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191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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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7月）W1W品论天涯网

　　一本社会民主党的论述战争问题的小册子，没有迁就卑鄙的容克的书报检查，终于在德国秘密地出版了！作者显然属于党的“左翼激进”派，署名尤尼乌斯（拉丁文的意思是：年轻人），书名是《社会民主党的危机》。在附录里还刊印了“关于国际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的提纲”，这个提纲已经提交伯尔尼国际社会党委员会（ИСК）并刊载在该委员会公报的第3号上。[1]提纲是“国际”派[2]起草的。该派在1915年春天出了一期名叫《国际》[3]的杂志（其中载有蔡特金、梅林、罗·卢森堡、塔尔海默、敦克尔、施特勒贝尔等人的文章），在1915—1916年冬天召开了德国各个地区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会议，通过了这个提纲。
　　作者在1916年1月2日写的引言中说，这本小册子写于1915年4月，在刊印时“未作任何修改”。一些“外部情况”的干扰，使这本小册子没有能早日出版。这本小册子与其说是阐明“社会民主党的危机”，不如说是分析战争，驳斥那些说这场战争具有民族解放性质的奇谈怪论，证明这场战争无论从德国或其他大国方面来说都是帝国主义战争，并且对正式的党的行为进行革命的批评。尤尼乌斯这本写得非常生动的小册子，在反对已经转到资产阶级和容克方面去的德国旧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中，毫无疑问，已经起了而且还会起巨大的作用，因此，我们衷心地向作者表示敬意。
　　对于熟悉1914—1916年在国外用俄文刊印的社会民主党著作的俄国读者来说，尤尼乌斯的小册子根本没有提供任何新东西。人们在读这本小册子的时候，如果把这位德国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据，同例如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宣言（1914年9—11月）［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2—19页。——编者注］伯尔尼决议（1915年3月）［注：同上，第163—169页。——编者注］以及许多关于决议的评论中所阐明的东西加以对照，那就只会深信尤尼乌斯的论据很不充分，而且他犯了两个错误。在对尤尼乌斯的缺点和错误进行批评以前，我们必须着重指出，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进行马克思主义者不可缺少的自我批评，并且全面地检查那些应当成为第三国际思想基础的观点。尤尼乌斯的小册子，总的说来，是一部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很可能，它的缺点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偶然性。
　　尤尼乌斯的小册子的主要缺点，以及它比合法的（虽然出版以后立即遭到查禁的）《国际》杂志直接倒退了一步的地方，就是对社会沙文主义（作者既没有使用这个术语，也没有使用社会爱国主义这个不太确切的说法）同机会主义的联系只字未提。作者完全正确地谈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投降”和破产、它的“正式领袖们”的“背叛”，但没有继续前进。而《国际》杂志已经对“中派”即考茨基主义进行了批评，对它毫无气节、糟蹋马克思主义和对机会主义者卑躬屈膝的行为理所当然地大加嘲笑。这个杂志已开始揭露机会主义者的真面目，例如，公布了一件极其重要的事实：1914年8月4日机会主义者提出了最后通牒，声明他们已经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投票赞成军事拨款。无论是在尤尼乌斯的小册子里，还是在提纲中，都既没有提到机会主义，也没有提到考茨基主义！这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因为不把“背叛”同机会主义这个有悠久历史，即有第二国际全部历史的派别联系起来，就无法说明这种“背叛”。这在政治实践中是错误的，因为不弄清公开的机会主义派（列金、大卫等）和隐蔽的机会主义派（考茨基之流）这两个派别的意义和作用，那就既不能了解“社会民主党的危机”，也不能克服它。这和例如奥托·吕勒在1916年1月12日《前进报》上发表的一篇历史性的文章[4]相比，是倒退了一步，因为吕勒在那篇文章中直接地、公开地论证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前进报》编辑部只是重复考茨基的甜蜜的、伪善的词句来回答他，并没有找到任何一个真正的论据来否认已经存在两个党、而且无法把它们调和起来的事实）。这是极不彻底的，因为在“国际”派的提纲第12条里已经直接提到，“各主要国家的社会党的正式代表机构”已经“背叛”并且“转到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政策的立场上”，因而必须成立“新”国际。显然，谈论让德国旧社会民主党或对列金、大卫之流抱调和态度的党加入“新”国际，那是非常可笑的。
　　“国际”派为什么倒退了一步，我们不得而知。德国整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派的最大缺点，就是缺少一个团结一致的、不断贯彻自己的路线并根据新的任务教育群众的秘密组织，这样的组织无论对机会主义或对考茨基主义都一定会采取明确的立场。这一点所以必要，尤其是因为德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最后的两家日报，即《不来梅市民报》[5]和不伦瑞克《人民之友报》[6]现在已经被夺走了，这两家报纸都转到考茨基分子那边去了。只有一个派别即“德国国际社会党人”（I．S．D．）[7]还坚守自己的岗位，这是任何人都清楚的。
　　看来，“国际”派中的某些人又滚到无原则的考茨基主义的泥潭里去了。例如，施特勒贝尔竟在《新时代》杂志[8]上拍起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马屁来了！就在前几天，即1916年7月15日，他在报纸上发表一篇题为《和平主义与社会民主党》的文章，为考茨基的最庸俗的和平主义进行辩护。至于尤尼乌斯，他是最坚决反对考茨基的“废除武装”、“取消秘密外交”等等异想天开的计划的。在“国际”派中可能有两派：一派是革命的，另一派则向考茨基主义方面摇摆。
　　尤尼乌斯的第一个错误论点写进了“国际”派的提纲第5条：“……在这猖狂的帝国主义的时代（纪元），不可能再有任何民族战争。民族利益只是欺骗的工具，以便让劳动人民群众为其死敌——帝国主义效劳……”以这个论点结尾的第5条，一开头就说明了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根本否认民族战争，这可能是疏忽大意，或者是在强调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而不是民族战争这个完全正确的思想时偶然说了过头话。但是，既然也可能有相反的情况，既然因有人胡说这场战争是民族战争，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就错误地否认任何民族战争，所以不能不谈一谈这个错误。
　　尤尼乌斯强调“帝国主义环境”在这场战争中有决定性的影响，他说塞尔维亚背后有俄国，“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背后有俄国帝国主义”，并且说如果荷兰参战也是属于帝国主义性质的，因为第一，它要保卫自己的殖民地；第二，它会成为帝国主义联盟之一的成员国。这是完全正确的。就这场战争来说，这是不容争辩的。而且尤尼乌斯在这里特别强调指出：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同“目前支配着社会民主党政策的”“民族战争的幽灵”（第81页）进行斗争，所以不能不认为他的论断既是正确的，又是完全恰当的。
　　如果说有错误的话，那只是在于：夸大了这个真理，离开了必须具体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要求，把对这场战争的估计搬到了帝国主义下可能发生的一切战争上去，忘记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为“再也不可能有民族战争”这个论点辩护的唯一理由是：世界已经被极少数帝国主义“大”国瓜分完了，因此任何战争，即使起初是民族战争，也会由于触犯某一帝国主义大国或帝国主义联盟的利益而转化为帝国主义战争（尤尼乌斯的小册子第81页）。
　　这个理由显然是不正确的。不言而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和可变动的，没有任何一种现象不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民族战争可能转化为帝国主义战争，反之亦然。例如，法国大革命的几次战争起初是民族战争，而且确实是这样的战争。这些战争是革命的：保卫伟大的革命，反对反革命君主国联盟。但是，当拿破仑建立了法兰西帝国，奴役欧洲许多早已形成的、大的、有生命力的民族国家的时候，法国的民族战争便成了帝国主义战争，而这种帝国主义战争又反过来引起了反对拿破仑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
　　只有诡辩家才会以一种战争可能转化为另一种战争为理由，抹杀帝国主义战争和民族战争之间的差别。辩证法曾不止一次地被用作通向诡辩法的桥梁，在希腊哲学史上就有过这种情况。但是，我们始终是辩证论者，我们同诡辩论作斗争的办法，不是根本否认任何转化的可能性，而是在某一事物的环境和发展中对它进行具体分析。
　　至于说1914—1916年的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会转化为民族战争，这种可能性极小，因为代表向前发展的阶级是无产阶级，它在客观上力图把这场帝国主义战争转化为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其次还因为两个联盟的力量相差并不很大，而且国际金融资本到处造成了反动的资产阶级。但是，也不能宣布说这种转化是不可能的。假如欧洲无产阶级今后20来年还是软弱无力，假如目前这场战争的结局是拿破仑那样的人获得胜利，而许多有生命力的民族国家遭到奴役，假如欧洲以外的帝国主义（首先是日本和美国帝国主义）也能维持20来年，比如说没有由于发生日美战争而转到社会主义，那就可能在欧洲发生伟大的民族战争。这将是欧洲倒退几十年。这种可能性不大。但这并不是不可能的，因为设想世界历史会一帆风顺、按部就班地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出现大幅度的跃退，那是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
　　其次，在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方面进行的民族战争不仅很有可能，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土耳其、波斯），有将近10亿人口，即世界人口一半以上。那里的民族解放运动或者已经很强大，或者正在发展和成熟。任何战争都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必然是它们的民族解放政治的继续。这种战争可能导致现在的帝国主义“大”国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但是也可能不导致，这要取决于许多情况。
　　例如，英法两国为了争夺殖民地打过七年战争，[9]也就是说，进行过帝国主义战争（这种战争无论在奴隶制的基础上和原始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还是在现代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都可能发生）。法国被打败，并且丧失了自己的一部分殖民地。几年以后，又发生了北美合众国反对英国一国的民族解放战争[10]。法国和西班牙当时自己仍占据着今天美国的某些部分，但出于对英国的仇恨，也就是说，为了自己的帝国主义利益，却同举行起义反对英国的合众国缔结了友好条约。法军同美军一起打英国人。我们看到这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帝国主义竞争是一个没有多大意义的附带因素，这同我们在1914—1916年战争中所看到的情况恰恰相反（在奥塞战争中，民族因素同决定一切的帝国主义竞赛相比，没有多大的意义）。由此可见，死板地运用帝国主义这个概念，并且由此得出“不可能”发生民族战争的结论，那是多么荒谬。比如波斯、印度和中国联合起来进行反对某些帝国主义大国的民族解放战争，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可能性很大，因为它是从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中产生的，至于这种战争是否转化为目前帝国主义大国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这要取决于很多具体情况，担保这些情况一定会出现，那是很可笑的。
　　第三，即使在欧洲也不能认为民族战争在帝国主义时代不可能发生。“帝国主义时代”使目前这场战争成了帝国主义战争，它必然引起（在社会主义到来以前）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它使目前各大国的政策成了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政策，但是，这个“时代”丝毫不排斥民族战争，例如，小国（假定是被兼并的或受民族压迫的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大国的民族战争，它也不排斥东欧大规模的民族运动。例如，尤尼乌斯对奥地利的判断是很有见地的，他不仅估计到“经济”因素，而且估计到特殊的政治因素，指出“奥地利没有内在的生命力”，认为“哈布斯堡王朝并不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组织，而只是由几个社会寄生虫集团组成的松散的辛迪加”，“奥匈帝国的灭亡在历史上不过是土耳其崩溃的继续，同时也是历史发展过程的要求”。至于某些巴尔干国家和俄国，情况也并不好些。如果各“大”国在这场战争中都弄得筋疲力竭，或者如果革命在俄国取得胜利，则完全可能发生民族战争，甚至胜利的民族战争。帝国主义大国的干涉实际上并不是在一切条件下都能实现的，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如果有人“轻率地”说：小国反对大国的战争是没有希望的，那就必须指出：没有希望的战争也是战争；其次，“大国”内部的某些现象——如发生革命——可以使“没有希望的”战争成为很“有希望的”战争。
　　我们所以详细地分析所谓“再也不可能有民族战争”这个不正确的论点，不仅是因为它在理论上显然是错误的。第三国际只有在非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因此，“左派”如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漠不关心，那当然是极其可悲的。而且这个错误在政治实践中也是极其有害的：人们会从这一错误出发去进行“废除武装”的荒谬宣传，因为似乎除了反动的战争以外再也不可能有任何战争；人们从这一错误出发会对民族运动持更荒谬的和简直是反动的漠视态度。当欧洲的“大”民族——压迫许多小民族和殖民地民族的民族——的成员，以貌似学者的姿态声称“再也不可能有民族战争”的时候，这种漠视态度就是沙文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大国的民族战争不仅是可能的和可能性很大，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进步的、革命的，诚然，为了取得胜利，或者需要被压迫国家众多居民（我们举例提到的印度和中国就有几亿人口）的共同努力，或者需要国际形势中某些情况特别有利的配合（例如，帝国主义大国由于大伤元气、由于彼此打仗和对抗而无力进行干涉，如此等等），或者需要某一大国的无产阶级同时举行起义反对资产阶级（我们列举的情况中的最后一种对于无产阶级的胜利是最理想和最有利的）。
　　不过必须指出，如果责难尤尼乌斯对民族运动漠不关心，那是不公正的。他至少已经指出，社会民主党党团的罪过之一，就是对喀麦隆一个土著领袖因“叛变”（显然是因为他在战争爆发时企图举行起义）而被处死刑一事默不作声，他在另一个地方还专门（向列金先生、伦施先生以及诸如此类的仍把自己算作“社会民主党人”的坏蛋们）强调指出，殖民地民族也是民族。他极其肯定地说：“社会主义承认每个民族都有独立和自由的权利，都有独立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国际社会主义承认自由、独立、平等的民族的权利，但是，只有它才能建立这样的民族，只有它才能实现民族自决权。而这个社会主义的口号〈作者说得很正确〉也和其他一切口号一样，不是为现存的事物辩护，而是指出道路，促使实行革命的、改造的、积极的无产阶级政策”（第77页和第78页）。因此，谁要是认为一切左派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都象某些荷兰和波兰的社会民主党人那样，囿于狭小的眼界和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连社会主义下的民族自决也加以否认，那就大错特错了。荷兰人和波兰人犯这个错误的特殊的根源，我们在别处还要谈到。
　　尤尼乌斯的另一个错误论断，同保卫祖国问题有关。这是帝国主义战争期间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尤尼乌斯使我们更加似信，我们党对这个问题的提法是唯一正确的：在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中，无产阶级反对保卫祖国，是因为这场战争具有掠夺、奴役和反动的性质，是因为有可能和有必要用争取社会主义的国内战争来对抗帝国主义战争（并竭力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尤尼乌斯一方面很好地揭露了目前这场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指出它不同于民族战争；可是另一方面，又犯了非常奇怪的错误，企图牵强附会地把民族纲领同目前这场非民族的战争扯在一起！这听起来几乎令人难以置信，但却是事实。
　　资产阶级拼命叫喊外国“入侵”，以便欺骗人民群众，掩盖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而带有列金和考茨基色彩的官方社会民主党人为了讨好资产阶级，特别热心地重复着这个“入侵”的论据。考茨基现在向那些天真而轻信的人保证说（包括通过俄国的组委会分子[11]斯佩克塔托尔），他从1914年年底就转到反对派方面来了，然而他却继续援引这个“论据”！尤尼乌斯竭力驳斥这个论据，举了一些历史上极有教益的例子，来证明“入侵和阶级斗争在资产阶级历史上，并不象官方的神话所说的那样，是互相矛盾的，而是两者互为手段和表现的”。例子是，法国波旁王朝曾请求外国入侵以反对雅各宾党人，1871年，资产者曾请求外国入侵以反对巴黎公社。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写道：
　　“旧社会还能创造的最高英雄伟绩不过是民族战争，而这种战争现在表明是政府玩弄的十足的欺骗勾当，这种欺骗勾当的唯一目的不过是要推迟阶级斗争，当阶级斗争变成内战的熊熊火焰时，这种欺骗勾当也就被抛在一边了。”［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83页。——编者注］
　　尤尼乌斯的实际结论是：
　　尤尼乌斯的论断就是如此。这些论断显然是错误的，我国沙皇制度的公开的和隐蔽的奴仆普列汉诺夫和契恒凯里先生，也许甚至还有马尔托夫和齐赫泽先生，都会幸灾乐祸地抓住尤尼乌斯的话，不去考虑理论上的真理，而是考虑如何脱身、灭迹、蒙蔽工人，因此，我们必须比较详细地来说明尤尼乌斯的错误的理论根源。
　　他建议用民族纲领来“对抗”帝国主义战争。他建议先进阶级要面向过去，而不要面向未来！1793年和1848年，无论在法国、德国或整个欧洲，客观上提上日程的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这种客观的历史情况相适应的，是“真正民族的”纲领，即当时民主派的民族的资产阶级纲领，在1793年，资产阶级和平民中最革命的分子曾经实行过这种纲领；而在1848年，马克思也代表整个先进的民主派宣布过这种纲领。当时在客观上同封建王朝战争相对抗的是革命民主战争、民族解放战争。那个时代的历史任务的内容就是这样的。
　　现在，对欧洲各先进的大国来说，客观情况不同了。要向前发展——如果撇开可能的、暂时的后退不说——只能走向社会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革命。从向前发展的观点看来，从先进阶级的观点看来，客观上能够对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战争、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战争的，只有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也就是说，首先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政权的国内战争，因为没有这种战争，就不能真正前进，其次是在一定的特殊条件下可能发生的保卫社会主义国家、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战争。所以说，有些布尔什维克（好在只是个别的，并且立即被我们抛到号召派[12]那边去了）准备采取有条件地保卫祖国的观点，即在俄国革命胜利和共和制胜利的条件下保卫祖国的观点，他们虽然忠于布尔什维主义的词句，却背叛了它的精神；因为卷入欧洲各先进大国的帝国主义战争的俄国，即使有共和制的形式，它进行的也还是帝国主义战争！
　　尤尼乌斯说阶级斗争是对付入侵的最好手段，这只是运用了马克思辩证法的一半，他在正确的道路上迈出一步之后，马上又偏离了这条道路。马克思的辩证法要求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说阶级斗争是对付入侵的最好手段，这无论对推翻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或对推翻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来说，都是正确的。正因为这对任何阶级压迫来说都是正确的，所以这太一般化，因而用在目前这种特殊的场合就不够了。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也是一种阶级斗争，只有这种阶级斗争才会使欧洲（整个欧洲，而不是一个国家）避免入侵的危险。要是在1914—1916年间存在“大德意志共和国”的话，那它还会进行同样的帝国主义战争。
　　尤尼乌斯几乎得出了正确的答案和正确的口号：要进行争取社会主义、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但他似乎害怕彻底说出全部真理，而向后转了，陷入了在1914、1915、1916年间进行“民族战争”的幻想。如果不从理论方面，而纯粹从实践方面来看问题，那么尤尼乌斯的错误也是很明显的。德国的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包括农民在内的各个阶级，都是拥护战争的（在俄国大概也是这样，至少是大多数富裕农民和中等农民以及很大一部分贫苦农民，显然都被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所迷惑）。资产阶级武装到了牙齿。在这种情况下，“宣布”成立共和国、建立常设国会、由人民选举军官（“武装人民”）等等的纲领，实际上就是“宣布”（具有不正确的革命纲领的！）革命。
　　尤尼乌斯在这里说得完全对：革命是不能“制造”的。革命在1914—1916年间提上了日程，革命潜伏在战争中，并从战争中发展起来。应当以革命阶级的名义“宣布”这一点，大胆地彻底地指出它的纲领：争取实现社会主义，而在战争时代，没有反对反动透顶的、罪恶的、使人民遭受无法形容的灾难的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这是不可能的。应当周密考虑出系统的、彻底的、实际的、不论革命危机以何种速度发展都是绝对可行的、适合于日益成熟的革命的行动。我们党的决议中已经指出这些行动：（1）投票反对军事拨款；（2）打破“国内和平”；（3）建立秘密组织；（4）举行士兵联欢；（5）支持群众的一切革命行动。［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66页。——编者注］所有这些步骤的顺利实现，必然会导致国内战争。
　　宣布伟大的历史性的纲领，毫无疑问，有巨大的意义，但不是宣布旧的、对1914—1916年来说已过了时的德国民族纲领，而是要宣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纲领。你们资产者为了掠夺而打仗；我们一切交战国工人向你们宣战，为社会主义而战，——这就是没有象列金、大卫、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盖得、桑巴之流那样背叛了无产阶级的社会党人在1914年8月4日的国会演说中应当讲的内容。
　　看来，尤尼乌斯的错误可能是由双重错误的想法造成的。毫无疑问，尤尼乌斯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坚决拥护革命策略的，不管普列汉诺夫先生们对尤尼乌斯的“护国主义”怎样幸灾乐祸，都抹杀不了这个事实。对于这种可能的和很有可能的诽谤，必须立即直截了当地给以回击。
　　但是，第一，尤尼乌斯没有完全摆脱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即使是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环境”，那些人害怕分裂，害怕彻底说出革命的口号。［注：尤尼乌斯谈到“胜利还是失败”这个问题时的议论，也有同样的错误。他的结论是：二者都不好（破产、军备扩充，等等）。这不是革命无产阶级的观点，而是和平主义的小资产者的观点。如果说到无产阶级的“革命干预”——虽然，无论尤尼乌斯或“国际”派的提纲都谈到这一点，可惜太一般化了——那就必须从别的观点提出问题：（1）不冒失败的危险，能不能进行“革命干预”？（2）不冒同样的危险，能不能打击本国的资产阶级和政府？（3）我们不是向来都说，而反动战争的历史经验不是也表明，失败会促进革命阶级的事业吗？］这种害怕心理是错误的，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消除而且一定会消除这种心理。他们在同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斗争过程中一定会做到这一点。他们正在坚定不移地、一心一意地同本国社会沙文主义者作斗争，他们同马尔托夫和齐赫泽这班先生的重大的、原则的根本区别就在这里。因为马尔托夫和齐赫泽这班先生（和斯柯别列夫一样）一只手摇着旗帜，向“各国的李卜克内西”致敬，另一只手却和契恒凯里和波特列索夫亲热拥抱！
　　第二，看来，尤尼乌斯想实现一种同孟什维克的臭名昭著的“阶段论”相类似的东西，想从革命纲领“最方便的”、“通俗的”、能为小资产阶级所接受的那一头做起。这好象是打算“蒙哄历史”，蒙哄那些庸人。据说，谁也不会反对保卫真正祖国的最好办法，而真正的祖国就是大德意志共和国，保卫的最好办法就是建立民兵、常设国会等等。据说，这样的纲领一旦被采纳，它便会自然而然地导致下一个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
　　大概就是这种推论自觉或半自觉地确定了尤尼乌斯的策略。不用说，这种推论是错误的。尤尼乌斯的小册子令人感觉到他是一个孤独者，他没有一批秘密组织中的同志，而秘密组织是习惯于透彻地考虑革命口号并经常用这些口号教育群众的。不过这种缺点——忘记这一点是很不对的——并不是尤尼乌斯个人的缺点，这是德国所有左派的软弱性造成的，因为他们被考茨基的虚伪、学究气、对机会主义者的“友好”这些卑鄙的东西从四面八方包围着。尤尼乌斯的拥护者虽然孤独无援，但是已经能够着手印发秘密传单并同考茨基主义作战了。他们也一定能够继续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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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这个提纲即《指导原则》（见注2），载于1916年2月《伯尔尼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公报》第3号，标题为《德国同志们的建议》。它规定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在一些重要的理论和政治问题上的立场。
　　国际社会党委员会（I．S．K．）是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执行机构，在1915年9月5—8日举行的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成立。组成委员会的是罗·格里姆、奥·莫尔加利、沙·奈恩以及担任译员的安·巴拉巴诺娃。委员会设在伯尔尼。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后不久，根据格里姆的建议，成立了国际社会党扩大委员会，参加扩大委员会的是同意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决议的各党的代表。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参加扩大委员会的是列宁、伊·费·阿尔曼德和格·叶·季诺维也夫。
　　《伯尔尼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公报》（《Internationale　Sozialistische　Komission　zu　Bern　Bulletin》）是国际社会党委员会的机关报，于1915年9月—1917年1月在伯尔尼用德、法、英三种文字出版，共出了6号。——[1]。
　　[2]国际派即斯巴达克派是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组织，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形成，创建人和领导人有卡·李卜克内西、罗·卢森堡、弗·梅林、克·蔡特金、尤·马尔赫列夫斯基、莱·约吉希斯（梯什卡）、威·皮克等。1915年4月，卢森堡和梅林创办了《国际》杂志，这个杂志是团结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主要中心。1916年1月1日，全德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代表会议在柏林召开，会议决定正式成立组织，取名为国际派。代表会议通过了一个名为《指导原则》的文件，作为该派的纲领，这个文件是在卢森堡主持和李卜克内西、梅林、蔡特金参加下制定的。1916年该派曾出版秘密刊物《政治书信》，署名斯巴达克，因此该派也被称为斯巴达克派。1917年4月，斯巴达克派加入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但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斯巴达克派在群众中进行革命宣传，组织反战活动，领导罢工，揭露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和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领袖的叛卖行为。斯巴达克派在理论和策略问题上也犯过一些错误，列宁曾屡次给予批评和帮助。1918年11月，斯巴达克派改组成为斯巴达克联盟，12月14日公布了联盟的纲领。1918年底，联盟退出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并在1918年12月30日—1919年1月1日举行的全德斯巴达克派和激进派代表会议上创建了德国共产党。——[1]。
　　[3]《国际》杂志（《Die　Internationale》）是罗·卢森堡和弗·梅林创办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实践与理论问题的刊物，第1期于1915年4月出版。这期杂志在杜塞尔多夫印刷，印了9000份。杂志纸型曾寄给在伯尔尼的罗·格里姆，由他翻印后向瑞士及其他国家传播。该杂志是公开出版的，第1期出版后立即被查禁。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后复刊。1933年阿·希特勒上台后作为非法刊物继续秘密出版。1939年停刊。——[1]。
　　[4]指1916年1月12日《前进报》第11号登载的奥·吕勒的声明《论党的分裂》。他在声明中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前进报》编辑部在发表吕勒声明的同时发表了一篇编辑部文章，声称尽管把吕勒的声明全文照登，但它认为声明中所提出的争论问题不仅为时过早，而且完全是无的放矢。
　　《前进报》（《Vorwarts》）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于1876年10月在莱比锡创刊，编辑是威·李卜克内西和威·哈森克莱维尔。1878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后被查禁。1890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决定把1884年在柏林创办的《柏林人民报》改名为《前进报》（全称是《前进。柏林人民报》），从1891年1月起作为中央机关报在柏林出版，由威·李卜克内西任主编。恩格斯曾为《前进报》撰稿，帮助它同机会主义的各种表现进行斗争。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前进报》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它支持过俄国的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33年停刊。——[3]。
　　[5]《不来梅市民报》（《Bremer　Bürger－Zeitung》）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报纸（日报），于1890—1919年出版。1916年以前是不来梅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报纸。1916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施加压力，迫使当地党组织改组该报编辑部。同年该报转到了考茨基分子和谢德曼分子手里。——[3]。
　　[6]《人民之友报》（《Volksfreund》）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报纸（日报），1871年在不伦瑞克创刊。1914—1915年该报实际上是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机关报。1916年该报转到了考茨基分子手里。——[3]。
　　[7]“德国国际社会党人”（I．S．D．）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围绕着在柏林出版的《光线》杂志而组成的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集团，它公开反对战争和机会主义，在同社会沙文主义派和中派划清界限方面持最彻底的立场。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该集团代表尤·博尔夏特在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决议草案上签了名。但该集团与群众缺乏广泛联系，不久就瓦解了。——[3]。
　　[8]《新时代》杂志（《Die　Neue　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1885—1895年间，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并不时帮助它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为杂志撰过稿的还有威·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弗·梅林等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俄国1905—1907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到机会主义立场，1910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持中派立场，实际上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4]。
　　[9]指1756—1763年以英国、普鲁士、汉诺威为一方和以法国、俄国、奥地利、萨克森、瑞典、西班牙为另一方在欧洲、美洲、印度和海上进行的战争，史称七年战争。这次战争的结果之一是，英国获得了法属北美殖民地并确立了在印度的优势，成为海上霸主。——[6]。
　　[10]指1775—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6]。
　　[11]组委会分子是指俄国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的拥护者。
　　组织委员会（简称组委会）是1912年在取消派的八月代表会议上成立的俄国孟什维克的领导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组委会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站在沙皇政府方面为战争辩护。组委会先后出版过《我们的曙光》、《我们的事业》、《事业》、《工人晨报》、《晨报》等报刊。1917年8月孟什维克党选出中央委员会以后，组委会的职能即告终止。除了在俄国国内活动的组委会外，在国外还有一个组委会国外书记处。这个书记处由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伊·谢·阿斯特罗夫－波韦斯、尔·马尔托夫、亚·萨·马尔丁诺夫和谢·尤·谢姆柯夫斯基组成，持和中派相近的立场，实际上支持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书记处的机关刊物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委员会国外书记处通报》，1915年2月—1917年3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0号。——[10]。
　　[12]号召派是指《号召报》集团的拥护者。《号召报》集团是1915年9月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组成的，持极端的社会沙文主义立场。该集团于1915年10月—1917年3月在巴黎出版周报《号召报》。《号召报》的领导人有格·瓦·普列汉诺夫、格·阿·阿列克辛斯基、伊·布纳柯夫、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等。——[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