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委员会和齐赫泽党团有自己的路线吗?
(1916年2月5日〔18日〕)
组委会分子在他们的文集[122]里,更明确地是在他们给国际社会党委员会的报告里(《公报》第2号,1915年11月27日用德文出版),一再竭力要读者相信齐赫泽党团和组织委员会有自己的路线,这个路线完全是国际主义的,是与《我们的事业》杂志的路线不一致的。这真是弥天大谎。第一,自组织委员会成立(1912年8月)以后,许多年来,我们看见齐赫泽党团和组织委员会同《我们的曙光》集团在一切基本问题上在政治上都是完全一致的,政治上的合作也最密切,只不过《我们的曙光》集团在群众中进行了经常性的工作(通过取消派的日报)罢了。要证明彼此这么亲密的“朋友”之间有什么真正的分歧,不能光凭嘴说,而要摆出重要的事实。这样的事实却一个也没有。第二,在1912—1914年这几年,齐赫泽党团和组织委员会给《我们的曙光》杂志当走卒,经常替它的政策辩护,这是彼得格勒和其他地方的工人都很清楚的,同时他们一次也没有利用他们的影响去改变《我们的曙光》杂志和《光线报》[123]等的政策。
在与群众有关的政策上,如反对“罢工狂热”,选举最大的工会(五金工人等)和最重要的保险机关(全俄保险理事会[124])的领导人等问题上,《我们的曙光》集团,而且只有他们是独立行动的,组织委员会和齐赫泽党团不过是给他们帮忙,忠心耿耿地为他们效劳而已。第三,在一年半的战争中,没有一件事实能够证明齐赫泽党团和组织委员会同《我们的曙光》杂志多年来形成的这种关系有所改变。可是,相反的事实倒是有的,甚至包括可以公开的事实(这类事实多半是不应当公开的)。事实是:无论组织委员会或齐赫泽党团都没有在俄国发表过任何反对《我们的事业》杂志的政策的言论,而要真正改变该杂志的政策,那就不仅须要发表言论,而且要进行长期的、胜利的斗争,因为《我们的事业》杂志是一个从和自由派的联系中得到营养的、在政治上有影响的组织,而组织委员会和齐赫泽党团不过是政治装饰品。事实是:完全执行《我们的事业》杂志的政策的《晨报》和《工人晨报》,甚至公开强调自己同齐赫泽党团在政治上的亲密关系,并且代表整个八月联盟说话。事实是:齐赫泽党团为《工人晨报》募捐。事实是:整个齐赫泽党团开始给萨马拉的社会沙文主义报纸《我们的呼声报》[125]撰稿(见第17号)。事实是:齐赫泽党团最有名的人物契恒凯里在报刊上,在“护国派”的或者说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杂志《现代世界》[126]上,即普列汉诺夫和阿列克辛斯基先生的杂志上发表的原则性声明,同普列汉诺夫、《我们的事业》杂志、考茨基、阿克雪里罗得是完全一致的。我们早就引用过契恒凯里的这个声明,可是不论组委会分子在他们的文集里,或是托洛茨基在他的《我们的言论报》上,都没有替这个声明辩护,虽然他们承担了替齐赫泽党团辩护和捧场的任务。第四,代表整个齐赫泽党团和整个组织委员会的那些露骨的政治言论,证实了我们的看法。现在我们来看看组织委员会的文集所转载的最重要的言论:齐赫泽及其一伙的宣言和组织委员会的传单。这两个文件的观点是一样的,立场也完全一样。因为组织委员会是反对我们党的“八月联盟”的最高领导机关,又因为组织委员会出版的是秘密传单,也就是说,可以比齐赫泽在杜马里讲得自由一些、直截了当一些,所以,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传单。
顺便说一句,很有意思的是这个传单在德文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上,在伯尔尼的社会民主党的报纸上已经引起了争论。这个报纸的一个撰稿人把这个传单叫作“爱国主义的传单”。组织委员会国外书记处生了气,刊载了一篇反驳文章,宣称连“我们国外书记处也犯了这种爱国主义的罪”,并且把传单完整的德译文交给该报编辑部,请它评判。我们应当指出,这个编辑部显然是袒护组织委员会,给它捧场的。而这个袒护组织委员会的编辑部又是怎样说的呢?
编辑部说(第250号):“我们已经读过组织委员会的传单了,应当承认:它的行文无疑会引起误解,并使全文含有一种可能与传单作者的本意相左的意思。”
为什么组委会分子请该报编辑部评判,而又不把编辑部的这个评论转载在自己的文集里呢?因为这是组织委员会的朋友的评论,而这些朋友却公开拒绝为组织委员会辩护!评论写得彬彬有礼,有一种外交上的客气味道,这特别清楚地表明编辑部想给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讲几句“好听的话”。原来,最“好听的话”就是:“可能〈仅仅是“可能”而已!〉组织委员会所说的不是它所想说的;但是它所说的‘无疑会引起误解’”!!
我们恳请读者看看在崩得的小报(第9号)上也转载的组织委员会的传单。凡是仔细读过这份传单的人,都会看出几个简单明了的事实:(1)传单里没有一个字从原则上驳斥在这场战争中任何护国的思想;(2)传单里没有任何东西是“护国派”或“社会沙文主义者”原则上不能接受的;(3)传单里有许多词句和“护国主义”论调完全相同:“无产阶级对正在到来的毁灭,不能无动于衷”(这和《工人晨报》第2号上的对“拯救国家免于毁灭”“不是无动于衷的”,几乎一字不差);“国家的自我护卫同无产阶级有切身的利害关系”;“一场全民革命”将拯救国家“免于外来的毁灭”,等等。谁要是真正仇视社会沙文主义,就不应当说这种话,而应当说:地主、沙皇、资产阶级把维护大俄罗斯人对波兰的压迫并将其强留在俄国版图内叫作国家的自我护卫,这是在撒谎;——他们用拯救“国家”免于毁灭这样的词句来掩饰“挽救”大国特权的行为,诱使无产阶级放弃反对国际资产阶级的斗争任务,这是在撒谎。一方面承认各交战国无产阶级在这场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中必须建立国际团结,而同时又要“拯救”这些国家中的某一个“免于毁灭”,这就是伪善,就是把自己的一切宣言变成完全空洞的、口是心非的夸夸其谈。因为这就是使无产阶级的策略服从于当前该国的战争状态,既然如此,那么法国社会沙文主义者帮助“拯救”奥地利或土耳其“免于毁灭”也是对的了。
组织委员会国外书记处在一家德文的社会民主党报纸(伯尔尼的报纸)上还推出一个诡辩,这个诡辩过于无耻,过于笨拙,是专为让德国人上圈套而“编造出来”的,所以组委会分子也很识相,没有拿到俄国读者面前来重复。
他们用一种义愤填膺的语气向德国人说:“如果向无产阶级指出革命是拯救国家免于灭亡的唯一手段就是爱国主义”,那么我们也是这样的爱国主义者,“我们希望第二国际在每个社会党里都能有更多这样的‘爱国主义者’;我们确信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梅尔黑姆如果看到周围有更多这样的‘爱国主义者’对德国和法国的工人散发这样的传单,将会非常满意”。
这也是骗子手法。5个书记都十分清楚,在正在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法国和德国,连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子也没有,连要求进行革命以战胜敌人的资产阶级社会运动的影子也没有。而在俄国,正因为它正在走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显然存在着这样的运动。5个书记用可笑的诡辩欺骗德国人,说什么在俄国,组织委员会和齐赫泽及其一伙不可能是沙文主义派革命者,因为在欧洲,把革命同沙文主义连在一起是荒唐的!是的,在欧洲这是荒唐的。而在俄国这却是事实。你们尽可以责备“号召报派”是很糟糕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但是他们按自己的方式把沙文主义同革命连在一起了,这是你们无法否认的。俄国民粹派的七月代表会议,以及《我们的事业》杂志和《工人晨报》,在这方面完全站在“号召报派”的立场上,他们也在把沙文主义同革命连在一起了。
齐赫泽党团在自己的宣言里(组织委员会的文集第141—143页)也采取了同样的立场。齐赫泽也讲过一些关于“毁灭的危险”这种沙文主义的话。如果说他承认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赞成“没有兼并的和约”、“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任务”、“为和平而斗争”等等,等等,那么,《工人晨报》也是承认这些的,俄国民粹派这些小资产者也是承认这些的。在组织委员会那本文集的第146页上,可以看到小资产阶级的民粹派也承认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主张“没有兼并的和约”,认为社会党人(民粹派同《工人晨报》一样,也想冒充社会党人)必须“尽快地恢复社会党组织的国际团结,以便终止战争”等。民粹派这些小资产者讲的所有这些话,都是为了掩饰他们的“民族自卫”的口号,这个口号,他们是直接提出的,而齐赫泽和组织委员会则同《工人晨报》一样,把这个口号叫作“拯救国家免于毁灭”!!
结果是,无论齐赫泽或组织委员会,都讲了许多可以不负任何责任的、对号召报派和我们的事业派的实际政策毫无妨碍的革命空话,而关于这种政策却一言不发。对于参加军事工业委员会,他们总是用各种方式加以支持。
先生们,少讲一些革命的空话吧,对今天的实际政策讲得明白些,坦率些,老实些吧。你们答应做个革命者,但是现在你们却在帮助沙文主义者、资产阶级、沙皇政府,你们不是公然主张工人参加军事工业委员会,就是用沉默来庇护参加者,不同他们进行斗争。
马尔托夫可以随便耍花招。托洛茨基可以大喊我们搞派别活动,以这种喊叫来掩饰(这是屠格涅夫笔下的……那位主人公[127]的旧药方!)自己的想必是非派别的“指望”:齐赫泽党团里的某某人会“同意”托洛茨基的意见,发誓说自己是左派,是主张国际主义的,等等。事实总是事实。不但在组织委员会和齐赫泽党团之间,就是在这两个组织和《工人晨报》或《号召报》之间,在政治上也没有丝毫重大的差别。
因此,他们在行动上是一致反对我们的党,拥护工人(同非党工人和民粹派一起)参加军事工业委员会这一资产阶级的政策。“国外书记处的书记们”在口头上声明和发誓,说他们“不同意”,这不过是空话,象休特古姆、列金、大卫的誓言一样并不涉及群众的实际政治。他们声明和发誓,说他们“赞成和平”,“反对战争”,并不能洗刷他们的沙文主义。
载于1916年2月18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7卷第240—245页 |
注释:
[122]指《国际和战争》文集第1辑。见注92。——270。
[123]《光线报》(《Луч》)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报纸(日报),1912年9月16日(29日)—1913年7月5日(18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237号。该报主要靠自由派捐款维持。为该报撰稿的有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弗·叶若夫(谢·奥·策杰尔包姆)、诺·尼·饶尔丹尼亚、弗·科索夫斯基等。对该报实行思想领导的是组成原国外取消派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的尔·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亚·马尔丁诺夫和唐恩。该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策略,鼓吹建立所谓“公开党”的机会主义口号,反对工人的革命的群众性罢工,企图修正党纲的最重要的论点。列宁称该报是叛徒的机关报。
1913年7月11日(24日)起,《光线报》依次改用《现代生活报》、《新工人报》、《北方工人报》和《我们的工人报》等名称出版。——270。
[124]全俄保险理事会是沙皇俄国工人保险问题的最高机构,根据1912年6月23日(7月6日)沙皇政府颁布的工人保险法于同年12月底成立。理事会的组成是:工商大臣(任主席)、15名官员、彼得堡地方自治机关的代表、彼得堡市杜马的代表、5名业主代表和5名工人代表。理事会的5名工人代表是由彼得堡工人在1914年初选出的。围绕着保险机关的选举,布尔什维克同取消派、社会革命党人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布尔什维克一方面向工人群众解释工人保险法的反人民性质,另一方面号召群众不要抵制伤病保险基金会,而要利用这种合法组织进行革命工作。布尔什维克取得了选举的胜利,《真理之路报》提出的5名候选人以多数票当选。——270。
[125]《我们的呼声报》(《Наш Голос》)是孟什维克的合法报纸(周报),1915—1916年在萨马拉出版。该报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齐赫泽党团全体成员以及其他著名的孟什维克著作家均列名于该报撰稿人名单。——271。
[126]《现代世界》杂志(《Современный Мир》)是俄国文学、科学和政治刊物(月刊),1906年10月—1918年在彼得堡出版,编辑为尼·伊·约尔丹斯基等人。格·瓦·普列汉诺夫、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等积极参加了该杂志的工作。布尔什维克在同普列汉诺夫派联盟期间以及在1914年初曾为该杂志撰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现代世界》杂志成了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刊物。——271。
[127]指俄国作家伊·谢·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处世之道》(1878年)中的主人公。这个老奸巨猾之徒如此阐发自己的处世哲学:如果你想加害对方,那你就“斥责对方具有你感到自己身上存在的那种缺点或恶行。你要显得义愤填膺……并且痛加斥责!”——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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