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步
(1915年9月28日〔10月11日〕)
在战争引起严重危机的时代,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缓慢。但是它毕竟在朝着同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决裂的方向发展。1915年9月5—8日齐美尔瓦尔德(瑞士)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在整整一年里,各交战国和中立国的社会党人一直处在动摇和观望之中,他们内心里不敢承认危机的深刻程度,不愿意正视现实,千方百计地拖延同控制着西欧各正式政党的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主义者实行不可避免的决裂。
然而,我们一年前在中央委员会的宣言(《社会民主党人报》[43]第33号)[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2—19页。——编者注]中对事态所作的估计是正确的。事态证明了这个估计是对的。事态正是这样发展的:处于少数的反对分子(德国、法国、瑞典和挪威的)派代表出席了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他们违反了各正式政党的决定,就是说他们实际上是在按分裂的方针行事。
代表会议工作的结果是,通过了宣言和对被捕者与受迫害者表示同情的决议,这两个文件都发表在这一号《社会民主党人报》上。代表会议以19票对12票否决了把我们和其他一些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决议草案提交给委员会的建议。但是我们的宣言草案则同另外两个草案一起提交给了委员会,作为制定共同宣言的参考。读者可以在这一号报纸的另一个地方看到我们的两个草案,把这两个草案和会议所通过的宣言对照一下,就可以清楚看出,许多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得到了采纳。
已通过的宣言实际上意味着在从思想上和实践上同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决裂方面迈出了一步。但是,这个宣言正如下面对它的分析所表明的,同时还存在着不彻底和吞吞吐吐的缺陷。
宣言宣布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指出这个概念有两个特征:每个国家的资本家都在竭力追求利润,追求剥削;列强力图瓜分世界和“奴役”弱小民族。在判定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时应当谈到的,以及我们的决议已经谈到的那些最本质的东西,宣言都予以重申了。宣言的这一部分只是把我们的决议通俗化。通俗化无疑是件好事。但是我们既然要使工人阶级有明确的思想,既然认为系统的和持之以恒的宣传工作重要,就应当准确而充分地确定有待通俗化的原则。不这样做,我们就可能重犯导致第二国际破产的那种错误和过失,就是说,可能留下语言含糊而易遭曲解的后患。例如,决议中表述的社会主义的客观前提已经成熟的思想具有重要意义,这难道可以否认吗?可是这个思想在宣言的“通俗化”叙述中被漏掉了;把明白而确切的原则性的决议同宣言揉为一体的尝试没有成功。
宣言接着说:“所有国家的资本家都断言,进行这场战争是为了保卫祖国……他们在撒谎……”直截了当地宣布当前这场战争中的机会主义基本思想即“保卫祖国”的思想是“谎言”,这同样是重申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决议中的极重要的思想。但是遗憾的是,这里也同样存在着吞吞吐吐、畏首畏尾、害怕说出全部真相的毛病。在战争已打了一年的今天,有谁不知道社会主义运动的真正不幸,就在于不仅资本家的报刊在重复和支持资本家的谎言(这些报刊既然是资本家的报刊,当然要重复资本家的谎言),而且大部分社会党的报刊也在这样做呢?有谁不知道不是“资本家的谎言”,而是盖得、海德门、王德威尔得、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的谎言造成了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最严重的危机呢?有谁不知道正是这些领袖的谎言突然之间证明机会主义十分有力量,能在紧要关头把这些领袖都拉了过去呢?
请看一看结果怎样吧。为了通俗化而向广大群众说,在当前这场战争中保卫祖国的思想是资本家的谎言。但是欧洲的群众并不是没有文化的,几乎所有阅读宣言的人过去和现在都一直从跟着普列汉诺夫、海德门、考茨基及其一伙撒谎的几百种社会党报纸、杂志和小册子中听到这种谎言。宣言的读者会怎样想呢?宣言作者如此明显的畏首畏尾的表现会使读者产生什么想法呢?宣言教导工人说:不要听信资本家所谓保卫祖国的谎言。好极了。几乎每个人都会回答或暗自寻思:资本家的谎言早就不能迷惑我们了,而考茨基及其一伙的谎言嘛……
接着宣言又重申了我们的决议的另一个重要的思想,指出不同国家的社会党和工人组织“践踏了斯图加特、哥本哈根、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44]所规定的义务”,指出社会党国际局[45]也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这表现在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参加内阁,认可“国内和平”(宣言把这种屈从叫作卑躬屈膝的行为,也就是斥责盖得、普列汉诺夫、考茨基及其一伙用宣传卑躬屈膝思想代替了宣传社会主义)。
试问,在一个“通俗化的”宣言里只说某些政党(大家全都知道,这里指的是英、法、德等所有最先进国家的最强大的政党和工人组织)不履行自己的义务,而不对这种骇人听闻的、空前未有的事实作出解释,这能算彻底吗?大多数社会党和社会党国际局本身都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是偶然现象和个别人物的破产还是整个时代的转折呢?如果是前者,如果我们让群众都持这样的看法,我们就等于是背弃了社会主义学说的基本原则。如果是后者,那怎么可以不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呢?我们面临着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面临着整个国际的破产,整个时代的转折,可是我们却害怕告诉群众:必须寻求并找到全部真理,必须透彻思考,如果只是指出社会党国际局和某些政党的破产,而不把这种现象同具有深刻经济根源(所谓深刻不是指同群众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而是指同一定的社会阶层有联系)的全欧机会主义思潮的发生、发展、成熟和过度成熟的长期历史过程联系起来,那是荒谬可笑的。
下面,宣言在谈到“争取和平的斗争”时说:“这个斗争就是争取自由、各民族的兄弟团结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宣言接着解释说,在战争中工人是“为统治阶级”流血牺牲,可是他们应当能做到“为自己的事业”(在宣言中曾两度着重提出这一点)、“为社会主义的神圣目的”流血牺牲。在对被捕和受迫害的战士表示同情的决议中说道,“代表会议庄严宣誓要学习活着的和已经牺牲的战士的榜样,以此表示对他们的敬意”,代表会议的任务就是要“在国际无产阶级中唤起革命精神”。
所有这些思想都重复了我们的决议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如果不进行革命斗争,争取和平的斗争就是空话和谎言,摆脱战争惨祸的唯一途径就是开展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但是这里又表现出吞吞吐吐、不彻底和畏首畏尾:只号召群众学习革命战士的榜样,宣称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5位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成员继承了“俄国光荣的革命传统”,宣布必须“唤起革命精神”而……不直接地、公开地、明确地说明革命的斗争手段。
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当时是否应当在这个不彻底的和畏首畏尾的宣言上签字呢?我们认为应当。至于我们的不同意见——不仅是中央委员会的也是代表会议全体国际主义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左派的不同意见——无论在专门决议中,在专门宣言草案中,或在投票赞成这个妥协性宣言时所作的专门声明[46]中,都已公开陈述过了。我们丝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口号和策略。会上分发了德文版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战争》[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319—363页。——编者注]。我们过去传播,现在传播,将来也要传播我们的观点,要使这种传播不逊于宣言的传播。这个宣言在同机会主义作实际斗争方面、在同机会主义实行决裂方面前进了一步,这是事实。在我们有充分的自由和充分的可能来批评不彻底性并争取得到更多收获的情况下,如果拒绝同处于少数的德国人、法国人、瑞典人、挪威人和瑞士人一道向前迈出这一步,那就是宗派主义。[注:至于“组织委员会”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宣言上签字不过是玩弄外交手腕,他们同时还和《我们的曙光》杂志、鲁巴诺维奇、俄国人民社会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七月(1915年)代表会议[47]保持着全部联系,保持着全部密切的关系,这个我们并不害怕。我们有足够的办法对付这种腐败的外交手腕并且把它加以揭露。它自己就在日益暴露自己。《我们的曙光》杂志和齐赫泽党团在帮助我们揭穿阿克雪里罗得及其一伙。]如果因为反社会沙文主义的国际运动发展缓慢,因为它“仅仅”前进了一步,而且准备并希望明天倒退一步,去同旧的社会党国际局实现和解,如果因为这些便拒绝同这一日益发展的运动一道前进,那是一种很不高明的战术。准备同机会主义者和解,暂时还只是一个愿望而已。机会主义者是否同意和解呢?从客观上来看,在社会沙文主义、考茨基主义和革命的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些裂痕愈来愈深的派别之间是否能和解呢?我们认为不可能,因此我们要继续执行自己的路线,这条路线在9月5—8日的代表会议上的胜利更使我们受到了鼓舞。
我们的路线无疑是胜利了。请比较一下事实吧。1914年9月,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宣言似乎是孤立的。1915年3月,国际妇女代表会议[48]作出了一个内容贫乏的和平主义决议,组织委员会盲目地附和了这个决议。1915年9月,我们联合成一个完整的国际左派集团,提出了自己的策略,在共同宣言中贯彻了我们的许多基本思想,并且违背旧社会党国际局的意志,在公开谴责旧国际局策略的宣言的基础上,参加了组建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实际上这是新的社会党国际局)的工作。
俄国工人绝大多数早在1912—1914年间就跟着我们党和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走了,他们现在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中看到,我们的策略也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肯定,我们的基本思想正被无产阶级国际愈来愈多的优秀分子所接受。
载于1915年10月1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5—46号合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7卷第37—42页 |
注释:
[43]《社会民主党人报》(《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秘密发行的中央机关报。1908年2月在俄国创刊,第2—32号(1909年2月—1913年12月)在巴黎出版,第33—58号(1914年11月—1917年1月)在日内瓦出版,总共出了58号,其中5号有附刊。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该报编辑部由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组成。实际上该报的领导者是列宁。1911年6月孟什维克尔·马尔托夫和费·伊·唐恩退出编辑部。同年12月起《社会民主党人报》由列宁主编。该报先后刊登过列宁的80多篇文章和短评。在反动年代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1907—1914年),该报同取消派、召回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了斗争,宣传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加强了党的统一和党与群众的联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同国际机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展开了斗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团结了各国坚持国际主义立场的社会民主党人,宣传了布尔什维克在战争、和平和革命等问题上提出的口号,联合并加强了党的力量。该报在俄国国内和国外传播很广,影响很大。列宁高度评价《社会民主党人报》在世界帝国主义大战期间的功绩,他写道:“任何一个觉悟的工人,如果想了解国际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发展及其在1917年10月25日的第一次胜利”,该报所发表的文章“是不可不看的”(《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116页)。——42。
[44]指斯图加特、哥本哈根和巴塞尔代表大会通过的有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决议。
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第二国际第八次代表大会)于1910年8月28日—9月3日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来自33个国家的896名代表。代表大会的主要议题是:反对军国主义与战争、合作社与党的关系、国际团结和工会运动的统一等问题。
代表大会通过的《仲裁法庭与裁军》这一决议重申了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决议,要求各国社会党人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推翻资产阶级。决议还责成各国社会党及其议员在议会中提出下列要求:必须把各国的一切冲突提交国际仲裁法庭解决;普遍裁军;取消秘密外交;主张各民族都有自治权并保护他们不受战争侵略和暴力镇压。决议号召各国工人反对战争的威胁。
关于斯图加特和巴塞尔代表大会,见注13和注2。——44。
[45]社会党国际局是第二国际的常设的执行和通讯机关,根据1900年巴黎代表大会的决议成立,设在布鲁塞尔。社会党国际局由各国社会党代表组成。执行主席是埃·王德威尔得,书记是卡·胡斯曼。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参加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和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从1905年10月起,列宁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社会党国际局。1914年6月,根据列宁的建议,马·马·李维诺夫被任命为社会党国际局俄国代表。社会党国际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停止活动。——44。
[46]这个声明全文如下:“下面签名的人声明:代表会议通过的宣言不能令我们完全满意。宣言既没有评论露骨的机会主义,也没有评论用激进词句作掩饰的机会主义——这种机会主义不仅是使国际破产的罪魁,而且还想使这种破产永久化。宣言没有明确阐明反战的斗争手段。
我们将一如既往,在社会党人的报刊上和国际的各次会议上,就对待帝国主义时代向无产阶级提出的任务的问题,捍卫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我们之所以投票赞成宣言,是因为我们认为宣言是在号召进行斗争,而在这场斗争中我们愿与国际的其他部分携手并进。
我们请求把这一声明附在正式报告上。
尼·列宁、格·季诺维也夫、拉狄克、涅尔曼、霍格伦和文特尔。”——46。
[47]俄国人民社会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代表会议于1915年7月在彼得格勒召开。代表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号召群众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积极“保护祖国”。——46。
[48]指国际妇女社会党人代表会议。
国际妇女社会党人代表会议于1915年3月26—28日在瑞士伯尔尼举行。这次代表会议是根据《女工》杂志国外组织的倡议,在当时担任妇女社会党人国际局主席的克拉拉·蔡特金的直接参与下召开的。出席会议的有来自英国、德国、荷兰、法国、波兰、俄国、瑞士的妇女组织的29名代表。代表会议的全部筹备工作是由伊·费·阿尔曼德、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等在列宁领导下进行的。列宁还为会议起草了决议草案(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220—222页)。
代表会议的多数代表受中派影响,她们不讨论战争所引起的社会主义的总任务,而只限于讨论蔡特金的《关于妇女社会党人维护和平的国际行动》的报告。这个问题的决议案是蔡特金在英国和荷兰代表参与下起草的,具有中派主义性质。会议通过了这个决议,而否决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提出的列宁起草的决议草案。
列宁认为这次代表会议是恢复国际联系的尝试,因此力图通过它把国际主义者团结到革命立场上来。但是,正如他后来指出的,这次代表会议以及当时召开的其他国际会议,尽管都抱有良好的愿望,却“没有制定出一条国际主义者的战斗路线”,“不过重复一下旧的决议”和“至多是在原地踏步”罢了(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349—350页)。——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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