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怎么办？
（1914年12月10日〔23日〕）
世界大战在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引起的严重危机，首先是造成了（在发生大的危机的情况下势必如此）极度的惊慌失措，接着是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各种思潮、主张和观点的代表中间形成了一系列重新划分的派别，最后，特别尖锐和强烈地向人们提出了以下的问题：危机究竟使社会党的政策的基本原则发生了什么变化，需要它发生什么变化。俄国社会党人在1914年8月至12月间，也非常明显地经历了这三个“阶段”。我们大家都知道，最初惊慌失措的程度就很严重，后来更因沙皇政府的迫害、“欧洲人”的行为以及对于战争的惊惧而加剧。在9月和10月这个时期，在侨民最多、同俄国联系最密切、有最大程度自由的巴黎和瑞士，通过讨论、讲演和报纸，在战争所提出的各种问题上极其广泛、极其充分地形成了新的分野。可以十分肯定地说，俄国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和貌似社会主义）思潮（和派别）的任何一种观点，都毫无遗漏地表现出来并得到评价。大家都觉得，现在到时候了，应该得出准确的、正面的结论，作为指导经常的实际活动即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的基础。形势已经明朗，大家都表明了态度，现在我们要弄清楚的是，谁同谁站在一起，谁在往何处去。
公历11月23日，即政府在彼得格勒发出逮捕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121]的公告的第二天，在斯德哥尔摩瑞典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发生了一起事件[122]，这一事件最终地、不可逆转地把我们所强调的这两个问题提上了日程。读者在下面可以看到对这一事件的记述，即从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正式报道中翻译过来的别列宁（中央委员会代表）和拉林（组织委员会[123]代表）的发言以及就布兰亭所提出的问题进行的讨论的全部译文。
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同取消派组织委员会的代表，在战争发生后第一次在一个中立国的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上相遇。他们的发言有什么区别呢？别列宁对当前社会主义运动的迫切、棘手而重大的问题，采取了十分明确的立场，他引用了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124]的话，坚决向机会主义宣战，指责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和“许多其他人”）的行为是背叛。拉林却任何立场都没有，对问题的实质完全避而不谈，用一些可以博得各国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喝彩的刻板而空洞的陈词滥调来支吾搪塞。然而，别列宁根本没有谈到我们对待俄国其他社会民主党派或团体的态度。他说：我们的立场就是这样，关于别人我们不谈，我们要看它们自己怎样确定。相反，拉林却打出“统一”的旗号，对于“俄国分裂的苦果”痛哭流涕，把组织委员会联合普列汉诺夫、高加索人、崩得分子、波兰人[125]等等的“统一”工作说得天花乱坠。拉林这么做用意何在，另有专文加以分析（见后面的短文：《拉林宣布的是什么样的统一？》［注：见本卷第128—130页。——编者注］）。现在我们先来研究一下关于统一这个原则性问题。
我们面前有两个口号。一个是：向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这些叛徒宣战。另一个是：在俄国讲统一，特别是同普列汉诺夫讲统一（我们要附带指出，普列汉诺夫在我们这里的言行，完全同休特古姆［注：我们刚才收到的普列汉诺夫《论战争》这本小册子（1914年巴黎版），非常明显地证实了本文中的看法，关于这本小册子，我们以后再谈。[126]］在德国人那里的言行、海德门在英国人那里的言行等等一模一样）。拉林虽然不敢直言不讳，他实质上却是拥护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但是，让我们根据当今的事态大体上探讨一下“统一”这个口号的意义吧。无产阶级的统一，是无产阶级在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中的最伟大的武器。从这个不容争辩的真理中，可以得出一个同样不容争辩的结论：在那些足以妨碍为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大量涌入无产阶级政党的时候，同这些分子讲统一，对于无产阶级的事业是有害的和极其危险的。当今的事态正好表明：一方面，帝国主义（即资本主义的最高的、最后的阶段）战争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另一方面，几十年的所谓和平时代在欧洲各国社会党内部积累了大量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的垃圾。在德国，大约15年前，在有名的“伯恩施坦主义”时期——在许多其他国家还要早些——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这种机会主义的异己成分问题就已提上了日程。现在恐怕很难找到一位知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曾多次在各种不同的场合承认机会主义者的确是敌视社会主义革命的非无产阶级成分。这一社会成分在近几年来有了特别迅速的增长，这是无可置疑的。那些在群众性合法运动兴起时为自己弄到了安逸舒适的职位的合法工会的官员、议员和其他知识分子，以及某些收入优厚的工人、小职员阶层等等，都属于这种社会成分。这场战争已经清楚地表明：在危机时刻（帝国主义时代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危机四起的时代），受到资产阶级支持、在某种程度上还受他们直接指挥（这点特别重要！）的大批机会主义者，会跑到资产阶级方面去，背叛社会主义，危害工人事业，葬送工人事业。在每一次危机中，资产阶级总是会帮助机会主义者，总是会镇压无产阶级中的革命分子，而且无所不用其极，不惜采取完全违法的、非常残酷的军事手段。机会主义者是敌视无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在和平时期隐藏在工人政党内部，偷偷做着资产阶级的工作，而在危机时期，立刻就成为联合起来的整个资产阶级的（从保守的到最激进的和民主的，从不信教的到宗教的和教权派的）公开同盟者。谁在我们所经历的那些事变之后还不了解这一真理，谁就是既欺骗自己，也欺骗工人的不可救药的人。在当前这种情况下，个人的变节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应当记住，个人变节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存在着一个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的阶层和流派。如果社会沙文主义者海德门、王德威尔得、盖得、普列汉诺夫、考茨基等人的那些维护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毫无气节的和陈腐鄙俗的言论，没有受到整个机会主义者的社会阶层以及许许多多资产阶级报纸和资产阶级政客的赞扬，这些人本来是无足轻重的。
机会主义是在几十年的“和平”时期逐渐积累起来的，它行动诡秘，曲意迎合革命工人，模仿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术语，避开一切明确的原则性界限。第二国际时代类型的社会党就是容许这种机会主义在自己队伍内存在的党。这一类型的党已经过时了。如果战争在1915年结束，那么，在有头脑的社会党人中间，能否找到那种已经从经验中知道在下次危机中机会主义者（再加上所有毫无气节和惊慌失措的人）全都会支持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一定会找到借口禁止谈论阶级仇恨和阶级斗争）而又愿意同机会主义者一起在1916年重新组织工人政党的人呢？
意大利的党是第二国际时代的一个例外：以比索拉蒂为首的机会主义者已被开除出党。危机时期产生的结果非常好：各种不同派别的人们没有欺骗工人，没有拿关于“统一”的花言巧语来蒙蔽他们的眼睛，而是各走各的路。机会主义者们（和墨索里尼这类工人政党的叛徒）实习了社会沙文主义，赞扬了（象普列汉诺夫那样）“英勇的比利时”，借以掩饰不是英勇的而是资产阶级的意大利企图掠夺乌克兰和加里西亚……噢，不，掠夺阿尔巴尼亚、突尼斯等地的政策。社会党人则同他们针锋相对，以战争反对战争，准备进行国内战争。我们决不是要把意大利社会党理想化，决不能担保它在意大利参战的情况下坚定不移。我们不是预言这个政党的未来，我们现在只是讲目前的情况。我们是在肯定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工人都为机会主义者同革命者的虚幻的统一所欺骗，而意大利却是一个幸运的例外，是一个现时没有这种骗局的国家。发生在第二国际的幸运的例外，应当成为而且一定能够成为第三国际的常规。只要资本主义存在，无产阶级总是要同小资产阶级做邻居的。拒绝在有的时候同小资产阶级结成暂时的联盟是不明智的，但是，在目前，只有无产阶级的敌人或者被愚弄的墨守旧时代成规的人才会维护同小资产阶级的统一，同机会主义者的统一。
现在，在1914年以后，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的统一，要求工人政党无条件地同机会主义者的政党分开。我们所理解的机会主义者到底是什么，这一点在中央委员会的宣言（即第33号上的《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注：见本卷第12—19页。——编者注］）中已经说得很清楚。
可是俄国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有些人正在千方百计地比较彻底地既反对普利什凯维奇式的沙文主义，也反对立宪民主党式的沙文主义，有些人则象马斯洛夫、普列汉诺夫、斯米尔诺夫那样为这种沙文主义帮腔。在这两种人之间，在抵制战争的人和象“文件”（载于第34号）[127]的有影响的执笔者那样声明不抵制战争的人之间讲统一，这对我国工人运动是有利还是有害呢？只有那些想闭起眼睛的人，才会感到难以回答这个问题。
可能有人会反驳我们说，马尔托夫在《呼声报》上曾经同普列汉诺夫争论过[128]，并且和组织委员会的其他许多朋友及拥护者一起同社会沙文主义战斗过。我们并不否认这一点，并且在中央机关报第33号上曾向马尔托夫公开表示过欢迎。如果马尔托夫不“转变”（见短评《马尔托夫的转变》[129]），我们会非常高兴，我们很希望坚决反沙文主义的路线能够成为组织委员会的路线。但问题并不取决于我们和其他任何人的愿望。客观事实怎样呢？第一，组织委员会的正式代表拉林不知为什么闭口不谈《呼声报》，而只是提到社会沙文主义者普列汉诺夫，提到写过一篇文章（在《伯尔尼哨兵报》上）[130]的阿克雪里罗得，以免说出任何一个明确的字眼。此外，拉林除自己正式的地位之外，还同俄国国内取消派的有影响的核心接近，这并不是仅就地理位置而言的。第二，我们再拿欧洲的报刊来说。法国和德国的报纸都闭口不谈《呼声报》，而谈论鲁巴诺维奇、普列汉诺夫和齐赫泽。（德国沙文主义的“社会民主党”报刊中最富于沙文主义的机关报之一《汉堡回声报》，在12月8日这一号上称齐赫泽为马斯洛夫和普列汉诺夫的拥护者，俄国人的某些报纸也指出了这一点。显然，休特古姆派的所有自觉的朋友，都充分评价普列汉诺夫在思想上给予休特古姆派的支持。）在俄国，数百万份资产阶级报纸向“人民”散布了关于马斯洛夫—普列汉诺夫—斯米尔诺夫的消息，而关于《呼声报》派的消息却一点也没有。第三，1912—1914年的合法工人报刊的经验完全证明了以下的事实：取消派所具有的某种社会力量和影响，不是来源于工人阶级，而是来源于产生出一个合法著作家基本核心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知识分子阶层。俄国的所有报刊以及彼得堡工人的来信（见《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3号和第35号）和“文件”（第34号）都证实，这个阶层，作为一个阶层，具有民族沙文主义的情绪。在这一阶层内部很可能出现个人的重大的重新组合，但是完全不能设想，作为一个阶层，它会不是“爱国主义的”和机会主义的。
客观事实就是这样。考虑到这些事实，考虑到一切想要影响工人的资产阶级政党都很愿意有一个装装门面的左翼（特别是一个非官方的左翼），我们不能不认为同组织委员会讲统一的思想是一种对工人事业有害的幻想。
11月23日，组织委员会在遥远的瑞典发表了同普列汉诺夫讲统一的声明，发表了使所有社会沙文主义者兴高采烈的讲话，而在巴黎和瑞士，不管是从9月13日（《呼声报》创刊日）到11月23日，还是从11月23日到今天（12月23日），它都根本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存在。它的这种政策很象是最恶劣的政客手腕。想使预定在苏黎世出版的《评论》具有正式的党的机关报性质的希望，已经由于《伯尔尼哨兵报》（12月12日）上发表的一项直截了当的声明[131]而破灭了，声明中说，该报不会具有这样的性质……（附带说明一下：在《呼声报》第52号上，编辑部声明说，现在继续同取消派分裂是最坏的“民族主义”。这句文理不通的话，只能有一种政治含义：《呼声报》编辑部宁肯同社会沙文主义者讲统一，而不愿接近那些同社会沙文主义不妥协的人。《呼声报》编辑部作了一个不高明的选择。）
为了使大家看到全面的情况，我们还要简单地谈一谈社会革命党人在巴黎出版的《思想报》[132]。这家报纸也赞扬“统一”，掩饰（参看《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4号）该党领袖鲁巴诺维奇的社会沙文主义，维护比利时和法国的机会主义者和内阁主义者，只字不提一个最左的俄国劳动派分子克伦斯基言论中的爱国基调，而且刊登一些用民粹主义和机会主义精神修正马克思主义的陈腐不堪的小资产阶级庸俗见解。《思想报》的这种行为，充分地证实了191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夏季”会议的决议[133]中关于社会革命党人所说的一切。
某些俄国社会党人想必认为，所谓国际主义，就是要热烈欢迎普列汉诺夫同休特古姆、考茨基同爱尔威、盖得同海德门、王德威尔得同比索拉蒂等等准备草拟的关于为各国社会民族主义作国际的辩护的决议。我们则认为，国际主义只能是指在自己党内实行十分明确的国际主义政策。同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在一起，就不可能执行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策，不可能进行反对战争的宣传，并为此积聚力量。闭口不谈或者避讳这个痛苦的、但为社会党人所必须明确认识的真理，对工人运动是有害的和非常危险的。
| 载于1915年1月9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6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6卷第111—118页 |
注释：
[121] 1914年11月2—4日（15—17日），第四届国家杜马布尔什维克党团和一些地方的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代表在彼得格勒附近的奥泽尔基村举行代表会议，讨论对战争的态度问题。参加代表会议的党团成员是：格·伊·彼得罗夫斯基、阿·叶·巴达耶夫、马·康·穆拉诺夫、费·尼·萨莫伊洛夫和尼·罗·沙果夫；其他一些人是：里加代表．B．林德、哈尔科夫代表B．雅柯夫列夫、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代表．沃罗宁、彼得堡代表．科兹洛夫和H．安季波夫以及中央委员会代表列·波·加米涅夫。由于奸细告密，11月4日（17日），当会议刚刚结束时，沙皇警察便袭击了奥泽尔基村。警察搜出了列宁关于战争的提纲和载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宣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3号。全体与会人员都被逮捕。5名布尔什维党杜马党团成员虽然作为杜马代表享有不可侵犯的权利，当时没有被捕，但在第二天，11月5日（18日）的夜里，也被逮捕了。
1915年2月10日（23日），彼得格勒高等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这一案件。5名党团成员及其他参加代表会议的社会民主党人被指控参加以推翻现存国家制度为宗旨的组织，因而犯了叛国罪。5名党团成员全被判处终身流放图鲁汉斯克边疆区（东西伯利亚）。关于这一审判，参看列宁在1915年3月29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0号上发表的《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审判证明了什么？》一文（见本卷第170—178页）。——114。
[122] 瑞典社会民主党的这次代表大会于1914年11月23日在斯德哥尔摩召开。这次代表大会主要讨论对战争的态度问题。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别列宁）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大会致贺词，宣读了一个号召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谴责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及走上社会沙文主义道路的其他各国社会党的领袖们的背叛行为的宣言。为此，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右翼领导人卡·亚·布兰亭建议对宣言中谴责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行为的地方表示遗憾，声称瑞典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大会“不应该谴责其他党”。瑞典社会民主党左翼领导人卡·塞·康·霍格伦反对布兰亭的建议，指出瑞典社会民主党中有许多人同意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宣言的主张。但是，代表大会仍以多数票通过了布兰亭的建议。尤·拉林代表孟什维克的组织委员会在大会上发了言。1915年1月9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6号报道了这次代表大会的情况。——114。
[123] 组织委员会（简称组委会）是1912年在取消派的八月代表会议上成立的俄国孟什维克的领导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组委会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站在沙皇政府方面为战争辩护。组委会先后出版过《我们的曙光》、《我们的事业》、《事业》、《工人晨报》、《晨报》等报刊。1917年8月孟什维克党选出中央委员会以后，组委会的职能即告终止。除了在俄国国内活动的组委会外，在国外还有一个组委会国外书记处。这个书记处由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伊·谢·阿斯特罗夫－波韦斯、尔·马尔托夫、亚·萨·马尔丁诺夫和谢·尤·谢姆柯夫斯基组成，持和中派相近的立场，实际上支持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书记处的机关刊物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委员会国外书记处通报》，1915年2月—1917年3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0号。——114。
[124] 《社会民主党人报》（《 》）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秘密发行的中央机关报。1908年2月在俄国创刊，第2—32号（1909年2月—1913年12月）在巴黎出版，第33—58号（1914年11月—1917年1月）在日内瓦出版，总共出了58号，其中5号有附刊。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该报编辑部由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组成。实际上该报的领导者是列宁。1911年6月孟什维克尔·马尔托夫和费·伊·唐恩退出编辑部。同年12月起《社会民主党人报》由列宁主编。该报先后刊登过列宁的80多篇文章和短评。在反动年代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1907—1914年），该报同取消派、召回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了斗争，宣传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加强了党的统一和党与群众的联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同国际机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展开了斗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团结了各国坚持国际主义立场的社会民主党人，宣传了布尔什维克在战争、和平和革命等问题上提出的口号，联合并加强了党的力量。该报在俄国国内和国外传播很广，影响很大。列宁高度评价《社会民主党人报》在世界帝国主义大战期间的功绩，他写道：“任何一个觉悟的工人，如果想了解国际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发展及其在1917年10月25日的第一次胜利”，该报所发表的文章“是不可不看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116页）。——114。
[125] 指高加索的孟什维克取消派分子、崩得分子和支持取消派的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代表。——114。
[126] 列宁在《俄国的休特古姆派》（见本卷第121—127页）等著作中批判了格·瓦·普列汉诺夫的小册子《论战争（答季·巴·同志）》。这本小册子是1914年12月底在巴黎出版的。——115。
[127] 指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4号上的彼得堡取消派彼·巴·马斯洛夫、亚·尼·波特列索夫、涅·切列万宁（费·安·利普金）等人对埃·王德威尔得电报的答复。王德威尔得的电报呼吁俄国社会党人积极参加反对“普鲁士军国主义”的斗争。电报经过俄国驻比利时大使伊·亚·库达舍夫的修改，并且是通过他发到俄国外交部，再转送给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领导人尼·谢·齐赫泽的。彼得堡取消派在答复中表示完全赞同社会沙文主义者的立场，并声明：“我们在自己的活动中不抵制战争。”——118。
[128] 尔·马尔托夫曾在《别打扰马克思了……》一文中十分激烈地批评过格·瓦·普列汉诺夫的立场。该文发表于1914年10月23日《呼声报》第35号。——118。
[129] 《马尔托夫的转变》是1915年1月9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5号上登载的一则短讯。短讯报道了尔·马尔托夫1914年12月3日（16日）在伯尔尼作的报告《战争和社会主义的危机》。这个报告标志着马尔托夫的明显右转。——118。
[130] 指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在1914年10月26日和27日《伯尔尼哨兵报》第250号和第251号上发表的《俄国与战争》一文。
《伯尔尼哨兵报》（《BernerTagwacht》）是瑞士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于1893年在伯尔尼创刊。1909—1918年，罗·格里姆任该报主编。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该报发表过卡·李卜克内西、弗·梅林及其他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文章。从1917年起，该报公开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118。
[131] 指载于1914年12月12日《伯尔尼哨兵报》第291号的一篇简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来讯》。
组织委员会曾宣布要出版自己的机关报《评论》，但是这一愿望没有实现。1915年6月14日《组织委员会国外书记处通报》第2号的一篇文章则说：组织委员会把《我们的言论报》看作是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的共同的论坛，故而放弃了出版第二种报纸的打算。——119。
[132] 《思想报》（《 》）是社会革命党人的报纸（日报），1914年11月在巴黎创刊，维·切尔诺夫和马·纳坦松任编辑。1915年3月被法国政府查封。接替该报出版的是《生活报》。——120。
[133] 指1913年9月23日—10月1日（10月6—14日）在波罗宁举行的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通过的《关于民粹派的决议》（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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