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与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1916年12月19日〔1917年1月1日〕）

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与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121]xdA品论天涯网

（1916年12月19日〔1917年1月1日〕）xdA品论天涯网

第一篇（或章）
世界政治中的转变

　　有迹象表明，这种转变已经到来或正在到来。那就是：由帝国主义战争转向帝国主义和平。
　　两个帝国主义集团无疑地已经大伤元气；再打下去有困难；一般资本家特别是金融资本家，可耻地大发“战争”横财，即从人民身上剥皮，至少已经剥下了两张皮，再剥就很困难了；美国、荷兰、瑞士等中立国的金融资本家已经饱腹，他们在战争中已发了大财，但是，由于缺乏原料和粮食，再做这种“有利可图的”生意已经不容易了；德国拼命想使它的主要帝国主义竞争者英国的某个盟国脱离英国；德国政府，继它之后还有许多中立国的政府，都发表了和平主义的言论，——这些都是最主要的迹象。
　　有没有迅速结束战争的可能呢？
　　对这个问题很难给以肯定的回答。据我们看来，有两个可能性是比较明显的：
　　第一个是德国同俄国单独媾和，尽管不通过缔结书面的正式条约那种通常的形式。第二个是不单独媾和；英国及其盟国实际上还能支持一年、两年等等。在第一种情况下，战争即使不是在现在，也一定会在最近的将来停下来，而且不可能指望在它的进程中发生重大变化。在第二种情况下，战争就可能遥遥无期地拖延下去。
　　现在就来谈第一种情况。
　　德国同俄国之间不久以前进行过单独媾和的谈判；尼古拉二世本人，或者说最有权势的宫廷奸党是赞成单独媾和的；世界政治中出现了由俄国同英国结成反对德国的帝国主义联盟转变为俄国同德国结成反对英国的同样的帝国主义联盟的迹象，——所有这些都是无容置疑的。
　　特列波夫代替了施秋梅尔；沙皇政府公开声明说，俄国对君士坦丁堡的“权利”是各盟国一致公认的；德国正在建立一个单独的波兰国家，——这些迹象似乎表明单独媾和的谈判毫无结果。也许沙皇政府进行这种谈判，只是为了恫吓英国，使之正式明确承认血腥的尼古拉对君士坦丁堡的“权利”，并且从它那里获得对这种权利的某些“郑重的”保证？
　　既然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的主要的、基本的内容，是俄德英三大帝国主义竞争者、三大强盗之间的分赃，所以这样的推测决非令人难以置信。
　　另一方面，沙皇政府愈觉得在事实上即在军事上不可能夺回波兰，占领君士坦丁堡，击破德国的坚固防线（德国由于最近在罗马尼亚取得了胜利，已大大拉平、缩短和巩固了自己的防线），就愈不得不同德国单独媾和，即从联英反德的帝国主义联盟转向联德反英的帝国主义联盟。为什么不是这样呢？俄国同英国曾经因为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亚细亚的分赃之争而几乎打起来！英国同德国曾经在1898年进行过关于联合起来反对俄国的谈判，而且英国同德国曾暗中商定，“一旦”葡萄牙不履行自己经济上的义务，就瓜分它的殖民地！
　　德国帝国主义领导集团愈来愈想要联俄反英，这一意向早在几个月以前就已很明显了。显然，联合的基础是要瓜分加里西亚（扼杀乌克兰鼓动和乌克兰自由的中心，对于沙皇政府是很重要的）和亚美尼亚，也许还有罗马尼亚！一家德国报纸已透露了一个“暗示”：罗马尼亚可以由奥地利、保加利亚和俄国三国瓜分！德国可能同意再向沙皇政府作某些“小让步”，以便同俄国，也许还同日本联合起来反对英国。
　　尼古拉二世同威廉二世之间可能秘密地缔结了单独的和约。外交史上有过缔结秘密条约的先例，这种秘密条约除两三个人以外，任何人甚至连部长们都不知道。外交史上有过这样的例子：当各“大国”去参加“全欧”会议的时候，事先已秘密商定了各主要竞争者之间的主要问题（如1878年柏林会会议[122]以前，俄国同英国已达成了关于掠夺土耳其的秘密协定）。假定说，沙皇政府考虑到，在俄国目前情况下，如果签订政府间的正式的单独和约，那就可能导致由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或米留可夫和克伦斯基组成政府，因而拒绝签订那样的和约，但同时它却同德国缔结秘密的、非正式的、但同样“持久的”条约，规定“高级的缔约双方”在将来的和会上共同采取某种路线，——这种情况是毫不足怪的！
　　这种假定是否正确，不能肯定。但是无论如何，这种假定同喋喋不休地空谈现任各国政府之间，乃至任何资产阶级政府之间会在不承认兼并的基础上缔结和约等等相比，它包含的真理即对实际情况的分析，要多一千倍。这种空谈要么是天真的愿望，要么是掩盖真相的弥天大谎。这个时期、这场战争和现在企图缔结的和约的真相，就是进行帝国主义的分赃。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跟资产阶级政策不同的社会党人的政策的根本任务，就是要了解这种真相，说出这种真相，“说出实际情况”，而资产阶级政策的主要任务是要隐瞒和掩盖这种真相。
　　两个帝国主义集团都抢得了一定数量的赃物，而且恰恰是两个最主要、最厉害的强盗——德国和英国抢得最多。英国没有丧失自己的一寸土地和殖民地就“得到了”德国的一些殖民地和土耳其的一部分（美索不达米亚）。德国几乎丧失了自己的一切殖民地，但是它在欧洲得到了更宝贵得多的领土，即占领了比利时、塞尔维亚、罗马尼亚、法国的一部分和俄国的一部分等等。问题在于分赃，同时，每个强盗团伙的“头目”，即英国和德国，也应当多多少少犒劳一下自己的盟国，因为这些盟国除保加利亚和意大利（在较小的程度上）外，都损失很大。最弱的盟国损失得最多；在英国集团内，被摧毁的有比利时、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和罗马尼亚；在德国集团内，土耳其丧失了亚美尼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一部分。
　　到目前为止，德国所得到的赃物无疑要比英国多得多。到目前为止，德国是胜利了，它比战前任何人所预料的不知道要强了多少倍。因此很明显，尽可能迅速地缔结和约对德国有利，因为它的竞争者在可以设想的最有利的（虽然不是很有把握的）情况下，还能够投入更多的新兵等等。
　　客观的形势就是这样。目前帝国主义分赃之争的局面就是这样。这种局面首先在德国集团的资产阶级和政府中间，其次在各中立国的资产阶级和政府中间，引起了一些和平主义的愿望、言论和行动，这是非常自然的。而资产阶级及其政府不得不竭力愚弄人民，用关于民主的和约、关于弱小民族的自由、关于裁减军备等空话，用这些虚伪透顶的空话来掩盖帝国主义和约的丑恶面目即瓜分赃物，这也是很自然的。
　　如果说愚弄人民对资产阶级来说是理所当然的，那么社会党人应当怎样履行自己的义务呢？下一篇（或章）谈这个问题。

第二篇（或章）
考茨基与屠拉梯的和平主义

　　考茨基是第二国际最有威望的理论家，是德国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中派”的最著名的领袖，是在帝国国会中组织了特别党团“社会民主党工作小组”（哈阿兹和累德堡等人）的反对派的代表。现在德国有些社会民主党的报纸登载了考茨基论和平条件的文章，这些文章转述了“社会民主党工作小组”就德国政府提议和谈的著名照会所作的正式声明。这个声明在要求政府提出一定的和平条件的时候，还讲过下面一句值得注意的话：
　　考茨基转述了这个论点并且加以具体化，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周密地“证明”，君士坦丁堡不应当归俄国，土耳其不应当成为任何国家的附属国。
　　我们现在就来仔细考察一下考茨基及其伙伴们所提出的这些政治口号和论据。
　　当问题涉及到俄国即德国的帝国主义竞争者的时候，考茨基就揭出一个不是抽象的、“一般的”，而是完全具体的、明确的要求：君士坦丁堡不应当归俄国。他用这种办法来揭露俄国的……真正的帝国主义阴谋。可是，当问题涉及到德国时，考茨基却不揭露自己的政府的具体的帝国主义阴谋，而只限于表示“一般的”愿望或主张：土耳其不应当成为任何国家的附属国！！因为那个承认考茨基是自己的党员并且任命他担任自己主要的、指导性的理论刊物《新时代》杂志的编辑的政党的多数派正在帮助本国资产阶级和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
　　考茨基的政策，按其实际内容来说，同法国和英国所谓战斗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沙文主义者）的政策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后者不是也公开揭露德国具体的帝国主义步骤，而对被英国和俄国所侵占的国家或民族则用“一般的”愿望或主张敷衍了事吗？不是对侵占比利时和塞尔维亚大叫大嚷，而对侵占加里西亚、亚美尼亚和非洲殖民地却默不作声吗？
　　其实，考茨基和桑巴—韩德逊的政策都同样是帮助自己的帝国主义政府，都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竞争者和敌人的阴谋上，而对于“自己的”资产阶级的同样的帝国主义步骤则用一些含糊的、一般的词句和善良的愿望加以掩饰。如果我们只是象基督教徒那样把善良的一般词句看作好心，而不揭示其实际的政治意义，那我们就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根本不再是社会主义者了。难道我们不是经常看到，所有帝国主义列强的外交都以娓娓动听的“一般”词句和“民主的”声明自我标榜，借以掩饰它们对弱小民族的掠夺、欺凌和压迫吗？
　　“土耳其不应当成为任何国家的附属国……”如果我仅仅这样说，那么从表面上看，似乎我主张让土耳其有充分的自由。但是实际上我只是重复德国外交家们通常所说的一句话，他们蓄意撒谎，口是心非，用这句话来掩盖目前德国既在经济上又在军事上已把土耳其变成自己的附属国的事实！如果我是德国的社会党人，那我所说的“一般的”词句只会对德国外交有利，因为这些词句的真正意义是为德国帝国主义涂脂抹粉。
　　多么娓娓动听啊！帝国主义者几千次地“放弃”兼并以及在金融上压迫弱小民族的“念头”，但是难道不应当拿事实来加以对照？事实不是证明德、英、法、美等国的每一家大银行都“控制着”弱小民族吗？既然在各弱小民族的铁路等企业中的投资已达数十亿之多，那么目前富强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又怎能在事实上放弃兼并和对其他民族的经济控制呢？
　　到底是谁真正反对兼并等等呢？是那些空口说些娓娓动听的话——其客观意义完全等于洒在头顶王冠的强盗和资本主义的强盗头上的基督圣水——的人呢，还是那些向工人解释说不推翻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就不能制止兼并和金融压迫的人？
　　关于考茨基所鼓吹的和平主义，还可以看看意大利的实例。
　　著名的改良主义者菲力浦·屠拉梯1916年12月25日在意大利社会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Avanti！》）上发表了一篇题名《废话》的文章。他写道，1916年11月22日意大利社会党的一批议员向议会提出了缔结和约的提案。在这个提案中，它“认为英、德两国代表所宣布的原则是一致的，这些原则应当作为可能缔结的和约的基础，它提请政府在美国及其他中立国的调停下开始和谈”。屠拉梯本人这样叙述社会党人的提案的内容。
　　1916年12月6日，议院“埋葬了”社会党人的提案，将它“延期”讨论。12月12日，德国的首相以自己的名义向国会提出要做的事情，正是意大利社会党人所希望做的事情。12月22日威尔逊发出照会，用菲·屠拉梯的话来说，他“是转述和重复社会党人的提案的想法和理由”。12月23日，其他中立国登上舞台，转述威尔逊的照会。
　　屠拉梯感叹说：有人责备我们，说我们把自己出卖给德国了；难道威尔逊和各中立国也把自己出卖给德国了吗？
　　12月17日，屠拉梯在议会中发表了演说，其中有一段话引起了极其巨大的——而且是理所当然的——轰动。据《前进报》报道，原话如下：
　　屠拉梯似乎感到资产阶级的这种喝采有点不妙，于是就想加以“更正”或“解释”，他说：
　　无论屠拉梯的这个“解释”，或者《前进报》替他辩护的文章，无论屠拉梯12月21日的一封信，或者某个署名“bb”的在苏黎世的《民权报》上发表的文章，都丝毫“更正”不了事实，都消除不了屠拉梯露出了马脚这一事实！……正确些说，露出马脚的不是屠拉梯，而是考茨基和（往下我们就能看到）法国的“考茨基主义者”所代表的整个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意大利的资产阶级报刊抓住了屠拉梯演说中的这段话而欢呼起来，是很有道理的。
　　上述那位“bb”企图替屠拉梯辩护，说他讲的仅仅是“民族自决权”。
　　这种辩护实在拙劣！大家知道，“民族自决权”在马克思主义者的纲领中是（而在国际民主派的纲领中向来就是）指保护被压迫民族，试问，它同这里的问题有什么相干呢？它同帝国主义战争，即同为瓜分殖民地、为压迫其他国家而进行的战争，同进行掠夺和压迫的列强之间为着谁能更多地压迫他国人民的战争有什么相干呢？
　　以民族自决为借口来替帝国主义的、不是民族的战争辩护，这同阿列克辛斯基、爱尔威和海德门等人的言论有什么区别呢？他们就是以法国的共和制同德国的君主制相对立为借口，尽管大家都知道，这场战争并不是由于共和主义同君主制原则相冲突，而是由于两个帝国主义集团要瓜分殖民地等等而引起的。
　　屠拉梯解释和申辩说，他决不替战争“辩护”。
　　我们就相信这位改良主义者、考茨基的信徒屠拉梯的话，说他的意图不是替战争辩护吧。可是谁不知道，在政治上要考虑的不是意图而是行动，不是愿望而是事实，不是想象而是现实呢？
　　就算屠拉梯没有想替战争辩护，就算考茨基没有想替德国把土耳其置于德国帝国主义的附庸地位辩护，但是事实上，这两位好心肠的和平主义者恰恰是在替战争辩护！这就是问题的本质。假如考茨基不是在谁也不读的干巴巴的杂志上，而是在议会的讲坛上，向活跃的、敏感的、具有南方人气质的资产阶级听众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君士坦丁堡不应当归俄国，土耳其不应当成为任何国家的附庸国”，那么，机灵的资产者高呼“妙极了！对！考茨基万岁！”，就会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屠拉梯实际上（不管他是否想要这样做，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所采取的，是建议各帝国主义强盗做一笔友好的交易的资产阶级经纪人的观点。“解放”那些属于奥地利的意大利人的土地，实际上就是暗中给意大利资产阶级参加一个大帝国主义集团的帝国主义战争的一种报酬，就是瓜分非洲殖民地，划分达尔马提亚和阿尔巴尼亚的势力范围以外的一件小小的附加物。采取资产阶级的观点，对改良主义者屠拉梯来说，也许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考茨基实际上同屠拉梯丝毫没有区别。
　　谁要是不想粉饰帝国主义战争，不帮助资产阶级把这种战争冒称为民族战争即解放各民族的战争，不站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立场上，谁就不应当象考茨基和屠拉梯那样讲话，而应当象卡尔·李卜克内西那样讲话，即应当向自己的资产阶级指明：它讲什么民族解放，那是欺人之谈；如果无产阶级不“掉转枪口”对准自己的政府，这场战争之后不可能有民主的和平。
　　如果一个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那么他的立场就应当是这样，也只能是这样。真正为民主的和平而奋斗的，不是那些重复一般的、空洞的、不负责任的、善良的和平主义愿望的人，而是那些既揭穿这场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又揭穿这场战争所准备的帝国主义和平的帝国主义性质的人，是号召人民起来革命反对各国罪恶的政府的人。
　　某些人有时企图这样来替考茨基和屠拉梯辩护，他们说，当时除了反对政府的“暗示”，在合法的范围内不可能走得更远，而这类和平主义者已作了这样的“暗示”。对此应当这样来回答：第一，不可能合法地说出真相，这并不能作为掩盖真相的理由，而只能说明必须有非法的，即不受警察和书报检查机关摆布的组织和刊物；第二，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即社会主义者必须同一切合法性决裂；第三，即使在农奴制的俄国，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还是善于说出真相：或者对1861年2月19日的宣言[123]只字不提，或者对当时的自由派冷嘲热讽，而当时自由派的言论同目前考茨基和屠拉梯的言论如出一辙。
　　在下一篇中，我们将谈到法国的和平主义，这种和平主义反映在刚刚开完的法国工人组织和社会党组织的两个代表大会的决议中。

第三篇（或章）
法国社会党人和工会活动家的和平主义

　　法国工会总联合会[124]（C．G．T．——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的代表大会和法国社会党[125]的代表大会刚刚闭幕。目前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的真正意义和真正作用，在这里表现得特别明显。
　　请看工会代表大会的决议，该决议是由以臭名远扬的茹奥（Jouhaux）为首的狂热的沙文主义者多数派、无政府主义者布鲁特舒和……“齐美尔瓦尔德派”梅尔黑姆全体一致通过的：
　　这就是“纯粹的”和平主义即完全是考茨基所主张的那种和平主义的典范，而这种和平主义已经得到了这个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主要是由沙文主义者组成的正式工人组织的赞同。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重要的、值得给予最严重注意的文件，是沙文主义者同“考茨基主义者”根据用空洞的和平主义词句拼凑的纲领实行政治联合的文件。如果说我们在前一篇中曾力图指出，沙文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资产者与社会党内的改良主义者观点一致的理论基础是什么，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种一致已经在另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中实际地实现了。
　　1915年9月5—8日，梅尔黑姆在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上说过：“党、茹奥先生们和政府，这是一顶帽子下面的三个脑袋”（Le　Parti，les　Jouhaux，le　gouvernement，ce　ne　sont　que　trois　tetes　sous　un　bonnet”），也就是说，它们一致的。1916年12月26日梅尔黑姆在工会总联合会代表会议上同茹奥一起投票赞成和平主义的决议案。1916年12月23日，德国社会帝国主义者的一家最露骨最极端的机关报——开姆尼茨的《人民呼声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各资产阶线政党的瓦解与社会民主党统一的恢复》的编辑部文章。这篇文章当然对休特古姆、列金、谢德曼之流、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整个多数派和德国政府的爱好和平大加赞扬，并且宣布说，“战后召开的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应当撇开少数拒绝交纳党费的狂热分子〈即卡尔·李卜克内西的支持者！〉，在党执行委员会、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和工会的政策的基础上恢复党的统一”。
　　德国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同考茨基之流、同“社会民主党工作小组”实行“统一”的思想和政策，在这里表现得最明显不过了。这是以和平主义词句为基础的统一，是茹奥和梅尔黑姆1916年12月26日在法国所实行的“统一”！
　　意大利社会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在1916年12月28日的编辑部文章中写道：
　　你们看，多糊涂啊：
　　比索拉蒂和博诺米早在战前就作为改良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被开除出意大利社会党了。《前进报》把他们同休特古姆和列金相提并论，这当然完全正确，但是休特古姆，大卫和列金是德国假社会民主党、真社会沙文主义政党的领袖，同一个《前进报》却反对开除他们，反对同他们决裂，反对建立第三国际。《前进报》完全正确地声称，列金和茹奥已经转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营垒中去了，同时把李卜克内西和累德堡、梅尔黑姆和布里宗同他们对立起来。但是我们知道，梅尔黑姆是同茹奥一起投票的，而列金通过开姆尼茨的《人民呼声报》宣称，他确信只要把李卜克内西的同志们除外就能恢复党的统一，也就是同累德堡所加入的“社会民主党工作小组”（考茨基也在内）“统一”！！
　　这种糊涂观念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前进报》把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国际主义混淆起来了，而象列金和茹奥那样有经验的政客非常清楚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是一回事。
　　既然在我们援引了全文的这个一致通过的决议中，事实上除了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空谈之外一无所有，没有丝毫革命意识，没有一点社会主义思想，那么茹奥先生和他的沙文主义的报纸《战斗报》[126]对茹奥同梅尔黑姆的“意见一致”，怎么会不真正感到高兴呢！
　　在资产阶级政府未被推翻，资产阶级未被剥夺以前，所谓“一切大小民族都有经济上的自由”，也和空谈在现代社会中全体公民，即小农和富农，工人和资本家都有“经济上的自由”一样，是对人民的欺骗。如果不谈这一点，只谈“一切大小民族都有经济上的自由”，那岂不是可笑吗？
　　茹奥和梅尔黑姆一致投票赞成的决议案，从头到尾充满着“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思想，《前进报》公正地指出了茹奥的这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但是奇怪的是，它却没有看出梅尔黑姆也有这个东西。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一向是处处玩弄关于一般的“各民族的联盟”和“一切大小民族都有经济上的自由”的“一般”词句。社会主义者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不同，他们过去和现在都说：当某些民族（如英吉利和法兰西）在向国外投资，即把亿万法郎的资本贷给落后的弱小民族以取得高额利息，而落后的弱小民族在遭受它们的奴役的时候，高谈“大小民族都有经济上的自由”，这是可恶的弥天大谎。
　　社会党人对茹奥和梅尔黑姆一致投票赞成的决议案的每一句话，本来应当提出坚决的抗议。社会党人应当同这个决议案针锋相对，指出：威尔逊的论调是明显的谎言和伪善，因为威尔逊是靠战争发了数十亿横财的资产阶级的代表，是拼命武装美国以便进行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政府的首脑。社会党人应当指出：法国资产阶级政府被金融资本束缚住了手脚，是它的奴隶，而且也被同英俄等国缔结的、彻头彻尾掠夺性的和反动的帝国主义秘密条约束缚住了手脚，它在关于民主的和“公正的”和平问题上，除散布这类谎言以外，再也没有别的事情可讲可做。社会党人应当指出：争取这种和平的斗争并不是要重复一般的、无谓的、空洞的、不负责任的、实际上只是粉饰帝国主义罪恶的、善良的、甜蜜的和平主义的词句，而是要向人民说出真相，告诉他们：要得到民主的和公正的和平，就必须推翻各交战国的资产阶级政府，而且为此必须利用千百万工人的武装，利用居民群众因物价飞涨和帝国主义战争的惨祸而产生的普遍愤懑情绪。
　　这就是社会党人应当说的话，他们决不应说茹奥和梅尔黑姆的决议案中的那些话。
　　与工会总联合会代表大会同时在巴黎举行的法国社会党代表大会，非但没有说这些话，反而通过了一个更坏的决议，表决时赞成的有2838票，反对的有109票，弃权的有20票，也就是说，该决议是由社会沙文主义者（列诺得尔之流，即所谓“多数派”）和龙格派（龙格的拥护者，即法国的考茨基主义者）的联盟通过的！！同时齐美尔瓦尔德派布尔德朗和昆塔尔派（Kinthalien，昆塔尔代表会议的参加者）拉芬－杜然也都投票赞成这个决议！！
　　我们不打算援引该决议的原文，因为它过于冗长而又索然无味，里面除了声明准备在法国继续支持所谓“保卫祖国”，即支持法国联合英国和俄国这两个更强大的强盗一起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外，还有一些谈论和平的甜言蜜语。
　　由此可见，在法国，社会沙文主义者同和平主义者（或考茨基主义者）、同一部分齐美尔瓦尔德派的联合，不仅在工会总联合会而且在社会党内部都已经成了事实。

第四篇（或章）
十字路口的齐美尔瓦尔德

　　报道工会总联合会代表大会的法国报纸是在12月28到伯尔尼的，而伯尔尼和苏黎世的社会党的报纸在12月30日就登载了伯尔尼国际社会党委员会（I．S．K．——“Internationale　SoziaListische　Kommission”），即齐美尔瓦尔德联盟执行机关的新的号召书。这个在1916年12月底发表的号召书，谈到了德国、威尔逊以及其他中立国方面提出的和平建议，并且把这些政府的言论叫作——这当然是非常公道的——“玩弄和平的滑稽把戏”，“愚弄本国人民的把戏”，“外交家耍的和平主义的虚伪花招”。
　　与这种滑稽把戏和谎言针锋相对，号召书指出：能够实现和平等等的“唯一力量”，就是国际无产阶级“把斗争的武器对准本国的敌人而不是对准自己的兄弟”的“坚强意志”。
　　上面的引文清楚地向我们表明了两种根本不同的政策，这两种政策过去在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内部好象是和睦共处的，现在已彻底分道扬镳了。
　　一方面，屠拉梯明确地而且非常公正地说，德国和威尔逊等等的建议只是意大利“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的“转述”；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声明和法国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投票表明，这两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都十分珍视用和平主义来掩盖他们的政策的好处。
　　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党委员会的号召书把各交战国和中立国政府的和平主义叫作滑稽把戏和伪善。
　　一方面，茹奥跟梅尔黑姆、布尔德朗和龙格联合，拉芬－杜然跟列诺得尔、桑巴和托马联合，而德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休特古姆、大卫和谢德曼宣布即将同考茨基和“社会民主党工作小组”“恢复社会民主党的统一”。
　　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党委员会的号召书呼吁“社会党的少数派”同“自己的政府”“及其社会爱国主义的仆从（Soldlinge）”作坚决的斗争。
　　二者必居其一。
　　是揭穿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空洞性、荒谬性和虚伪性呢，还是把它“转述”为“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是同茹奥和列诺得尔之流，列金和大卫之流这些政府的“仆从”作斗争呢，还是在法国式或德国式的空洞的和平主义的花言巧语的基础上同他们联合？
　　这就是目前区别齐美尔瓦尔德右派和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分水岭，前者始终极力反对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分裂，后者早在齐美尔瓦尔德就不无根据地考虑过要公开同右派划清界限，要在代表会议上和会后在刊物上发表单独的纲领。和平的迫近或者哪怕是某些资产阶级分子对和平问题的加紧讨论，都不是偶然地而是必然地使得这两种政策特别明显地分道扬镳了。这是因为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者和“社会党人”中摹仿他们的人或他们的应声虫，过去和现在都认为和平是一种根本不同的东西，就是说，这两种色彩的和平主义者始终不能理解“战争是和平政治的继续，和平是战争政治的继续”这一思想。1914—1917年的这场帝国主义战争是1898—1914年间（如果不说更早时期的话）的帝国主义政治的继续，这一点，无论资产者或社会沙文主义者过去和现在都不愿看到。现在，如果各国的资产阶级政府不被革命所推翻，和平就只能是作为帝国主义战争的继续的帝国主义和平，这一点，无论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者或社会党的和平主义者都看不到。
　　人们过去用些毫无意义的、庸俗的关于一般进攻或防御的话来评价这场战争，现在又用同样庸俗的老生常谈来评价和平，可是忘记了具体的历史情况，忘记了帝国主义列强之间斗争的具体的实际情况。而社会沙文主义者，即各国政府和资产阶级在工人政党内部的代理人，特别利用和平即将到来的机会，甚至利用关于和平的议论，来掩盖被战争揭穿了的他们的根深蒂固的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来恢复自己已经丧失了的对群众的影响，这是理所当然的。因此我们看到，无论德国或法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都拼命地试图同“反对派”中的一部分不坚定的、无原则的、和平主义的分子“实行联合”。
　　而在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内部也许会进行一些尝试，来掩盖两种不可调和的政策路线的分歧。可以预见会进行两种尝试。“实际事务上的”调和就是把响亮的革命词句（如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号召书中的词句）同机会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实践机械地结合起来。过去第二国际中的情形就是这样。胡斯曼和王德威尔得的号召书中以及几次代表大会一些决议中的极端革命的词句，只是掩盖了大多数欧洲党的极端机会主义的实践，而不是改造、破坏、反对这种实践。这种策略在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内部能不能再次获得成功，尚属疑问。
　　“原则上的调和者”则将试图这样来伪造马克思主义，比如，说改良并不排斥革命，说对国界、国际法或军费预算作某些“改善”的帝国主义和平，可以同革命运动并存而作为“扩展”这个运动的“一个因素”，等等，等等。
　　这是伪造马克思主义。当然，改良并不排斥革命。可是现在的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革命者不要在改良主义者面前排斥自己，也就是说，社会党人不要用改良主义的工作来代替自己的革命工作。欧洲正处在革命形势中。战争和物价飞涨正在加剧这种革命形势。由战争转到和平，还决不等于消除了战争，因为无论如何不能认为，目前手中握着优良武器的千百万工人，一定会无条件地让资产阶级“和平地解除武装”，而不去执行卡·李卜克内西的忠告，即掉转枪口对准自己的资产阶级。
　　问题并不象和平主义者即考茨基主义者所提的那样：要么进行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要么拒绝改良。这是对问题的资产阶级的提法。事实上问题是这样摆着的：要么进行革命斗争，如果革命不能完全成功，改良就是它的副产品（这是全世界一切革命史所证明了的）；要么只是空谈改良和答应改良，仅此而已。
　　目前以和平主义形式表现出来的考茨基、屠拉梯和布尔德朗的改良主义，不仅把关于革命的问题抛在一边（这就已经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不仅实际上拒绝进行任何系统的、顽强的革命工作，而且还居然说街头游行示威是冒险行为（考茨基在1915年11月26日《新时代》杂志上说过这样的话），还居然拥护同革命斗争的公开死敌休特古姆、列金、列诺得尔之流以及托马等人实行统一。
　　这种改良主义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是绝对不能调和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要求全面地利用欧洲当前的革命形势来直接宣传革命，推翻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由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同时即使在进行革命斗争的过程中也决不拒绝、决不放弃利用改良来发展这种斗争。
　　不久的将来一定会表明，欧洲的一般的事态的发展，特别是改良主义－和平主义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其中也包括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内两部分人的斗争，将如何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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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21]《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与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一文，列宁曾打算在旅美俄侨社会主义者在纽约出版的《新世界报》上刊载，但未实现。文章的前两章改写后发表于1917年1月3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最后一号即第58号，所用标题是：《世界政治中的转变》（见本卷第341—349页）。——[223]。
　　[122]柏林会议是根据奥匈帝国和英国的要求，于1878年6月13日—7月13日召开的。出席会议的有英国、德国、奥匈帝国、法国、意大利、俄国和土耳其等国政府的代表。在会议上，俄国被迫把它同土耳其在1877—1878年俄土战争后签订的圣斯蒂凡诺和约提出复审。会议对这个和约作了重大修改。根据会议上签订的柏林条约，处于俄国势力范围内的保加利亚的国境被大大缩小，奥匈帝国得到了占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权利，划归俄国的土地限于比萨拉比亚的一部分，以及巴统、卡尔斯和阿尔达汉及其周围地区。——[225]。
　　[123]指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1861年2月19日（3月3日）签署的废除农奴制的宣言。——[233]。
　　[124]工会总联合会是法国工会的全国性组织，成立于1895年。总联合会长期受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的影响，其领袖们仅承认经济斗争，不接受无产阶级政党对工会运动的领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总联合会的领导核心倒向帝国主义者一边，实行阶级合作，鼓吹“保卫祖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总联合会内部形成了革命的一翼。1921年，以莱·茹奥为首的改良主义领导采取分裂行动，把革命的工会开除出总联合会。这些工会于1922年另组统一工会总联合会。
　　列宁提到的工会总联合会代表大会于1916年12月24—26日在巴黎举行。大会议程包括两个问题：总联合会自1914年8月以来的工作报告；劳动问题。在28日的闭幕会上，总联合会书记宣读了美国总统伍·威尔逊就结束战争问题给各交战国的照会。联合会几乎一致通过了列宁在下面引用的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233]。
　　[125]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是由1901年建立的法兰西社会党（盖得派）和1902年建立的法国社会党（饶勒斯派）合并而成的，于1905年成立。在统一的社会党内，改良派居领导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该党领导就转向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该党党内有以让·龙格为首的同社会沙文主义分子妥协的中派，也有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的革命派。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法国社会党内公开的改良派和中派同革命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1920年12月举行的图尔代表大会上，革命派取得了多数地位。代表大会通过了该党参加共产国际的决议，并创立了法国共产党。改良派和中派退党，另行建立一个独立的党，仍用法国社会党这一名称。
　　列宁提到的法国社会党代表大会于1918年12月25—30日举行。大会主要讨论和平问题。经过讨论，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其中包括反对宣传齐美尔瓦尔德思想的决议和皮·列诺得尔提出的关于赞同该党代表参加国防内阁的决议。——[233]。 
　　[126]《战斗报》（《La　Bataille》）是法国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机关报，1915—1920年在巴黎出版，以代替被封闭的《工会战斗报》。参加该报领导工作的有格拉弗、居约姆、迪布勒伊、茹奥、科尔纳利森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