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社会主义与战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战争的态度）（1915年7—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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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战争的态度）[228]x35品论天涯网

（1915年7—8月）x35品论天涯网

初版（国外版）序言

　　战争已经进行一年了。我们党在战争刚一开始时就在中央委员会的宣言中确定了对这次战争的态度。中央委员会的宣言是在1914年9月拟定，1914年11月1日在我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注：见本卷第12—19页。——编者注］第33号上发表的（事先曾分发给各中央委员和我们党在俄国国内的负责代表，并征得他们同意）。以后在第40号（1915年3月29日）上又刊载了伯尔尼代表会议的决议［注：同上，第163—169页。——编者注］，这些决议更准确地阐述了我们的原则和我们的策略。
　　目前俄国群众的革命情绪在显著地增长。在其他国家里，尽管大多数已经站到自己的政府和自己的资产阶级一边的正式的社会民主党在压制无产阶级的革命要求，还是到处都可以看到群众革命情绪增长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非常需要出版一本小册子，总结一下社会民主党对这场战争的策略。在全文刊印上述党的文件的时候，我们对这些文件作了一些简要的说明，尽量考虑到文献中和党的会议上提出过的赞成资产阶级策略或无产阶级策略的一切主要论据。

第二版序言

　　这本小册子是在1915年夏天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229]召开前夕写成的。小册子还用德文和法文出版过，并译成挪威文在挪威社会民主主义青年团机关报上全文发表过。小册子的德文版是秘密运到德国的柏林、莱比锡、不来梅及其他城市，由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拥护者和卡尔·李卜克内西派在当地秘密散发的。法文版是在巴黎秘密印刷，由法国的齐美尔瓦尔德派在当地散发的。俄文版传到俄国的份数非常有限，因此在莫斯科，工人们采用了手抄的办法。
　　现在我们把这本小册子作为文件全文重印出来。读者应该时刻记住，小册子是在1915年8月写成的。而读到涉及俄国的地方，尤其要记住这一点，记住俄国当时还是沙皇的俄国，罗曼诺夫的俄国……

第一章
社会主义的原则和1914—1915年的战争

社会党人对战争的态度

　　社会党人一向谴责各民族之间的战争，认为这是一种野蛮的和残暴的行为。但是我们对战争的态度，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和平的拥护者和鼓吹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有原则的区别。我们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不同的是，我们懂得战争和国内阶级斗争有必然的联系，懂得不消灭阶级，不建立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消灭战争，再就是我们完全承认国内战争即被压迫阶级反对压迫阶级——奴隶反对奴隶主、农奴反对地主、雇佣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是合理的、进步的和必要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既不同于和平主义者也不同于无政府主义者的是，我们认为必须历史地（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别地研究每次战争。历史上多次发生过这样的战争，它们虽然象任何战争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种惨祸、暴行、灾难和痛苦，但是它们却是进步的战争，也就是说，它们由于帮助破坏了特别有害的和反动的制度（如专制制度或农奴制），破坏了欧洲最野蛮的专制政体（土耳其的和俄国的）而有利于人类的发展。因此，对目前这场战争，必须研究它的历史特点。

近代战争的历史类型

　　法国大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时代。从那时起到巴黎公社为止，从1789年起到1781年为止，战争的类型之一是具有资产阶级进步性的、民族解放性质的战争。换句话说，这些战争的主要内容和历史意义在于推翻专制制度和封建制度，摧毁这些制度，推翻异族压迫。因此这些战争是进步的战争，在这样的战争中，一切正直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以及一切社会党人，总是希望对推翻或摧毁封建制度、专制制度和异族压迫的极端有害的基础起了促进作用的那个国家（即那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取得胜利。例如，在法国的历次革命战争中，有过法国人掠夺和侵占他国领土的因素，但是这丝毫没有改变这些战争的根本历史意义，因为这些战争破坏或震撼了整个旧农奴制欧洲的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在普法战争中，德国掠夺过法国，但是这并没有改变这次战争的根本历史意义，因为这次战争使数千万德国人民摆脱了封建割据状态，摆脱了俄国沙皇和拿破仑第三这两个专制君主的压迫。

进攻性战争和防御性战争的区别

　　1789—1871年这个时代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和革命的回忆。在推翻封建制度、专制制度和异族压迫以前，根本谈不上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发展。社会党人就这种时代的战争所说的“防御性”战争的合理性，一向就是指这些目标，即对中世纪制度和农奴制度的革命。社会党人所说的“防御性”战争，向来就是指这个意义上的“正义的”战争（威·李卜克内西有一次就用过这个用语）[230]。社会党人过去和现在都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承认“保卫祖国”或“防御性”战争是合理的、进步的和正义的。譬如说，假如明天摩洛哥向法国宣战，印度向英国宣战，波斯或中国向俄国宣战等等，这些战争就都是“正义的”、“防御性的”战争，而不管是谁首先发动进攻。任何一个社会党人都会希望被压迫的、附属的、主权不完整的国家战胜压迫者、奴隶主和掠夺者的“大”国。
　　但是假定说，一个拥有100个奴隶的奴隶主，为了更“公平地”重分奴隶，而和一个拥有200个奴隶的奴隶主开战。显然，在这种场合使用“防御性”战争或“保卫祖国”的概念，从历史上说是一种伪造，实际上不过是狡猾的奴隶主对平民百姓、小市民和愚昧无知的人的欺骗。现在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当前这场奴隶主之间为巩固和加强奴隶制而进行的战争中，就是这样利用“民族”观念和保卫祖国的概念来欺骗人民的。

目前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

　　几乎所有的人都承认，目前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但是这一概念在大多数情况下被人们所歪曲，他们不是单方面地加以运用，就是寻找借口说这场战争还可能具有资产阶级进步的、民族解放的意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这个阶段只是在20世纪才达到的。过去，不建立民族国家，资本主义就不能推翻封建主义，然而现在，旧的民族国家已经束缚资本主义的发展了。资本主义使集中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整个整个的工业部门都掌握在辛迪加、托拉斯这些资本家亿万富翁的同盟手中，几乎整个地球已被这些“资本大王”所瓜分，他们或者采取占有殖民地的形式，或者用金融剥削的千万条绳索紧紧缠绕住其他国家。自由贸易和竞争已经被追求垄断、抢夺投资场所和原料输出地等等的意向所代替。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已经由原先反封建主义斗争中的民族解放者，变为最大的民族压迫者了。资本主义已经由进步变为反动，它使生产力发展到了这种程度，以致使人类面临这样的抉择：要么过渡到社会主义，要么一连几年、甚至几十年地经受“大”国之间为勉强维持资本主义（以殖民地、垄断、特权和各种各样的民族压迫作为手段）而进行的武装斗争。

最大的奴隶主之间为保存和巩固奴隶制而进行的战争

　　为了说明帝国主义的意义，我们把所谓“大”国（即在大规模的掠夺中卓有成效者）瓜分世界的一些确切数字列举如下：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1789—1871年间大多曾率领其他民族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民族，今天，在1876年以后，由于它们的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和“过度成熟”，已经变为全球大多数居民和民族的压迫者和奴役者。从1876年起到1914年止，6个“大”国抢占了25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即抢占了比整个欧洲大一倍半的面积！6个大国奴役着5亿以上（52300万）的殖民地居民。这些“大”国平均每4个人奴役着“它们的”殖民地的5个居民。同时大家知道，殖民地是用火与剑抢夺来的，殖民地居民受着野蛮的虐待，他们遭受着各式各样的剥削（如资本输出、租借等、商品销售中的欺骗行径、对“统治”民族当局的强制服从，等等）。英法资产阶级欺骗人民说，他们是为了各民族和比利时的自由而战，实际上他们是为了保存他们抢夺来的大量殖民地而战。只要英国人和法国人肯把自己的殖民地“公平合理地”分给德国帝国主义者一些，德国帝国主义者就会立刻退出比利时等地。目前形势的一个特点就是，在这场战争中，殖民地的命运取决于大陆上的战争。从资产阶级的公平和民族自由（或民族生存权）的观点来看，德国反对英国和法国无疑是对的，因为它殖民地“分得少”，它的敌人所压迫的民族比它所压迫的要多得多，而在它的盟友奥地利那里，被压迫的斯拉夫人享有的自由无疑比在沙皇俄国这个名副其实的“各族人民的牢狱”里享有的自由多些。但是德国本身并不是在为解放其他民族，而是在为压迫其他民族而战。社会党人决不应当帮助一个较年轻较强壮的强盗（德国）去抢劫那些较老的因吃得过多而撑坏了肚子的强盗。社会党人应当利用强盗之间的斗争，去把他们统统打倒。为此，社会党人应当首先向人民说明真相，也就是说，指出这场战争从三种意义上说是奴隶主为巩固奴隶制而进行的战争。第一，这是一场要通过更“公平地”瓜分从而更“和睦地”剥削殖民地来加强对殖民地的奴役的战争；第二，这是一场要在“大”国国内巩固对异族的压迫的战争，因为无论奥地利或俄国（俄国比奥地利要厉害得多，糟糕得多）都是专靠这种压迫来维持，并且靠战争来加强这种压迫的；第三，这是一场要巩固雇佣奴隶制并延长其寿命的战争，因为无产阶级已被分裂，已被压制下去，资本家则得到各种好处：发战争财，煽起民族偏见，强化反动势力，——目前这种反动势力在一切国家里，甚至在最自由的、共和制最完善的国家里也开始抬头了。

“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暴力手段〉的继续”

　　这是论述军事问题最深刻的著作家之一克劳塞维茨的一句名言。马克思主义者一向公正地把这一论点看作考察任何一场战争的意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来考察各种战争的。
　　用这个观点来考察当前这场战争就会看到，英、法、德、意、奥、俄这些国家的政府和统治阶级几十年来，几乎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在推行掠夺殖民地、压迫其他民族、镇压工人运动的政治。当前这场战争所继续的，正是这种政治，也只能是这种政治。尤其是在奥地利和俄国，无论平时的政治还是战时的政治都是奴役其他民族，而不是解放其他民族。相反，在中国、波斯、印度和其他附属国里，近几十年来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种唤起千百万人争取民族生存、摆脱反动“大”国压迫的政治。在这种历史基础上进行的战争，即使在今天也可以是具有资产阶级进步性的、民族解放的战争。
　　只要把目前这场战争看作各“大”国及其国内的主要阶级所推行的政治的继续，就可以立刻看出，那种认为在这场战争中可以为“保卫祖国”的思想辩护的看法是极端反历史的、骗人的和虚伪的。

比利时的例子

　　三协约国（现在是四协约国[231]）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在俄国是普列汉诺夫及其一伙）最爱援引比利时的例子。可是这个例子正好说明他们错了。德帝国主义者无耻地破坏了比利时的中立，这和其他交战国随时随地所做的一样，只要需要就践踏一切条约和义务。我们姑且假定，一切愿意遵守国际条约的国家都向德国宣战，要求德国撤出比利时并赔偿它的损失。假如是这样，社会党人当然会站在德国的敌人一边。可是问题恰恰在于“三协约国（或四协约国）”并不是为了比利时而进行战争的。这是人所共知的，只有伪君子才会隐瞒这一点。英国正在抢夺德国的殖民地和土耳其，俄国正在抢夺加里西亚和土耳其，法国在力争得到阿尔萨斯－洛林、甚至莱茵河左岸地区；同意大利签订了分赃条约（瓜分阿尔巴尼亚和小亚细亚）；同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正在进行一笔交易，同样是为了分赃。在各国现在的政府所进行的目前这场战争的条件下，不帮助扼杀奥地利或土耳其等，就不能帮助比利时！这跟“保卫祖国”有什么关系呢？？这正是帝国主义战争的特点，正是历史上已经过了时的反动资产阶级的政府间为压迫其他民族而进行的战争的特点。谁为参加这场战争辩护，谁就是要使帝国主义对各民族的压迫永世长存。谁宣传要利用各国政府目前的困难来为社会革命而斗争，谁就是在维护真正是一切民族的真正的自由，因为这种自由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

俄国在为什么而战？

　　在俄国，最新型的资本帝国主义已经在沙皇政府对波斯、满洲和蒙古的政策中充分显露了身手，但是总的说来，在俄国占优势的还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象在俄国那样对国内的多数居民进行这样的压迫：大俄罗斯人只占人口的43％，即不到一半，而其余一切民族都被当作异族看待，没有任何权利。在俄国的17000万人口中，有近1亿的居民遭受压迫，没有权利。沙皇政府进行战争是为了夺取加里西亚并彻底扼杀乌克兰人的自由，是为了夺取亚美尼亚和君士坦丁堡等地。沙皇政府把这场战争看作是转移人们对国内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的注意力和镇压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一种手段。现在，俄国平均每两个大俄罗斯人压迫着两三个无权的“异族人”。沙皇政府还力图通过这场战争增加俄国所压迫的民族的数量，巩固对他们的压迫，从而破坏大俄罗斯人本身争取自由的斗争。既然有可能对其他民族进行压迫和掠夺，经济停滞就会持续下去，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是以对“异族人”的半封建的剥削作为收入来源，而不是靠发展生产力。因此，从俄国方面来说，这场战争就具有特别反动和反民族解放的性质。

什么是社会沙文主义？

　　社会沙文主义就是在当前这场战争中为“保卫祖国”的思想辩护。从这一思想进一步得出的结论就是，在战时放弃阶级斗争，投票赞成军事拨款，等等。实际上社会沙文主义者所推行的是反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政策，因为他们实际上不是在反对异族压迫这个意义上主张“保卫祖国”，而是维护这些或那些“大”国掠夺殖民地和压迫其他民族的“权利”。社会沙文主义者重复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的鬼话，似乎这场战争是为了保卫各民族的自由和生存而进行的，这样他们就投到资产阶级方面而反对无产阶级了。在社会沙文主义者中间，有人为某一参战大国集团的政府和资产阶级辩护和粉饰，也有人象考茨基那样，认为所有交战大国的社会党人都有同样的权利“保卫祖国”。社会沙文主义既然实际上是在维护“自己的”（或任何国家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特权、优越地位、掠夺和暴力，也就完全背叛了一切社会主义信念和巴塞尔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决议。

巴塞尔宣言

　　1912年在巴塞尔一致通过的关于战争的宣言，正是指1914年爆发的英德两国及双方现在的盟国之间进行的战争。宣言明确宣布，对于以大国的帝国主义掠夺政策为基础、“为了资本家的利润和王朝的利益”而进行的这种战争，是不能以任何人民的利益作为借口来为它辩护的。宣言明确宣布，战争“对各国政府”（毫无例外）是危险的，指出各国政府都害怕“无产阶级革命”，非常明确地举了1871年公社和1905年10月至12月事件即革命和国内战争的例子。因此，巴塞尔宣言正是针对当前这场战争制定了各国工人在国际范围内进行反对自己的政府的革命斗争策略，制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巴塞尔宣言重申斯图加特决议的主张，认为战争一旦爆发，社会党人就应当利用战争造成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也就是利用战争给各国政府造成的困难和群众的愤慨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政策，他们用资产阶级解放的观点为这场战争辩护，他们主张“保卫祖国”，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参加内阁等等，等等，是对社会主义的直接背叛；正如我们在下面将要看到的，这种背叛之所以发生，完全是由于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自由派的工人政策已经在欧洲的大多数党内取得了胜利。

歪曲地援引马克思和恩格斯

　　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以普列汉诺夫为首）援引马克思在1870年的战争中的策略；德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伦施、大卫之流一类的人）援引恩格斯1891年的言论：一旦同俄法两国发生战争，德国社会党人有义务保卫祖国［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93—298页。——编者注］；最后，那些想使国际沙文主义调和并合法化的考茨基一类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谴责战争，可是从1854—1855年到1870—1871年和1876—1877年，每当战争终于爆发的时候，他们总是站在交战的某一方。
　　凡此种种引证都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的令人愤慨的歪曲，是为了讨好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就象吉约姆一伙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著作歪曲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来为无政府主义辩护一样。1870—1871年的战争，从德国方面来说，在战胜拿破仑第三之前，是具有进步历史意义的，因为拿破仑第三和沙皇一道，多年来一直压迫德国，使德国一直处于封建割据状态。但是战争一转变为对法国的掠夺（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坚决地谴责了德国人。而且在这次战争一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赞同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拒绝投票赞成拨款，劝告社会民主党人不要同资产阶级同流合污，而要捍卫无产阶级的独立的阶级利益。把对这一具有资产阶级进步性和民族解放意义的战争的评价套用到当前的帝国主义战争上来，这是对真理的嘲弄。至于1854—1855年的战争以及19世纪的一切战争，情况就更是如此，因为当时既没有现代的帝国主义，又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成熟的客观条件，在所有交战国内也没有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政党，也就是恰恰没有巴塞尔宣言针对大国间的战争据以制定“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那些条件。
　　谁现在只援引马克思对资产阶级进步时代的战争的态度，而忘记马克思的“工人没有祖国”这句恰恰是适用于资产阶级反动和衰亡时代、适用于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话，谁就是无耻地歪曲马克思，就是在用资产阶级的观点偷换社会主义的观点。

第二国际的破产

　　1912年，全世界社会党人在巴塞尔庄严宣告，他们认为即将到来的欧洲大战是各国政府“罪恶的”和最反动的行为，它必然引起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从而势必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战争爆发了，危机到来了。可是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不实行革命的策略，却实行了反动的策略，站到自己的政府和自己的资产阶级方面去了。这种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意味着第二（1889—1914年）国际的破产。我们应当弄清引起这种破产的原因，弄清产生社会沙文主义的原因，以及社会沙文主义的力量从何而来。

社会沙文主义是登峰造极的机会主义

　　在第二国际存在的整个时期内，每个社会民主党内都进行着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斗争。这一斗争在许多国家里引起了分裂（英国、意大利、荷兰、保加利亚）。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深信不疑：机会主义代表着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政策，代表着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表着一小部分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同“自己的”资产阶级结成的联盟的利益，而反对无产者群众、被压迫群众的利益。
　　19世纪末的客观条件特别加强了机会主义的力量，使利用资产阶级所容许的合法性变成了崇拜这种合法性，在工人阶级中间造成了一个人数不多的官僚和贵族阶层，把许多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吸引到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来。
　　战争加速了发展进程，使机会主义变成了社会沙文主义，使机会主义者同资产阶级的秘密联盟变成了公开的联盟。同时军事当局到处实行戒严，压制工人群众，工人群众原来的领袖几乎全部倒向资产阶级。
　　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同一个，那就是人数很少的特权工人阶层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些人所捍卫的是自己的特权地位，是从“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靠掠夺其他民族、靠它的大国优越地位等等而攫取的利润中分得一点油水的“权利”。
　　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思想政治内容是同一个，那就是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放弃革命的斗争手段，帮助“自己的”政府摆脱困境，而不是利用它的困难推进革命。如果从总体上来观察一下欧洲国家，如果不是注重个别人物（哪怕是最有威望的人物），那么就可以发现，恰恰是机会主义派别成了社会沙文主义的主要支柱，而从革命者的阵营中几乎到处都比较一贯地发出了对这个派别的抗议。如果以1907年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上的派别划分情况为例，那么就可以发现，国际马克思主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而国际机会主义当时就已经是拥护帝国主义的了。

同机会主义者统一就是工人同“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结成联盟，
就是分裂国际的革命工人阶级

　　在过去，在大战以前，机会主义虽然往往被看作是一种“偏向”和“极端”，但仍然被认为是社会民主党的一个合法的组成部分。战争表明将来不可能再是这样了。机会主义已经“成熟”，已经充分地起到了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特使的作用。同机会主义者保持统一已成为十足的伪善，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是一个例子。在一切重要场合（例如8月4日的投票）机会主义者都要提出自己的最后通牒，而实现这种通牒则靠他们同资产阶级的千丝万缕的联系，靠他们在工会理事会等机构里面的多数。现在同机会主义者保持统一，实际上就是让工人阶级服从“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就是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来压迫其他民族和争夺大国特权，就是分裂所有国家的革命无产阶级。
　　不管在某些场合同在许多组织中占优势的机会主义者作斗争会多么困难，不管把机会主义者清除出工人政党的过程在各个国家里会多么不同，这个过程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必将取得成果。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正在死亡；正在复兴的社会主义，按照法裔社会党人保尔·果雷的恰当说法，“将是革命的、不调和的和敢于造反的”[232]。

“考茨基主义”

　　考茨基这位第二国际最有威望的人物，是一个从口头上承认马克思主义弄到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司徒卢威主义”或“布伦坦诺主义”[233]的最典型最鲜明的例子。我们看到普列汉诺夫也是这样一个例子。他们用明显的诡辩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生生的革命的灵魂，他们承认马克思主义中的一切，就是不承认革命的斗争手段，不承认要为采用这种斗争手段进行宣传和准备并用这种精神教育群众。考茨基把以下两者无原则地“调和”起来：一方面是社会沙文主义的基本思想——承认在这场战争中保卫祖国，另一方面是对左派作外交式的表面的让步，如在投票表决军事拨款时弃权，在口头上承认自己采取反对派立场等等。1909年考茨基写了一整本书来论述革命时代的逼近和战争同革命的联系，1912年考茨基在要求利用即将到来的战争进行革命的巴塞尔宣言上签了字，现在他却千方百计地替社会沙文主义辩护和粉饰，并象普列汉诺夫一样，与资产阶级同流合污，讥笑一切革命意图，讥笑一切直接进行革命斗争的步骤。
　　工人阶级不进行无情的战斗，来反对这种叛徒行径、这种没有气节、向机会主义献媚、从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空前庸俗化的行为，便不能实现它的世界革命的使命。考茨基主义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第二国际各种矛盾的社会产物，是既要在口头上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又要在实际上屈服于机会主义的社会产物。
　　“考茨基主义”的这种根本的虚伪性，在不同的国家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荷兰，罗兰－霍尔斯特虽然拒绝保卫祖国的思想，却坚持同机会主义者的政党的统一。在俄国，托洛茨基虽然也拒绝这种思想，却同样坚持同机会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我们的曙光》集团的统一。在罗马尼亚，拉柯夫斯基虽然把机会主义看作国际破产的祸首而向它宣战，同时却又欣然承认保卫祖国的思想是合理的。所有这一切，都是荷兰马克思主义者（哥尔特、潘涅库克）曾经称之为“消极的激进主义”的祸害的表现，这种祸害的实质就是在理论上用折中主义代替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对机会主义俯首帖耳或者说软弱无能。

马克思主义者的口号——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口号

　　战争无疑造成了最尖锐的危机，空前加剧了群众的灾难。这场战争的反动性质，各国资产阶级为了以“民族”观念掩饰其掠夺目的而编造出的无耻谎言，这一切在客观的革命形势下正在不可避免地激起群众的革命情绪。我们的责任，就是帮助人们充分意识到这种情绪，加深和发展这种情绪。能够正确地表达这个任务的只有一个口号：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战时任何彻底的阶级斗争，任何认真执行的“群众行动”的策略，都必然引向这一步。我们无法知道，触发一场强大的革命运动的将是列强之间的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还是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它将发生在战争期间，还是发生在战后，但是不管怎样，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一贯地和不屈不挠地进行工作。
　　巴塞尔宣言直接举了巴黎公社即变政府间的战争为国内战争的例子。半个世纪以前，无产阶级力量还太弱，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还没有成熟，所有交战国内的革命运动还不能相互配合和相互促进；一部分巴黎工人迷恋于“民族观念”（1792年的传统），这是马克思当时就指出的他们的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也是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从公社失败以来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能够削弱当时革命的那些条件已经消失，在今天，如果一个社会党人甘心拒绝以巴黎公社战士的精神去从事活动，那是不可宽恕的。

战壕联欢的例子

　　所有交战国的资产阶级报纸都报道了各交战国士兵甚至在战壕内联欢的事例。军事当局（德国和英国的）所颁布的严禁这种联欢的命令证明，各国政府和资产阶级认为这种联欢有重大的意义。既然在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上层中机会主义完全占统治地位和社会民主党的一切报刊、第二国际的所有权威都支持社会沙文主义的情况下，还能发生联欢的事例，这就向我们表明，只要朝这个方向坚持不懈地进行工作，哪怕只有所有交战国的左派社会党人进行工作，那么缩短目前这场罪恶的、反动的和奴隶主的战争，组织国际的革命运动，是非常可能的。

秘密组织的意义

　　全世界最有名的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在这场战争中都因其社会沙文主义而出了丑（同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一样），其出丑的程度并不亚于机会主义者。这场战争的一个有益的结果无疑是：它将把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一齐打垮。
　　社会民主党在任何场合，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拒绝利用哪怕是最小的合法机会来组织群众和宣传社会主义，但是必须屏弃崇拜合法性的思想。恩格斯写道：“资产者老爷们，你们先开枪吧！”在这里恩格斯正是暗示要进行国内战争，暗示在资产阶级破坏合法性以后我们必须破坏合法性。危机表明，在所有的国家里，甚至在最自由的国家里，资产阶级都在破坏合法性，因此不建立秘密组织来宣传、讨论、评价和准备各种革命斗争手段，就不能把群众引向革命。例如在德国，社会党人所做的一切堂堂正正的事情，都是违背卑鄙的机会主义和伪善的“考茨基主义”的意愿的，而且都是秘密进行的。在英国，印发号召人们不去参军的传单，就要被送去服苦役。
　　认为当一个社会民主党人而可以否认秘密的宣传方式，可以在合法报刊上嘲笑这些方式，那就是背叛社会主义。

关于“自己的”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失败

　　主张自己的政府在这场战争中胜利的人和主张“不胜不败”口号的人，同样都是站在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上。革命的阶级在反动的战争中不能不希望自己的政府失败，不能不看到自己的政府在军事上的失利会使它更易于被推翻。资产者相信由各国政府发动的战争也必定会作为各国政府间的战争告终，并且希望能这样。只有他们才会认为，要所有交战国的社会党人都主张所有“自己的”政府失败的想法，是“可笑的”和“荒谬的”。其实，正是这种主张才符合每个觉悟工人内心的想法，符合我们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而进行的活动的要求。
　　毫无疑问，一部分英国、德国和俄国的社会党人所进行的认真的反战宣传，“削弱了”这些国家的政府的“军事力量”，但这种宣传正是社会党人的一大功绩。社会党人应当向群众说明：他们没有别的生路，只有用革命推翻“自己的”政府；他们应当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利用这些政府在目前这场战争中的困难。

关于和平主义与和平口号

　　群众要求和平的情绪，往往反映他们已经开始对战争发出抗议，表示愤慨，开始认识到战争的反动性质。利用这种情绪，是一切社会民主党人的责任。他们应当最热情地参加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一切运动和一切游行示威。但是他们不能欺骗人民，不能传布这样一种思想：似乎不进行革命运动也可以实现没有兼并、没有民族压迫、没有掠夺、不含现在的各国政府和统治阶级之间的新战争萌芽的和平。这样欺骗人民，只会有利于各交战国政府的秘密外交和它们的反革命计划。谁希望得到持久的和民主的和平，谁就应该拥护反对政府和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

关于民族自决权

　　资产阶级在这场战争中用来欺骗人民的一个最常见的手段，就是用“民族解放”的观念来掩盖战争的掠夺目的。英国人答应给比利时自由，德国人答应给波兰自由，等等。实际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是一场世界大多数民族的压迫者为巩固和扩大这种压迫而进行的战争。
　　社会党人不同一切民族压迫作斗争，就不能达到自己的伟大目的。因此，他们必须要求各压迫国家（特别是所谓“大”国）的社会民主党承认和维护各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而且是政治上的自决权，即政治分离权。大国的或拥有殖民地的民族的社会党人如果不维护这种权利，那就是沙文主义者。
　　维护这种权利不但不会鼓励形成小国家，相反，这会促使更自由更大胆因而更广泛更普遍地形成更有利于群众和更适合经济发展的大国家和国家联盟。
　　另一方面，被压迫民族的社会党人则应当无条件地为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工人的完全的（包括组织上的）统一而斗争。主张一个民族同另一民族在法律上分离的思想（鲍威尔和伦纳的所谓“民族文化自治”）是一种反动的思想。
　　帝国主义是少数“大”国不断加紧压迫全世界各民族的时代，因此，不承认民族自决权，就不可能为反帝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语）无产阶级如果容许“本”民族对其他民族采取一点点暴力行为，它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

第二章
俄国的阶级和政党

资产阶级和战争

　　俄国政府有一点是不落后于它的欧洲伙伴的：它也能够象它们那样大规模地欺骗“自己的”人民。无比庞大的撒谎和欺骗机器在俄国也开动了起来，其目的就是用沙文主义毒害群众，就是要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沙皇政府是在进行一场“正义的”战争，是在无私地保卫“斯拉夫同胞”等等。
　　地主阶级和工商业资产阶级的上层分子热烈支持沙皇政府的黩武政策。他们理所当然地在期待着能从瓜分土耳其和奥地利的遗产中得到巨大的物质利益和特权。他们已经在一系列会议上预先设想了沙皇军队获胜时大量金钱源源流入他们口袋的情景。而且反动派十分清楚地懂得，如果说有什么能够推迟罗曼诺夫王朝的崩溃和延缓新的革命在俄国爆发的话，那只能是一场使沙皇获胜的对外战争。
　　城市“中等”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自由职业者等广大阶层，也沾染了沙文主义，至少在战争开始时是如此。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党立宪民主党，完全地和无条件地支持沙皇政府。立宪民主党在对外政策方面早就是政府党了。沙皇外交已经不止一次用来进行大规模政治欺骗的泛斯拉夫主义，已经成为立宪民主党人的正式的思想体系了。俄国的自由派已经退化为民族主义自由派。它正在与黑帮进行“爱国主义”竞赛，任何时候都乐于投票拥护军国主义、海上霸权主义等等。在上一世纪70年代，德国“自由思想”自由派陷于瓦解，从中分离出一个民族主义自由派政党。目前在俄国自由派阵营内也发生了类似的现象。俄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彻底地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已得到充分的证实，我们的机会主义者认为俄国的自由派仍然是俄国革命的动力，他们的这种观点已被实际生活所粉碎。
　　统治集团在资产阶级报刊和僧侣等等的协助下，在农民中也煽起了沙文主义情绪。但是随着士兵从战场不断返回，农村中的情绪无疑会变得不利于沙皇君主政府。同农民有联系的各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没有能抵挡住沙文主义的浪潮。劳动派在国家杜马中拒绝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可是，通过自己的领袖克伦斯基的口，他们却发表了一篇对君主政府特别有利的“爱国”宣言。“民粹派”的所有合法报刊总的说来都尾随自由派。甚至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左翼即加入了社会党国际局的所谓社会革命党，也顺应了这个潮流。该党驻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鲁巴诺维奇先生，已经作为一个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出面了。在“协约国”社会党人伦敦代表会议上，这个党有半数代表投票赞成一项沙文主义的决议（另一半代表弃权）。沙文主义者在社会革命党人的秘密刊物（《新闻报》[234]等等）中占有优势。“来自资产阶级”的革命者，即同工人阶级没有联系的资产阶级革命者，在这场战争中遭到了极其严重的破产。克鲁泡特金、布尔采夫和鲁巴诺维奇的可悲的命运是非常值得深思的。

工人阶级和战争

　　俄国唯一没有沾染上沙文主义的阶级是无产阶级。战争开始时发生的个别过火行动只牵涉工人中最愚昧无知的阶层。工人参加莫斯科反对德国人的粗暴行动一事被过分夸大了。整个说来，俄国工人阶级对沙文主义是有免疫力的。
　　这种情况可以从国内的革命形势和俄国无产阶级的一般生活条件中得到解释。
　　1912—1914年标志着俄国新的巨大的革命高潮的开始。我们又一次亲眼看到了一场举世无双的伟大的罢工运动。1913年参加群众性革命罢工的人数，按最低估计有150万人，1914年则超过了200万人，接近1905年的水平。战争前夜，彼得堡的形势已发展到发生了首批街垒战的地步。
　　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履行了自己对国际的义务。国际主义的旗帜在它的手中从未动摇过。我们党早就在组织上同机会主义集团和机会主义分子决裂了。机会主义和“不惜任何代价的合法主义”没有成为我们党的脚镣。这种情况帮助了我们党去履行革命的义务，正象同比索拉蒂的机会主义党决裂帮助了意大利的同志一样。
　　我国的总的形势不容许“社会党的”机会主义在工人群众中盛行。在俄国，我们在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等中间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然而它们对政治上积极的工人阶层的影响却很小。工人和职员的特权阶层在我国力量非常微弱。在我们这里没有形成对合法性的盲目崇拜。战前，取消派（阿克雪里罗得、波特列索夫、切列万宁和马斯洛夫等领导的机会主义政党）在工人群众中没有得到任何真正的支持。第四届国家杜马的所有6名工人代表，都反对取消主义。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合法工人报纸的发行份数和捐款情况无可置辩地证明，五分之四的觉悟工人是反对机会主义和取消主义的。
　　战争爆发后，沙皇政府逮捕和放逐了成千的先进工人——我们的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这种情况，再加上国内实行戒严、我们的报纸被封闭等等，使运动受到了阻碍。然而我们党的秘密革命工作依然继续进行着。我们党的委员会在彼得格勒出版了秘密报纸《无产者呼声报》[235]。
　　国外出版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文章在彼得格勒翻印出来，并送往各省。出版了各种秘密传单，有的甚至散发到兵营中去。在城郊的各个僻静地方，工人举行秘密集会。最近在彼得格勒爆发了五金工人的大罢工。我们的彼得格勒委员会就这些罢工事件印发了几篇告工人书。

俄国社会民主党国家杜马工人党团和战争

　　1913年在社会民主党的国家杜马代表中间发生了分裂。一方是齐赫泽领导的7名拥护机会主义的代表。他们是由7个非无产阶级省份选出的，这7个省计有214000工人。另一方有6名代表，他们全部是由俄国工业最发达的中心地区的工人选民团选出的，这些地区计有1008000工人。
　　引起分歧的主要问题是：实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策略，还是实行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策略。实际上分歧主要表现在议会以外的群众工作方面。在俄国，如果进行这项工作的人想要坚持革命立场的话，那他就必须秘密地进行。齐赫泽党团仍然是反对秘密工作的取消派的最忠实的同盟者，它在同工人的一切谈话中和在一切会议上，都袒护取消派。由此就发生了分裂。6名代表组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一年来的工作无可争辩地表明，俄国的绝大多数工人是拥护这个党团的。
　　战争爆发时，分歧表现得非常明显。齐赫泽党团局限于议会活动。它没有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因为它要是投赞成票就会引起工人对它的极大的愤慨。（我们已经看到，在俄国甚至小资产阶级劳动派也没有投票赞成军事拨款。）但是它也没有对社会沙文主义提出过异议。
　　贯彻我们党的政治路线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采取了与此不同的做法。它深入到工人阶级中间去进行反战工作，它向俄国广大的无产者群众进行了反帝国主义宣传。
　　这个党团赢得了工人的热烈拥护，这使政府大为惊慌，它不得不公然违犯自己颁布的法律，逮捕了我们的代表同志并判处他们终身流放西伯利亚。沙皇政府在逮捕我们的同志的第一个正式文告中写道：
　　对王德威尔得提出的“暂时”停止反对沙皇政府的斗争这一人所共知的号召，只有我们党通过中央委员会作了否定的答复。现在从沙皇驻比利时公使库达舍夫公爵的证词中已经得知，这个号召不是王德威尔得一个人起草的，而是同这位沙皇公使一起拟定的。取消派的领导核心赞同王德威尔得，在报纸上正式宣称它“在自己的活动中不抵制战争”。
　　沙皇政府首先指控我们的代表同志说，他们在工人中宣传了这个对王德威尔得的否定的答复。
　　沙皇检察官涅纳罗科莫夫先生在审判中举出德国和法国社会党人作为我们的同志的榜样。他说：“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投票赞成军事拨款，成了政府的朋友。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这样做了，然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愁容骑士们却没有这样做……比利时和法国的社会党人一起都忘记了自己同其他阶级的纷争，忘记了党派纠纷，毫不犹豫地站到了旗帜下面。”他说，可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成员们却遵照党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并没有这样做……
　　这次审判向人们展示了我们党在无产阶级群众中广泛地进行秘密反战宣传的动人图景。当然，沙皇法庭“查出来的”远远不是我们的同志们在这方面的全部活动。但是仅仅所查出的活动已经说明，我们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做了多么大量的工作。
　　在审判中，宣读了我们的一些小组和委员会所散发的反对战争和拥护国际主义策略的秘密号召书。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成员和全俄国的觉悟工人都有联系，并且尽力去帮助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评价这场战争。
　　哈尔科夫省工人的杜马代表穆拉诺夫同志在法庭上说：
　　“我知道，我被人民派到国家杜马里来不是为了坐杜马的安乐椅，我到过许多地方，去了解工人阶级的情绪。”他在法庭上承认，他担负了我党秘密鼓动员的任务，并在乌拉尔的上伊谢季工厂和其他地方组织过工人委员会。这次审判说明，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成员在战争爆发后，为了进行宣传而几乎走遍了全俄国，说明穆拉诺夫、彼得罗夫斯基、巴达耶夫等人组织了许多次工人大会，在会上通过了反对战争的决议，等等。
　　沙皇政府用死刑恫吓被告。因此，他们在法庭上并不是都表现得象穆拉诺夫同志那样勇敢。他们竭力使沙皇检察官难于给他们定罪。这一点现在正被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卑鄙地用来掩盖问题的实质：工人阶级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议会活动？
　　休特古姆和海涅、桑巴和瓦扬、比索拉蒂和墨索里尼、齐赫泽和普列汉诺夫都承认议会活动。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同志们也承认议会活动，同沙文主义者决裂的保加利亚和意大利的同志也承认议会活动。议会活动有各种各样。一些人利用议会舞台是要讨好自己的政府，或者至多不过象齐赫泽党团那样自居清白。另一些人利用议会活动，则是为了做彻底的革命者，为了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也要履行自己作为社会党人和国际主义者的职责。一些人的议会活动使他们坐上部长的安乐椅，另一些人的议会活动则使他们坐监牢，被流放，服苦役。一些人在为资产阶级服务，另一些人则在为无产阶级服务。一些人是社会帝国主义者，另一些人则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

第三章
重建国际

　　应当怎样重建国际呢？不过，先要谈一谈不应当怎样重建国际。

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中派”的方法

　　哦，一切国家的社会沙文主义者都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者”！战争一爆发，他们就为国际操尽了心。一方面他们要人相信：说国际破产，这是“夸大其词”，实际上并没有发生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请听考茨基是怎样说的。他说：国际不过是“和平时期的工具”，这个工具在战时自然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另一方面，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找到了一个摆脱现状的非常简单的方法，——而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国际的方法。这个方法确实不复杂：只需要等待战争结束，而在战争结束以前，各国的社会党人应当保卫自己的“祖国”和支持“自己的”政府。到战争结束以后，则应当互相“赦免”，承认大家做得都正确，承认在和平时期我们应当象兄弟一样和睦相处，而在战时我们就应当恪守某项某项决议，号召德国工人消灭自己的法国兄弟，号召法国工人消灭自己的德国兄弟。
　　在这一点上，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维克多·阿德勒以及海涅是完全一致的。维克多·阿德勒写道，“在我们度过这个艰难的时期之后，我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不要彼此斤斤计较”。考茨基断言，“直到现在为止，任何一方严肃的社会党人都没有认为人们必须为”国际的命运“担忧”。普列汉诺夫说，“握沾有无辜被杀害者的鲜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手是不愉快的”。但是他又立即提出“赦免”，他写道，“使感情服从理智在这里将是完全适当的。为了自己的伟大事业，国际应当接受即使是事后表示的懊悔”。海涅在《社会主义月刊》中称王德威尔得的行为是“勇敢的和不屈不挠的”，说他是德国左派的榜样。
　　总之，当战争结束时，只要任命一个由考茨基、普列沃诺夫、王德威尔得和阿德勒组成的委员会，转眼间就会拟定出一个合乎互相赦免精神的“一致同意的”决议。争端就将圆满地被掩盖起来。他们将不是帮助工人去了解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而是要用有名无实的纸上的“统一”去欺骗工人。于是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伪君子的联合，就将被说成是国际的重建。
　　无庸讳言：如此“重建”的危险性是非常大的。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都同样愿意这样做。他们都同样不希望他们国家的工人群众能够弄清这样一个问题：是社会主义还是民族主义。他们都同样愿意互相掩饰罪过。除“国际”伪善专家考茨基所提出的办法之外，他们谁也提不出任何别的办法。
　　然而，对于这种危险性，人们几乎没有认识。战争爆发一年以来，我们看到许多重建国际联系的尝试。我们不打算谈伦敦和维也纳的代表会议，当时那些态度明确的沙文主义者聚在一起，是为了帮助自己“祖国”的总参谋部和资产阶级。我们要谈的是卢加诺和哥本哈根的代表会议[236]、国际妇女代表会议和国际青年代表会议[237]。这些会议都具有良好的愿望。但是它们完全没有看到上述的危险性。它们没有制定出一条国际主义者的战斗路线。它们没有向无产阶级指出社会沙文主义者“重建”国际的方法对于无产阶级的危险性。它们至多不过重复一下旧的决议，而没有向工人指出，如果不进行反对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斗争，社会主义事业是没有希望的。它们至多是在原地踏步。

反对派内部的情况

　　毫无疑问，一切国际主义者最关心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反对派内部的情况。曾是第二国际中最强有力的、居领导地位的正式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给了这一国际工人组织一个最沉重的打击。但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还有一个最强有力的反对派。在欧洲的大党中，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那些仍然忠于社会主义旗帜的同志们首先发出了响亮的抗议声。我们高兴地读了《光线》杂志和《国际》杂志。我们更高兴地听说，在德国，人们在散发秘密的革命呼吁书，例如《主要敌人在本国》这样的呼吁书。这说明在德国工人中还保持着社会主义精神，在德国还有能够坚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人。
　　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最明显地反映了当今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我们在这里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三个派别：机会主义的沙文主义者，他们的堕落和叛变，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达到象在德国那样的程度；考茨基的“中派”，他们在这里除了充当机会主义者的奴仆，根本没有能力扮演任何别的角色；左派，它是德国的唯一的社会民主派。
　　我们最关心的当然是德国左派的情况。我们把德国左派看作我们的同志，看作一切国际主义者的希望。
　　他们的情况怎样呢？
　　《国际》杂志说得很对，德国的左派还处于动荡之中，还将发生巨大的重新组合，他们的内部有比较坚定的分子，也有不够坚定的分子。
　　不言而喻，我们俄国国际主义者丝毫也不想干涉我们的德国左派同志的内部事务。我们知道，只有他们自己才完全有权根据时间和地点的条件来确定自己反对机会主义者的斗争方法。我们认为，我们的权利和义务仅仅是开诚布公地说明我们对情况的看法。我们深信《国际》杂志的社论的作者说得十分正确，他断言，考茨基的“中派”比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更有害于马克思主义事业。现在谁抹杀意见分歧，现在谁假借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向工人宣传考茨基主义所宣传的东西，谁就是在麻痹工人，就比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而使工人不得不自己去辩别是非的休特古姆和海涅之流更为有害。
　　考茨基和哈阿兹最近竟同“领导机关”对抗起来，这样做是迷惑不了任何人的。他们和谢德曼分子之间的分歧不是原则性的分歧。一些人认为，兴登堡和马肯森已经胜利了，因此现在已经可以放手抗议兼并了。另一些人认为，兴登堡和马肯森还没有胜利，因此应当“坚持到底”。
　　考茨基派反对“领导机关”的斗争只是做给别人看的，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能够在战争发生后对工人掩饰原则性的争论，用一千零一个以模模糊糊的“左的”精神起草的冗长的决议把问题掩盖起来。而起草这样的决议，第二国际的外交家们都是能手。
　　十分明显，德国反对派在反对“领导机关”的困难斗争中，也应当利用考茨基派的这种非原则性的对抗。但是，检验任何一个国际主义者的试金石，应当仍然是看他是否对新考茨基主义持否定态度。只有反对考茨基主义，只有懂得即使在自己的领袖实行假转变之后“中派”在原则问题上仍然是沙文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盟友的人，才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
　　我们对国际中所有的动摇分子持何种态度，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些分子——主要是带有和平主义色彩的社会党人——在中立国和在某些交战国中都有（例如在英国有独立工党）。这些分子可以成为我们的同路人。和他们搞好关系来反对社会沙文主义者是必要的。但是必须记住，他们仅仅是同路人，他们在重建国际的主要和根本的问题上不会拥护我们而会反对我们，他们会拥护考茨基、谢德曼、王德威尔得和桑巴。在国际会议上我们决不能把自己的纲领局限在这些分子所能接受的范围内。否则我们自己就会成为动摇不定的和平主义者的俘虏。例如，在伯尔尼国际妇女代表会议上就是这样。持克拉拉·蔡特金同志的观点的德国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实际上起了“中派”的作用。这次妇女代表会议所谈的，仅仅是特鲁尔斯特拉的荷兰机会主义党的代表和独立工党（Ｉ．Ｌ．Ｐ．）的代表所能接受的东西。我们不要忘记，在“协约国”沙文主义者伦敦代表会议上，独立工党曾投票赞成王德威尔得的决议案。我们对独立工党在战时对英国政府所作的英勇斗争表示最大的敬意。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党过去和现在都不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而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内的反对派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举起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坚决而明确地向工人说明我们是怎样看待帝国主义战争的，提出群众革命行动的口号，即把帝国主义战争时代变为国内战争时代的起点。
　　不管怎样，在许多国家里都有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德国、俄国、斯堪的纳维亚（霍格伦同志所代表的有影响的一派）、巴尔干（保加利亚的“紧密派”）、意大利、英国（英国社会党的一部分）、法国（瓦扬自己在《人道报》上也承认，他收到过许多国际主义者的抗议信，但是这些信他一封也没有全文发表）以及荷兰（论坛派[238]）等国家中，都有这样的人。团结这些马克思主义分子（不管起初他们的数量多么少），以他们的名义让人们回忆回忆现在已被忘记的真正社会主义的言论，号召各国工人同沙文主义者决裂并站到原来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这就是当前的任务。
　　到目前为止，一些制定出所谓“行动”纲领的会议，只是比较完全或不够完全地宣布了纯粹和平主义的纲领。马克思主义不是和平主义。争取尽速终止战争是必要的。然而，只有在号召进行革命斗争的情况下，要求“和平”才具有无产阶级的意义。不进行一系列的革命，所谓民主的和平只能是小市民的空想。真正的行动纲领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因为只有这种纲领能够完全而清楚地向群众解答所发生的事情，阐明什么是帝国主义以及如何同它作斗争，公开声明机会主义已使第二国际破产，公开号召建立一个没有机会主义者参加的反对机会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只有那种足以表明我们相信自己、相信马克思主义并宣布要同机会主义作殊死斗争的纲领，才能保证我们迟早赢得真正无产阶级群众的同情。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第三国际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早就同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决裂了。现在俄国的机会主义者又变成了沙文主义者。这只能使我们更加相信，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同机会主义者决裂是必要的。我们确信，今天社会民主党人同社会沙文主义者之间的分歧，丝毫不亚于过去社会民主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决裂时社会党人同后者之间的分歧。机会主义者莫尼托尔在《普鲁士年鉴》上说得很对，目前的统一有利于机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因为它迫使左派服从沙文主义者，妨碍工人弄清争论的实质，妨碍工人建立自己的真正工人的、真正社会主义的政党。我们深信，在目前情况下革命者的首要职责，就是同机会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决裂，这恰恰象过去为了尽快教育落后工人并把他们吸引到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来而必须同黄色分子、反犹太主义者和自由派工会等决裂一样。
　　我们认为，第三国际就应当建立在这样的革命基础上。对我们党来说，不存在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决裂是否合适的问题。对我们党来说这个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了。对我们党来说，现在存在的只是能否在最近时期在国际范围内实现这一决裂的问题。
　　十分明显，要创立一个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就必须在各个国家里都准备建立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德国这个工人运动历史最悠久、工人运动力量最强大的国家，是举足轻重的。最近的将来会表明，创立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的条件是否已经成熟。如果已经成熟，我们党一定会高兴地参加这样一个清除了机会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第三国际。如果没有成熟，这就表明，为了完成这种清除工作，还需要一个稍长的发展过程。那么我们党就将成为旧国际内的极端的反对派，直到在各个国家里都具备一定的条件，使我们可以建立一个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国际工人协会为止。
　　我们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最近几年在国际舞台上会有怎样的发展。但是我们确切知道并且确信不疑的是，我们党将朝着上述方向在我们的国家内，在我们的无产阶级中间不懈地工作，并将通过我们日常的全部工作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国际的俄国支部。
　　在我们俄国，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中派”集团也不乏其例。这些人将反对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我们知道，普列汉诺夫是和休特古姆站在同一基本立场上的，并且现在已经向休特古姆伸出亲善之手。我们知道，阿克雪里罗得领导的所谓“组织委员会”正在鼓吹俄国土地上的考茨基主义。这些人借口工人阶级的统一，鼓吹同机会主义者统一，并通过机会主义者同资产阶级统一。但是我们所知道的关于当前俄国工人运动的全部情况可以使我们完全相信，有觉悟的俄国无产阶级将一如既往地同我们党站在一起。

第四章
俄国社会民主党分裂的历史及其现状

　　上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战争的策略，是俄国社会民主党30年来的发展的必然结果。不深入研究我们党的历史，就不能正确了解这一策略和我国社会民主党的现状。因此，在这里我们也必须向读者提醒党的历史中的一些主要事实。
　　社会民主党作为一种思想派别，产生于1883年。那时，“劳动解放社”[239]在国外第一次针对俄国的情况系统地阐述了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在90年代以前，社会民主派一直是一个和俄国群众性工人运动没有联系的思想派别。90年代初期社会运动的高涨、工人的风潮和罢工运动，使社会民主党成为同工人阶级的斗争（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有密切联系的积极的政治力量。也就是从这时起，社会民主党开始分裂为“经济派”和“火星派”。

“经济派”和旧《火星报》（1894—1903年）

　　“经济主义”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一种机会主义思潮。它的政治实质可归结为如下这样一个纲领：“工人进行经济斗争，自由派进行政治斗争。”它的主要理论基础是所谓的“合法马克思主义”或“司徒卢威主义”，这种主义所“承认”的是完全抹掉了任何革命性而合乎自由派资产阶级需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派”借口俄国工人群众落后，希望“和群众一道前进”，而把工人运动的任务和范围局限为进行经济斗争和在政治上支持自由派，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独立的政治任务和任何革命任务。
　　旧《火星报》（1900—1903年）为捍卫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原则，胜利地进行了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觉悟的无产阶级中的一切优秀分子都站到了《火星报》方面。社会民主党在革命前的几年内提出了一项最彻底的和不妥协的纲领。1905年革命期间的阶级斗争和群众的行动证明了这个纲领是正确的。“经济派”迁就群众的落后性。《火星报》则培养了能领导群众前进的工人先锋队。社会沙文主义者目前所持的论据（必须考虑群众，帝国主义的进步性，革命者的“幻想”，等等），全部都是经济派曾经提出过的。早在20年前，俄国社会民主党就见到过机会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改造成“司徒卢威主义”这种事情了。

孟什维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1903—1908年）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使社会民主党内发生了新的派别斗争，这个斗争是过去的斗争的直接继续。“经济主义”变成了“孟什维主义”。捍卫旧《火星报》的革命策略的斗争则产生了“布尔什维主义”。
　　在急风暴雨般的1905—1907年，孟什维主义是受自由派资产者支持的、在工人运动中传播自由派资产阶级倾向的机会主义派别。孟什维主义的实质就是使工人阶级的斗争适应自由派的需要。与此相反，布尔什维主义提出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的任务是：不顾自由派的动摇和背叛，发动民主主义的农民进行革命斗争。而工人群众，如孟什维克自己也屡次承认的那样，在革命时期的所有重大行动中都是跟着布尔什维克走的。
　　1905年革命考验、加强、深化和锻炼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彻底革命的策略。各阶级和各党派的公开行动，不止一次地暴露了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孟什维主义”）和自由派之间的联系。

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1908—1914年）

　　反革命时期以完全新的形式又把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策略和革命策略的问题提上了日程。孟什维主义中的主流派不顾它的许多优秀分子的反对，掀起一股取消主义思潮，即放弃争取在俄国实行另一次革命的斗争，放弃秘密组织和秘密活动，轻蔑地嘲笑“地下组织”，嘲笑共和国的口号等等。《我们的曙光》杂志的合法著作家集团（波特列索夫先生、切列万宁先生等）形成了一个独立于原有的社会民主党之外的核心，这个核心得到了想使工人放弃革命斗争的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百般支持、吹捧和宠爱。
　　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月代表会议把这个机会主义集团开除出党，并且不顾许多国外的大小集团的疯狂反对，恢复了党。在两年多（1912年初至1914年中）的时间里，两个社会民主党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一个是1912年1月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另一个是“组织委员会”。后者拒不承认一月代表会议，并企图按另一种方式即通过与《我们的曙光》集团保持统一去恢复党。两种工人日报（《真理报》和《光线报》[240]以及它们的后继者）之间和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的两个社会民主党党团（真理派或马克思主义者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和以齐赫泽为首的取消派的“社会民主党党团”）之间也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真理派”始终忠于党的革命传统，支持开始高涨的工人运动（特别在1912年春季以后），把合法组织和秘密组织、报刊和鼓动结合起来，从而把觉悟的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团结到自己的周围；而取消派——它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只是通过《我们的曙光》集团进行活动——则依靠自由派资产阶级分子的全面支持。
　　工人团体对两党报纸的公开捐款，是适合俄国当时条件的（同时是唯一可以公开实行的、人人都可以自由核查的）交纳社会民主党党费的形式，它清楚地证明了“真理派”（马克思主义者）的力量和影响的泉源是无产阶级，而取消派（以及他们的“组织委员会”）的力量和影响的泉源是资产阶级自由派。下面就是关于这些捐款的简要材料，这些材料详尽地刊载在《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241]一书中，并摘要登载在1914年7月21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报纸《莱比锡人民报》上。
　　1914年1月1日至5月13日，分别捐款给彼得堡马克思主义者的（真理派的）日报和取消派的日报的捐款次数和捐款总额如下：


　　由此可见，到1914年，我们党已经把俄国五分之四的觉悟工人团结在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的周围。1913年全年，工人团体给真理派捐款2181次，给取消派捐款661次。1913年1月1日至1914年5月13日，工人团体给“真理派”（即我们党）捐款5054次，给取消派捐款1332次，即占20．8％。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1914—1915年）

　　1914—1915年的欧洲大战，使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人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有可能在这场世界范围的危机中检验自己的策略。这场奴隶主之间的战争的反动性和掠夺性，从沙皇政府方面看，要比从其他各国政府方面看更加明显得多。尽管如此，取消派的主要集团（在俄国，除了我们党，它是唯一有重大影响的集团，因为它和自由派有广泛的联系）还是转向了社会沙文主义！这个《我们的曙光》集团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独占合法地位，在群众中鼓吹什么“不抵制战争”、希望三协约国（现在是四协约国）获胜、谴责德国帝国主义犯了“滔天罪行”等等。自1903年以来，普列汉诺夫曾多次表现出毫无政治气节，曾多次转向机会主义者，现在他更加坚决地采取了这种立场，从而博得俄国所有资产阶级报刊的称赞。普列汉诺夫已经堕落到宣称沙皇政府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并在意大利的官方报纸上发表谈话，极力怂恿意大利参战！！
　　这就完全证明，我们对取消主义的评价和把取消派的主要集团开除出党的做法是正确的。现在取消派的现实纲领和他们的方针的现实意义不仅在于一般的机会主义，而且在于他们维护大俄罗斯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大国的特权和优越地位。这是执行民族主义自由派的工人政策的方针。这是一部分激进派小资产者、极少数特权工人同“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一道反对无产阶级群众的联盟。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现状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无论取消派，无论某些国外集团（普列汉诺夫的、阿列克辛斯基的、托洛茨基的，等等），或所谓“民族的”（即非大俄罗斯的）社会民主党人，都不承认我们的1912年一月代表会议。我们挨了数不清的咒骂，其中最常听到的罪名就是“盗用名义”和“分裂主义”。我们对此的回答就是举出经得起客观检查的确凿数字，证明我们党团结了俄国五分之四的觉悟工人。如果考虑到在反革命时代进行秘密活动的各种困难，这个数目就不算小了。
　　如果说在俄国不清除《我们的曙光》集团就可以在社会民主主义的策略基础上达到“统一”，那么，为什么我们的为数众多的反对者甚至在他们彼此之间都没有实现统一呢？自1912年1月到现在，已经过去整整三年半了，在这整个时期内，我们的反对者虽然很想建立一个与我们相对立的社会民主党，但是始终没有能够建立起来。这个事实为我们党作了最好的辩护。
　　同我们党进行斗争的各社会民主派别的整个历史，是一部崩溃和瓦解的历史。在1912年3月它们曾经一致“联合起来”咒骂我们。然而到1912年8月，当反对我们的所谓“八月联盟”[242]建立起来的时候，它们就开始分崩离析了。一部分派别脱离了它们。它们无法建立起一个党和中央委员会。它们只建立了一个组织委员会“以恢复统一”。但事实上这个组织委员会不过是俄国取消派集团的一个不中用的掩蔽物。在1912—1914年俄国工人运动和群众罢工异常高涨的整个时期内，整个“八月联盟”中只有《我们的曙光》集团是能够在群众中进行工作的唯一集团，这个集团的力量来源于它和自由派的联系。1914年初，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正式退出了“八月联盟”（波兰社会民主党人没有参加这个联盟），联盟的领袖之一托洛茨基则非正式地退出了联盟，又建立了他自己单独的集团。1914年7月的布鲁塞尔代表会议在社会党国际局执行委员会、考茨基和王德威尔得的参加下建立了所谓“布鲁塞尔联盟”来反对我们，拉脱维亚人没有参加这个联盟，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反对派）也立即脱离了这个联盟。这个联盟在战争爆发后便瓦解了。《我们的曙光》杂志、普列汉诺夫、阿列克辛斯基以及高加索社会民主党领袖阿恩，都成为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鼓吹最好让德国失败。组织委员会和崩得庇护社会沙文主义者，维护社会沙文主义原则。齐赫泽党团虽然投票反对军事拨款（在俄国，甚至连资产阶级民主派劳动派都投票反对军事拨款），但仍然是《我们的曙光》杂志的忠实盟友。我们的极端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和阿列克辛斯基之流对齐赫泽党团十分满意。在巴黎，创办了《我们的言论报》（其前身是《呼声报》），其主要参加者是马尔托夫和托洛茨基，他们想把空泛地捍卫国际主义和要求同《我们的曙光》杂志、组织委员会或齐赫泽党团无条件地统一这两者结合起来。这个报纸在出版了250号以后，自己不得不承认已经解体：编辑部的一部分人倾向我们党，马尔托夫仍然忠于组织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公开谴责《我们的言论报》犯了“无政府主义”（正如德国的机会主义者大卫之流、《国际通讯》杂志[243]、列金之流指责李卜克内西同志犯了无政府主义一样）；托洛茨基宣称和组织委员会决裂，但又愿意和齐赫泽党团一道走。下面就是齐赫泽党团的一位领袖阐述的该党团的纲领和策略。契恒凯里1915年在奉行普列汉诺夫和阿列克辛斯基的方针的《现代世界》杂志[244]第5期上写道：
　　短短几句话将社会沙文主义的实质表达得淋漓尽致：既是在原则上为主张在这场战争中“保卫祖国”的思想辩护，又是嘲笑——在战时书报检查官的允许下——宣传和准备革命的行动。问题根本不在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当时能否制止战争，也不在于革命者究竟能否担保革命胜利。问题在于：是当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者，还是真要“断送”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怀抱里。

我们党的任务

　　俄国社会民主党是在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05年）前产生，并在这次革命和尔后的反革命时期壮大起来的。俄国的落后使我国出现异常多的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派别，而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影响和各国合法的社会民主党在战前的巩固，则使我国一些典型的自由派几乎完全拜倒在“合理的”、“欧洲式的”（非革命的）、“合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民主党的脚下。俄国工人阶级不得不在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的30年的坚决斗争中形成自己的政党。世界大战的过程使欧洲的机会主义遭到了可耻的破产，而使我们的民族主义自由派和社会沙文主义取消派的联盟得到了巩固；这使我们更加确信，我们党在今后也必须沿着我们原来的彻底革命的道路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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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228]《社会主义与战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战争的态度）》这本小册子写于1915年7—8月，即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召开的前夕。小册子是列宁和格·叶·季诺维也夫合写的，列宁撰写了小册子的主要部分（第1章和第3、4章的一部分），并且审订了全书。小册子还在书末作为附录收载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宣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在《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的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和这次代表会议的决议以及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波罗宁会议通过的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列宁把这部著作称为“对我们党的决议的注释，也就是对决议的通俗的说明”。
　　《社会主义与战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战争的态度）》最初于1915年8月用俄文和德文出版，并且散发给了参加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代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以后，小册子又在法国用法文出版，并在挪威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机关刊物上用挪威文全文发表。列宁还曾多次尝试用英文在美国出版，但未能实现。1917年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与战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战争的态度）》由彼得格勒工人红军代表苏维埃于1918年在彼得格勒出版。——[319]。
　　[229]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即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于1915年9月5—8日在瑞士齐美尔瓦尔德举行。这次会议是根据意大利和瑞士社会党人的倡议召开的。出席会议的有德国、法国、意大利、俄国、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瑞典、挪威、芬兰、瑞士等11个欧洲国家的38名代表。大多数代表持中派立场。第二国际的两个最大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没有正式派代表参加会议。在出席会议的俄国代表中，列宁和格·叶·季诺维也夫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尔·马尔托夫代表孟什维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委员会，维·米·切尔诺夫和马·安·纳坦松代表社会革命党。会上，以列宁为首的革命的国际主义者同以格·累德堡为首的考茨基主义多数派展开了尖锐的斗争。会议通过了专门委员会起草的宣言——《告欧洲无产者书》。代表会议多数派否决了左派提出的关于战争和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的决议草案和宣言草案。但是，由于列宁的坚持，在会议通过的宣言中还是写进了一些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会议还通过了德法两国代表团的共同宣言，通过了对战争牺牲者和因政治活动而遭受迫害的战士表示同情的决议，选举了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领导机关——国际社会党委员会。——[321]。
　　[230]指威·李卜克内西在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的发言。——[324]。
　　[231]意大利于1915年退出同盟国而加入协约国，使三协约国成为四协约国。——[328]。
　　[232]1915年3月11日瑞士社会党人保·果雷在瑞士洛桑作了题为《正在死亡的社会主义和必将复兴的社会主义》的专题报告。当年，他把报告印成了小册子。详见列宁的《一位法裔社会党人诚实的呼声》（《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一文。——[335]。
　　[233]布伦坦诺主义是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路·布伦坦诺所倡导的改良主义学说。布伦坦诺是德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的讲坛社会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鼓吹通过工人立法和组织工会就可以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克服社会矛盾。列宁称布伦坦诺主义是一种承认无产阶级的非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学说。——[335]。
　　[234]《新闻报》（《новости》）是俄国社会革命党人的报纸（日报），1914年8月—1915年5月在巴黎出版。——[343]。
　　[235]《无产者呼声报》（《пролетарский гопос》）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秘密机关报，1915年2月—1916年12月在彼得格勒出版，共出了4号。最后一号被警察没收，抢救出来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份。该报创刊号曾刊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宣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344]。
　　[236]哥本哈根代表会议即1915年1月17—18日在哥本哈根举行的中立国社会党人代表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瑞典、挪威、丹麦和荷兰社会党的代表。会议通过一个决议，建议中立国的社会民主党议员敦促本国政府在交战国之间充当调停人和加速恢复和平。——[349]。
　　[237]指国际社会主义青年代表会议。
　　国际社会主义青年代表会议于1915年4月4—6日在伯尔尼举行。出席代表会议的有保加利亚、德国、荷兰、丹麦、意大利、挪威、波兰、俄国、瑞士、瑞典共10个国家的青年组织的代表。代表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战争和社会主义青年组织的任务。代表会议是在中派分子罗·格里姆的影响下组织和筹备的。
　　为了利用代表会议来团结青年国际主义分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派伊·萨法罗夫参加代表会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把一份包含有布尔什维克关于战争问题的基本论点的决议草案提交会议审查。这一草案是根据列宁为国际妇女社会党人代表会议写的决议草案（见本卷第220—222页）拟的。但是代表会议没有通过这个决议，而通过了根据中派的精神写的决议。
　　代表会议选出了社会主义青年国际局，通过了关于出版社会主义青年的国际机关刊物《青年国际》杂志的决议，并决定每年庆祝国际青年节。——[249]。
　　[238]论坛派是1907—1918年荷兰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称谓，因办有《论坛报》而得名。领导人为戴·怀恩科普、赫·哥尔特、安·潘涅库克、罕·罗兰－霍尔斯特等。1907—1909年，论坛派是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左翼反对派，反对该党领导人的机会主义。1909年2月，《论坛报》编辑怀恩科普等人被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开除。同年3月，论坛派成立了荷兰社会民主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论坛派基本上持国际主义立场，但在民族自决问题上持错误观点，个别领导人在同机会主义与和平主义斗争中不够彻底，受到过列宁的批评。1918年11月，论坛派创建了荷兰共产党。——[353]。
　　[239]劳动解放社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由格·瓦·普列汉诺夫和维·伊·查苏利奇、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列·格·捷依奇、瓦·尼·伊格纳托夫于1883年8月在日内瓦建立。劳动解放社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许多重要著作译成俄文，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到俄国，这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普列汉诺夫当时写的《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著作有力地批判了民粹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俄国社会的现实和俄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普列汉诺夫起草的劳动解放社的两个纲领草案——1883年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劳动解放社纲领》和1885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纲领草案》，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后一个纲领草案的理论部分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纲领的基本成分。劳动解放社在团结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它还积极参加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活动，和德、法、英等国的社会民主党都有接触。劳动解放社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对伯恩施坦主义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在反对俄国的经济派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恩格斯曾给予劳动解放社的活动以高度评价（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01页）。列宁认为劳动解放社的历史意义在于从理论上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奠定了基础，向着工人运动迈出了第一步；劳动解放社的主要缺点是：它没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它的成员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缺乏具体分析，对建立不同于第二国际各党的新型政党的特殊任务缺乏认识等。劳动解放社于1903年8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宣布解散。——[356]。
　　[240]《光线报》（《пуч》）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报纸（日报），1912年9月16日（29日）—1913年7月5日（18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237号。该报主要靠自由派捐款维持。为该报撰稿的有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弗·叶若夫（谢·奥·策杰尔包姆）、诺·尼·饶尔丹尼亚、弗·科索夫斯基等。对该报实行思想领导的是组成原国外取消派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的尔·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亚·马尔丁诺夫和唐恩。该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策略，鼓吹建立所谓“公开党”的机会主义口号，反对工人的革命的群众性罢工，企图修正党纲的最重要的论点。列宁称该报是叛徒的机关报。
　　1913年7月11日（24日）起，《光线报》依次改用《现代生活报》、《新工人报》、《北方工人报》和《我们的工人报》等名称出版。——[358]。
　　[241]指《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关于现代工人运动的基本问题的论文集。第2册》一书，该书于1914年7月由党的波涛出版社出版。文集收载了列宁和其他一些人的反对取消派的文章。此处列宁是指他写的《工人阶级和工人报刊》和《工人对在国家杜马中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反应》两篇文章，其中载有关于工人捐款的详细材料（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304—312页和第418—426页）。——[359]。
　　[242]八月联盟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后试图与党对抗的各个派别结成的联合组织，在1912年8月12—20日（8月25日—9月2日）召开的代表会议上成立，倡议者是列·达·托洛茨基。这次代表会议在维也纳举行，出席的代表共29名，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18名：彼得堡“中央发起小组”2名，崩得4名，高加索区域委员会4名，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4名，莫斯科调和派小组1名，塞瓦斯托波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黑海舰队水兵组织各1名；有发言权的11名：组织委员会代表2名，维也纳《真理报》代表1名，《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代表1名，《涅瓦呼声报》代表1名，莫斯科取消派小组代表1名，波兰社会党—“左派”代表4名和以个人身分参加的尤·拉林。29人中只有3人来自俄国国内，其余都是同地方工作没有直接联系的侨民。普列汉诺夫派——孟什维克护党派拒绝出席这次会议。前进派代表出席后很快就退出了。代表会议通过的纲领没有提出成立民主共和国和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没有提出民族自决权的要求，而仅仅提出了宪法改革、全权杜马、修订土地立法、结社自由、“民族文化自治”等自由派的要求。八月联盟还号召取消秘密的革命党。代表会议选出了试图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抗衡的组织委员会，但它在俄国国内只得到少数取消派小组、《光线报》和孟什维克七人团的承认。八月联盟成立后只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就瓦解了。关于八月联盟，可参看列宁的《“八月”联盟的瓦解》、《“八月联盟”的空架子被戳穿了》、《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1—4、30—33、194—216页）。——[361]。
　　[243]《国际通讯》杂志（《Internationale Korrespondenz》）是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周刊。1914年9月底—1918年10月1日在柏林出版。——[362]。
　　[244]《现代世界》杂志（《современный мир》）是俄国文学、科学和政治刊物（月刊），1906年10月—1918年在彼得堡出版，编辑为尼·伊·约尔丹斯基等人。孟什维克格·瓦·普列汉诺夫、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等积极参加了该杂志的工作。布尔什维克在同普列汉诺夫派联盟期间以及在1914年初曾为该杂志撰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现代世界》杂志成了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刊物。——[3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