这个痛心的事实），代表大会所以延期，是因为上述社会爱国主义者害怕工人，害怕工人作出反对保卫祖国的决定，他们威胁说，如果通过拒绝保卫祖国的决定，他们就辞去国民院议员的职务。瑞士社会党内社会爱国主义者的“领袖们”，甚至在战争已经进行了两年半的今天，还主张“保卫祖国”，即保卫这个或那个集团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这些领袖决意破坏代表大会，践踏瑞士社会党工人的意志，不许他们在战时讨论和确定自己对战争、对“祖国保卫者”即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奴仆的态度。
　　这就是人所共知的推迟代表大会的真正原因，这就是投靠瑞士社会党内的社会爱国主义者而反对瑞士觉悟工人的国际社会党委员会主席对齐美尔瓦尔德运动的背叛！
　　这就是公开的社会爱国主义的《格留特利盟员报》所说的那个痛心的事实。顺便指出，该报是一向洞悉社会党内的格留特利派领袖格雷利希、普夫吕格尔、胡贝尔、曼茨－舍皮之流的思想和行动的，它在1917年1月7日会议召开前三天就写道：［注：手稿上此处留下了准备补上引文的空白。——俄文版编者注］
　　主张推迟代表大会的另一个“正式”理由是：在1916年12月或者甚至是在11月专门选出的起草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案的委员会，“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
　　似乎格里姆之流以前不知道：格雷利希、普夫吕格尔、古·弥勒、胡贝尔、曼茨－舍皮、奥托·朗格等这些“领袖们”，完全同意“格留特利联盟”的社会爱国主义观点，他们参加社会党只是为了欺骗社会党工人；只要他们还留在党内，还没有转到社会爱国主义的格留特利党中去，瑞士社会党内在这个问题上就不可能取得一致的意见！
　　似乎格里姆之流在1916年夏天还没有看清楚，在保卫祖国问题上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一致的意见，因为在1916年夏天，普夫吕格尔和古·弥勒等人曾经发表了一个社会爱国主义的提纲，而格里姆在国民院里当然不能不几千次看到格雷利希之流甚至可说是国民院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大多数议员的社会爱国主义观点！
　　格里姆之流想欺骗瑞士社会党工人。因此，他们在任命委员会时没有公布委员名单。而《格留特利盟员报》倒说了真话，公布了名单，并且还说出了一个不言而喻的和人所共知的真理：类似的委员会不可能作出一致的决定！
　　为了欺骗工人，格里姆之流没有作出立即公布委员会决议案的决定，而对工人隐瞒了真相。其实决议案早已拟好，甚至已经秘密地印出来了！！
　　果然不出所料，在承认“保卫祖国”即替在战争时期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辩护的决议案上签名的有胡贝尔、普夫吕格尔、克勒蒂、古·弥勒等人，尽管人们已经一千次揭穿了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在反对“保卫祖国”的决议案上签名的则有诺布斯、阿福尔特尔、施米德、奈恩、格拉贝等人。
　　请看，格里姆和社会爱国主义者对社会党工人玩弄多么卑鄙无耻的把戏：
　　他们大喊大叫，说工人没有准备，可是恰恰在这样喊叫的时候，这些领袖自己却把已经准备好的决议案藏起来不给工人看，因为这些决议案明确地向工人摆出了两类思想，两种不可调和的政策——社会爱国主义的政策和齐美尔瓦尔德的政策！！
　　格里姆和社会爱国主义者昧着良心欺骗工人，因为正是他们决意破坏代表大会，不公布决议案，不让工人公开权衡和讨论两种政策，而他们却大喊大叫，说什么工人“没有准备”！
　　主张推迟代表大会的另一些“正式”理由是：要制止物价飞涨，要进行选举运动，等等。
　　这些理由简直是对工人的嘲弄。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并不反对为改良而斗争，但是我们与社会爱国主义者不同，与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不同，我们不仅为改良而斗争，而且要使这一斗争服从革命斗争，这一点谁不知道呢？齐美尔瓦尔德宣言和昆塔尔宣言一再阐明的正是这种政策，这一点谁不知道呢？我们并不反对进行选举和实行一些改良来控制物价飞涨，但是我们首先要向群众公开地说明真相：如果不剥夺银行和大企业，即实行社会革命，就不可能制止物价飞涨。
　　针对这场战争，由于这场战争，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每个宣言号召无产阶级做什么呢？
　　号召他们进行群众性的革命斗争，调转枪口对准自己国内的敌人（见1916年12月底发表的国际社会党委员会的最新宣言《告工人阶级书》），也就是调转枪口对准自己的资产阶级和自己的政府。
　　难道每个稍微善于思考的人由此还不明白，正是拒绝保卫祖国的政策，才同真正革命的和真正社会主义的反对物价飞涨的斗争、才同真正社会主义的而不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式的利用选举运动相联系吗？
　　社会爱国主义的政策，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的政策，正是改良主义的政策，即在制止物价飞涨和进行选举运动中搞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而不是社会主义的斗争，这难道还不明白吗？
　　怎么能“借口”要同物价飞涨等等作斗争而“推迟”解决“保卫祖国”问题的（也就是要在社会爱国主义政策和社会主义政策之间进行选择的）代表大会呢
　　格里姆和社会爱国主义者搬出这个虚伪的、骗人的理由，是想向工人隐瞒这一真相：他们想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精神而不是用齐美尔瓦尔德的精神，来进行反对物价飞涨的斗争和进行选举等等。
　　1916年8月6日，格里姆在苏黎世向115位来自瑞士全国的工人代表发表了演说，[131]他向他们宣扬的正是同物价飞涨进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而且仅仅是改良主义的斗争！格里姆正以“坚定的步伐”走向自己的目的：同社会爱国主义者接近，反对社会党工人，反对齐美尔瓦尔德运动。
　　但是这里特别令人作呕的一点，就是格里姆用拼命咒骂非瑞士的社会爱国主义者的办法来掩盖自己转向社会爱国主义者方面去的行为。这就是格里姆背叛行为的一个最深刻的根源，这就是1917年1月7日事件暴露的全部欺骗政策的一个最深刻的渊源。
　　请看《伯尔尼哨兵报》吧，这个报纸对俄、法、英、德、奥等国的……总之，除了瑞士以外的所有国家的社会爱国主义者，竭尽其谩骂之能事！格里姆甚至把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委员社会爱国主义者艾伯特叫作“妓院雇用的打手”（《伯尔尼哨兵报》……日第……号）。
　　请看，这位格里姆是个多么勇敢的人！是个多么侠义的战士！他是多么英勇地从伯尔尼攻击……柏林的社会爱国主义者啊！这位骑士是多么高尚地对……伯尔尼和苏黎世的社会爱国主义者讳莫如深啊！
　　可是，柏林的艾伯特同苏黎世的格雷利希、曼茨－舍皮、普夫吕格尔又有什么区别呢？同伯尔尼的古斯塔夫·弥勒、施内贝格尔、迪尔又有什么区别呢？根本没有。他们统统是社会爱国主义者。他们全都站在完全相同的原则立场上。他们所有的人向群众传播的不是社会主义的思想，而是“格留特利派的”思想，也就是改良主义的、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思想。
　　1916年夏天，格里姆草拟了一个关于军事问题的提纲，他故意写得很长、很含糊，打算欺骗左派和右派，打算利用两者的分歧“捞一把”。他在提纲的结尾写了这样一句话：
　　“党机关和工会机关应当取得协议”（指在发生战争危险和必须采取群众性革命行动的情况下）。
　　但是，领导瑞士工会的是些什么人呢？其中恰恰有施内贝格尔和迪尔。1916年夏天，他们两人都是《瑞士五金工人报》的编辑，他们按照反动的、改良主义的和社会爱国主义的精神办报，公开赞成“保卫祖国”，直接反对齐美尔瓦尔德的全部政策。
　　而领导瑞士社会党的，正象1917年1月7日的事件再次证明的那样，是社会爱国主义者格雷利希、普夫吕格尔、曼茨－舍皮、胡贝尔等人。
　　这样，结果怎样呢？
　　结果就是：格里姆在自己的提纲中建议党把反战的群众性革命行动的领导权恰恰托付给施内贝格尔、迪尔、格雷利希、普夫吕格尔之流这伙社会爱国主义者！而这些人恰恰是这种行动的反对者，恰恰是改良主义者！！
　　现在，在1917年1月7日以后，格里姆的全部“策略”已经被彻底揭穿了。
　　他希望被人看作左派的领袖，国际社会党委员会的主席，齐美尔瓦尔德派的代表和领导者，他用种种“最最革命的”词句欺骗工人，实际上是用这些词句来掩盖党的腐朽的、社会爱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实践。
　　他赌咒发誓，说他同情卡·李卜克内西和霍格伦等人，拥护他们，执行他们的政策。
　　可是，德国的卡·李卜克内西和中立的小国瑞典的霍格伦并没有同外国的而是同本国的社会爱国主义者作斗争，他们攻击的是本国的，柏林和斯德哥尔摩的，而不是别的国家的改良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他们无情地揭露了社会爱国主义者，因而光荣地受到柏林的和斯德哥尔摩的格雷利希、普夫吕格尔、施内贝格尔和迪尔之流的仇视。
　　法国的沙文主义者赞扬德国人李卜克内西，而德国的沙文主义者赞扬英国人马克林，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骗人，是想用歌颂别人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国际主义”词句来掩盖自己的民族主义，这难道难以理解吗？格里姆的所作所为完全一样，除了瑞士的以外，他咒骂所有国家的社会爱国主义者，他这样做正是为了掩盖自己转到瑞士社会爱国主义者方面去的行为，这难道难以理解吗？
　　格里姆痛骂德国的社会爱国主义者艾伯特，说他是“妓院雇用的打手”，因为他从德国工人那里盗走了《前进报》，并且一面大喊大叫反对分裂，一面把左派逐出了或者正在逐出党外。
　　那么，格里姆在本国，在瑞士，同可悲的1917年1月7日的可悲的勇士们一起干些什么呢？
　　难道格里姆没有从瑞士工人那里盗走他郑重许诺过的解决关于保卫祖国问题的专门的代表大会吗？难道格里姆大喊大叫反对分裂时不是在准备把齐美尔瓦尔德派开除出党吗？
　　我们不会象小孩子那样天真，我们会正视现实！
　　在1917年1月7日的会议上，格里姆的新伙伴和庇护人社会爱国主义者同他一道大喊大叫反对分裂，并且特别责备青年组织搞分裂活动，有一个人大骂党的书记普拉滕，说“他不是党的书记，而是党的叛徒”。
　　人们说出这样的话来，而“领袖们”却想向党隐瞒这些话，对此难道可以保持缄默吗？这类手法难道不会引起瑞士社会党工人的愤慨吗？
　　青年联盟和普拉滕的过错在哪里呢？就在于他们是齐美尔瓦尔德的真诚拥护者，是真诚的齐美尔瓦尔德派，而不是钻营利禄之徒。就在于他们反对推迟代表大会。如果说造谣者大喊大叫，说什么反对推迟代表大会的，而且根本“反对格里姆陛下”的，只是齐美尔瓦尔德左派这个特殊的派别，那么1917年1月7日的事件岂不正好说明这是造谣吗？沙·奈恩同志，尽管您从来没有直接或间接地、正式或非正式地加入齐美尔瓦尔德左派，难道您没有起来反对格里姆吗？
　　责难别人搞分裂！——这是一种真正陈腐的责难，现在，正是各国的社会爱国主义者在各国进行这种责难，以便掩盖他们把李卜克内西派和霍格伦派逐出党外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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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30]《格留特利盟员报》《Grütlianer》）是瑞士“格留特利联盟”的机关报，1851年于苏黎世创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该报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列宁称该报为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忠实而露骨的仆从的报纸。——[270]。
　　[131]1916年8月6日瑞士115名工人组织的代表在苏黎世举行会议，讨论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因物价飞涨而严重恶化的问题。罗·格里姆在会上作了报告。
　　会议根据格里姆的报告通过的决议和会议情况的简报发表于1916年8月8日《民权报》第183号，标题是《瑞士工人与物价飞涨》。会议通过的《告国民院书》发表于8月10日该报第185号，标题是：《制止物价飞涨的措施》。——[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