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诡辩（1915年4月18日〔5月1日〕）

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诡辩jme品论天涯网

（1915年4月18日〔5月1日〕）jme品论天涯网

　　取消派在彼得格勒出版的《我们的事业》杂志（1915年第1期）上刊登了考茨基的《国际观点和战争》这本小册子的译文。[186]在同一期杂志上，亚·波特列索夫先生表示不同意考茨基的看法，他说，考茨基一会儿象个“律师”（即充当德国社会沙文主义的辩护人，同时却不承认法俄两国的社会沙文主义是有理的），一会儿又象个“法官”（即充当一个力求公正地运用马克思的方法的马克思主义者）。
　　而实际上，无论是亚·波特列索夫先生还是考茨基，都在明目张胆地用诡辩为民族主义自由派的工人政策辩护，从根本上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亚·波特列索夫先生同考茨基争辩枝节问题，从而使读者不去注意根本问题。在亚·波特列索夫先生看来，英法“民主派”（作者指的是工人民主派）在对战争的态度问题上的“决断”，“一般说来”是“一个很好的决断”（第69页）；“他们〈这些民主派〉做得对”，——虽然，他们的决断与其说是有意识地，还不如说是“侥幸地……与民族的决断相符合”。
　　这些话的含义很清楚：亚·波特列索夫先生是在打着英法“民主派”的幌子为俄国的沙文主义辩护，证明三协约国社会党人的爱国主义策略是正确的。亚·波特列索夫先生同考茨基争辩，并不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同沙文主义者争辩，而是作为俄国沙文主义者同德国沙文主义者争辩。这是一种陈腐透顶的手法。我们需要指出的只有一点，就是亚·波特列索夫先生千方百计地掩饰他的话的简单明了的含义，把它弄得令人难以理解。
　　问题的实质在于亚·波特列索夫先生和考茨基在什么问题上意见一致。比如说，他们在“现代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同保卫祖国是相容的”（卡·考茨基的话，见考茨基的小册子德文版第34页）这一点上，意见就是一致的。亚·波特列索夫先生谈到了一个国家“遭到攻击”这种特殊情况。考茨基则写道：“人民最担心的莫过于敌国的入侵……如果老百姓发现战争起因并不在本国政府方面，而在于邻国的阴险，——有哪个政府不想通过报刊……向民众灌输这种看法呢！——那么……所有的老百姓就会同仇敌忾地奋起保卫疆土，抵御敌人……如果谁敢于阻止军队开赴边境，谁就会被愤怒的群众自己打死。”（卡·考茨基的话，引自1911年的一篇文章，第33页）
　　这就是对所有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基本思想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辩护。
　　考茨基自己在1911年就已经清楚地看到，政府（和资产阶级）将欺骗“人民、老百姓、群众”，把一切归罪于别国的“阴险”。问题就在于，支持这种欺骗——不管是通过投票赞成军事拨款，还是通过演说、写文章都一样——同国际观点和社会主义是否相容，或者，这种支持就等于执行民族主义自由派的工人政策。考茨基真象一个无耻透顶的“律师”，一个坏到极点的诡辩家，他把这个问题偷换成了另一个问题，即某些“单个的人”违背受了自己的政府欺骗的大多数民众的意志而去“阻止军队开赴”边境是否明智。争论不在这里，实质不在这里。必须设法使受骗的小资产者改变看法，必须向他们揭穿这种欺骗；有时还必须同他们一起去作战，善于等待参战的经验来改变他们的脑筋。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社会党人可不可以同资产阶级一道欺骗“人民”。考茨基和亚·波特列索夫是在为这种欺骗辩护。因为他们很清楚，1914年爆发的帝国主义大战，应当归罪于所有“大”国的政府和资产阶级的“阴险”，——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全都一样。这一点，1912年的巴塞尔决议等早就说得很明白了。
　　至于“人民”，即广大的小资产者和一部分受骗的工人，他们会相信资产阶级捏造的所谓敌人“阴险”这种谎言，这是毫无疑问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则是揭穿这种欺骗，而不是加以支持。各国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在战争爆发前老早就说过，而且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曾经重申：每个大国实际上都在竭力巩固和扩大对殖民地的统治，压迫弱小民族，等等。这场战争的目的是瓜分殖民地和掠夺别国领土；现在是强盗们在火并，所以，说什么在这时候某一个强盗遭到失败，如何如何，从而把强盗的利益说成是人民或祖国的利益，这就是无耻的资产阶级谎言。我们应当对遭受战争的苦难的“人民”讲真话：不推翻所有交战国的政府和资产阶级，要摆脱战争灾难是不可能的。用扼杀加里西亚或匈牙利的办法来保卫比利时，这不是什么“保卫祖国”。
　　可是，马克思本人尽管对战争，例如对1854—1876年间的战争加以谴责，但当战争违背社会党人的意愿而终于成为事实的时候，他却站到某一个交战大国一边。这就是考茨基的小册子的主要内容和主要“王牌”。这也是亚·波特列索夫先生的立场，他认为“国际观点”就是：不要根据民族的利益，而要根据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来判断谁在战争中获胜最为有利或者说害处最小。进行战争的是各国政府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应当判断哪一国政府获胜对全世界的工人危险最小。
　　这些议论的诡辩性就在于：它们是用以往的、早已过去的历史时代来偷换今天的历史时代。考茨基所提到的以往的战争，有下面这些基本特点：（1）以往的战争解决的是资产阶级民主变革和推翻专制制度或异族压迫的问题；（2）当时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尚未成熟，没有哪一个社会党人能够象斯图加特决议（1907年）和巴塞尔决议（1912年）那样，在战前谈到利用战争“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3）当时在交战双方的国家里，都没有比较强大的、经过多次战斗考验的群众性的社会党。
　　简单地说，在所有交战的国家里都还谈不上无产阶级反政府反资产阶级的总运动的时候，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只能判断哪一国的资产阶级获胜对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害处较小（或者益处较大），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
　　所有交战国的社会党人，在战争爆发以前很久，就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聚集在一起发表声明：我们要利用战争“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1907年斯图加特决议）。这就是说，他们认为这种“加速崩溃”的客观条件，即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这就是说，他们是在用革命来威胁各国政府。在巴塞尔代表大会（1912年）上，这一点说得更清楚，还举了公社和1905年10月至12月事件即国内战争的例子。
　　而当战争爆发之后，过去用革命来威胁各国政府、号召无产阶级起来革命的社会党人，却搬出半个世纪以前的东西来为他们支持政府和资产阶级的行为辩解！马克思主义者哥尔特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社会民主党》这本荷兰文的小册子里（第84页），非常恰当地把考茨基式的“激进派”比作1848年的自由派，说他们口头上是勇士，行动上是叛徒。
　　几十年来，在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内部，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和机会主义分子之间的矛盾一直在发展。危机成熟了。战争割开了脓疮。大多数正式的党都被民族主义自由派工人政客所征服，这些政客捍卫的是“自己的”、“祖国的”资产阶级的特权，是资产阶级占有殖民地、压迫弱小民族等等的特权。无论是考茨基，还是亚·波特列索夫，都不是在无产阶级面前揭露民族主义自由派的工人政策，而是加以掩饰、维护和辩解。社会沙文主义诡辩的实质就在这里。
　　亚·波特列索夫先生不小心脱口说出了这样一句话：“斯图加特决议的提法在原则上是站不住脚的”（第79页）。好啊！对无产阶级来说，公开的叛徒比暗藏的叛徒好。亚·波特列索夫先生，请继续说下去吧，更坦率地否定斯图加特和巴塞尔的决议吧！
　　外交家考茨基比亚·波特列索夫先生精明：他不否定斯图加特和巴塞尔的决议，他只是……“只是”！……在引证巴塞尔宣言时略去了其中一切谈到革命的地方！！波特列索夫和考茨基大概都受了书报检查机关的阻挠吧。只要书报检查机关允许，亚·波特列索夫和考茨基大概也会同意谈论革命的……
　　我们认为，亚·波特列索夫、考茨基或者他们的拥护者，很可能会建议抛弃斯图加特和巴塞尔的决议，而代之以类似下面这样的话：“如果不管我们怎样努力，战争还是爆发的话，那我们就应当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观点来判断怎样对他们更有利：是让英国还是让德国掠夺印度，是让法国人还是让德国人灌醉和抢劫非洲黑人，是让德奥还是让英法俄压迫土耳其，是让德国人扼杀比利时还是让俄国人扼杀加里西亚，是让日本人还是让美国人瓜分中国”，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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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86]卡·考茨基的《国际观点和战争》一文发表在1914年11月27日《新时代》杂志第8期上，1915年由《前进报》编辑部出版了单行本。该文的俄译文发表在1915年《我们的事业》杂志的第1期和第2期上。列宁在本文中批评的亚·尼·波特列索夫的《在两个时代的交界点》一文刊登于该杂志第1期。——[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