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关于战争问题的根本原则（1916年12月25日〔1917年1月7日〕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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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列宁在页边写道：“草稿（没有寄出）”。——俄文版编者注］
（1916年12月25日〔1917年1月7日〕以前）5XV品论天涯网

　　在当前的战争中必须拒绝保卫祖国，关于这个问题，瑞士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意见是一致的。工人，或者至少是工人中的优秀分子的意见也是主张拒绝保卫祖国。
　　这样看来，在当前一般社会主义运动的最迫切的问题上，特别是在瑞士社会党的最迫切的问题上，似乎已有了必要的意见一致。但是，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考察一下，就必然会得出结论：这种一致仅仅是表面现象。
　　其实人们对下面的一点根本没有弄清楚，更谈不上意见一致，即：宣布拒绝保卫祖国的声明本身就意味着对发表这种声明的政党的革命意识和革命能力提出非常高的要求，——当然其先决条件是这种声明不变成一句空话。但是，如果只简单地、不加思索地宣布拒绝保卫祖国，就是说，不了解这些要求，对此毫无认识，并且不改变和“革新”（用卡尔·李卜克内西的话来说）一切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一句话，党的全部活动，使之适应最高的革命任务，那么，这种声明就会变成一句空话。
　　如果我们把这种声明当作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和切实实行的政治口号，那我们就应当仔细想一想，所谓拒绝保卫祖国究竟指的是什么意思。
　　首先，我们建议各交战国和一切面临战争威胁的国家的无产者和被剥削者拒绝保卫祖国。根据几个交战国的经验，我们现在已经完全确实地知道，在当前的战争中拒绝保卫祖国实际上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否定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基础，即不仅在理论上，不仅“一般地”，而且在实践上，直接地，立刻铲除现代社会制度的根源。只有当我们不仅是在理论上非常坚定地相信变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而且承认这种社会主义变革，即社会主义革命在实践中已经可以立即直接实现的时候，我们才能这样去做，难道这还不明白吗？
　　但是，有些人在谈到拒绝保卫祖国的时候，几乎总是把这一点忽略了。他们至多也只是“在理论上”承认把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至于立即根本改变党的全部活动，以适应直接面临的社会主义革命，他们连听也不愿意听！
　　据说，人民对这一点没有准备！
　　但是，这种说法前后不一到了可笑的地步。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我们根本不宣布立即拒绝保卫国家，要么我们必须立即开展或开始开展关于直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有步骤的宣传。当然，在某种意义上说，“人民”既“没有准备”拒绝保卫国家，又“没有准备”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有权在今后两年———两年！——中推迟有步骤地开始这种准备工作！
　　其次，人们用什么来对抗保卫祖国和国内和平的政策呢？用反战的革命斗争，即1915年阿劳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所承认的“群众性的革命斗争”。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很好的决议，但是……但是这次党代表大会以来党的历史和党的实际政策恰恰证明，这个决议只是一纸空文。
　　群众性的革命斗争的目的是什么呢？关于这一点，党没有正式谈过，人们也根本不谈。或者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或者直接承认这个目的就是“社会主义”。人们用社会主义来对抗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
　　但是，这恰恰（在理论上）是极不合逻辑的，在实践上是毫无内容的。说不合逻辑，是因为它太一般化了，太含混了。同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相对立的、作为目的的一般“社会主义”，现在不仅考茨基分子和社会沙文主义者承认，就是许多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家们也承认。但是目前的问题并不在于两种社会制度的一般对立，而在于反对具体祸害即今天的物价飞涨、今天的战争危险或当前的战争的具体的“群众性的革命斗争”的具体目的。
　　1871［注：《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和第5版的俄文译文已将此年份订正为“1889”。——编者注］—1914年间，整个第二国际用一般社会主义来对抗资本主义，而且恰恰是这种太一般的“概括”使它遭到了破产。它恰恰忽略了它那个时代的一种特殊祸害，对这种祸害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大约在30年以前，即在1887年1月10日就用下面这段话作了说明：
　　“群众性的革命斗争”的具体目的，只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措施，而不是一般“社会主义”。有人建议明确地指出这些具体措施，象荷兰同志在他们载于《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公报》第3号（1916年2月29日在伯尔尼出版）的纲领中所做的那样：废除国债、剥夺银行、剥夺一切大企业，——有人建议不仅把这些十分具体的措施载入党的正式决议，而且在党的日常宣传鼓动中，在一切集会、一切议会演说、提案中系统地极其通俗地加以说明，可是他们所得到的还是这种否定的或支吾其词的、彻头彻尾诡辩的回答，说什么人民对这一点还没有准备好等等！
　　其实问题恰恰在于，要立即开始并且不断地进行这种准备工作！
　　再次，党已“承认了”群众性的革命斗争。这很好。但是，党有能力做这样的事情吗？它为此作了准备没有？它研究过这些问题，收集过相应的资料，建立过相应的机构和组织，在人民中间同人民一道讨论过有关的问题没有？
　　根本没有考虑这回事！党顽固地坚持它那旧的、纯粹议会主义的、纯粹工联主义的、纯粹改良主义的、纯粹合法主义的轨道。党显然没有能力去促进和领导群众性的革命斗争，它显然丝毫没有为此作准备。旧的常规统治一切，而“新的”言论（拒绝保卫祖国，进行群众性的革命斗争）不过是空话而已！而党内的左派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没有在各地，在党的活动的一切领域中，有步骤地坚决地聚集自己的一切力量去同这种祸害作斗争。
　　例如，人们在读到格里姆关于战争问题的提纲中下面这一句话（最后一句话）时，不能不表示遗憾：
　　这个提纲是在今年夏天发表的，而在1916年9月16日《瑞士五金工人报》[127]（报头上署有编者的名字：奥·施内贝格尔和卡·迪尔）上，人们可以读到以编辑部名义写的如下的一段话（我几乎可以说，对格里姆的提纲或虔诚愿望的如下的正式答复）：
　　他们一方面提出决议，说党应当“同工会组织一起”发动革命的群众性的罢工，但另一方面却不同格留特利派，即党内和工会内的社会爱国主义的、改良主义的、纯粹合法主义的派别及其代表进行斗争，这难道不是“考茨基主义的”政策，不是那种软弱无力的词句、左的高调和机会主义的做法的政策吗？
　　如果人们不是每天向群众说明和证明，“领导”同志奥·施内贝格尔、卡·迪尔、保·普夫吕格尔、赫·格雷利希、胡贝尔以及其他许多人恰恰持那样的社会爱国主义观点，恰恰实行那样的社会爱国主义政策，即当问题涉及德国内的德意志人而不是瑞士人的时候，格里姆那样“勇敢地”出来揭露和斥责……的政策，这是“教育”群众呢，还是腐蚀群众，使群众意气沮丧？咒骂外国人而偏袒“自己的”“同胞”……这是“国际主义的”吗？这是“民主的”吗？
　　赫尔曼·格雷利希用下面一段话描述了瑞士工人的状况，瑞士社会主义运动的危机以及社会党内格留特利政策的实质：
　　格雷利希就是这样说的。所以事情完全不是这样：似乎有几个“心怀恶意的外国人”（象党内的格留特利分子暗中认为或在刊物上暗示，党外的格留特利分子则公开说出来的那样）在失去了耐性的情况下，想把革命精神灌输到他们“通过外国人的眼镜”考察过的工人运动中去。不，不是别人，正是赫尔曼·格雷利希（他所起的实际政治作用同这个小民主共和国的资产阶级的劳动部长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告诉我们说：只有上层工人的状况有某些改善，而群众仍处于贫困之中；“革命情绪的加强”不是由可恶的外国人的“煽动”，而是由“生活状况空前恶化”引起的。
　　所以呢？
　　所以，如果我们这样说那会是绝对正确的：
　　要么瑞士人民将挨饿，而且一个星期比一个星期饿得更厉害，天天都有被卷入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也就是说，有为资本家的利益去送死的危险；要么他们听从一部分无产阶级优秀分子的劝告，积聚自己的力量去实行社会主义革命。
　　社会主义革命？那是空想！那是“遥远的、实际上遥遥无期的”可能性！……
　　这决非比拒绝在这次战争中保卫祖国、比进行反对这次战争的群众性的革命斗争更大的空想。不要被一些话所陶醉，不要被一些话所吓倒。现在几乎每个人都准备承认反对战争的革命斗争，但是，人们必须想一想用革命手段去结束这种战争这个重大任务！不，这不是空想。革命在一切国家中都在日益成长，现在问题不是：要么继续安静地勉强生活下去，要么去从事冒险。恰恰相反，现在的问题是：要么忍饥挨饿，并且为别人、为别人的利益去送死，要么为社会主义、为9/10的人类的利益而付出巨大的牺牲。
　　有人说社会主义革命是空想！谢天谢地，瑞士人民没有“独立的”或“自主的”语言，他们说的是毗邻的交战国的三种世界语言。因此，毫不奇怪，瑞士人民清楚地知道这些国家中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在德国，事情已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由一个机构领导6600万人的经济生活，由一个机构组织6600万人的国民经济，而担负极大牺牲的是绝大多数人民；所有这些无非是为了使“3万个上层分子”能够把数十亿的战争横财装进自己的腰包，使千百万人为本民族中这些“尊贵的和优秀的”代表人物的利益去送死。所以根据这些事实和这个经验来看，不能认为如下的一点是“空想”：一个小国，它既没有君主制又没有容克，在它那里资本主义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它的居民也许比在其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都更好地组织在各种团体中，——这样一个小国，为了把自己从饥饿和战争危险中拯救出来，会做德国实际上正在尝试的那种事情。当然，这里有不同之处：在德国，为了少数人发财致富和保证得到巴格达和夺取巴尔干，要让千百万人去送死或变成残废；而在瑞士，充其量只需剥夺3万个资产者，就是说，决不置他们于死地，而只要他们服从如此“可怕的”命运，即他们“只能得到6000—10000法郎的收入，其余的收入则应当交给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府，以便保证人民免遭饥饿和战争危险。
　　但是各大国是永远不会容许一个社会主义的瑞士的，瑞士社会主义革命的初步尝试都会遭到这些强国优势兵力的镇压！
　　如果第一，瑞士革命的初步尝试可能进行，但是没有得到毗邻国家的阶级运动的响应；第二，这些强国没有陷于“消耗战”的绝境，没有使最能忍耐的人民也几乎忍无可忍，则那种镇压就会是肯定无疑的。而现在来自彼此敌对的各大国的军事干涉，只是在整个欧洲爆发革命的前奏。
　　也许有人认为，我会这样天真地相信，“靠说服”就能解决象社会主义革命那样的问题吧？
　　不，我只想作一些说明，并且只是说明一个局部问题，这就是：如果我们愿意真正严肃地对待拒绝保卫祖国的问题，那么，党的全部宣传工作应当作怎样的改变。仅仅说明一个局部问题，此外我没有别的奢望。
　　假定有人认为，我们为了进行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斗争，可以或者应当放弃争取改良的斗争，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事情决不是这样。我们无法知道，什么时候能达到目的，客观条件什么时候会允许爆发这种革命。我们应当支持任何的改善，支持群众状况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任何真正改善。我们同改良主义者（即瑞士的格留特利派）的区别，并不在于我们反对改良，他们赞成改良。完全不是这样。他们只是限于改良，因此，用《瑞士五金工人报》（第 号）［注：第40号。——编者注］的一个（少有的！）革命的撰稿人的中肯的话来说，他们堕落到充当地道的“资本主义护士”的地步。我们向工人说：你们投票赞成比例选举制等等吧，但是不要把自己的活动只限于这一点，而是要把有步骤地传播立即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提到首要地位，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工作，同时要在各方面对党的一切活动做相应的根本改变。资产阶级民主的条件常常迫使我们对许多小的、非常小的改良采取这种或那种立场，但是应当善于或学会这样地（以这样的方式）采取争取改良的立场，即我们——为了把问题说得简单而又明了起见——在每半个小时的演说中，用5分钟讲改良，而用25分钟讲即将到来的革命。
　　不进行艰巨的、付出许多牺牲的群众性的革命斗争，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如果人们承认群众性的革命斗争和争取立即结束战争的努力，但又拒绝立即实行社会主义革命，那就是前后不一致！不要后者，前者就等于零，就是空口说白话。
　　没有艰巨的党内斗争也是不行的。如果我们认为，在整个瑞士社会民主党内，“内部和平”能够占上风，那不过是装模作样、弄虚作假，不过是一种小市民的鸵鸟政策。问题并不在于是“内部和平”还是“党内斗争”。只要读一读上面提到的赫尔曼·格雷利希的那封信，并且考察一下最近几年来党内所发生的事件，就会认识到这种看法是十分荒谬的。
　　实际上问题是这样的：要么采取现在这种隐蔽的、使群众意气沮丧的党内斗争形式，要么国际主义革命派同党内外的格留特利派进行公开的原则性的斗争。
　　这样的“内部斗争”，例如，赫·格雷利希攻击“极端激进派”或“急性人”，而没有指明这些怪物是谁，也没有对他们的政策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又如，罗·格里姆在《伯尔尼哨兵报》上发表99/100的读者都根本读不懂的、充满了暗示的文章，谩骂那些“通过外国人的眼镜”看事物的人或那些起草格里姆所讨厌的决议的“真正罪魁”；——这样的内部斗争会使群众意气沮丧，会使他们在这里只看到或猜到“领袖之间的争吵”，而不了解实质是什么。
　　但是，这样的斗争，例如，党内的格留特利派（它比党外的格留特利派重要得多，危险得多）被迫公开反对左派，同时这两派都到处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和政策，彼此之间展开原则性的斗争，真正把带有原则性的重要问题提交给党员群众，而不只是提交给一些“领袖”去解决，——这样的斗争是必要的、有益的，它可以培养群众的独立自主精神，教育他们去完成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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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27]《瑞士五金工人报》（《Schweizerische　Metallarbeiter-Zeitung》）是瑞士的一家周报，1902年在伯尔尼创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