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论最高纲领主义的文章的意见[117]
(1916年12月7日〔20日〕以后)
第6页(第2段)。这里必须补充:波特列索夫现在在行动上放弃了这些含有对改良主义根本否定的论点(考茨基+希法亭等人的)。波特列索夫成了改良主义者。
(不能局限于声明:“我们并没有打算证明”。应当把这一点作为已被证明的东西提出来,并向波特列索夫挑战:您,特别是《事业》杂志[118]的马斯洛夫之流,在行动上,然而是羞羞答答、不声不响地,已从这一立场完全转到了改良主义。)
第7页(第1条末尾)“群众性行动”
最好换一种说法,不用这个饲,这个词有缺陷,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德国书报检查制度造成的(革命的代名词),它模糊革命的概念。(关于这一点还必须跟潘涅库克+拉狄克之流算帐!!举一例:在瑞士没有德国那种书报检查制度,这里,“群众性行动”这一术语也已经在产生对改良主义者有利的误解。)
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在于您的想法根本错了,似乎“它〈最低纲领〉的那些要求……总起来就导致向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过渡”(第7页,第2条等)(第9页也有)。
这是完全不正确的!!无论是最低纲领的某些要求(“它的那些要求”),还是最低纲领的要求的全部总和,任何时候都不导致“向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过渡”。这种想法意味着从根本上转到改良主义的立场和背弃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
最低纲领是一种原则上可以和资本主义相容,没有超越资本主义范围的纲领。
或许您是想说,在社会发展到对社会主义来说在客观上已经成熟的时候,实现最低纲领的全部要求就会导致社会主义?然而这也并非如此。只能说,实践中最可能的情况是,为实现最低纲领的主要要求而进行的任何重大斗争,都将爆发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我们无论如何要力求做到这一点。
还不要忘记被潘涅库克+拉狄克所忘记的一点,即帝国主义就是少数最富强的民族对附属民族的千百万人的剥削。因此,最富强的民族,在保持着对附属民族的统治的情况下,在其内部可能实现最充分的民主。奴隶制的古希腊是这样。现在的新西兰和英国也是这样。
(一个枝节问题:第8页不好。不应当这么说。例如,在帝国主义和物价飞涨的时代,仅仅通过一些改良,“面包”恰恰是得不到的。
第8页——针对波特列索夫的指责而进行申辩。需要的不是申辩,而是进攻:他们象1904年俄国的自由派一样,只局限于一些改良。)
第10页——1905年自由派只局限于一些改良;我们要求革命、宣传革命、准备革命等等。这里问题不在于“具体形式”,而在于任何一次革命的基本原则(实质):新的阶级推翻旧的阶级,夺取“全部政权”(der Macht)。
(第10页末尾:极不谨慎、极不恰当地谈无产阶级的“改良”,虽然您是想讲“革命”!!诸如“就象1904年在俄国一样,不是实行种种改良,而是实行一种改良”之类。)
整个第11页都是非常错误的。为了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帝国主义会答应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武装人民”。斗争将恰恰不是为了这一点,也根本不是为了最低纲领而展开起来。
帝国主义将答应召集“布里根式的杜马”以及实行一些改良,以反对革命。我们要拥护革命。
“现实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将来不是,现在也不是您所提出的那些问题,而是物价飞涨(1)+(2)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
用改良来制止物价飞涨(在存在托拉斯等的条件下),就象用改良来反对俄国1904—1905年的专制制度一样,是无济于事的。
您对关于改良、关于最低纲领和关于民主的问题的提法都是不正确的。
我想建议暂且(为《保险问题》杂志[119]写一篇短文)只用对比形式改写一下:您,波特列索夫先生,是个十足的改良主义者,您只局限于“种种改良”,您忘记了“不是‘种种改良,而是一种改良’”这一“提法”的作用和意义,忘记了所引证的考茨基+希法亭+鲍威尔等人的言论的作用和意义。《事业》杂志=思想上完全定型的改良主义的机关刊物、资产阶级工人党的机关刊物。
“三条鲸鱼”[120]是把争取改良的斗争扩展到革命。在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宣言中也是这样提出问题的:要把争取改良的每一次斗争引导、转变为争取革命的斗争。
我看,民族自决根本不能作为“最重要的东西”提出:您这是走得比我们迄今所说的远出十倍。这样做,您会迫使我和——啊,多么可怕!——和布哈林联合起来反对您!!!
是否把这个问题暂时搁一下,将文章改写成类似#那样,并且制定一个比如说关于对最低纲领等的态度的提纲之类的东西寄给执行局等机构?
“最高纲领主义”这个说法,无非是一个改良主义者对革命者(为了应付书报检查机关而说的“改良主义的坚决反对者。)的非难。一般来说,要用书报检查通得过的形式来说清这种问题是特别困难的事,也是棘手的,非常棘手的事!!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0卷第385—388页 |
注释:
[117]这个文献是列宁对格·叶·季诺维也夫论最高纲领主义的文章所提的意见。季诺维也夫的文章原准备在《共产党人》杂志或《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后来没有刊出。——[219]。
[118]《事业》杂志(《Дело》)是俄国孟什维克的刊物(双周刊),1916年8月—1917年1月在莫斯科出版,共出了11期。该刊编辑是亚·尼·波特列索夫、彼·巴·马斯洛夫和柳·伊·阿克雪里罗得(正统派)。杂志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219]。
[119]《保险问题》杂志(《Вопросы Страхования》)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刊物(周刊),由布尔什维克党中央领导,1913年10月26日(11月8日)—1914年7月12日(25日)和1915年2月20日(3月5日)—1918年3月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63期。参加杂志工作的有列宁、斯大林、瓦·弗·古比雪夫和著名的保险运动活动家尼·阿·斯克雷普尼克、彼·伊·斯图契卡、亚·尼·维诺库罗夫、尼·米·什维尔尼克等。——[221]。
[120]三条鲸鱼意即三大支柱或三个要点,出典于关于开天辟地的俄国民间传说:地球是由三条鲸鱼的脊背支撑着的。这里是指建立民主共和国、没收地主全部土地、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这三个基本的革命口号。——[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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