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5—6月）

第二国际的破产9jh品论天涯网

（1915年5—6月）9jh品论天涯网

　　对于第二国际的破产，人们有时单从形式方面去理解，认为是交战国社会党之间的国际联系的中断，国际代表会议和社会党国际局会议的无法召开，等等。持这种观点的，有中立小国的某些社会党人，大概甚至还有这些国家的大多数正式的党，以及机会主义者和他们的辩护人。在俄国报刊上，弗·科索夫斯基先生以值得深深感谢的坦率态度在崩得的《新闻小报》第8号上出来维护这种看法，而《新闻小报》的编辑部连一个字都没有表示不同意这位作者的意见。可以预料，科索夫斯基先生这样维护民族主义，以致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投票赞成军事拨款的行为辩护，定将促使许多工人彻底认清崩得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本质。
　　对于觉悟的工人来说，社会主义是一种庄严的信念，而不是便于掩饰各种小市民调和派和民族主义反对派意图的东西。觉悟的工人认为，国际的破产就是大多数正式社会民主党令人触目惊心地背叛了自己的信念，背叛了自己在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和巴塞尔国际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决议等等中所作的最庄严的声明。只有那些不愿意看到这种背叛，认为看到这种背叛对自己没有好处的人，才会看不到这种背叛。如果以科学的态度，也就是从现代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这个角度来说明问题的话，我们就应当说，大多数社会民主党，首先是它们中间为首的、第二国际中最大和最有影响的德国党，已经倒向自己的总参谋部、自己的政府、自己的资产阶级方面而反对无产阶级了。这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所以，不能不对它尽量全面地加以分析。人们早就认为，战争虽然会造成种种灾祸和苦难，但也会带来相当大的好处：战争会无情地暴露、揭穿和破坏人类制度中许多腐朽、过时和僵死的东西。1914—1915年的欧洲大战也开始给人类带来明显好处：它向文明国家的先进阶级表明，在他们的政党身上一种令人恶心的脓疮已经成熟，从某处还散发出一股难闻的尸臭。

一

　　欧洲主要的社会党是否确实背叛了自己的一切信念和任务呢？这一点，不管是叛徒自己，还是那些确切知道——或者模糊地猜测到——自己将不得不同叛徒友好和和解的人，当然都是不喜欢谈论的。但是，不管第二国际的各种“权威”或他们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的同伙会感到多么不愉快，我们还是应当正视现实，直言不讳，向工人说明真相。
　　有没有可以说明社会党在战前和在预测这次战争的时候是怎样看待自己的任务和策略的事实材料呢？无疑是有的。这就是1912年巴塞尔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我们现在把它和同年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开姆尼茨代表大会的决议[198]一起翻印出来，让大家回忆一下“已被忘记的”社会主义“言论”。前一个决议总结了各国大量的反战宣传鼓动文献，最确切而全面地、最庄严而正式地阐述了社会党人对战争的观点和策略。在昨天的国际和今天的社会沙文主义的权威中，无论是海德门或盖得，无论是考茨基或普列汉诺夫，没有一个敢向自己的读者提起这个决议，他们不是对决议只字不提，就是引用（象考茨基那样）其中次要的地方，而回避其全部重要内容；单是这一事实，就不能不叫作背叛。起先通过了最“左的”最革命的决议，后来又最无耻地忘记或抛弃这些决议，这是国际破产最明显的表现之一，同时又是一个最明显的证据，证明今天只有那些无比幼稚、简直就是异想天开地想使以往的虚伪永世长存的人，才会相信单靠一些决议就可以“纠正”社会主义运动，“矫正它的路线”。
　　可以说就在昨天，当海德门在战前转到维护帝国主义的时候，所有“正派的”社会党人都认为他是个疯子，没有一个人不是用轻蔑的口气来谈论他。可是现在，各国最著名的社会民主党领袖全都完全滚到海德门的立场上去了，他们之间只是在色彩和秉性方面稍有差异而已。因此，对于象《我们的言论报》的作家们这样的人，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用在议会里使用的那种比较文雅的词句来评价和刻画他们的公民勇气，因为他们用轻蔑的笔调描写海德门“先生”，而用恭敬的（或者说谄媚的？）态度谈论——或者说避而不谈——考茨基“同志”。难道这种态度能够同尊重社会主义、尊重自己的整个信念相容吗？既然你们肯定海德门的沙文主义是虚伪的和极端有害的，那么，难道不应该把批评和攻击的矛头指向这种观点的更有影响、更加危险的辩护人考茨基吗？
　　最近，盖得分子沙尔·迪马在他的《我们希望什么样的和平》这本小册子里，可以说是最为详尽地表达了盖得的观点。这位“茹尔·盖得办公厅主任”（在这本小册子的扉页上他是这样署名的）“引用”的当然是社会党人过去的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声明（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大卫在其最近那本谈论保卫祖国的小册子中也在引用这类声明），而不是巴塞尔宣言！对于这个宣言，普列汉诺夫也默不作声，却洋洋得意地宣扬沙文主义的庸俗观点。考茨基也和普列汉诺夫一样，在引用巴塞尔宣言时略去了其中所有革命的地方（即其全部重要内容！），——大概是借口书报检查机关禁止……警察和军事当局通过书报检查来禁止谈论阶级斗争和革命，这倒“正好”帮了社会主义叛徒们的忙！
　　也许，巴塞尔宣言不过是一个丝毫没有直接涉及当前这场具体战争的确切的历史内容和策略内容的空洞的宣言吧？
　　正好相反。巴塞尔决议比起其他决议来，恰恰是空话较少而具体内容较多。巴塞尔决议谈的正是这场已经发生的战争，正是1914—1915年爆发的这场帝国主义的冲突。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为争夺巴尔干，奥地利和意大利为争夺阿尔巴尼亚等地，英国和德国为争夺市场和殖民地，俄国和土耳其等国为争夺亚美尼亚和君士坦丁堡而发生的种种冲突，——这就是巴塞尔决议在预言目前这场战争时所谈的内容。巴塞尔决议正是针对目前“欧洲列强”间的战争时指出，“丝毫不能以任何人民的利益作为借口来为”这场战争“辩护”！
　　然而，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我们就拿这两个最典型的、我们最熟悉的（一个用俄文写作，另一个的著作已由取消派译成俄文）、有威望的社会党人来看——现在却在寻找（在阿克雪里罗得的帮助下）各种“人民的”（或者确切些说，从资产阶级街头小报上抄来的所谓老百姓的）“理由”来为战争辩护，他们作出博学的样子，搬出大量经过歪曲的马克思的话，援引1813年和1870年的战争（普列汉诺夫）或1854——1871年、1876—1877年、1897年的战争（考茨基）的“实例”，——说实在的，只有那些没有丝毫社会主义信念、没有一点社会主义良心的人，才会“认真”对待这些理由，才会不把它们称之为闻所未闻的狡诈、伪善和对社会主义的糟蹋！让德国党的执行委员会因梅林和罗莎·卢森堡的新杂志（《国际》）如实地评价了考茨基而咒骂它吧，让王德威尔得、普列汉诺夫和海德门之流在“三协约国”警察的帮助下用同样的方法去对待自己的对手吧。——我们只须用翻印巴塞尔宣言来回答他们，因为这个宣言能使人们看清这些领袖的转变，——这种转变只能称之为叛变。
　　巴塞尔决议所谈的不是在欧洲曾经发生过的、在1789—1871年这一时代甚至是具有典型性的那种民族战争，人民战争，也不是社会民主党人从来没有反对过的革命战争，而是目前的这场战争，即在“资本帝国主义”和“王朝利益”的基础上，在两个参战大国集团即奥德集团和英法俄集团都奉行“侵略政策”的基础上发生的战争。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之流公然欺骗工人，他们重复各国资产阶级为了一己的利益而编造的谎言——资产阶级竭力把这场帝国主义的、争夺殖民地的、掠夺性的战争描绘成人民的、防御性的（对于任何一方都是防御性的）战争——并从历史上寻找非帝国主义战争的先例来为这场战争辩护。
　　关于这次战争的帝国主义的、掠夺的、反无产阶级的性质问题，早已越出纯理论问题的阶段了。帝国主义就其所有主要特征而言，在理论上已被确定为垂死的、衰朽的、腐朽的资产阶级为瓜分世界和奴役“弱小”民族而进行的斗争；这些结论在所有国家的社会党人的大量报刊上已经成千遍地重复过；我们“盟国”的代表法国人德莱齐在《行将到来的战争》（1911年出版！）这本小册子里已经通俗地说明：这次战争从法国资产阶级方面来说也是掠夺性的。不仅如此。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代表已经在巴塞尔一致地正式地声明，他们确信行将到来的战争只能是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并由此作出了策略上的结论。因此，所谓民族策略和国际策略的区别还没有得到充分讨论（参看《我们的言论报》第87号和第90号上阿克雪里罗得最近的谈话）等等，这些论调都是应该断然加以驳斥的诡辩。这是诡辩，因为对帝国主义作全面的科学的研究是一回事（这种研究才刚刚开始，它实质上是没有止境的，就象任何科学都没有止境一样），而已经在社会民主党的成百万份报纸上和国际的决议中阐明了的、社会党反对资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原则是另一回事。社会党不是争论俱乐部，而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组织，所以当某些分队转到敌人方面去的时候，我们就应当称他们为叛徒，斥之为叛徒，而决不要“轻信”那些假话，说什么对帝国主义的理解“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一样”，说沙文主义者考茨基和沙文主义者库诺都能够在这方面写出一本又一本的书，说问题“还没有得到充分讨论”等等，等等。对于资本主义掠夺性的一切表现，以及它的历史发展和民族特点中的一切细节的研究，是永远也不会完结的；在细节问题上，学者们（尤其是学究们）是永远不会停止争论的。“根据这一点”就不向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的斗争，就不去反对背叛了这一斗争的人，那是可笑的，——而考茨基、库诺和阿克雪里罗得等人不正是要我们这样做吗？
　　在战争爆发后的今天，谁也不敢试试，剖析一下巴塞尔决议并证明它是不对的！

二

　　但是，真诚的社会党人当初也许是预见到战争会造成革命形势才赞成巴塞尔决议的，而后来的事态推翻了他们的想法，革命已不可能发生，是吗？
　　库诺（在《党破产了吗？》这本小册子和许多文章中）正是企图用这种诡辩来替自己转向资产阶级阵营的行为作辩护的；而且我们看到，以考茨基为首的几乎所有的社会沙文主义者都通过暗示的形式提出了类似的“论据”。库诺断言，革命的希望已成幻想，而马克思主义者是不能死抱住幻想不放的。可是这个司徒卢威主义者却一个字也没有提到所有在巴塞尔宣言上签过字的人抱有“幻想”，而是装作一个非常高尚的人，竭力把事情都推到潘涅库克和拉狄克这类极左派身上！
　　现在我们就从实质上考察一下所谓巴塞尔宣言的作者曾真诚地预期革命会来临，但后来的事态推翻了他们的想法这种论调吧。巴塞尔宣言说：（1）战争将造成经济和政治的危机；（2）工人将认为自己参加战争是一种罪恶，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为了王朝的野心，为了履行秘密外交协定而互相残杀”的犯罪行为；战争将激起工人的“憎恨和愤慨”；（3）社会党人的责任是利用上述危机和工人的上述情绪来“唤起人民和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4）任何一个“政府”要发动战争，就不能不“对自身造成危险”；（5）各国政府“害怕无产阶级革命”；（6）各国政府“应当回想一下”巴黎公社（即国内战争）和俄国1905年的革命，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非常明确的思想；它们没有保证说革命必将发生；这里的重点是准确说明事实和趋势。谁根据这些思想和论断就说预期的革命的到来已成幻想，谁就暴露了他对待革命采取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而是司徒卢威主义的、警察加叛徒的态度。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毫无疑问，没有革命形势，就不可能发生革命，而且并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引起革命。一般说来，革命形势的特征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举出下面三个主要特征，大概是不会错的：（1）统治阶级已经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上层”的这种或那种危机，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危机，给被压迫阶级不满和愤慨的迸发造成突破口。要使革命到来，单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通常是不够的，还需要“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2）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苦难超乎寻常地加剧。（3）由于上述原因，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这些群众在“和平”时期忍气吞声地受人掠夺，而在风暴时期，无论整个危机的环境，还是“上层”本身，都促使他们投身于独立的历史性行动。
　　没有这些不仅不以各个集团和政党的意志、而且也不以各个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变化，革命通常是不可能的。这些客观变化的总和就叫作革命形势。这种形势在1905年的俄国，在西欧各个革命时代都曾有过；但是，这种形势在上一世纪60年代的德国，在1859—1861年和1879—1880年的俄国也曾有过，当时却没有发生革命。为什么呢？因为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产生革命，只有在上述客观变化再加上主观变化的形势下才会产生革命，即必须再加上革命阶级能够发动足以摧毁（或打垮）旧政府的强大的革命群众行动，因为这种旧政府，如果不去“推”它，即使在危机时代也决不会“倒”的。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对革命的观点，这种观点已多次为一切马克思主义者所发挥而且被公认为无可争辩的了，面对于我们俄国人来说，这种观点已经特别明显地为1905年的经验所证实了。试问，1912年巴塞尔宣言在这方面所预料的是什么，在1914—1915年到来的又是什么？
　　当时所预料的是革命形势，它被简略地表述为“经济和政治危机”。这一革命形势是否到来了呢？毫无疑问，到来了。社会沙文主义者伦施（他在维护沙文主义方面要比库诺、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等这些伪君子表现得更直率，更露骨，更诚实）甚至这样说：“我们正经历着一场特殊的革命”（他的小册子《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战争》1915年柏林版第6页）。政治危机已经存在：任何一个政府也不敢担保明天会怎样，任何一个政府也摆脱不了财政破产、割让领土、被逐出自己国家（就象比利时政府被逐出比利时一样）的危险。所有的政府都坐在火山口上，所有的政府都自己在要求群众表现出主动性和英勇精神。欧洲的整个政治制度已被震撼，恐怕谁都不会否认我们已进入了（并且日益深入——我是在意大利宣战这天写到这一点的）巨大政治动荡的时代。如果说考茨基在宣战两个月之后（1914年10月2日在《新时代》杂志上）竟说什么“政府从来没有象在战争开始时这样强大，各政党从来没有象在战争开始时这样软弱”，这不过是考茨基为了讨好休特古姆们和其他机会主义者而伪造历史科学的例证之一。政府从来没有象战时这样需要统治阶级各政党意见一致，这样需要被压迫阶级“驯顺地”服从这种统治。这是第一；第二，即使“在战争开始时”，特别是在预期迅速取得胜利的国家内，政府仿佛具有无限威力，全世界也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把对革命形势的期待仅仅同战争“开始”时的情况联系起来，更不会把“仿佛如何”和实际如何等同起来。
　　至于说欧洲大战将无比残酷，这是大家都已经知道、看到和承认的。战争的经验愈来愈证实这一点。战争正在扩大。欧洲的政治基础日益动摇。群众处于极端的困苦之中，政府、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为隐瞒这种困苦状态而作的种种努力，愈来愈多地遭到失败。某些资本家集团从战争中获得了空前的惊人的高额利润。各种矛盾非常尖锐。群众内心忿忿不平，闭塞愚昧的阶层模糊地期待着友善的（“民主的”）和平，“下层”中开始发出怨声——这一切都已存在。而战争拖得愈久，打得愈激烈，各国政府本身就愈是会鼓励而且一定会鼓励群众的积极性，号召他们作出非凡的努力和自我牺牲。这次战争的经验，也和历史上任何一次危机、人们的生活中的任何一次大灾难和任何一次转折的经验一样，使一些人茫然失措，意志消沉，却使另一些人受到教育和锻炼。而且大体说来，从整个世界历史来看，除某些国家衰落和灭亡的个别情况外，后者的数量和力量要比前者更大。
　　缔结和约不仅不能“立刻”中止这一切灾难和各种矛盾的这种极度尖锐化，相反，在许多方面会使最落后的民众都能更加深切地感到和特别明显地看到这些灾难。
　　总之，革命形势在欧洲大多数先进国家和列强中已经存在。在这方面，巴塞尔宣言的预见完全得到了证实。如果象库诺、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等人那样直接或间接地否认这个事实或者不谈这个事实，那就是当面撒谎，欺骗工人阶级，为资产阶级效劳。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4、40、41号）上，我们曾引用一些材料，说明那些害怕革命的人，那些基督教的小市民牧师、总参谋部、百万富翁们的报纸，都不得不承认，革命形势的种种征兆已经存在于欧洲。［注：见本卷第96—97、182—183、206—208页。——编者注］
　　这种形势是否能长久地持续下去，还会尖锐到什么程度？它是否会引起革命？这些我们不知道，而且谁也不可能知道。只有先进阶级——无产阶级革命情绪的发展及其向革命行动转变的经验才能告诉我们。这里根本谈不上什么“幻想”，也谈不上什么幻想被推翻的问题，因为，任何一个社会党人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没有保证过，正是目前这次（而不是下一次）战争，正是现在的（而不是明天的）革命形势将产生革命。这里所谈的是一切社会党人的不可推诿的和最基本的任务，即向群众揭示革命形势的存在，说明革命形势的广度和深度，唤起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和革命决心，帮助无产阶级转向革命行动，并建立适应革命形势需要的、进行这方面工作的组织。
　　任何一个有影响的和负责的社会党人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敢怀疑以上这些就是各国社会党的任务；巴塞尔宣言并没有散布和抱有丝毫“幻想”，它所谈的也正是社会党人的这个任务，即唤起人民，“激励”人民（而不是象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和考茨基那样用沙文主义麻痹人民），“利用”危机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效法公社和1905年10月—12月的榜样。当今的各个党不执行自己的这个任务，这就表明它们已经叛变，它们在政治上已经死亡，它们已经放弃自己的作用，它们已经倒向资产阶级。

三

　　但是，第二国际最有名的代表和领袖们背叛了社会主义这种事怎么会发生的呢？这个问题下面再详细谈，现在先考察一下“从理论上”为这种背叛辩护的言论。下面我们试就社会沙文主义的一些主要理论作一评述。普列汉诺夫（他主要是重复英法沙文主义者海德门及其新信徒的论据）和考茨基（他提出的论据要“精致”得多，表面看起来理论上要充实得多）可以算是这些理论的代表。
　　在这些理论中，最浅薄的恐怕就是“祸首”论了：人家进攻了我们，我们进行自卫；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对欧洲和平的破坏者进行反击。这是各国政府的声明和全世界所有资产阶级报刊和黄色报刊的滥调的翻版。连如此陈腐庸俗的论调，普列汉诺夫也要狡猾地引用“辩证法”（这是这位著作家惯用的手法）来粉饰一番，说什么为了估计当前的具体形势，首先须要找出祸首，予以惩罚；至于其他一切问题，则留待另一种形势到来时再去解决（见普列汉诺夫的小册子《论战争》1914年巴黎版；并见阿克雪里罗得在《呼声报》第86号和第87号上对这种论调的重复）。在用诡辩术偷换辩证法这一崇高事业中，普列汉诺夫打破了纪录。这位诡辩家任意抽出某一个“论据”，而黑格尔早就正确地说过：人们完全可以替世上的一切找出“论据”。辩证法要求从发展中去全面研究某个社会现象，要求把外部的、表面的东西归结于基本的动力，归结于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斗争。普列汉诺夫抽出德国社会民主党报刊上的一句话，说德国人自己在战前就承认奥地利和德国是祸首，——这就够了。至于俄国社会党人多次揭露沙皇政府对加里西亚、亚美尼亚等地的侵略计划，普列汉诺夫却只字不提。对于经济史和外交史，哪怕是最近30年来的，他也一点都没有涉及，而这段历史确凿地证明：目前参战的大国集团，双方都是以侵占殖民地，掠夺别国的领土，排挤更有成就的竞争者并使其破产，作为他们政策的主要轴心。［注：一位不惜假装为社会主义者的英国和平主义者布雷斯福德所著《钢和金的战争》一书（1914年伦敦版；书内标明的日期是1914年3月！），是一本很有教益的书。作者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民族问题一般说来已不占突出地位，已经解决了（第35页），现在的问题不在这里，“现代外交的典型问题”（第36页）是巴格达铁路[199]、供给这条铁路的铁轨、摩洛哥的矿山等等。作者很正确地认为，“现代欧洲外交史上最耐人寻味的事件”之一，就是法国的爱国主义者和英国的帝国主义者一起反对凯约（在1911年和1913年）想同德国在共同瓜分殖民地势力范围和允许德国证券在巴黎交易所流通的协议的基础上讲和的企图。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阻止了这种协议（第38—40页）。帝国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向较弱的国家输出资本（第74页）。英国依靠这种资本而获得的利润在1899年是9000—10000万英镑（吉芬），在1909年是14000万英镑（佩什），我们得补充一下：劳合－乔治在不久前的一次演说中把利润算成2亿英镑，将近20亿卢布。卑鄙的伎俩，收买土耳其贵族的活动，替自己的子弟在印度和埃及觅取肥缺——这就是事情的实质（第85—87页）。一小撮人从扩张军备和战争中大发其财，拥护他们的是社会和金融家，而跟着拥护和平的人走的则是分散的民众（第93页）。一个今天还在高谈什么和平和裁军的和平主义者，明天就会成为完全依附于军火承包商的政党的党员（第161页）。如果三协约国占上风，它们就会夺取摩洛哥并瓜分波斯，三国同盟将会夺取的黎波里，巩固自己在波斯尼亚的地位，征服土耳其（第167页）。伦敦和巴黎在1906年3月借给了俄国数十亿的贷款，帮助沙皇政府镇压解放运动（第225—228页）；英国现在正帮助俄国扼杀波斯（第229页）。俄国已经燃起了巴尔干的战火（第230页）。——这一切都不是什么新鲜事情，难道不对吗？难道这一切都不是人所共知并为全世界社会民主党报纸重复过一千次的吗？一个英国的资产者在大战前夕就已经清清楚楚地看到这点了。而在上述这些简单的人所共知的事实面前，普列汉诺夫和波特列索夫关于德国负有罪责的理论，考茨基关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实现裁军和持久和平的“前景”的理论，是多么不成体统的废话，多么使人难以忍受的伪善，多么娓娓动听的谎言啊！］
　　辩证法（普列汉诺夫为了取悦于资产阶级而无耻地将它歪曲了）的基本原理运用在战争上就是：“战争不过是政治通过另一种〈即暴力的〉手段的继续”。这是军事史问题的伟大著作家之一、思想上曾从黑格尔受到教益的克劳塞维茨所下的定义［注：卡尔·冯·克劳塞维茨《论战争》，《克劳塞维茨全集》第1卷第28页。参看第3卷第139—140页：“大家都知道，战争只是由政府之间和民族之间的政治关系引起的；但是人们往往都以为，战争一开始，这些关系就告中断，随之产生一种完全不同的、只受自身规律支配的状态。我们的看法相反：战争无非是政治关系在另一种手段介入的情况下的继续。”］。而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坚持的观点，他们把每次战争都看作是有关列强（及其内部各阶级）在当时的政治的继续。
　　普列汉诺夫的拙劣的沙文主义与考茨基的比较精致的、心平气和的、动听的沙文主义所持的理论立场，是完全相同的。考茨基在颂扬各国社会党人倒向“自己的”资本家的行动时说道：
　　这种无与伦比的论调是对社会主义的极端庸俗的嘲弄，回答这种嘲弄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定制一枚奖章，一面有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的肖像，另一面有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的肖像。要知道，真正的国际主义就是要确认：为了“保卫祖国”，法国工人应当向德国工人开枪，德国工人应当向法国工人开枪！
　　但是，假如我们细心地研究一下考茨基这种论调的理论前提，那么我们就一定会发现，这正是克劳塞维茨在大约80年以前所嘲笑的观点：战争一开始，各个民族和各个阶级之间历史地形成的政治关系就会中断，随之产生一种完全不同的状态！这时，“只有”进攻者和防御者，“只有”对“祖国的敌人”的抵抗！帝国主义列强对占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许多民族的压迫，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之间为分赃而进行的竞争，资本分裂和镇压工人运动的意图——这一切都一下子从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的视野中消失了，虽然他们自己在战前数十年中所描述的正是这种“政治”。
　　这两位社会沙文主义领袖还歪曲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作为自己的“王牌”论据：普列汉诺夫回忆起1813年普鲁士民族战争和1870年德国民族战争，考茨基则作出最博学的样子证明说，马克思解决过在1854—1855年、1859年、1870—1871年的战争中哪一方（即哪一国的资产阶级）获胜比较有利的问题，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还解决过1876—1877年和1897年的战争中的同样问题。一切诡辩家向来都爱采取这样的手法：引用一些情况分明完全不同的例子作为论据。他们向我们举出的以前的战争，都是历时多年的资产阶级民族运动，即反对异族压迫和反对专制制度（土耳其和俄国的）的运动的“政治的继续”。那时，除了哪一国的资产阶级获胜比较有利这个问题，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可以预先号召各国人民进行这类战争，燃起民族的仇恨，正如马克思在1848年和1848年以后曾经号召去同俄国作战那样，正如恩格斯在1859年曾经燃起德国人对他们的压迫者拿破仑第三和俄国沙皇制度的民族仇恨那样。［注：顺便说一下，加尔德宁先生在《生活报》[200]上说，马克思在1848年曾经赞成进行一场革命战争来反对欧洲那些事实上已证明是反革命的民族，即“斯拉夫人，特别是俄罗斯人”，这是“革命的沙文主义”，但毕竟还是沙文主义。对马克思的这种指责，只不过是再次证明这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机会主义（或十足的轻率，——更正确些应当说是：和十足的轻率）罢了。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和现在始终赞成进行革命战争来反对反革命的民族。例如，如果社会主义1920年在美洲或欧洲取得胜利，假定那时候日本和中国促使本国的俾斯麦分子来反对我们（哪怕起初是在外交上反对），那我们就要赞成向它们进行一场进攻性的革命战争。加尔德宁先生，您觉得这很奇怪吧？那您就是罗普申一类的革命家了！］
　　把与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进行斗争的“政治的继续”，即把正在争取解放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的继续”，同已经衰朽的，即帝国主义的，即掠夺了全世界的、反动的、联合封建主来镇压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的继续”相提并论，这就等于是把长度同重量相提并论。这就象是把罗伯斯比尔、加里波第、热里雅鲍夫这样的“资产阶级代表”同米勒兰、萨兰德拉、古契柯夫这样的“资产阶级代表”相提并论。如果不对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抱至深的敬意，就不能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为这些革命家具有世界历史所赋予的权利，来代表曾经通过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使新兴民族的千百万人民走向文明生活的资产阶级“祖国”讲话。同时，如果不对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的诡辩抱鄙视的态度，也不能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们明明看到德国帝国主义者在扼杀比利时，看到英、法、俄、意等国的帝国主义者在勾结起来掠夺奥地利和土耳其，却高谈什么“保卫祖国”。
　　社会沙文主义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是以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为基础的；我的国家的胜利会加速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因而也就会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我的国家的失败会阻碍国内经济的发展，因而也就会阻碍社会主义的到来。发挥这种司徒卢威主义理论的，在我国有普列汉诺夫，在德国有伦施等人。考茨基反对这种拙劣的理论，反对公开维护这种理论的伦施，也反对暗中坚持这种理论的库诺，可是他反对的目的，仅仅是要在更精致更狡猾的沙文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把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调和起来。
　　我们不必花许多时间来分析这种拙劣的理论。司徒卢威的《评述》一书是在1894年出版的，20年来，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已经非常熟悉有教养的俄国资产者的这种“手法”，熟悉他们怎样披着清除了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来贯彻自己的观点和愿望。最近的事态特别明显地表明，司徒卢威主义不仅是俄国的而且也是国际的资产阶级理论家的一种意图，他们妄想“用温和的手段”杀死马克思主义，用拥抱，用仿佛承认马克思主义中除了“煽动性的”、“蛊惑性的”、“布朗基式空想主义的”方面以外的“一切”“真正科学的”方面和成分这种手段来杀死马克思主义。换句话说，采取马克思主义中为自由派资产阶级所能接受的一切东西，直到争取改良的斗争，直到阶级斗争（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直到“笼统地”承认“社会主义的理想”，承认资本主义要被一种“新制度”所代替，而“唯独”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唯独”抛弃它的革命性。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因此很清楚，觉悟的工人必须密切注意以司徒卢威主义偷换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动力数量很多，形式也很多。现在我们只指出主要的三种：（1）科学的发展在提供愈来愈多的材料，证明马克思是正确的。因此要同他进行斗争就不得不加以伪装，不是去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而是假装承认它，却用诡辩来阉割它的内容，把马克思主义变为对资产阶级无害的神圣的“偶像”。（2）机会主义在社会民主党党内的发展，在支持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改造”，使它能够为对机会主义作出各种让步进行辩护。（3）帝国主义时期是压迫其他一切民族的享有特权的“大”民族瓜分世界的时期。从这种特权和压迫中得来的赃物，无疑会一星半点落到小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和工人阶级的贵族和官僚手中。这些阶层在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中只占极少数，他们倾心于“司徒卢威主义”，因为司徒卢威主义可以为他们联合“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反对各民族被压迫群众的行为辩护。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论述国际破产的原因时还要谈到。

四

　　一种最精致的、用科学观点和国际观点精心伪装起来的社会沙文主义理论，就是考茨基提出的“超帝国主义”理论。下面就是他本人对这个理论所作的最明白、最确切和最新的说明：
　　他用什么办法从这个“理论”中得出为社会沙文主义辩护的根据呢？
　　他用了下述这样一个对“理论家”来说是相当奇怪的办法：
　　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说：帝国主义以及它所产生的战争不是偶然现象，而是金融资本已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因此必须转向群众的革命斗争，因为比较和平地发展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右派”社会民主党人则露骨地宣称：既然帝国主义是“必然的”，那我们也应当成为帝国主义者。考茨基扮演“中派”的角色，在两者之间进行调和：
　　考茨基说什么立刻实现社会主义，这是利用在德国——特别是在战时书报检查的条件下——不可能谈论革命行动的机会，“实现”断章取义。考茨基很清楚，左派是要求党立刻进行宣传并准备革命行动，而绝不是“立刻在行动上实现社会主义”。
　　左派根据帝国主义的必然性，得出革命行动必然性的结论。考茨基却用“超帝国主义论”为机会主义者辩护，把事情描绘成这样：仿佛机会主义者根本没有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而只是“不相信”能立刻实现社会主义，期待着在我们面前“可能出现”裁军和持久和平的新“纪元”。这种“理论”可以归结而且也只能归结如下：考茨基是借助对资本主义的和平新纪元的希望，来为机会主义者和各国正式的社会民主党违背巴塞尔决议的庄严声明而在目前风暴时期倒向资产阶级和放弃革命策略（即无产阶级策略）的行为辩护！
　　请注意，考茨基在这里不仅没有说明，什么样的情况和条件会产生而且必定产生这个新阶段，恰恰相反，他坦率地承认：就连这个新阶段“能否实现”的问题，我也还不能做出判断。确实，让我们看看考茨基所指出的那些走向新纪元的“趋势”吧。令人惊讶的是，作者竟把“裁军的意图”也算作是经济事实！这就是说，他想在天真的小市民空谈和幻想的掩护下回避那些同矛盾和缓论丝毫不相容的确凿事实。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顺便提一下，这个词根本表达不出他所要说的意思）是指资本主义矛盾的大大和缓。据说：“英国和美国的保护主义削弱了。”但这里哪有一点点走向新纪元的趋势呢？美国那种走到了极端的保护主义是削弱了，但保护主义却仍然存在，正象英属殖民地给英国的特权即优惠税率仍然存在一样。让我们回想一下，从前的“和平的”资本主义时代被当今帝国主义时代所代替的基础是什么，基础就是自由竞争已让位于资本家的垄断同盟，整个地球已被瓜分完毕。显然，这两件事实（和因素）都确实具有世界意义，因为，只有当资本能够畅行无阻地扩大殖民地和夺取非洲等地的无主的土地，而资本的集中还很薄弱，垄断企业即庞大到能够控制整个一个工业部门的企业还没有产生时，自由贸易与和平竞争才是可能的和必然的。这种垄断企业的产生和发展（这个过程在英国和美国大概都还没有停止吧？就连考茨基也未必敢否认战争加速和加剧了这个过程）使以往的自由竞争成为不可能了，破坏了这种竞争立足的基础，而对世界的瓜分又迫使资本家从和平扩张转到用武装斗争来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如果认为两个国家中的保护主义的削弱就会使这种情况有所改变，那就太可笑了。
　　再来看看几年来两个国家资本输出的减少问题。根据统计，例如根据1912年哈尔姆斯的统计，法国和德国这两个国家，各自在国外的资本约为350亿马克（约170亿卢布），而英国一个国家就比它们多一倍以上［注：见伯恩哈德·哈尔姆斯《世界经济问题》1912年耶拿版。乔治·佩什《大不列颠在各殖民地……的投资》，载于1910—1911年《皇家统计学会杂志》第74卷第167页。劳合－乔治在1915年初的一次演说中估计英国在国外的资本是40亿英镑，即约800亿马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输出的增长从来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平衡的。至于资本积累的削弱，或国内市场的容量由于例如群众生活状况的大大改善而大为改变，那是考茨基连提也不会提的。在这种条件下，从两个国家几年来资本输出减少的事实中，无论如何不能得出新纪元到来的结论。
　　“金融资本集团日益紧密的国际交织”。这是唯一真正普遍的和确凿无疑的趋势，它不是近几年来才有的，也不是两个国家才有的，而是全世界的、整个资本主义的趋势。但是为什么这个趋势一定会产生裁减军备的意图，而不是以往那种扩张军备的意图呢？我们可以举任何一个世界著名的“大炮”公司（和生产任何军事装备的公司）为例。就拿阿姆斯特朗公司来说吧。不久以前英国《经济学家》杂志（1915年5月1日）报道说，该公司的利润从1905—1906年度的606000英镑（约600万卢布）提高到1913年的856000英镑和1914年的94万英镑（900万卢布）。这里金融资本的交织甚为密切，并且在日益增强；德国资本家“参与了”这家英国公司的事务；英国一些公司为奥地利制造潜水艇等等。国际上互相交织的资本正在做扩张军备和战争的大好生意。谁要以为各国资本联合和交织成统一的国际整体就可以产生裁减军备的经济趋势，谁就等于用希望阶级矛盾和缓的善良的小市民愿望去代替阶级矛盾的实际上的尖锐化。

五

　　考茨基以一种十足的庸人的态度来谈战争的“教训”，他把这些教训说成是对战争灾难的一种精神恐惧。例如，他在《民族国家……》这本小册子里写道：
　　这是在1915年2月写的！事实说明，一切有产阶级，直到小资产者和“知识分子”，都已纷纷站到帝国主义者一边，而考茨基却和套中人[201]一样，做出一副异乎寻常的洋洋自得的神态，用一些甜言蜜语来抹杀这些事实。他不是根据小资产阶级的行动，而是根据某些小资产者的言论来判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尽管这些言论不断地为他们的行动所推翻。这正和不是以资产阶级的行动而是以那些赌咒发誓说现存制度充满基督教理想的资产阶级牧师的博爱言词来判断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完全一样。考茨基运用马克思主义时所采取的方法是抽去它的一切内容，只留下具有某种超自然、超世俗的意义的“利益”一词，因为它所指的不是现实的经济，而是关于普遍幸福的天真愿望。
　　马克思主义是根据日常生活中千万件事实所表现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来判断“利益”的。小资产阶级幻想和高谈矛盾的和缓，并提出“论据”说，矛盾的尖锐化会招致“不良的后果”。帝国主义就是有产阶级各阶层屈服于金融资本，就是五六个“大”国（其中多数现在都参加战争）瓜分世界。大国瓜分世界意味着，它们的一切有产阶层都从占有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中获得利益，都从压迫其他民族、因自己属于“大”国和压迫民族而身居大有收益的职位和享有特权中获得利益。［注：恩·舒尔采说，到1915年，全世界的有价证券（包括国家的和市政的公债、工商业公司的典契和股票等等在内）总值是7320亿法郎。在这个数目中，英国占1300亿法郎，美国占1150亿法郎，法国占1000亿法郎，德国占750亿法郎，——这就是说，这4个大国共占4200亿法郎，即占总数的一半以上。由此可见，超过其他各国并对其他国家进行压迫和掠夺的那些领先的大国民族，获得了多么大的利益和特权（恩斯特·舒尔采博士《在俄国的法国资本》，载于1915年柏林出版的《金融文汇》第32年卷第127页）。对于大国民族来说，“保卫祖国”就是保卫掠夺其他民族而获得赃物的权利。俄国的帝国主义，如所周知，资本的色彩较淡，可是军事封建的色彩却较浓。］
　　现在已不能象过去那样在资本主义平稳发展和逐步向新的国家扩展的比较平静、文明、和平的环境中生活了，因为另一个时代已经到来。金融资本可以把某一个国家排挤出而且必将排挤出大国的行列，夺走其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对英国开战的德国就在这样威胁着英国），夺走小资产阶级所享有的“大国的”特权和额外的收入。这是已由战争证明了的事实。这是早已得到公认的、同一个考茨基在《取得政权的道路》那本小册子中也承认过的那些矛盾尖锐化的实际结果。
　　而现在，当争夺大国特权的武装斗争已成为事实的时候，考茨基却规劝资本家和小资产阶级说，战争是可怕的事情，裁军才是好事，这和基督教牧师在布道的讲坛上规劝资本家说，博爱是上帝的教诲、是灵魂的归依、是文明的道德规范如出一辙，其结果也一模一样。考茨基称之为导致“超帝国主义”的经济趋势的那些东西，实际上正是小资产阶级希望金融家不要去为非作歹的规劝。
　　靠资本输出吗？但是，输出到独立国家（如美国）去的资本已多于输出到殖民地去的资本。靠抢夺殖民地吗？但是，殖民地已全部被抢完而且几乎都在争取解放：“印度可能不再是英国的领地，而它作为一个完整的帝国，将永远不会落在另一个外国的统治之下。”（上引小册子第49页）“任何一个工业资本主义国家想使自己成为不靠国外供应原料的殖民帝国的任何企图，都一定会使所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反对它，把它卷入无尽头的消耗战，不让它接近自己的目的。这种政策肯定会导致这个国家整个经济生活的破产。”（第72一73页）
　　这难道不是象庸人那样规劝金融家放弃帝国主义吗？用破产来恐吓资本家，就等于劝交易所经纪人不要到交易所去做投机买卖，因为“许多人都是这样倾家荡产的”。资本就是靠同它竞争的资本家和同它竞争的国家的破产获利，以实现更高程度的积聚，因此，经济竞争即在经济上促使对手破产的斗争愈尖锐、回旋余地愈“狭窄”，资本家就愈是力求辅之以军事手段来促使对手破产。向土耳其之类的地区输出资本，可以象向殖民地和附属国输出资本那样十分有利，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家比向自由的、独立的、文明的国家如美国输出资本要多获两倍的利润。这样的地区剩下的愈少，为控制和瓜分土耳其、中国等国的斗争就愈加剧烈。关于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时代的经济理论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事实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而考茨基却把一切都变为庸俗的小市民的“说教”，说什么用不着大发脾气，更用不着为瓜分土耳其或抢夺印度而大动干戈，因为“反正长不了”，所以最好还是让资本主义和平地发展……自然，用增加工资的办法来发展资本主义和扩大市场，那就更好了：这是完全“可以设想的”。按这种精神来劝导金融家，便成了牧师布道的一个最适当的题目……好心的考茨基几乎完全说服了和劝住了德国金融家：用不着为争夺殖民地而同英国兵戎相见，因为这些殖民地反正很快就要获得解放！……
　　从1872年到1912年，英国对埃及的进出口额，比英国总的进出口额增长得慢。于是“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就进行说教：“我们没有任何根据认为，不用武力占领埃及而依靠单纯的经济因素的作用，英国同埃及的贸易就会增长得慢些。”（第72页）“资本扩张的意图”“不通过帝国主义的暴力方法，而通过和平的民主能够实现得最好”。（第70页）
　　这是多么严肃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呀！考茨基出色地“修正了”这段不合理的历史，并“证明”说，当初英国人完全不必从法国人手中夺取埃及，德国金融家也根本用不着发动战争，进军土耳其和采取其他的措施来把英国人赶出埃及！所有这些都是误会，只不过是一场误会，只是因为英国人还没有领悟到：不对埃及采用暴力，而转向（为了按考茨基的办法扩大资本的输出！）“和平的民主”才是“最好的”方法……
　　天哪，行行好吧！天哪，饶恕我吧！拉萨尔曾经问道：什么是庸人？他引了一位诗人的名言回答说：“庸人是一根空肠子，充满恐惧和希望，乞求上帝发慈悲。”[202]
　　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糟蹋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他成了不折不扣的牧师。这位牧师在规劝资本家转向和平的民主，并且说这是辩证法：假如起先有过自由贸易，后来又有垄断和帝国主义，那么为什么就不能有“超帝国主义”，就不能再有自由贸易呢？这位牧师在安慰被压迫的群众，把这个“超帝国主义”说得天花乱坠，尽管这位牧师甚至还不敢说这个东西能否“实现”！有些人维护宗教的理由是宗教可以安慰人，费尔巴哈正确地向他们指出了这种安慰的反动作用，他说：谁要是安慰奴隶，而不去发动他们起来反对奴隶制，谁就是在为奴隶主帮忙。
　　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的任务是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乱。牧师的使命是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苦难和牺牲的前景（这做起来特别方便，只要不担保这种前景一定能“实现”……），从而使他们顺从这种统治，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打消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了最恶劣最笨拙的反革命理论，歪曲成了最龌龊的僧侣主义。
　　1909年，考茨基在他的《取得政权的道路》这本小册子中承认资本主义矛盾在尖锐化（这一点谁都没有驳倒过而且是无法驳倒的），承认战争和革命的时代即新的“革命时期”的临近。他说，这不会是“过早的”革命，并且说，即使在战斗开始以前不能否认也有失败的可能，但是不考虑到起义有胜利的可能，那就是“直接背叛我们的事业”。
　　战争到来了。矛盾变得更加尖锐了。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战争在持续下去，战场在日益扩大。考茨基正在一本又一本地写他的小册子，他驯服地遵从书报检查官的意旨，在小册子中不引用关于掠夺领土和战争的惨祸、关于军火商大发横财、关于物价高涨、关于被动员的工人遭受“军事奴役”等等方面的材料，却一味安慰无产阶级，——援引资产阶级还是革命和进步的阶级的那个时期，即“马克思本人”曾希望这个或那个国家的资产阶级获胜的那个时期的战争作为例子，用一行行一栏栏的数字来证明资本主义“可以”不要殖民地和掠夺，不要战争和扩张军备，证明“和平的民主”更为可取。考茨基不敢否认群众的苦难加剧和革命形势眼看就要真正到来的事实（这一点谈不得呀！书报检查机关不允许……），于是向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献媚，描绘出一幅会使人们“遭受牺牲和痛苦少”的新阶段的斗争形式的“前景”（他不担保这种前景一定能“实现”）……弗·梅林和罗莎·卢森堡由于这一点而称考茨基为娼妓是完全正确的。

※　　　　　※　　　　　※9jh品论天涯网

　　1905年8月，俄国曾出现过革命形势。为了“安慰”愤懑的群众，沙皇答应召开布里根杜马[203]。如果说可以把金融家放弃扩张军备以及他们彼此间达成“持久和平的”协议叫作“超帝国主义”的话，那么布里根的立法咨议制度也就可以叫作“超专制制度”了。我们暂且假定，“交织”在几百个大企业中的成百个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家，明天会答应各国人民在战后裁军（我们暂且作这种假定，以便探究从考茨基的拙劣的理论中可以得出哪些政治结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劝告无产阶级放弃革命行动，也是对无产阶级的直接背叛，因为没有革命行动，一切诺言、一切美好的前景只能是空中楼阁。
　　战争不仅给资本家阶级带来了巨额利润，带来了进行新的掠夺（掠夺土耳其、中国等等）、接受价值数十亿的新订货、放出新的利息更高的债款等的灿烂前景。不仅如此，它还给资本家阶级带来很大的政治利益，因为它分裂和腐蚀了无产阶级。考茨基正在助长这一腐蚀，他为了同“自己”国家的机会主义者休特古姆们实行统一而赞美战斗的无产者的这种国际分裂！可是竟有人还不了解，老党统一的口号意味着一国的无产阶级同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的“统一”和各国无产阶级的分裂……

六

　　当上面这段文章写完时，5月28日出版的一期《新时代》杂志（第9期）上发表了考茨基关于“社会民主党破产”的总结性的议论（他的一篇驳斥库诺的文章的第7节）。考茨基把他维护社会沙文主义的一切旧的诡辩和一个新的诡辩加在一起，并且自己作了如下的总结：
　　这是一个新的诡辩和对工人的新的欺骗：这场战争——请注意！——不是“纯粹”帝国主义性质的！
　　在当前这场战争的性质和意义的问题上，考茨基的动摇简直令人吃惊，这位党的领袖总是小心翼翼地躲开巴塞尔和开姆尼茨代表大会的明确的正式的声明，就象小偷躲开他刚刚偷过东西的地方一样。考茨基在1915年2月写的《民族国家……》这本小册子中曾经断言，这场战争“归根到底还是帝国主义性质的”（第64页）。现在却作了新的保留：不是纯粹帝国主义性质的。请问，还有别的什么性质呢？
　　原来还带有民族的性质！考茨基是借助下面这种“普列汉诺夫式的”所谓辩证法得出这种令人惊奇的结论的：
　　这是糟蹋马克思主义的又一个范例！因为“民主的俄国”会激起东欧各民族追求自由的愿望（这是无可争辩的），所以当前这场战争，虽然不会使任何一个民族得到解放，而不管谁胜谁负都会使许多民族遭到奴役，那也不是“纯粹”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因为“沙皇制度的崩溃”将意味着奥地利由于其民族结构的不民主而瓦解，所以暂时巩固起来的反革命的沙皇政府掠夺奥地利，使奥地利各民族遭受更加惨重的压迫，就使得“当前这场战争”不具有纯粹帝国主义的性质，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民族的性质。因为“统治阶级”利用所谓这场帝国主义战争具有民族目的的童话来欺骗愚昧的小市民和闭塞麻木的农民，所以一个学者，“马克思主义”的权威，第二国际的代表，就有权用下述“提法”使群众容忍这种欺骗行为：统治阶级有帝国主义的倾向，而“人民”和无产阶级群众有“民族的”要求。
　　辩证法变成了最卑鄙最下贱的诡辩术！
　　当前这场战争的民族因素仅仅表现在塞尔维亚反对奥地利的战争（这一点在我们党的伯尔尼会议的决议中已经指出过［注：见本卷第164页。——编者注］）。只有在塞尔维亚和在塞尔维亚人那里，我们才看到进行多年的、有几百万“人民群众”参加的民族解放运动，而当前塞尔维亚反对奥地利的战争就是这一运动的“继续”。假定这个战争是孤立的，就是说它同全欧的战争，同英、俄等国的自私的掠夺的目的没有关系，那么一切社会党人都应当希望塞尔维亚的资产阶级获胜——这就是从当前的战争的民族因素中得出的唯一正确的、绝对必需的结论。可是，现在为奥地利的资产者、教权派和将军们效劳的诡辩家考茨基，恰恰没有作出这个结论！
　　其次，马克思的辩证法，作为关于发展的科学方法的最高成就，恰恰不容许对事物作孤立的即片面的和歪曲的考察。塞奥战争这一民族因素对这场欧洲大战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重要意义的。如果德国获胜，它就会灭亡比利时，就会再灭亡波兰的一部分，可能还有法国的一部分等等。如果俄国获胜，它就会灭亡加里西亚，就会再灭亡波兰的一部分以及亚美尼亚等等。如果“不分胜负”，那么以往的民族压迫就会继续存在。对于塞尔维亚来说，即对于当前这场战争的百分之一左右的参加者来说，战争是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政治的继续”。对于百分之九十九的参加者来说，战争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即只能腐蚀各民族而不能解放各民族的已经衰朽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的继续。三协约国“解放”塞尔维亚，其实是在把塞尔维亚的自由出卖给意大利帝国主义，以换取它对掠夺奥地利的帮助。
　　这一切是众所周知的，而考茨基为了替机会主义者辩护，竟无耻地加以歪曲了。无论在自然界或社会中，“纯粹的”现象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它向我们指出，纯粹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人的认识的一种狭隘性、片面性，表明人的认识不能彻底把握事物的全部复杂性。世界上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纯粹的”资本主义，而总是有封建主义的、小市民的或其他的东西掺杂其间。因此，当帝国主义者分明用“民族的”词句来掩盖赤裸裸的掠夺的目的，肆无忌惮地欺骗“人民群众”的时候，有人却说战争不是“纯粹”帝国主义性质的，这种人不是愚蠢透顶的学究，就是吹毛求疵者和骗子。问题的整个实质就在于考茨基在帮助帝国主义者欺骗人民，他说，“对于人民群众（也包括无产阶级群众）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的”是民族问题，而对于统治阶级来说则是“帝国主义的倾向”（第273页），同时他还援引了“极为纷繁复杂的现实”（第274页）这个似乎是辩证的论据来“充实”这一论点。毫无疑问，现实是极为纷繁复杂的，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在这种极为纷繁复杂的现实中有两股主要的和根本的潮流：这场战争的客观内容是帝国主义的“政治的继续”，即“列强”的已经衰朽的资产阶级（和他们的政府）掠夺其他民族的“政治的继续”，而“主观的”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则是为了愚弄群众而散布的“民族的”词句。
　　考茨基一再重复一种陈腐的诡辩，说什么“左派”把事情描绘成“在战争到来时”只能作如下的选择：要么是帝国主义，要么是社会主义。这种诡辩我们已经分析过了。这是无耻的故意曲解，因为考茨基很清楚，左派所提出的是另外的选择：要么是党参加帝国主义的掠夺和欺骗，要么是宣传和准备革命行动。而且考茨基还知道，只是书报检查机关保护了他，才使德国的“左派”无法揭穿他那些为了逢迎休特古姆之流而散布的无稽之谈。
　　至于说到“无产阶级群众”和“一小撮议员”的关系问题，考茨基在这里提出一个陈腐不堪的反驳意见：
　　政治上和学术上的最高权威卡尔·考茨基，已经用自己的行为和一整套可怜的遁词把自己埋葬了。谁不了解这一点甚至感觉不到这一点，谁在社会主义方面就毫无希望；正因为这样，梅林和罗莎·卢森堡以及他们的拥护者在《国际》杂志上把考茨基之流当作最卑鄙的人物来对待，是做得唯一正确的。
　　不妨想一想：当初能够多少自由地（就是说不至于立即被捕入狱，不会有被枪毙的危险）表示自己对战争的态度的，只有“一小撮议员”（他们有权自由地投票，他们完全可以投反对票——即使在俄国也不会因为投反对票而遭到殴打和迫害，甚至逮捕），一小撮官吏及记者等。现在考茨基却慷慨地把这个社会阶层的叛变和无主见推到群众身上，而正是这位考茨基多年来数十次地写文章谈到这个阶层同机会主义的策略和思想之间的联系！一般科学研究、特别是马克思辩证法的一条首要的最根本的准则，就是要求著作家去考察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两个派别（即大声疾呼地唤醒人们反对叛变的派别和不认为有叛变的派别）之间现在的斗争同过去整整数十年的斗争的联系。考茨基关于这一点却没有提到，甚至根本不想提出派别和思潮的问题。过去有过一些思潮，现在再也没有了！现在只有奴性十足的人一向当作王牌来使用的那些“权威”的鼎鼎大名了。因此，可以特别方便地互相援引，并以互相包庇的原则友好地掩盖自己的“罪过”。尔·马尔托夫在伯尔尼的一次讲演会上惊呼：既然盖得、普列汉诺夫、考茨基都……那怎么能说这是机会主义呢！（见《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6号）阿克雪里罗得写道（《呼声报》第86号和第87号）：指责象盖得这样的人是机会主义者，应当格外慎重。考茨基也在柏林随声附和道：我不打算为自己辩护，但是……瓦扬和盖得、海德门和普列汉诺夫！杜鹃恭维公鸡是因为公鸡恭维了杜鹃。
　　考茨基象奴仆一样献殷勤，甚至去吻海德门的手，把他描绘成只是在昨天才投身到帝国主义那里去。可是，在同一家《新时代》杂志和全世界数十家社会民主党的报纸上，关于海德门的帝国主义，已经谈论多年了！如果考茨基有兴趣认真研究一下他提到的这些人物的政治履历，那他就一定会想起：在这些人的履历中不是有一些特征和事件足以表明，他们倒向帝国主义不是“一天之内”而是几十年内酿成的结果吗？瓦扬没有当过饶勒斯派[204]的俘虏吗？普列汉诺夫没有当过孟什维克和取消派的俘虏吗？盖得派[205]不是在典型的死气沉沉、庸碌无能、对任何一个重要问题都没有独立见解的盖得派的《社会主义》杂志[206]上当众死亡了吗？在米勒兰主义问题上，在开始同伯恩施坦主义作斗争的时候，以及在其他方面，考茨基本人（我们给那些十分恰当地把考茨基同海德门及普列汉诺夫相提并论的人作个补充）没有表现出无主见吗？
　　但是，他丝毫也没有兴趣以科学态度去研究这些领袖的履历。他甚至也不打算考察一下，这些领袖现在是用他们自己的论据，还是捡起机会主义者和资产者的论据来为他们自己辩护？这些领袖的行为所以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是因为他们自己有特殊的影响，还是因为他们附和了别人的、真正“有影响的”、得到军事机构支持的派别即资产阶级派别？考茨基根本就没有着手研究这一问题；他唯一的兴趣，就是蒙蔽群众，用权威的鼎鼎大名来震聋群众的耳朵，不让他们明确地提出有争论的问题并全面地加以研究。［注：考茨基举出瓦扬和盖得、海德门和普列汉诺夫，还有另一方面的意思。象伦施和亨尼施之类的明目张胆的帝国主义者（更不用说机会主义者了），他们举出海德门和普列汉诺夫，就是为了替自己的政策作辩护。他们是有权举出这些人的。他们说他们与海德门和普列汉诺夫所采取的实际上是相同的政策，这是事实。然而，考茨基却是以轻蔑的口吻谈论伦施和亨尼施这些已经投靠帝国主义的激进派的。考茨基很感谢上帝，因为他不象这些税吏[207]，他不同意他们，他仍然是个革命者——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可是事实上，考茨基的立场同他们是一样的。满嘴甜言蜜语的假仁假义的沙文主义者考茨基，要比呆头呆脑的沙文主义者大卫和海涅、伦施和亨尼施可恶得多。］
　　这里没有一个字是正确的。德国党组织中的群众不是400万，而是100万，况且代表这个群众组织（也象任何组织一样）的统一意志的，只是它的统一的政治中心，即背叛了社会主义的“一小撮人”。当时人们是向这一小撮人征询意见、号召进行投票表决的；只有他们能够投票表决，能够写文章等等。而群众却无人征询他们的意见。不仅不允许他们投票表决，而且把他们驱散和赶走，这完全不是“按照”一小撮议员的“命令”，而是按照军事当局的命令。军事机构现实地存在着，这个机构里面没有领袖叛变的事，它把“群众”一个个地叫来，向他们提出最后通牒：要么去当兵（按照你的领袖们的劝告），要么被枪毙。群众无法有组织地行动，因为他们早先成立的组织，即以列金、考茨基和谢德曼之流的“一小撮人”为代表的组织，已经出卖了群众，而建立一个新的组织还需要时间，需要有抛弃陈旧的、腐朽的、过时的组织的决心。
　　考茨基竭力想击败自己的对手——左派，硬把一些荒唐的东西加在他们身上，说他们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为了“回答”战争，“群众”应当“在24小时之内”制造出一个革命，实行“社会主义”，以反对帝国主义，否则“群众”就是表现出“无主见和叛变”。这纯粹是胡说，资产阶级和警察用他们编撰的文理不通的小册子“打击”革命者的时候，向来就是借助于这种胡说的，而现在考茨基却拿它来炫耀。考茨基的左派对手知道得很清楚，革命是不能“制造出来”的，革命是从客观上（即不以政党和阶级的意志为转移）已经成熟了的危机和历史转折中发展起来的，没有组织的群众是不会有统一意志的，同中央集权的国家的强大的、实行恐怖的军事机构作斗争，是困难而长期的事情。领袖在紧急关头实行叛变时，群众是什么也不能制造出来的；而这“一小撮”领袖却完全能够并且应该投票反对军事拨款，反对“国内和平”，反对为战争辩护，公开主张自己的政府失败，建立一个国际机构以宣传战壕联欢，创办秘密报刊［注：顺便说一下，为此完全没有必要把所有的社会民主党报纸都停办，用这种办法来回答不许写阶级仇恨和阶级斗争的禁令。象《前进报》那样接受不写这类内容的条件，是卑鄙和怯懦的表现。《前进报》由于这样做而在政治上死亡了。尔·马尔托夫的这句话是说对了。但是我们可以保留公开的报纸，只要我们声明这些报纸不是党的也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它们只是为一部分工人的技术性需要服务的即非政治性的报纸。可以有评价战争的秘密的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也可以有不作这种评价的公开的工人报刊，它不说谎话，但也不谈真情，——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呢？］以宣传过渡到革命行动的必要性，等等。
　　考茨基知道得很清楚，德国的“左派”所指的正是这样的行动，或者确切些说，类似的行动，但他们在实行战时书报检查的条件下无法直接地公开地谈论这些行动。不惜一切代价为机会主义者辩护的愿望，使考茨基干出了前所未有的卑鄙勾当：他躲在战时书报检查官的背后，把明显的胡说硬加在左派头上，相信书报检查官会保护他不被揭穿。

七

　　考茨基耍尽各种手腕，故意避开一个学术上和政治上的重要问题，以此博得机会主义者的无限欢心，这个问题就是：第二国际最有名的代表人物是怎么会背叛社会主义的呢？
　　当然，我们不应当从某些权威的个人履历的角度来提出这个问题。将来为他们写传记的人研究问题应当包括这个方面，但是社会主义运动现在所关心的绝不是这一点，而是要研究社会沙文主义思潮的历史根源、条件、意义和力量。（1）社会沙文主义是从哪里来的？（2）什么东西给了它力量？（3）怎样同它作斗争？只有这样来提出问题才是严肃的，而把目标转移到“个人”身上，实际上不过是回避问题，耍弄诡辩家的手腕。
　　要回答头一个问题，就必须研究一下：第一，社会沙文主义的思想政治内容是否同社会主义运动中原先的某种思潮有联系？第二，从事实上的政治划分来看，社会党人现在分为社会沙文主义的反对者和拥护者，这种划分同历史上原先的划分有什么关系？
　　所谓社会沙文主义，我们是指肯定在当前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的思想，为社会党人在这场战争中同“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政府实行联合作辩护，拒绝宣传和支持无产阶级反对“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的革命行动，等等。十分明显，社会沙文主义的基本思想政治内容同机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完全一致的。它们属于同一种思潮。社会沙文主义是机会主义在1914—1915年的战争环境中的产物。机会主义的主要内容就是阶级合作的思想。战争使这种思想发展到了顶点，并且把在促成这种思想的一般的因素和起因中又加进了一系列特殊的因素和起因，用特殊的威胁和暴力迫使普通的分散的群众同资产阶级实行合作。这种情况自然使拥护机会主义的人增多，这种情况也充分说明为什么许多昨天的激进派倒向这个阵营。
　　机会主义就是为着极少数工人的暂时利益而牺牲群众的根本利益，换句话说，就是一部分工人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群众。战争使这种联合具有特别突出和强制的性质。机会主义是在数十年的过程中，由资本主义发展的这样一个时代的各种特点产生的，在这个时代，享有特权的工人阶层的比较安定和文明的生活，使这些工人“资产阶级化了”，使他们从本国资本的利润中分得一点油水，使他们感受不到破产的贫困的大众的灾难、痛苦和革命情绪。帝国主义战争就是这种情况的直接继续和顶点，因为这是为维护大国民族的特权、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加强对其他民族的统治而进行的战争。保住和巩固自己的即小市民“上层”或工人阶级贵族（和官僚）的特权地位，这就是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希望和与此相适应的策略在战争时期的自然的继续，这就是当代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注：试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帝国主义者和资产者多么重视“大国的”民族特权对于分裂工人、引诱他们离开社会主义的意义。英国帝国主义者柳卡斯在《大罗马和大不列颠》（1912年牛津版）一书中，承认在现代的不列颠帝国中有色人种没有充分的权利（第96—97页），并且指出：“在我们的帝国中，当白种工人和有色人种工人一起工作的时候，他们之间并不是同等的关系，白种工人倒象是有色人种工人的监工。”（第98页）——反社会民主党人帝国联盟的前任书记埃尔温·贝尔格尔在《战争爆发后的社会民主党》（1915年版）这本小册子中，赞扬了社会民主党人的行为，并且声称他们应当成为“纯粹的工人政党”（第43页），即“本民族的”、“德国的工人政党”（第45页），而不要有“国际主义的空想的”、“革命的”思想（第44页）。——德国帝国主义者萨尔托里乌斯·冯·瓦尔特斯豪森在论述国外投资的一本著作中（1907年版），指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忽视“民族福利”（第438页），即抢夺殖民地，而称赞英国工人讲“现实主义”，例如，称赞他们反对外来移民。——德国外交官吕多费尔在一本论述世界政治的主要特征的书中强调了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即资本的国际化丝毫也不能消除各国资本为争夺权势、争夺“股票的多数”而进行的激烈的斗争（第161页），而且指出，这场激烈的斗争把工人也卷了进去（第175页）。书上注明的日期是1913年10月，当时作者很明白地谈到：“资本的利益”（第157页）是现代战争的起因，“民族趋势”的问题正在成为社会主义的“难题”（第176页），各国政府用不着害怕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主义的游行示威了（第177页），因为社会民主党人事实上已经愈来愈成为民族的了（第103、110、176页）。如果国际社会主义能使工人摆脱民族的影响，那么它就会取得胜利，因为单靠暴力是无济于事的，但是，如果民族感情占了上风，它就会遭到失败（第173—174页）。］自然，习惯的力量，比较“和平的”演进所养成的墨守成规，民族偏见，对于形势的急剧转折的恐惧和怀疑，——这一切都曾作为附加的因素使机会主义以及用假话加以掩饰的同机会主义的怯懦的调和（借口所谓同机会主义调和只是暂时的，只是由于特殊的原因和理由）得到加强。战争改变了数十年来所形成的机会主义的面貌，把它提到了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使它的流派数量更多，种类更加五花八门，使它的信徒的队伍扩大了，用许多新的诡辩丰富了他们的论据，可以说是使许多新的支流和小溪同机会主义的主流汇合起来，但主流并没有消失，而是相反。
　　社会沙文主义就是熟透了的机会主义，以致这个资产阶级脓疮已经不可能再象从前那样留在社会党的内部了。
　　不愿意正视社会沙文主义同机会主义的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的人，抓住个别情况和“特殊案例”，说什么某某机会主义者成了国际主义者，而某某激进派分子倒成了沙文主义者。但是，这一点在各种思潮的发展的问题上根本不是什么郑重的论据。第一，工人运动中的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相同的，即无产阶级和小市民中从“自己”国家的资本的特权中分享一点油水的少数上层分子联合起来反对无产者群众，反对全体被压迫的劳动群众。第二，两种思潮的思想政治内容也相同。第三，第二国际时代（1889—1914年）社会党人分为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的旧的划分，大体上是与现在分为沙文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的新的划分相一致的。
　　为了认识刚才提到的这个论点的正确性，应当记住一条原则：在社会科学中（如同在整个科学中一样），研究的是大量的现象，而不是个别的情况。就拿德国、英国、俄国、意大利、荷兰、瑞典、保加利亚、瑞士、法国和比利时这10个欧洲国家来说吧。在前8个国家中，社会党人的新的划分（按国际主义）是与旧的划分（按机会主义）相一致的：在德国，机会主义的堡垒《社会主义月刊》杂志（《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已经成了沙文主义的堡垒。国际主义的思想得到极左派的支持。在英国，英国社会党内国际主义者约占3/7（根据最近的统计，赞成一项国际主义决议的有66票，反对的有84票），而机会主义者的联盟（工党＋费边派＋独立工党）中国际主义者不到1/7［注：人们通常只拿“独立工党”来同“英国社会党”作比较。这是不对的。不应当看组织形式，而要看实质。拿日报来说吧：日报有两种，一种是英国社会党的《每日先驱报》，另一种是机会主义联盟的《每日公民报》。这两种日报是进行实际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的。］。在俄国，机会主义者的基本核心——取消派的《我们的曙光》杂志成了沙文主义者的基本核心。普列汉诺夫和阿列克辛斯基虽然叫喊得比较厉害，但是我们即使根据1910—1914年这5年的经验也可以知道，他们是没有能力在俄国群众中间进行系统的宣传的。俄国国际主义者的基本核心是“真理派”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他们是1912年1月重新建立了党的先进工人的代表。
　　在意大利，比索拉蒂之流的纯粹机会主义的党，已经成了沙文主义的党。代表国际主义的是工人的党。工人群众都拥护这个党；机会主义者、议员、小资产者则拥护沙文主义。在意大利，人们能够在几个月的时间内自由地进行了选择，而选择的结果并不是偶然的，是与普通无产者和小资产阶级各阶层的阶级地位的差别相吻合的。
　　在荷兰，特鲁尔斯特拉的机会主义政党对沙文主义一概采取调和态度（不要被如下情况所迷惑：荷兰的小资产者同大资产者一样，特别憎恨最可能“吞掉”他们的德国）。培养出彻底的、忠诚的、热忱的和信念坚定的国际主义者的则是以哥尔特和潘涅库克为首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瑞典，机会主义者的领袖布兰亭，对于人们斥责德国社会党人为叛徒这件事大发雷霆，而左派领袖霍格伦却宣称，在他的支持者中间，有些人正是这样看的（见《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6号）。在保加利亚，反对机会主义的“紧密派”在自己的机关刊物（《新时代》杂志[208]）上撰文斥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干了坏事”。在瑞士，机会主义者格雷利希的支持者乐于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辩护（见他们的机关报——苏黎世的《民权报》），而激进得多的罗·格里姆的支持者则把伯尔尼的报纸（《伯尔尼哨兵报》）变成了德国左派的机关报。10个国家中只有法国和比利时两个国家例外，然而我们看到，就在这两个国家里，其实也不是没有国际主义者，只是国际主义者（部分地是由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力量过于薄弱，受到压制；我们不要忘记，瓦扬自己在《人道报》上也承认，他从自己的读者那里收到过许多具有国际主义思想的信，但是这些信他一封也没有全文发表！
　　总的说来，就思潮和流派而言，不能不承认，正是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背叛了社会主义，倒向了沙文主义。机会主义派在正式的党中的那种力量，那种貌似的强大从何而来？考茨基是很善于提出历史问题的，特别是在谈到古罗马之类的同实际生活离得比较远的事情时更是如此，可是现在，当事情涉及他本人的时候，却假惺惺地装作他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但是事情是最明显不过的。给了机会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以巨大力量的是他们同资产阶级、政府和总参谋部的联盟。在我们俄国，人们常常忘记这一点，常常这样看问题：机会主义者是社会党的一部分，在社会党内一向就有而且将来还会有处于两个极端的派别，问题只在于避免“走极端”，等等，等等，——一切庸人的箴言录中都是这样抄写的。
　　实际上，机会主义者在形式上属于工人政党这一情况，丝毫也不能抹杀这样一个事实：机会主义者在客观上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当象赫罗斯特拉特[209]一样出名的机会主义者休特古姆明显地昭示了这个社会的、阶级的真理的时候，许多好心肠的人都惊叹不止。法国社会党人和普列汉诺夫也指责起休特古姆来，——可是王德威尔得、桑巴和普列汉诺夫如果照一照镜子，那么在镜子中看到的正是休特古姆，只是民族面貌稍微不同罢了。赞扬考茨基而又为考茨基所赞扬的德国中央委员们（“执行委员会”）也急忙谨慎、谦虚和客气地声明（没有指休特古姆的名），他们“不同意”休特古姆的路线。
　　这是可笑的，因为事实证明，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实际政策中，在关键时刻，一个休特古姆的力量要胜过一百个哈阿兹和考茨基（正如一家《我们的曙光》杂志的力量要胜过害怕同它分裂的布鲁塞尔联盟的所有各个流派一样）。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休特古姆背后有一个大国的资产阶级、政府和总参谋部。它们千方百计地支持休特古姆的政策，而对休特古姆的反对者的政策却用尽一切办法，直到监禁和枪杀，来加以阻挠。休特古姆的声音可以通过千百万份资产阶级报纸传播出去（正象王德威尔得、桑巴和普列汉诺夫的声音一样），而休特古姆的反对者的声音却不能通过合法的报刊为人们所听到，因为有战时书报检查存在！
　　大家都同意，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现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但是对这一真理的意义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好好想过的。机会主义是由合法主义培育起来的。1889—1914年时代的工人政党利用资产阶级所容许的合法性是应该的。而当危机到来时，就必须转向秘密工作（要实行这种转变，必须有极大的毅力和决心，还要有各种军事计谋）。要阻止这一转变，只要一个休特古姆就够了，因为，用历史哲学的语言来说，整个“旧世界”都支持休特古姆，——因为，用实际政治的语言来说，休特古姆会把资产阶级的阶级敌人的一切作战计划泄露给资产阶级，过去一向如此，将来也会永远如此。
　　事实上，德国社会民主党全党（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也是这样）所做的只是休特古姆喜欢的事情，或休特古姆能够容忍的事情。别的事情一概不能合法地去做。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所有正当的、真正社会主义的活动都是违背它的中央机关的意见，背着它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进行的，都是违反组织纪律进行的，都是用派别活动形式以一个新党的匿名的新的中央机关的名义进行的。今年5月31日《伯尔尼哨兵报》上登载的德国“左派”的匿名的呼吁书[210]就是一个例子。事实上，一个新的党正在发展、巩固和组织起来，这是真正工人的、真正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而不是列金、休特古姆、考茨基、哈阿兹、谢德曼之流的旧的腐朽的民族主义自由派的党。［注：有历史意义的8月4日投票之前所发生的事件，是非常典型的。正式的党用官场式的谎言掩盖了这一事件，说多数作出了决定，说大家一致投了赞成票。但是施特勒贝尔在《国际》杂志上揭穿了这一谎言，道出了真情。当时社会民主党党团分裂为两派，他们都准备好了最后通牒，即派别性的、分裂性的决定。一派是机会主义者，约30人，他们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投赞成票，另一派是左派，约15人，他们决定（不太坚决）投反对票。当没有任何坚定立场的“中派”即“泥潭派”同机会主义者一起投票时，左派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于是……就服从了！说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统一的”，这纯粹是谎话，它实际上掩盖了左派不得不服从机会主义者的最后通牒的真相。］
　　所以，机会主义者莫尼托尔在保守的《普鲁士年鉴》[211]上无意中泄露了一个深刻的历史真理，他说，假如现在的社会民主党向右转了，对于机会主义者（应读作：资产阶级）反倒有害，因为那样工人就会离开这个党了。机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所需要的正是目前这样的党，即把右派和左派联合起来的、以考茨基为正式代表的党，因为考茨基善于用圆滑的和“纯粹马克思主义的”辞令把宇宙万物调和起来。口头上是社会主义和革命精神，这是说给人民群众，说给工人听的；行动上是休特古姆主义，即在出现任何严重危机的时刻投靠资产阶级。我们说任何危机，是因为不仅在战争的情况下，而且在每次发生严重的政治罢工时，无论是“封建的”德国，还是“自由的议会制的”英国或法国，都会立刻以各种名义实行戒严。这一点是任何一个头脑健全、神志清醒的人都不会怀疑的。
　　上面提出的如何同社会沙文主义作斗争的问题，由此就可以得到解答了。社会沙文主义是这样一种机会主义，它经过比较“和平的”资本主义的漫长时期已经如此成熟，如此巩固，如此厚颜无耻，它在思想上政治上已经如此明确，同资产阶级和政府的关系已经如此密切，以致人们再也不能容忍这样的派别在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继续存在了。如果说在外省的小城市的平坦的人行道上行走穿薄底软鞋还可以将就的话，那么在翻山越岭的时候就非穿有铁钉的厚底鞋不可了。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越过了局限于狭隘民族范围的比较和平的阶段。它随着1914—1915年的战争而进入了革命行动的阶段，因此同机会主义彻底决裂，把它从工人政党内部清除出去的时机，无疑已经成熟。
　　当然，这样规定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的新时代向社会主义运动提出的任务，从中还不能直接看出，在各个国家，工人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从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政党中分离出来的过程究竟会有多快，究竟会采取何种形式。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出：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分离是不可避免的，而工人政党的全部政策必须以此作为出发点。1914—1915年这场战争是个非常巨大的历史转折，使人们不能再象从前那样对待机会主义。已经发生的事情不能变成没有发生的事情，机会主义者在危机时刻成了工人政党内那些投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分子的核心这个事实，既不能从工人的意识中，也不能从资产阶级的经验中以及整个当代的政治成就中抹掉。从整个欧洲来说，机会主义在战前可以说是处于少年时代。随着战争的爆发，它已经完全长大成人了，不能重新回到“天真烂漫”的少年时代了。由议员、新闻记者、工人运动的官吏、享受特权的职员和无产阶级的某些阶层所构成的整个社会阶层已经成熟了，这个阶层已经同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长合在一起了，而资产阶级也完全能看清它的价值并加以“利用”了。既不能使历史的车轮倒转，也不能使它停住，——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做的，就是勇往直前，从预备性的、合法的、做了机会主义俘虏的工人阶级组织，变为革命的、能够不限于合法活动的、能够不受机会主义叛变的危害的无产阶级组织，发动无产阶级“为政权而斗争”、为推翻资产阶级而斗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
　　由此可见，那些用怎样对待盖得、普列汉诺夫、考茨基等第二国际最有名的权威这一问题，来模糊自己的意识和工人的意识的人，对事物的看法是多么不正确。事实上，这里并不存在任何问题。如果这些人理解不了新的任务，那他们就只好站到一边去，或者象现在这样做机会主义者的俘虏。如果这些人能够摆脱“俘虏”的处境，那么他们要回到革命者的阵营未必会碰到什么政治上的阻难。想以个别人的作用问题来代替各种派别的斗争以及工人运动的时代的更迭问题，无论如何是荒谬的。

八

　　工人阶级的合法的群众性组织，也许是第二国际时代社会党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在德国党内，这些组织曾是最有力量的，所以1914—1915年这场战争在这里造成了最急剧的转变，提出了最尖锐的问题。很显然，要转向革命的行动，警察就会解散合法的组织，而旧的党，从列金起到考茨基都包括在内，为了保存现有的合法组织而牺牲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目标。不管怎样否认这一点，事实终究是事实。他们为了保存现行治安法所允许的组织，为了这碗红豆汤[212]，而出卖了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权利。
　　就拿德国社会民主党工会领袖卡尔·列金的《为什么工会的官员应当更多地参加党内生活？》（1915年柏林版）这本小册子来说吧。这是作者1915年1月27日在工会运动官员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列金在他的报告中宣读了而且在小册子中也转载了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文件，这个文件在其他场合战时书报检查机关是绝对不会通过的。这个所谓“为下巴尼姆区〈柏林近郊〉讲演人提供的资料”的文件，阐述了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表示了他们对党的抗议。文件中说，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没有预见到、也没有可能预见到下面的一个因素：
　　这是千真万确的。这个文件中的下面这样一个论断也是正确的：
　　这也是千真万确的。
　　列金在自己的小册子中提到，他召集来听他的报告的那一伙“领袖们”，即那些被称为工会领导人、官员的人，听到上面这些话哄堂大笑起来。在危机的时刻可以而且应当建立秘密的（象在非常法时期那样的）革命组织——这一思想在他们看来是可笑的。而列金这条资产阶级最忠实的看家狗还拍着胸脯叫嚷说：
　　“说得对！”——自称为工人阶级社会民主党组织的领袖的资产阶级奴仆们齐声喊道。（同上，第37页）
　　这个场面是颇有教益的。这些人竟被资产阶级所容许的合法性弄得如此腐败和神智不清，他们甚至不能理解必须有另一种组织即秘密组织来领导革命斗争的思想。他们竟至于认为似乎得到警察许可而存在的合法组织是一个不可逾越的极限，似乎在危机时刻完全可以保存这种组织作为领导机构！请看，这就是机会主义的生动的辩证法：合法组织的单纯发展，愚蠢而诚实的庸人单纯记流水帐的习惯，使得这些诚实的小市民在危机时刻成了奸细、叛徒，成了群众革命劲头的扼杀者。这不是偶然现象。向革命组织过渡是必要的，已经改变了的历史情况要求这样做，无产阶级革命行动的时代要求这样做，但是这种过渡只有越过旧领袖即革命劲头的扼杀者，越过旧的党即摧毁这个党，才能实现。
　　反革命的小市民自然会嚎叫：“无政府主义！”正如机会主义者爱·大卫在责骂卡尔·李卜克内西时曾经嚎叫“无政府主义”一样。看来，在德国，只有那些被机会主义者责骂为无政府主义者的领袖，才仍然是忠诚的社会党人。……
　　我们可以拿现代的军队为例。它是组织的一个好榜样。这种组织好就好在它灵活，同时能使千百万人具有统一的意志。今天，这千百万人还坐在自己家里，分散在全国各地，明天一声动员令下，他们就会集合在指定的地点。今天他们还趴在战壕里，有时一连几个月，明天他们又会以另一种方式去冲锋陷阵。今天他们奇迹般地避开枪林弹雨，明天他们又会在短兵相接中创造奇迹。今天他们的先头部队在地下埋设地雷，明天他们又按照空中飞行员的指示向前推进几十里。有着同一目标、受同一意志鼓舞的千百万人，为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和斗争的需要而不断改变他们的交往方式和行动方式，改变他们的活动地点和活动方法，改变他们的工具和武器，——这才是真正的组织。
　　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是这样。如果今天还不具备革命形势，还不具备足以引起群众的激愤、提高他们的积极性的条件，今天交给你的是选票，你就拿过来，好好地加以筹划，用它来打击自己的敌人，而不是用来把那些怕坐监牢而抓住安乐椅不放的人送到议会中去享受肥缺。如果明天你被剥夺了选票，而有人把步枪或精良的最新式的速射炮给你，那你就把这些用于杀人和破坏的武器接过来，不要去理睬那些害怕战争的感伤主义者的嘟囔抱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东西必须用火与铁来消灭，这样，工人阶级才能获得解放；如果群众中愤恨和绝望的情绪日益强烈，如果具备了革命的形势，那就着手建立新的组织，使用这些十分有用的用于杀人和破坏的武器来对付自己的政府和自己的资产阶级。
　　不用说，这是不容易的。这须要进行艰巨的准备工作。这须要付出重大的牺牲。这是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我们同样必须学会，而不经过错误和挫折是学不到本事的。这种阶级斗争的形式同参加选举之间的关系，犹如冲锋同演习、行军或趴战壕之间的关系。在历史上，这种斗争形式被提到日程上来并不是常有的事；但它的意义和它的影响将延续几十年之久。我们可以而且必须采取这种斗争方式的那几天，会等于其他历史时代的几个二十年。
　　……拿卡·考茨基同卡·列金对照一下吧。
　　考茨基的这种议论同列金的议论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它的虚伪和怯懦。考茨基事实上是支持和袒护列金之流背弃革命活动的卑鄙行为的，不过，他这样做的时候是偷偷摸摸地，不明确表示意见，用种种暗示来敷衍，只是不断地既向列金鞠躬，也向俄国人的革命行为致敬。这种对待革命者的态度，我们俄国人只是在自由派那里才经常看到：自由派时刻准备承认革命者的“勇敢”，但同时他们丝毫也不肯放弃自己的极端机会主义的策略。有自尊心的革命者决不会接受考茨基的这种“赞扬”，他们一定会愤怒地唾弃对问题的这种提法。如果当时不存在革命形势，如果当时没有必要宣传革命行动，那么，俄国人和塞尔维亚人的行为就是不妥当的，他们的策略就是不正确的。但愿列金和考茨基这样的骑士们至少有勇气来得出自己的看法，但愿他们把它直率地谈出来。
　　如果说俄国和塞尔维亚的社会党人的策略值得“赞扬”，那么为德国、法国等“强大的”党的与此相反的策略作辩护就是一种不能容许的行为，犯罪的行为。考茨基故意用“实际后果”这个含混不清的用语掩盖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即这些强大的党当时都害怕政府解散它们的组织，没收它们的经费，逮捕它们的领袖。这就是说，考茨基是用革命策略会引起令人不快的“实际后果”这一理由来为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辩护的。难道这不是糟蹋马克思主义吗？
　　据说，有一位8月4日投票赞成军事拨款的社会民主党议员在柏林的一次工人集会上说：不然我们就会被逮捕起来。而当时工人们大声回答他说：“啊，那又有什么不好呢？”
　　假如没有别的信号向德国和法国工人群众传达革命情绪和必须准备革命行动的思想，那么，一个议员因敢于讲话而被捕这件事，就会起很好的作用，成为要求各国无产者团结起来进行革命工作的一个号召。要达到这种团结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因此，站得高、能看到政治全局的议员就更应当带头做起了。
　　不仅在战时，而且无疑在任何政治形势尖锐化的时刻（更不用说群众起来采取某些革命行动的时刻了），最自由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政府也总是要用解散合法组织、没收经费和逮捕领袖以及诸如此类的“实际后果”来进行威胁的。那该怎么办呢？能象考茨基那样以此为理由去为机会主义者辩护吗？但这样做就无异于赞美把社会民主党变成民族主义自由派工人政党的行为。
　　对于社会党人，结论只能有一个：“欧洲”各党的纯合法主义、唯合法主义已经过时了，帝国主义以前那个阶段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使这种合法主义变成资产阶级的工人政策的基础了。必须建立秘密的基地，即秘密的组织和秘密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作为合法活动的补充，同时也不放弃任何一个合法的阵地。至于怎样做到这一点，只要我们愿意走这条路，只要我们意识到必须走这条路，那经验会告诉我们的。俄国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在1912—1914年已经证明，这个任务是可以完成的。在法庭上比别人表现得更加坚定并被沙皇政府放逐到西伯利亚去的工人代表穆拉诺夫清楚地表明，除能当部长的（从韩德逊、桑巴、王德威尔得到休特古姆和谢德曼，这后两个人也完全“能当部长”，只是人家没有让他们由门厅再往里走罢了！）议会活动外，还有非法的和革命的议会活动。让科索夫斯基和波特列索夫之流去赞赏或容忍奴才们的“欧洲式的”议会活动吧，我们还是要不厌其烦地反复告诉工人说，象这样的合法活动，象列金、考茨基和谢德曼之流的这样的社会民主党只应该受到鄙视。

九

　　现在我们来作一个总结。
　　第二国际破产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欧洲大多数正式的社会民主党令人触目惊心地背叛了自己的信念，背叛了自己在斯图加特和巴塞尔大会上通过的庄严的决议。但是，这种意味着机会主义完全得胜、意味着社会民主党变成了民族主义自由派工人政党的破产，正是第二国际整个历史时代（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产物。这个时代——从西欧完成资产阶级的和民族的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时代——的客观条件产生并培育了机会主义。这个时期，我们在欧洲的一些国家中看到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这种分裂总的说来正是由于机会主义而发生的（英国、意大利、荷兰、保加利亚、俄国）；我们在欧洲的另一些国家中看到各个派别之间由于同样的原因进行了长期顽强的斗争（德国、法国、比利时、瑞典、瑞士）。这场大战所造成的危机，揭开了帷幕，打破了常规，割破了早已熟透了的脓疮，表明了机会主义所扮演的真正角色就是资产阶级的同盟者。因此，在组织上把这种成分从工人政党中彻底清除出去，已经不可避免了。帝国主义时代不容许在一个党内同时存在革命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和工人阶级中由于“自己”民族的“大国”地位的特权而分享一点油水的半小市民式贵族。说机会主义是不走“极端”的统一的党中的“合法派别”，这种旧理论现在已成为对工人的最大的欺骗和妨害工人运动的最大的障碍了。会使自己立刻失去工人群众的露骨的机会主义，不象这种中庸理论这么可怕和有害，因为后者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为机会主义的行为辩护，用种种诡辩来证明革命行动不合时宜，等等。这个理论的最著名的代表和第二国际的最著名的权威考茨基，已经表明自己是头号伪君子和糟蹋马克思主义的能手。在拥有百万党员的德国党内，凡是多少忠诚、多少有觉悟和多少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无不愤懑地唾弃这种为休特古姆和谢德曼之流所热情维护的“权威”。
　　无产阶级群众（他们的旧领导层大概有将近十分之九的人已经投靠了资产阶级）在沙文主义猖獗的情况下，在戒严和战时书报检查的压力下，处于四分五裂和束手无策的境地。但是战争所造成的日益扩大、日益深化的客观革命形势，正在不可避免地引起革命的情绪，正在锻炼和教育一切最优秀、最有觉悟的无产者。象俄国1905年初由“加邦请愿事件”引起的那种群众情绪的急速转变，在今天不仅是有可能发生，而且可能性愈来愈大；当时俄国在几个月里，有时甚至在几个星期里就从落后的无产阶级阶层中涌现出跟着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前进的百万大军。我们不可能知道，在这次战争之后不久或在战争期间是否会爆发强大的革命运动等等，但不管怎么样，只有按照这个方向进行的工作，才称得上是社会主义的工作。国内战争的口号是能够概括和指导这一工作的口号，是能够促使一切愿意帮助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反对自己的政府和自己的资产阶级的人联合和团结起来的口号。
　　在俄国，革命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分子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分子的彻底分裂，是由工人运动的全部历史准备好了的。一些人无视这个历史，激昂慷慨地反对“派别活动”，因而无法理解俄国无产阶级政党是在同各种机会主义进行的多年斗争中形成的这一实际的建党过程，这种人是在给工人运动大帮倒忙。在参加目前这场战争的所有“大”国当中，俄国是在最近经历了革命的唯一的国家。尽管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起了决定性作用，革命的资产阶级内容不能不造成工人运动中资产阶级派别同无产阶级派别的分裂。俄国社会民主党作为一个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有联系的组织（而不象1883—1894年那样仅仅是一种思潮）已存在了大约20年（1894—1914年），在这整个时期中，无产阶级革命派别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派别一直在进行着斗争。1894—1902年这个时期的“经济主义”[213]，无疑是属于后一种派别。它的思想体系中的许多论据和特征——“司徒卢威式地”歪曲马克思主义，用“群众”作借口来为机会主义辩护等等——同现在考茨基、库诺和普列汉诺夫等人的庸俗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极为相似。提醒现在这一代社会民主党人，让他们能看到过去的《工人思想报》[214]和《工人事业》杂志[215]同现在的考茨基的类似之处，是大有好处的。
　　以后一个时期（1903—1908年）的“孟什维主义”，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组织上是“经济主义”的直接继承者。在俄国革命时期，它所奉行的策略，客观上等于让无产阶级依附自由派资产阶级，反映了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倾向。再往后一个时期（1908—1914年），孟什维主义思潮的主流产生了取消主义，当时这个思潮的阶级作用变得非常明显，就连孟什维主义的优秀代表也不断地反对《我们的曙光》集团的政策。而就是这个最近五六年来唯一在群众中不断进行活动来反对工人阶级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派别，在1914—1915年的战争中成了社会沙文主义派！而且这种现象是发生在专制制度依然存在、资产阶级革命还远未完成、百分之四十三的居民还压迫着大多数“异”族的这样一个国家里。小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特别是知识分子以及极少数工人贵族能够“享受”“自己”民族的“大国”地位特权的这种“欧洲”式的发展，在俄国也不能不表现出来。
　　俄国工人阶级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整个历史为他们实行“国际主义的”、即真正革命的和彻底革命的策略做好了准备。

---

　　附言：这篇文章排完字的时候，报上发表了考茨基和哈阿兹同伯恩施坦的联名“宣言”[216]。他们看到群众在向左转，于是便准备同左派“讲和”，当然，讲和的代价是同休特古姆们保持“和好”。真不愧为娼妓！

---

　　注释：

　[198]指德国社会民主党开姆尼茨代表大会于1912年9月20日通过的关于帝国主义和社会党人对战争的态度的决议。该决议谴责帝国主义政策，强调争取和平的重要性。决议指出：“虽然只有通过铲除资本主义经济方式才能彻底消灭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经济方式的产物，但不能放弃任何旨在减少其一般性危险作用的工作。党代表大会决心尽一切可能促成各民族之间的谅解和保卫和平。党代表大会要求通过国际协定来结束军备竞赛，因为它威胁和平，给人类带来可怕的灾难。……党代表大会希望，党员同志要全力以赴、孜孜不倦地为扩大觉悟了的无产阶级的政治、工会和合作社组织而奋斗，以便更强有力地反对专横跋扈的帝国主义，直到它被打倒为止。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使已经发展到最高阶段的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以保障各国人民的持久和平、独立和自由”。——[224]。
　　[199]巴格达铁路是20世纪初人们对连接博斯普鲁斯海峡和波斯湾的铁路线（全长约2400公里）的通称。1903年土耳其把修建这条铁路线的租让权给予德国，曾大大加剧了各大国之间的矛盾。这条铁路线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尚未建成，它是由英法两国的公司于1934—1941年最后修建完成的。——[235]。
　　[200]《生活报》（《жизнъ》）是社会革命党的报纸，于1915年3月在巴黎开始出版，以代替当时被查封的《思想报》。该报后来迁到日内瓦出版，1916年1月停刊。——[237]。
　　[201]套中人是俄国作家安·巴·契诃夫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别利科夫的绰号。此人对一切变动担惊害怕，忧心忡忡，一天到晚总想用一个套子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起来。——[244]。
　　[202]出自德国诗人约·沃·欧德格言诗集《酬唱集》中的《悭吝》一诗。在这首诗里，歌德劝诫年轻人不要犹豫不决，不要成为灵魂空虚的怯懦的庸人。——[247]。
　　[203]布里根杜马是俄国沙皇政府计划在1906年1月中旬前召开的咨议性国家杜马。召开国家杜马的法令和国家杜马选举条例由以内务大臣亚·格·布里根任主席的特别委员会拟定，于1905年8月6日（19日）和沙皇的诏书一起公布。按照法令和条例，多数居民，包括工人、妇女、军人、学生等，没有选举权；杜马只能作为沙皇属下的咨议性机构讨论某些问题，无权通过任何法律。布尔什维克号召工人和农民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迫使沙皇颁布10月17日宣言，保证召开立法杜马。布里根杜马没有召开就被革命风暴扫除了。——[249]。
　　[204]饶勒斯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以让·饶勒斯为首的右翼改良派。饶勒斯派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持修正态度，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不会通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取得，这一胜利将是民主主义思想繁荣的结果。他们还赞同蒲鲁东主义关于合作社的主张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合作社的发展有助于逐渐向社会主义过渡。在米勒兰事件上，饶勒斯派竭力为亚·艾·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背叛行为辩护。1902年，饶勒斯派成立了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1905年该党和盖得派的法兰西社会党合并成统一的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国社会党领导中占优势的饶勒斯派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255]。
　　[205]盖得派是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以茹·盖得为首的一个派别，基本成员是19世纪70年代末期团结在盖得创办的《平等报》周围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和先进工人。1879年组成了法国工人党。1880年在勒阿弗尔代表大会上制定了马克思主义纲领。在米勒兰事件上持反对加入资产阶级内阁的立场。1901年与其他反入阁派一起组成法兰西社会党。1905年法兰西社会党与饶勒斯派的法国社会党合并为统一的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盖得和相当大一部分盖得派分子转到了社会沙文主义方面，盖得、马·桑巴参加了法国政府。1920年，以马·加香为首的一部分左翼盖得派分子在建立法国共产党方面起了重要作用。——[256]。
　　[206]《社会主义》杂志（《Le Socialisme》）是法国社会党人茹·盖得创办和主编的刊物，1907年至1914年6月在巴黎出版。——[256]。
　　[207]这里是借用圣经《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18章的话，其中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地祷告说：‘上帝啊，我感谢你，我不象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象这个税吏。……’”法利赛人在圣经中被认为是伪善者。——[256]。
　　[208]《新时代》杂志（《ново време》）是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中的革命派——紧密派的科学理论刊物，1897年在普罗夫迪夫创刊，后来迁到索非亚出版。1903年起是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紧密社会党人）的机关刊物。该杂志的创办人和编辑是季·布拉戈耶夫，撰稿人有加·格奥尔吉耶夫、格·约·基尔科夫、赫·斯·卡巴克奇耶夫、瓦·彼·柯拉罗夫等。杂志曾于1916年2月停刊，1919年复刊。1923年被保加利亚政府查封。自1947年起，《新时代》杂志成为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理论月刊。——[263]。
　　[209]赫罗斯特拉特是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据传说，他为了扬名于世，在公元前356年纵火焚毁了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以弗所城阿尔蒂米斯神殿。后来，赫罗斯特拉特的名字成了不择手段追求名声的人的通称。——[264]。
　　[210]指卡·李卜克内西写的呼吁书《主要敌人在本国！》。该呼吁书刊登于1915年5月31日《伯尔尼哨兵报》第123号，标题是《强有力的警告》。——[265]。
　　[211]《普鲁士年鉴》（《Preuβische Jahrbücher》）是德国保守派的政治历史和文学月刊，1858—1935年在柏林出版。——[266]。
　　[212]出典于圣经《旧约全书·创世记》第25章。故事说，一天，雅各熬红豆汤，其兄以扫打猎回来，累得昏了，求雅各给他汤喝。雅各说，须把你的长子名分让给我。以扫就起了誓，出卖了自己的长子权。这个典故常被用来比喻因小失大。——[268]。
　　[213]经济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思潮，是国际机会主义的俄国变种。经济派的代表人物是康·米·塔赫塔廖夫、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柯娃、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亚·萨·皮凯尔（亚·马尔丁诺夫）、弗·彼·马赫诺韦茨（阿基莫夫）等。
　　经济派主张工人阶级只进行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等的经济斗争，认为政治斗争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事情。他们否认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否认向工人运动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必要性，维护分散的和手工业的小组活动方式，反对建立集中的工人阶级政党。经济主义有诱使工人阶级离开革命道路而沦为资产阶级政治附庸的危险。
　　列宁对经济派进行了始终不渝的斗争。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44—156页）中尖锐地批判了经济派的纲领。列宁的《火星报》在同经济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列宁的《怎么办？》（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183页）一书，从思想上彻底地粉碎了经济主义。——[276]。
　　[214]《工人思想报》（《рабочаямысдь》）是经济派的报纸，1897年10月—1902年12月先后在彼得堡、柏林、华沙和日内瓦等地出版，共出了16号。头儿号由“独立工人小组”发行，从第5号起成为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机关报。参加该报编辑部的有尼·尼·洛霍夫－奥尔欣、康·米·塔赫塔廖夫、弗·巴·伊万申、阿·亚·雅库波娃等人。该报号召工人阶级为争取狭隘经济利益而斗争。它把经济斗争同政治斗争对立起来，认为政治斗争不在无产阶级任务之内，反对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主张成立工联主义的合法组织。——[276]。
　　[215]《工人事业》杂志（《рабочеедело》）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的不定期杂志，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机关刊物，1899年4月—1902年2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2期（9册）。它的编辑部设在巴黎，担任编辑的有波·尼·克里切夫斯基、帕·费·捷普洛夫、弗·巴·伊万申和亚·马尔丁诺夫。该杂志支持所谓“批评自由”这一伯恩施坦主义口号，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和组织问题上持机会主义立场。——[276]。
　　[216]指爱·伯恩施坦、胡·哈阿兹和卡·考茨基的联名宣言《当务之急》。该宣言发表于1915年6月19日《莱比锡人民报》第139号，俄译文发表于1915年6月25日《我们的言论报》第123号。——[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