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论德国的和非德国的沙文主义（1916年5月31日〔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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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5月31日〔6月13日〕）ybN品论天涯网

　　大家知道，德国沙文主义者已把所谓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政党（实际上现在已经成了民族主义自由派工人政党）的大多数领袖和官吏控制在自己的影响之下了。至于在多大程度上应当说非德国的沙文主义者，如波特列索夫、列维茨基这帮先生们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接下去就会看到。现在我们不能不先专门谈谈德国的沙文主义者，——公正地说，考茨基也应当包括在内，尽管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在他的德文小册子中极其热心地和极其错误地为考茨基辩护，说他是“国际主义者”。
　　德国沙文主义的标志之一，就是“社会党人”——带引号的社会党人——只是谈论别的民族的独立，而把受他们本民族压迫的民族除外。无论是直接说出这一点，还是替说出这一点的人辩护、辩白和掩盖，这中间并没有多大的差别。
　　例如，德国沙文主义者，也包括帕尔乌斯（他出版一种名叫《钟声》的小型杂志，在这上面常写文章的有伦施、亨尼施和格龙瓦尔德等这帮德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社会党”奴仆），对受英国压迫的民族的独立问题就喋喋不休，津津乐道。德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沙文主义者——和德国资产阶级的一切报刊现在都在声嘶力竭地宣扬英国在它的殖民地的统治是无耻的、残暴的、反动的等等。德国的各种报纸现在都在津津有味地、幸灾乐祸地、兴高采烈地大谈其印度的解放运动。
　　德国资产阶级为什么幸灾乐祸，这是不难理解的：它希望在印度煽起对英国的不满和反英运动，从而改善自己的军事地位。当然，抱这种希望是很愚蠢的，因为要从一旁，从遥远的地方，用异国的语言去影响一个人口众多的、极其独特的民族的生活，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实在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何况这种影响并不是经常不断的，而是偶然的，只是在战争时期。所以，与其说德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企图影响印度，不如说它想借此自我安慰，想欺骗德国人民，把他们的视线从国内转移到国外。
　　但是，这里自然而然地产生一个一般理论性问题：这种议论的虚伪性的根源是什么呢？揭穿德国帝国主义者的伪善的正确有效的办法是什么呢？因为要从理论上正确回答虚伪性在哪里的问题，总是会揭露伪善者，他们出于非常明显的原因，想遮盖和掩饰这种虚伪性，给它披上各种华丽辞藻的外衣——各种各样的辞藻，直到国际主义的招牌。伦施们、休特古姆们和谢德曼们口头上都以国际主义者自居，遗憾的是，这帮德国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还都是所谓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在评判人们的时候，不应当根据他们的言论，而要根据他们的行动。这是大家早就知道的。在俄国有谁会根据波特列索夫、列维茨基、布尔金这帮先生们的言论去评判他们呢？当然，谁也不会。
　　德国沙文主义者的虚伪性的根源在于：他们叫嚷说他们同情受他们的敌方英国压迫的民族的独立，而对于受他们本民族压迫的那些民族的独立，却谦虚地——有时甚至过于谦虚地——保持沉默。
　　比如拿丹麦人来说吧。普鲁士把石勒苏益格归并进来时，象其他所有“大”国一样，也占据了一部分丹麦人居住的地方。这显然是侵犯了这些居民的权利，因为奥地利根据1866年8月23—30日签订的布拉格和约，把自己统治石勒苏益格的“权利”让给了普鲁士，但和约中规定，关于石勒苏益格北部的居民是否愿意并入丹麦的问题，应当通过自由投票来征求他们的意见，如果答复是肯定的，那就应当并入丹麦。可是普鲁士并没有这样做，而在1878年取消了这些对它十分“不愉快的”条款。
　　弗·恩格斯对于大国民族的沙文主义并不是漠不关心的，他曾经特别指出普鲁士这一侵犯弱小民族权利的事［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90页。——编者注］。然而，目前德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虽然口头上承认民族自决，就象考茨基口头上也承认这一点一样，而实际上，当问题牵涉到“自己的”民族实行的民族压迫时，他们却从来也不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进行彻底的坚决的民主宣传。“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关于沙文主义和揭露沙文主义的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
　　在我们这里，很多人都挖苦说，《俄国旗帜报》[158]的所作所为往往象是《普鲁士旗帜报》。但是，问题并不只限于《俄国旗帜报》，因为我们的波特列索夫、列维茨基这帮先生们也是完全照着伦施、考茨基这帮人的原则精神发表议论的。例如，只要看一看取消派的《工人晨报》，就会发现这样一些完全是“普鲁士的”，确切些说，是国际沙文主义的论调和议论方法。不管打着什么样的民族的招牌，不管用什么样的和平主义的词句来掩饰，沙文主义就是沙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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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58]《俄国旗帜报》（《Русское　Знамя》）是黑帮组织俄罗斯人民同盟的机关报，1905—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