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布鲁塞尔会议上的报告和给出席该会议的中央代表团的指示[183]
（1914年6月23—30日〔7月6—13日〕）
在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作报告以前，首先我要借这个机会履行一项愉快的义务——代表中央委员会向社会党国际局执行委员会主席王德威尔得同志表示深深的谢意，感谢他访问了我国并且亲自结识了彼得堡工人运动的活动家们。我们尤其感谢王德威尔得同志的是，他第一个开创了国际的著名成员同俄国担任领导工作的觉悟工人直接会面的先例，他还第一个在国外的社会党报纸（我们指的是《人民报》和《人道报》）上公布了有关俄国工人运动的客观材料，即从“真理派”（也就是我们的党）、“取消派”和“社会革命党”这三个派别的报纸的编辑部就地收集来的材料。
我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统一问题的报告分为以下四个部分：（1）首先我要说明社会民主党人内部最主要的意见分歧的实质；（2）其次我要谈谈有关俄国群众性工人运动的材料，说明这一运动的经验对我们党的路线检验的结果；（3）我要谈谈上述运动的经验对我们的反对者的工作、路线和立场检验的结果；（4）最后我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关于统一的具体的、积极的、实际的建议。
一
对于目前俄国社会民主党发生的问题，有两种主要的看法。
一种看法是罗莎·卢森堡在她去年（1913年12月）向社会党国际局提出的建议中叙述的看法，也是取消派和维护取消派的集团同意的看法，即认为：无数派别之间的派别斗争的“混乱状态”笼罩着俄国，其中最坏的派别“列宁派”最热中于制造分裂，事实上意见分歧根本没有排除共同工作的可能性。通过各种流派和派别的协议或妥协是可以达到统一的。
另一种是我们同意的看法，即认为俄国根本没有什么“派别斗争的混乱状态”。在俄国只有反对取消派的斗争，而且只是在这一斗争中，一个现在已经联合了占五分之四的绝大多数俄国觉悟工人的真正工人的社会民主党正在形成。这个联合了大多数工人的不合法的党已经召开过一些代表会议和会议，如1912年的一月代表会议、1913年的二月会议和1913年的夏季会议。合法的机关报是《真理报》（《Ｖéｒｉｔé》）；真理派的名称就是从这里来的。顺便提一下，有一位彼得堡工人在王德威尔得同志参加的圣彼得堡的宴会上也发表过这样的看法，他说圣彼得堡各个工厂的工人是统一的，置身在工人的这种统一以外的只是一些“没有军队的司令部”。
在我报告的第二部分，我要陈述一些能够证明我们的看法正确的具体材料。现在我先来谈谈关于取消主义的实质的问题。
取消派集团是在1912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月代表会议上被正式开除出党的。然而关于取消主义的问题我们党在很早以前就提出来了。早在1908年12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就通过了全党必须执行的毫无保留地谴责取消主义的明确的、正式的决议。这一决议给取消主义下了如下的定义：
（所谓取消主义，就是）“党内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试图取消现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代之以一种绝对要在合法范围内活动的不定形的联盟，甚至不惜以公然放弃党的纲领、策略和传统为代价”。
由此可见，早在1908年取消主义就已经被正式宣布为和被公认为知识分子的流派了，它的实质就在于背弃秘密的党，用合法的党取而代之或者鼓吹这种主张。
1910年1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再次一致谴责了取消主义，说它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表现”。
由此可见，说我们和取消派的意见分歧并不太大，比西欧的所谓激进派和温和派的意见分歧还要小，这种看法是十分错误的。西欧没有哪个党，确实没有哪个党能找到一项全党通过的决议，是谴责那些企图解散党和用新党来代替它的人的！！
西欧任何地方过去和现在都不存在而且也不可能存在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允许人们既享有党员的称号，同时又鼓吹解散这个党，说这个党是不适用和不需要的，鼓吹用另一个党来代替它。西欧任何地方都不象我国这样，有一个关系到党本身的生存，关系到党的存在的问题。
这不是组织问题、即如何建设党的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而是关系到党的存在问题的分歧。这里根本谈不上什么调和、协议或者妥协。
如果不同那些在合法报刊上反对“地下组织”（即秘密的党），说地下组织是“祸害”，为脱党的行为辩护并且加以赞扬，鼓吹“公开的党”的著作家作坚决的斗争，我们就不可能建立我们的党（已建立4/5），更不可能继续建设我们的党。
在连最温和的自由派政党都不能合法化的现代俄国，我们党只有作为秘密党才能生存下去。这就是我们的处境的独特之处，我们的处境同实施非常法[184]时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处境有些相似（虽然德国人在当时所享有的合法地位也比俄国现在强100倍）。我们的秘密的社会民主工党是由秘密的工人组织（往往称为“支部”）组成的，在这些组织的周围有相当密的合法工人团体网（保险基金会、工会、教育协会、体育协会、戒酒协会等等）。在首都合法的团体比较多，在外省往往根本没有。
有时秘密组织相当庞大，有时十分狭小，甚至只限于几个“代理人”[185]。
由于有这些合法团体，秘密组织就有了一定的掩护，并且能够在群众中广泛而公开地宣传工人团结的思想。统一全俄工人阶级的领导组织，建立中央机关（中央委员会），就各种问题通过党的明确的决议，——这一切自然是完全不合法的，因此要求绝对保密，要求得到可靠的先进工人的信任。
谁在合法报刊上反对“地下组织”或者赞成“公开的党”，谁就是公然瓦解我们的党，我们不能不认为这种人是我们党的不可调和的敌人。
自然，否认“地下组织”是同否认革命策略、维护改良主义相联系的。俄国正经历着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在俄国，现在就连最温和的资产者，即“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也对政府十分不满。但是他们都是革命的敌人，他们憎恨我们“进行蛊惑宣传”，还想率领群众象1905年那样进行街垒战。他们这些资产者所鼓吹的都仅仅是“改良”，他们在群众中散布一种对群众极其有害的信念，似乎改良可以同现在的沙皇君主制并存。
我们的策略不是这样。我们利用一切改良措施（例如保险）和一切合法团体。但是我们利用这些是为了提高群众的革命意识和发展群众的革命斗争。在至今还没有政治自由的俄国，这一点现在对我们要比对欧洲有大得多的直接意义。我们党领导着革命罢工，世界任何地方革命罢工的增长也没有俄国这样迅速，我们仅以5月这一个月为例。1912年5月参加经济罢工的为64000人，1914年则有99000人。
而参加政治罢工的，1912年为364000人，1914年则有647000人。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结合起来，就产生了革命罢工，它震动千百万农民，教育他们进行革命。我们党领导革命的群众大会和革命的街头游行示威运动。我们党为了这个目的散发革命的传单和秘密报纸，即党的中央机关报。为了从思想上把对群众进行的这一切宣传鼓动工作统一起来，我们党的最高机关通过了如下口号：（1）八小时工作制；（2）没收地主土地；（3）民主共和国。在俄国目前专横暴虐、无法制可言的情况下，在一切法律受到沙皇君主制压制的情况下，只有这些口号才能根据真正支持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精神，把党的一切宣传鼓动工作真正地统一和领导起来。
听到取消派说我们反对“结社自由”，我们感到很可笑，因为我们不仅在1912年一月代表会议的一项专门决议中强调了我们纲领的这一条的意义，而且我们在行动中利用了残缺不全的结社权利（如保险基金会），取得了比取消派大十倍的成效。但是，当有人在合法报刊上说，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和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不能作为向群众进行宣传鼓动的题目时，我们就声明，我们党同这样的人以及这样的文人集团是根本谈不上统一的。
我的报告的这一部分即第一部分的任务是说明意见分歧的实质，我就讲到这里；可以先提一下，在报告的第四部分的实际建议中，我将准确地列举出取消派的一切违背党的纲领和决议的行为。
关于取消派脱离我们的秘密党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经过，我不准备在这里详细谈了。我只想指出这一过程的三个主要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1908年秋季到1910年1月。党是通过党的各项明确的正式决议同取消主义进行斗争，谴责取消主义的。
第二个时期：从1910年1月到1912年1月。取消派阻挠党中央委员会的恢复，取消派破坏党中央委员会并且解散党中央委员会仅存的一个机构，即“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技术委员会[186]。当时在俄国的一些党委员会为了恢复党成立了“俄国组织委员会”[187]（1911年秋天）。俄国组织委员会召开了1912年的一月代表会议。在这次代表会议上恢复了党，选出了中央委员会，还把取消派集团开除出党。
第三个时期：从1912年1月到现在。这一时期的实质在于：占4/5多数的俄国觉悟工人团结起来了，正是团结在1912年一月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决议、所设立的机构的周围。
下面我就讲报告的第二部分，从俄国的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角度来说明我们党的现状以及取消派的现状。我将尽力阐明下面这个问题：群众运动的经验在何种程度上肯定了我们党的路线或取消派的路线。
二
1912年4月22日（俄历），工人的日报《真理报》开始在俄国出版了。由于1912年一月代表会议恢复了党，这个贯彻（往往用暗示的方法，总是不得不打些折扣）代表会议各项决议的报纸才得以创刊。当然，关于1912年1月党的秘密代表会议和它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同合法的报纸《真理报》之间的秘密联系，我们从来没有在任何报刊上谈论过。1912年9月，同我们竞争的取消派的报纸《光线报》（现在的《我们的工人报》）开始出版了。以后是1912年秋天第四届国家杜马的选举。1913年起，俄国开始实施新保险法，于是成立了工人伤病救济基金会。最后是成立合法工会，尽管遭受政府的残酷迫害，但总是一边被封闭，一边就又重新建立起来。
不难理解，前面列举的群众性工人运动的一切表现，特别是两派的日报，提供了大量公开的可供查核的客观材料。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在社会党国际局执行委员会面前，对取消派及其国外拥护者那种说话毫无根据、强词夺理、武断夸大，而不顾俄国群众性工人运动的客观事实的惯用手法，提出坚决的抗议。
正是这些事实使我们绝对确信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
1912年1月，举行了恢复秘密党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取消派和国外小集团（包括普列汉诺夫在内）大骂这次会议。但是俄国的工人怎样呢？
第四届国家杜马的选举回答了这一点。
这次选举是在1912年秋天举行的。在工人选民团选出的第三届杜马代表中，有50％（8人中占4人）是我们这一派的；而在工人选民团选出的9名第四届杜马代表中，有6名即67％是站在党这方面的。这一点证明工人群众拥护党而反对取消派。如果现在6个倾向取消主义的杜马代表真正想同党的杜马党团，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统一，那我们必须指出：统一的条件是承认杜马代表要执行大多数工人的意志。
其次，日报是组织工人阶级的极重要的武器。在报纸上有大量说明这一点的材料。例如，关于各工人团体捐款数目的材料。两种报纸，无论真理派（即党的）或者取消派的报纸，都登载过工人团体捐款的报表。这些报表是说明工人群众实际组织状况的、在俄国所能有的最好的、公开而且合法的材料。
在西欧，社会党都是合法的，党员人数大家都知道，在谈到有组织的工人运动时总要拿这个数字来作根据。
俄国没有公开的、合法的党。党组织是不合法的，秘密的，象我们所说的是“地下的”。但是工人团体的捐款数目却间接地（而且准确无误地）说明了这些组织的状况。
因为我们在两年多的时期内，取消派在一年半以上的时期内，都是公开地、经常地把这些材料登载在双方的报纸上的，而且稍有不实或错误，立刻就会引起工人的抗议，所以在一切公开而合法地说明工人群众组织程度的材料中，这些材料是绝对可靠和最好的。
如果我们的取消派和拥护他们的国外小集团顽固地无视这些材料，在自己的报刊上不谈这些材料，那么我们工人就会认为这完全是一种想破坏大多数工人意志的表现，认为这是不够老实的行为。
下面是1913年全年的材料。捐款给真理派的工人团体的数目是2181个，给取消派的是661个。1914年（到5月13日）给真理派捐款的工人团体是2873个，给取消派捐款的是671个。这就是说，真理派组织起来的工人团体的百分比在1913年是77％，在1914年是81％。
从1912年起，真理派经常发表这些材料，请大家审核这些材料，指出这些材料的客观性，并且号召真正（不是虚伪地）主张“统一”的朋友们真诚地承认大多数工人的意志。否则一切关于统一的言论都是虚伪的。
在取消派进行了一年半的反党斗争之后，占 4/5多数的俄国觉悟工人表示同意“真理派的”坚持“地下组织”和革命策略的路线。我们期望取消派及其朋友们的，不是空谈违反党的意志的“统一”，而是明确地表示：他们究竟愿不愿承认这种大多数俄国觉悟工人的意志。
空口作些保证是容易的，但是办一份真正靠工人维持的名副其实是工人的报纸却很难。对于这一点，一切比我们更有经验的国外同志都知道。执行党的路线的真正工人的报纸，也就是真正靠工人的钱维持的报纸，是一个巨大的组织机构。
那么材料告诉了我们什么呢？客观的材料告诉我们，《真理报》是真正的工人报纸；而否定“地下组织”即否定党的取消派的报纸，无论就它的思想或者经费来源来说，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报纸。
从1914年1月1日到5月13日，两种报纸象往常一样，都登载了捐款报表，我们的报纸还对这些报表作了总结。结果是这样：《真理报》共募集到21584卢布11戈比，其中有18934卢布10戈比是工人团体的捐款。也就是说，有组织的工人的捐款占87％，资产阶级的捐款只占13％。
取消派共募集到12055卢布89戈比，其中工人团体的捐款是5296卢布12戈比，即不到总数的一半，只占44％。一半以上的钱是资产阶级给取消派的。
此外，一切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报刊每天都在称赞取消派，帮助他们破坏大多数工人的意志，鼓励取消派的改良主义，鼓励他们否定地下组织。
我要拿普列汉诺夫同志和杜马代表布里扬诺夫等人的《统一报》作例子来说明国外集团的活动。我手头有3份《统一报》，第一份是今年5月18日的，第三份是今年6月15日的。从报表中可以看到，有某人通过在国外的奥尔金同志给了这家报纸1000卢布，此外还有国外的捐款207卢布52戈比。6个（6个！）工人团体捐了60卢布。
就是这么一个依靠俄国6个工人团体的报纸，居然号召工人不要听从党的决议，宣称这个党是“搞分裂的”党！！在两年半内，把5600个工人团体联合在1912年和1913年3次秘密代表会议的正确决议周围的党是“搞分裂的”党，而联合了俄国6个工人团体、从国外募集到1200卢布来破坏俄国工人意志的普列汉诺夫集团，倒是真正“搞统一的”集团！！
普列汉诺夫责骂别人进行派别活动，似乎单独为某个集团募捐，号召工人不要执行占五分之四的多数人的决议，反而不是派别活动。
至于我们，那我们要直截了当地说：我们认为普列汉诺夫集团的行为是典型的瓦解组织的行为。普列汉诺夫的行为就好比德国的梅林也纠合起6个工人团体，而且在单独出版的报纸上号召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不要服从（比方说）同波兰人分裂的党。
我们跟普列汉诺夫说不到一起。我们把俄国五分之四的工人的团结叫作实际的而不是口头上的统一。我们把在国外的集团用从国外募集的捐款来反对大多数俄国工人的行为叫作瓦解组织的行为。
根据王德威尔得同志在圣彼得堡收集到并且公之于世的材料，《真理报》印数是40000份，取消派报纸印数是16000份。《真理报》做到收支相抵，而且是靠工人来维持的，而取消派却是靠我们报上称之为资产阶级阔朋友的人来维持的。
我们向社会党国际局执行委员会提交了双方报纸刊出的财务报表，这对于懂得工人报纸是一项多么重要的事业的国外同志们来说，会比空口保证、允诺、声明和对“列宁派”的咒骂更好些。
我们要问问取消派：他们是不是还想继续不承认这样一个客观事实：他们集团的报纸实际上是鼓吹放弃地下组织和破坏俄国大多数觉悟工人意志的资产阶级报纸？
如果还想这样，那他们关于“统一”的议论仍然会引起我们工人的辛辣的嘲笑。
谁要是认真想统一，就请他真诚地承认整个取消派的路线是完全错误的，它的错误已经被1908年以来党的各项决议和工人群众两年半的斗争经验所证实。
其次，还有关于工人保险机关选举的客观材料。我们反对各式各样的关于在当今沙皇俄国实行政治改良即立宪改良的论调，认为这些都是自由派的论调。但是我们在行动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利用了象保险之类的真正改革。全俄保险机关的整个工人代表小组都是由真理派即谴责并屏弃取消派的工人组成的。在全俄保险机关的选举中，57个受托人中有47个是真理派，也就是说占82％。在首都圣彼得堡保险机关的选举中，受托人中有37个是真理派，7个是取消派，也就是说真理派占84％。
工会也是这样。外国同志听到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谈论俄国“派别斗争的混乱状态”（罗莎·卢森堡、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等人正是这样谈论的），也许会以为在我国工会运动是一片分裂状态吧？
没有这回事。
在俄国没有平行的工会。无论彼得堡或者莫斯科，工会都是统一的。原因是在这些工会中真理派占了绝对的优势。
莫斯科的13个工会没有一个是取消派的。
在我们工人日历里标明会员人数的圣彼得堡的20个工会中，只有制图员、药剂师、办事员和一半的印刷工人的工会是取消派的。在其他一切工会中，例如在五金工人、纺织工人、裁缝、木器工人、店员等工会中，都是真理派占绝对的优势。
我们公开声明：如果取消派不肯断然改变自己的全部策略，不肯停止瓦解俄国大多数有组织的觉悟工人的勾当，那就不要再谈什么“统一”。
《真理报》每天都在赞扬（虽然是用暗示）地下组织并且谴责反对地下组织的分子。因此工人是跟着他们自己的《真理报》走的。
下面再提供一个关于国外秘密报刊的总结材料。在1912年取消派的八月代表会议以后，到1914年6月为止，我们党出版了5号秘密的指导性的政治报纸，取消派一号也没有出，社会革命党人出版了9期。这里不包括在俄国散发的传单，也就是在罢工、群众大会、示威游行时用来进行革命鼓动的传单。
我们党在这5号报纸中，提到秘密组织44次，取消派零次，社会革命党21次（主要是学生和农民）。
最后，1913年10月在杜马中组成了独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这个党团跟取消派不同，它是要贯彻俄国大多数觉悟工人的意志而不是破坏他们的意志。这时两个报纸上都发表了从俄国各地寄来的拥护这个或那个，即拥护护党派党团或取消派党团的工人的决议。在决议上签名拥护“真理派的”即护党派杜马党团的有6722人，而拥护取消派党团的有2985人（其中有1086个崩得工人，719个是高加索工人）。可见，取消派连同自己的一切同盟者凑起来还不到三分之一。
我们用来同取消派的口头保证作对照的客观材料简单说来就是这样。这些关于两年半来俄国工人阶级群众运动的客观材料以觉悟工人的经验完全证明了我党路线是正确的。
这里我得岔开去谈一个具体的例子，以便说明为什么我们同现在的取消派的现在的报纸根本谈不上什么“统一”，甚至根本谈不上什么“和解”。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例子，它说明了取消派对我们党的秘密工作采取什么态度，因此我要请同志们特别注意。
大家都知道，自从1912年以来，俄国革命的群众性罢工的发展成绩卓著。厂主企图用同盟歇业来对付罢工。为了确定党对这种斗争方法的态度，我们党的1913年（注意年份：1913年！）二月会议曾经制定并且秘密发表过一项决议[188]。
在这个决议中（秘密版第11页）直接提出：“举行街头革命示威游行这个迫切的任务”。在决议中直接建议（同上）“寻找反击同盟歇业的新的斗争方法，例如意大利式罢工[189]，以及用革命的群众大会和革命的示威游行来代替政治罢工”。
我们再重复一遍，这是1913年2月的事情，也就是那个向全世界保证取消派不反对地下组织的取消派八月代表会议（1912年）召开半年以后的事情。无论是从1912年8月到1913年2月这半年，无论是下一年即1913年2月到1914年2月，八月联盟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作出任何决议。绝对没有！！请你们再往下听。
1914年3月20日，圣彼得堡的厂主决定用同盟歇业来对付罢工。在圣彼得堡，一天就有7万工人被赶出工厂。
我们党的圣彼得堡秘密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根据党的决议，决定在4月4日勒拿惨案纪念日举行革命的示威游行来回答同盟歇业。
我们刊印了现在放在我面前的这份向工人发出号召的秘密传单。传单的署名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圣彼得堡委员会”。传单重申了党的口号（建立民主共和国、没收地主土地），最后一句话是：
“同志们！4月4日上午11时都上涅瓦大街去。”
自然，合法的报纸《真理报》不但不能转载这个传单，甚至连主动地提到这个传单也不行。
怎么办呢？怎么才能向工人读者，至少向最觉悟、最先进的工人读者表达出，对这个要工人举行非法的革命示威游行的秘密号召必须予以支持的思想呢？
只有象我们平常所做的那样，采取暗示的方法。
于是在游行的那一天，即在1914年4月4日，星期五，在我们的报纸（《真理之路报》第54号）上发表了一篇不具名的编辑部文章，标题很平常：《论工人运动的形式》［注：见本卷第58—61页。——编者注］。在这篇文章中直接提到“马克思主义者1913年2月的正式决议”。并以下列字句暗示了革命的示威游行：
“觉悟的工人对某些更高的具体形式〈即提高斗争的形式〉也是十分熟悉的，这些形式在历史上曾不止一次地试用过，只有取消派，才感到‘不可理解’和‘格格不入’。”（1914年《真理之路报》第54号）。
俄国的警察和检察官们不知道暗示什么，但是觉悟的工人是知道的。示威游行举行了。4月4日下午出版的一切资产阶级报纸都谈到了这次示威游行。于是在第二天，即4月5日，我们的报纸（见《真理之路报》第55号）摘引了资产阶级报纸上的几段话，引文中说：
“最近几天，有人在工人中散发了大批传单，号召他们在勒拿事件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即4月4日，参加示威游行。传单上的署名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
我们从资产阶级报纸摘引了这样一段话，法院是不可能因此就传讯我们的报纸的。结果，我们执行了秘密党的决议；组织了革命的示威游行，并且以拥有4万读者的公开报纸支持了这个工作。
取消派做了些什么呢？
我已经说过，无论是1912年8月到1913年2月这半年也好，无论是以后这整整的一年也好，他们的八月联盟没有作出任何秘密决定。
在圣彼得堡，谁也没有听说过取消派有号召在1914年4月4日采取行动的任何秘密传单，资产阶级报纸也没有提到过。必须指出，资产阶级报纸的作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传单如果真是发得很多，资产阶级报纸总是会知道并提到的。相反，如果传单发得很少，那么群众就不会知道，而资产阶级报纸也就不提了。
总之，取消派自己没有为组织1914年4月4日的革命示威游行做任何事情。他们在袖手旁观。
不但如此，取消派的合法报纸在第二天谈到游行时，
没有转载资产阶级报纸关于我党圣彼得堡委员会散发传单的消息！！
这很奇怪，但这是事实。我这里提供一份取消派1914年4月5日的报纸（《北方工人报》第48号），以便当着社会党国际局执行委员会的面痛斥这件事。
请想一想，这是什么意思！！高喊要同我们党“统一”的人，愿意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的人，竟然把我们党的秘密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圣彼得堡委员会——的存在，把这个委员会发出的革命的、秘密的、不合法的传单以及它组织的1914年4月4日的示威游行等事实隐瞒起来不让工人知道。
高喊同我党“统一”的人，竟然不转载资产阶级报纸关于大量散发我党圣彼得堡委员会署名的秘密传单的消息！
外国党的同志们从这件事情可以知道，为什么关于地下组织的问题对我们具有这么重要的根本意义。
然而事情还不仅如此。过了一星期，在1914年4月11日，取消派报纸（《北方工人报》第51号）发表了一篇文章，作者在文章中偏偏嘲笑4月4日游行那天的《真理报》登载的那篇关于斗争的“更高级的形式”的文章，作者嘲笑说，《真理报》
“以费解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真叫人难以置信，一直否定和咒骂地下组织的取消派，竟然在合法报纸上嘲笑我们的合法报纸想帮助地下组织，但又只用了暗示的形式！！
就连我们的报纸暗示了一下“更高级的形式”，即我党圣彼得堡委员会组织的革命示威游行，取消派便在自己的报纸上，在同一篇文章中公开称我们为“冒险家”，并且是“最没有原则的冒险家”，“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工人的挑唆者”！！
我这里有一切文件，有圣彼得堡委员会的传单，有我们的报纸，也有取消派的报纸。有兴趣的同志可以请人把这些文件全部给他们翻译出来。
我要代表我党中央委员会和俄国绝大多数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声明：只要有这样的报纸存在，就根本谈不上同这样的取消派集团“统一”、“和解”！！
同这样的报纸“统一”，我们就不能在群众中进行我们的革命工作了。
三
我现在来讲报告的第三部分。在探讨了肯定我们路线的俄国群众性工人运动的经验以后，我想探讨一下我们的反对者的经验。
我们的反对者，无论是取消派，或者是国外小集团，如普列汉诺夫集团，都爱责骂我们是“篡夺者”。他们在1912年3月的《前进报》上又重复了这种责骂。而《前进报》却不让我们答复！！我们且看看这种关于“篡夺行为”的指责究竟会有什么样的政治意义。
我已经说过，1912年的代表会议是在取消派破坏了旧的中央委员会以后由党的委员会成立的“俄国组织委员会”召开的。我们把秘密党的恢复看作自己的功绩，而且大多数俄国工人都承认这一点。
不过，就暂且假定我们的人数众多的（在国外集团和知识分子集团看来）反对者是正确的。就假定我们犯有“篡夺行为”、“分裂主义”等罪过。在这种情况下，希望我们的反对者不是用言论，而是用自己的工作和联合的经验来驳倒我们，这不是很自然的吗？
既然我们说的不反对取消派集团就不能建立党这个论断是错误的，那么希望同我们意见相左的集团和组织用自己的工作经验来证明同取消派是可能统一的，这难道不应该吗？
然而，请看我们的反对者的经验告诉了我们些什么。1912年1月我们的代表会议恢复了秘密党，俄国的大多数组织都派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
1912年3月在《前进报》上联合起来责骂我们的有：
取消派、
崩得、
拉脱维亚人、
波兰人、
“托洛茨基分子”
和“前进派”。
“派别”和“集团”似乎很多吧？它们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用自己的统一给俄国工人作出一个好榜样来！！
但是到了召开取消派的“八月”代表会议的时候就看出来了，原来我们的反对者的步调无法一致。
波兰人和普列汉诺夫甚至拒绝参加取消派的“八月”代表会议。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甚至在党员资格的理解上都无法取得一致的意见！！！
所以，如果现在普列汉诺夫集团或罗莎·卢森堡，或其他任何人硬要自己和别人相信可以同取消派联合，我们就回答说：亲爱的同志们，你们自己试一试同取消派在确定党员资格的问题上“联合起来”吧，不是口头上的联合，而是实际上的联合。
其次，“前进派”参加了八月代表会议，但是他们又退出了会议，并且提出抗议，揭露了这个会议的虚幻性。
现在，在1914年2月，即取消派的“八月代表会议”召开了一年半以后，又举行了拉脱维亚党的代表大会。拉脱维亚人过去一向是拥护“统一”的。拉脱维亚工人曾经想和取消派在一起工作，他们不是在口头上这么说，而是用行动、用经验证明了这一点。
现在有了一年半的经验，拉脱维亚人虽然仍旧严守中立，可是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声明退出八月联盟，因为
——拉脱维亚代表大会的决议这样写道：
“调和派的无论如何要同取消派（1912年的八月代表会议）联合的尝试是徒劳无益的，联合派自己也落到了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依附取消派的地步。”
现在谁愿意再取得“同取消派联合的经验”，可以听便。但是我们要声明，只要取消派不坚决停止执行他们的取消主义路线，和他们进行任何联合都是不可能的。
最后，无论托洛茨基集团，或者以自己的领袖阿恩为首的高加索人，以及一些取消派分子（如“艾姆－艾尔”），在创办了独立的《斗争》杂志以后，实际上都脱离了八月联盟。这个杂志同工人没有任何联系，但是昨天的取消派集团的这个杂志用自己本身的存在，用自己对取消派的机会主义所作的批判，用自己脱离取消派的行动证明了，用行动、用经验证明了同取消派是不可能统一的。
只有当取消派决心彻底抛弃自己的全部策略并且不再作取消派的时候，才有可能统一。
下面我就来谈谈这种“统一”的明确的正式的条件。
四
我们中央委员会提出的使我们党有可能同取消派“统一”的实际的具体的条件如下。
第一个条件：
1.必须最坚决地、毫无保留地确认1908年12月和1910年1月关于取消主义的全党决议正是适用于取消主义的。
为了使俄国一切觉悟工人相信这种确认是真正严肃的和彻底的，为了不让任何模棱两可的态度有存在的余地，必须承认，谁要是（特别是在合法报刊上）反对“地下组织”，即反对秘密组织，说它是“死尸”，说它是不存在的，说恢复它是一种反动的空想等等，——总而言之，用任何方法来贬低“地下组织”的作用和意义，谁就应该受到谴责，就不能容许他留在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队伍里。
必须承认，谁要是（特别是在合法报刊上）反对“鼓吹秘密报刊”，谁就应该受到谴责，就不能容许他留在秘密党的队伍里。只有真诚地竭尽全力协助秘密报刊和秘密传单等工作发展的人，才能成为秘密党的党员。
必须承认，谁要是在当今俄国用任何形式鼓吹“公开的”（即合法的）工人政党，谁要是提出“公开的党”或者为公开的党而“斗争”的口号，谁就应该受到谴责，就不能容许他留在秘密党的队伍里，因为“公开的”工人政党在客观上也就是沙皇君主主义的工人政党。
必须承认，谁要是用任何形式（特别是在合法报刊上）反对革命的群众性罢工（即把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同革命鼓动工作结合起来的罢工），反对革命的群众大会和街头的游行示威，谁就应该受到谴责，就不能容许他留在秘密党的队伍里。例如，在合法报刊上谴责工人的“罢工狂热”或者“斗争的更高级的形式”（＝游行示威的合法的别名），就属于这种不能容许的、攻击领导罢工和游行示威的党所进行的革命工作的行为。
必须承认，上面指出的种种背离社会民主党路线而接受“资产阶级影响”的现象，正是《我们的曙光》杂志和《我们的工人报》的所作所为。
2.必须承认，谁要是用任何形式（特别是在合法报刊上）宣称民主共和国和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对于在群众中进行鼓动工作是不适合的或不大适合的，谁就应该受到谴责，就不能成为秘密党的党员，这些口号是我们党的纲领所通过的，而且是当今俄国特别迫切地需要的，因为在当今俄国，沙皇君主制已经把沙皇形式上承认的宪法变成了对人民的嘲弄。
必须承认，鉴于自由派的报刊在群众中大规模地散布改良主义思想，把政治自由和沙皇君主制加以调和的思想，以及用革命手段推翻沙皇制度是不必要的、有害的和有罪的思想，——有鉴于此，必须进行争取象结社自由这样的立宪改良的鼓动工作，而且要在最广泛的范围内进行，但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工人阶级是仇视自由派改良主义者的宣传的，并且把这一鼓动工作同解释和传播共和国的口号，即群众向沙皇君主制进行革命冲击的口号密切地联系起来。
3.必须承认，我们党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任何一部分同其他的党结成联盟或同盟，都是绝对不能容许的，都是同党员的称号不相容的。
崩得和取消派违反波兰社会民主党的意志，没有取得该党的同意，也没有得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的准许，而同非社会民主党的“波兰社会党左派”结成的联盟，就是这种不能容许的联盟。
杜马代表亚格洛，作为这个非社会民主党党员，只能是我党杜马党团的支持者，而决不能成为这一党团的成员。
4.必须承认，在每一个城市和每一个地区应该只有一个统一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它要把各民族的工人联合起来，并且用当地无产阶级的各种语言来进行工作。
必须谴责崩得的犹太民族分立主义，他们直到现在还是不顾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决议和1908年十二月代表会议重申上述决议的决议，拒绝执行社会民主党工人在各地实行各民族团结的原则，即1898年以来在高加索经受了光荣考验的原则[190]。
5.必须承认，已经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1903年）代表大会的正式决议否定了的“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是要按民族划线分裂工人，鼓吹精致的民族主义，这个要求是同党的纲领相抵触的（改头换面的民族文化自治，即所谓“建立保障民族发展自由的机构”也是这样）。
我们党的一切地方的、民族的或专门的组织（其中包括杜马党团）所通过的决议，凡容许民族文化自治原则的，一律撤销；必须承认，没有得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的准许而恢复这些决议者，是同党员的称号不相容的。
6.党的一切组织、党的各种文字的一切出版物应该立即号召各派社会民主党工人迅速实现自下而上的统一，也就是在各地成立秘密的社会民主党支部、组织和小组，或者，在已经有这些组织的地方就加入这些组织。同时要无条件地反对一切“派别”实行联邦制或权利平等的原则，只承认少数忠诚地服从多数的原则。1913年以来工人团体给各派报纸捐款次数，应该被合法报刊当作工人运动中各派力量对比最精确的（尽管是近似的）指标。因此党的一切出版物应公布这种数字，并且建议各地社会民主党组织，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新的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在采取各种实际步骤时以这些材料为依据。
在确定党员资格的问题上，必须承认，只有加入秘密的支部、小组或其他组织（无论地方的、工厂的、区的组织或合法团体中的社会民主党小组），只有进行布置会议、讨论党的决议、散发秘密出版物等秘密工作，——只有这些才是确定党员资格时必须考虑的。
一切集团和“派别”必须立即发出关于这一点的十分明确的秘密通告。
7.必须承认，绝对不允许在同一个城市或同一个地方有两种互相竞争的报纸。少数派有权在全党面前，在专门创办的争论性的杂志上，讨论有关纲领、策略以及组织的意见分歧，但是不得在与对方竞争的报纸上发表破坏多数派的行动和决议的言论。
鉴于彼得堡的取消派报纸主要是靠资产阶级而不是靠无产阶级出钱维持的，它的出版违背了圣彼得堡的觉悟的社会民主党工人的十分明显和不可争辩［注：据取消派在自己的报纸（1914年6月13日《我们的工人报》第34号）上的统计，圣彼得堡有72％是真理派，28％是取消派。这个奇怪的数字不是根据工人团体的数目，而是根据工人和资产阶级所捐的卢布的总数得来的，这就是说，1万个每人捐10个戈比的工人，就等于1个捐1000个卢布的资产者。事实上，从1914年1月1日到5月13日，圣彼得堡工人团体给真理派捐款2024次，给取消派捐款308次，即分别占86％和14％。］的多数的意志，它们进行的无视多数人意志的宣传起了极大的破坏作用，因此必须承认，立即停办这一报纸，同时创办一份争论性的杂志是必要的。
8.1903年第二次代表大会和1907年伦敦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包括社会革命党在内的整个民粹派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必须极其明确地和无保留地肯定这些决议。
必须承认，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同社会革命党人（以及任何民粹派）无论是建立联盟或同盟或订立暂时协定去反对另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都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必须直接地、无保留地谴责彼得堡的取消派，因为他们甚至在自己的“八月代表会议”上也没有宣布社会民主党对社会革命党人采取任何新的方针，在选举保险机关时却一贯同社会革命党人建立联盟和订立协定来反对彼得堡绝大多数的社会民主党工人。
必须承认，著名的取消派分子和维护取消主义的集团中的著名的社会民主党人（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等等）同在圣彼得堡《同时代人》杂志上鼓吹“旧的派别界限毕竟消除了”，“无法确定，马克思主义到哪儿为止，民粹主义从哪儿开始”（《同时代人》杂志第7期第76页）的社会革命党人结成撰稿联盟，是不能容许的。
凡不仅仅是为了在资产阶级出版物挣钱而为上述刊物撰稿的写作者，如果愿意做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必须退出该杂志撰稿人的行列，并且声明自己退出该杂志。
9.鉴于某些单独的国外集团，未受俄国国内任何党组织的任何委托，未同任何组织取得任何协议就进行活动，对俄国的工人运动起了极大的瓦解作用，必须承认有必要作出如下规定并付诸实施：一切国外集团，毫无例外地只有通过党中央委员会才能同在俄国国内进行活动的组织发生关系。
凡是不服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作中心即中央委员会的国外集团，不通过中央委员会就单独同国内发生关系因而起了瓦解作用的国外集团，都不得使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名称。
应该用国外捐款在国外创办社会民主党的争论性的杂志，以便全面地、不受书报检查地讨论有关纲领、策略、组织等问题。
必须确认和无条件地执行党章（第3条）的规定：只有“经批准的党组织有权出版党的出版物”。
10.必须承认，中央委员会伦敦会议（1908年1月初）一致通过的决议是全体社会民主党人必须无条件地遵守的，这个决议说：
“在整个目前形势的要求下加强起来的社会民主党在工会运动中的工作，应该本着伦敦［注：即190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的和斯图加特的［注：即1907年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来进行，也就是说，无论如何不能在原则上承认工会的中立即无党派性，恰恰相反，而是要不断努力使工会尽可能紧密地靠近社会民主党。”
必须承认，在工会中进行反对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鼓动工作，是同党员的称号不相容的。
取消派应保证不号召大家不服从工会理事会，保证忠诚地服从工会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多数，决不建立分裂的平行的工会。
对待任何工人团体如各种俱乐部等等的工作也应如此。
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必须加入每个工会、文化教育协会等等组织内部的秘密的社会民主党支部。这些支部必须执行秘密党的决议。
必须承认，全体社会民主党人都有义务为反对按照民族特征划分工会。
11.必须承认，在报纸上反对圣彼得堡工人选出的参加保险机关（全俄保险理事会、首都保险会议等等）的代表团，以及号召大家不服从它的指示等等，——都是不能容许的。必须承认，这个工人代表团所批准的保险纲要是必须遵守的。
同工人保险代表团的正式机关刊物（《保险问题》）竞争的《工人保险》杂志[191]必须停办。
12.高加索的社会民主党人应该承认，为已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否定的民族文化自治进行鼓动工作是不能容许的。
高加索的社会民主党人应保证不破坏每个城市内只有一个统一的跨民族组织的原则，决不能在政治组织或工会组织内以民族划线分裂工人。
13.国家杜马的6名代表（齐赫泽党团）以及布里扬诺夫代表必须承认上述一切条件。
齐赫泽党团应该在杜马讲坛上声明同意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收回它所宣扬的“民族文化自治”（以及改头换面的提法：“建立……机构”）。
齐赫泽党团应当承认1912年一月代表会议选出的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承认有义务遵守党的一切决议，承认中央委员会的否决权。
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我们党中央委员会才认为可能实现统一，才愿意开始进行实现统一的运动。我们认为，在出版《我们的曙光》杂志和《我们的工人报》的取消派集团采取目前策略的情况下，同这个集团是绝对不可能进行任何谈判和联系。而其他一切维护取消派的或者鼓吹同取消派统一或妥协的集团、流派、派别和机构，我们认为，从俄国工人运动的政治现实来看，都是一些空架子。
我们声明，用关于可能而且不难同取消派集团统一起来的口头上的保证和诺言来哄骗俄国的工人阶级，就等于对事情大帮倒忙，就等于用空话来冒充现实。
因此我们提出如下的实际建议：
早在一年以前我们党就提出了召开党代表大会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在1913年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夏季会议的决议中就宣布过。现在这个召开代表大会的计划很快就要实现了。在最近的将来，在维也纳代表大会—闭幕或者甚至在维也纳代表大会期间，可能就要举行我们党的代表大会。自然，我们要求同志们不要发表和谈论这件事。如果那时遭逮捕的人很多，可能就不举行代表大会而举行代表会议。
因此，在上面列举的各项条件还没有履行以前，我们拒绝采取任何迁就取消派集团或取消派集团的维护者的措施，我们建议一切与我们观点相反的认为同原封不动地采取目前策略的目前的取消派集团可能统一、和解或妥协的集团、流派和派别，——我们建议这一切集团利用维也纳代表大会开会的机会，对我们的条件进行一次共同的正式的讨论。
但愿那些鼓吹同取消派和解或妥协的人不限于口头上的鼓吹，而能用行动证明同目前的取消派有可能统一。
如果我们能够把一切维护取消派的集团同取消派集团磋商的结果在我们党的代表大会或者代表会议上报告给俄国五分之四的工人的代表们听，我们会感到非常高兴的。
14.最后我必须再谈一件事，虽然这会使人感到很不愉快，但在就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问题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的时候，这是不能避而不谈的。
是这么一回事。
我们的对手取消派在自己的报纸上对我们党的某些党员进行激烈的人身攻击，他们或者是在群众面前公开给他们加上一大堆卑鄙无耻的刑事犯罪的罪名，或者是在自己的报纸上散布关于这类罪行的“传闻”。我们党的报纸回答了这些攻击，并以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直截了当地、明确地把取消派，特别是把他们的两个首领唐恩和马尔托夫叫作诽谤者。
不难想象，取消派的这种“攻击”在群众中起了多么严重的瓦解组织和瓦解斗志的作用，我们的原则过去是将来也永远是：“针锋相对”。让我们简单地举四个例子：
（1）1911年尔·马尔托夫在巴黎发表了小册子《是拯救者还是毁灭者？》，这本小册子主要是给列宁加上可耻的刑事犯罪的罪名。马尔托夫把这本小册子的德译本送给了考茨基，后者当时是俄国社会民主党某个有争议问题的仲裁人。考茨基在给卢那察尔斯基（“前进”集团）的信中说马尔托夫的这本小册子是一本“令人反感的”书，这个评语曾经被普列汉诺夫公布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上。最近取消派的报纸开始用暗示的方式一点一点地把这本小册子的内容散布到俄国的公众中去。
（2）从1913年到现在，取消派的报纸一直公开指责我们党的党员、保险机关的工作人员丹斯基不忠实。指责的理由是，丹斯基在业主的即企业家的组织里供职，为资产阶级服务。我们党通过一些机关（《真理报》和《启蒙》杂志的编辑部、国家杜马中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和某些工会等等）审查了这些指责，确认丹斯基已经逐渐由为企业主服务转到为工人运动服务了。他起初是《真理报》的匿名的撰稿人。在丹斯基最终加入我们党时，我们曾提出要他执行我们党的决议，完全脱离企业主的组织。丹斯基履行了这一点，辞去了上述职务。我代表中央委员会重申，我们党认为他是个忠实的同志，不允许任何人恣意毁坏他的名誉。我们的报纸指责取消派对丹斯基的诬蔑，并且指出取消派在这方面是特别不老实的，因为马尔托夫本人就经常用其他的笔名（在这里我把事实完全宣布出来：《基辅思想报》上的叶戈罗夫）在资产阶级报纸上写东西，取消派报纸的经常撰稿人当中在企业主联合会供职过的有叶若夫，过去或现在还在供职的有叶尔曼斯基。
（3）杜马代表马林诺夫斯基没有说明原因突然从杜马弃职出走。我们的工人们召开了地方和中央的领导机关的会议，决定开除马林诺夫斯基出党，因为他瓦解了组织，临阵脱逃，未加说明也未事先经过领导机构讨论就离开了战斗的岗位。当时取消派的报纸散布不指名的传闻，暗示马林诺夫斯基是奸细，并且要求各派联合调查这种传闻。我们中央委员会声明，可以为马林诺夫斯基担保，经过调查之后，证实这种传闻是唐恩和马尔托夫的无耻诬蔑。中央委员会不参加任何有取消派参加的联合委员会，它继莫斯科的10个工会组织的代表之后，指责了进行诬蔑的人们，指责他们竟敢在报刊上不指名地散布有人充当奸细的“传闻”，而不是通过组织手续把这种传闻报告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或是他们的中央委员会（“组织委员会”）、崩得以及某些信任取消派的集团，由领导机构和负责机关来查清这种传闻。布尔采夫声明他不相信这种传闻。我们中央委员会的调查委员会声明要公布关于这种传闻的散布者的材料。我要补充的只是，这些散布者就是取消派分子。
（4）最近几天取消派的报纸发表了曾任第二届杜马代表的阿列克辛斯基的一封公开信，信中指责我们党的一位服过苦役的党员安东诺夫同志有变节行为。然而无论是同安东诺夫同志一起服过苦役的同志组成的专门委员会，或者是1907—1908年党中央委员会在芬兰通过的决议，都确认安东诺夫同志的行为是无可非议的，而孟什维克（即现在的取消派）和所有的“民族组织”当时也都参加了中央委员会。我们报刊的回答等于再次指责唐恩和马尔托夫在散布诽谤言论。
我必须按照中央委员会的委托，在社会党国际局执行委员会面前就这个问题提出实际建议。我们认为取消派的手法是一批被开除出党的人所采取的一种特殊的政治斗争手法。因此我们不指望通过道德说教使他们“改过自新”。但是，当包庇取消派的机构（如“组织委员会”、崩得以及托洛茨基）和众多的国外集团（包括普列汉诺夫）对我们谈论同这些取消派分子“统一”的时候，我们要在社会党国际局执行委员会面前向他们提出如下的建议：
他们应该开诚布公地、直截了当地声明，他们究竟同意不同意取消派在上面指出的4点（我们相信，除了这4点，取消派还可以补充44点）上所进行的“攻击”。
如果他们不同意，就让俄国的工人们知道这一点。
如果他们同意，所有建议我们同取消派“统一”或妥协的集团就应该选出一个联合委员会，草拟一份讲明理由、有事实依据、公开指控我们党的某些党员有不忠实行为的文件。我们将把这个文件提交我们党的代表大会，我们将建议一切维护取消派的集团组成的委员会的代表出席我们的代表大会，并且提出自己的证据。
我们认为我们有义务作如下的声明：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目前在我们党的队伍内已经有所表现的、认为所有主张同取消派“统一”的集团都在暗中支持诽谤者的看法，就会在我们党内固定下来。
我们将代表俄国大多数觉悟的工人保护我们党的组织，使之免遭破坏，除了我们已经采用的和上面指出的保护办法，我们看不到有其他办法（如果不把我们一有可能就要诉诸资产阶级法庭这一办法算在内）。
我已经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委托我作的报告作完了。我想把报告归纳为两个简短的论点：
表面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党，在1912年一月代表会议上不顾取消派集团的反对而恢复了的党，已经把取消派分子开除出党。在此以后，在经过了两年半的运动以后，俄国绝大多数的觉悟工人赞同了我们党的路线。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比过去更加坚定地相信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是不会放弃这条路线的。如果取消派分子和维护他们的集团想要我们撤销关于开除取消派分子出党的决议，我们中央委员会愿意在我们党的代表大会上提出相应的建议，但只有在我上面列举的条件得到履行的情况下才会替这种建议说话。
实际的情况，即问题的实质是这样的。俄国正经历着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不坚定的知识分子集团有时喜欢把自己当作社会民主党人，或者支持我们党与之斗争了20年的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1895—1902年的“经济主义”、1903—1908年的“孟什维主义”和1908—1914年的“取消主义”）。取消派的八月（1912年）联盟以及这一联盟瓦解的经验证明，取消派和他们的维护者自己根本没有能力建立任何政党、任何组织。只有在反对这些集团的斗争中，俄国的真正工人的社会民主党才会形成起来，才有可能形成起来；尽管存在着极大的困难，这样的党现在已经联合了十分之八的（只算社会民主党人中间的）或十分之七的（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都计算在内）觉悟工人。
附录
指示
一 个人的意见
关于跟着真理派走的，确切些说就是真理派的俄国工人是占多数还是少数的材料同“统一”有什么关系的问题，应该指出：
1.如果某个党或某个集团明确地提出我们党原则上不能同意的纲领或策略，那么关于多数的问题当然就没有意义了。例如，假定说，跟我们的纲领和策略都不相同的社会革命党（左派民粹派）把俄国大多数工人争取到他们那方面去了，这丝毫不会使我们放弃自己的路线。对于那些直截了当地否定当今俄国的“地下组织”（＝秘密党）的人，也是如此。
但是，社会民主党的某些集团和一部分取消派分子硬说他们同我们并没有不可调和的原则性的分歧。如果这些集团和这些人拒绝服从多数，我们就不得不向他们指出他们的不彻底性。
2.使我们相信我们的策略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正确性的，首先是我们多年来对俄国工人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了解和参加这一运动的经验，以及我们的理论上的即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但是，我们坚持如下的看法：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实践的重要性决不次于理论，而且只有这种实践才能对我们的原则作出真正的检验。“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浮士德）。因此，在同取消派及其同盟者进行了两年半的斗争以后，五分之四的觉悟工人表示赞成“真理派”，这一事实使我们更加相信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使这种信念不可动摇。
3.在我们俄国差不多每一个集团或“派别”（按照旧的称呼）都指责别的集团或“派别”，说它们不是工人的，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我们认为这种指责，或者确切些说，这种考虑，这种指出某一集团的社会作用的做法，从原则上讲是极端重要的。正因为我们认为这是极端重要的，所以我们认为有责任做到：我们指出其他集团的社会作用，不是凭空说的，而是用客观事实来证实的。这是因为客观事实不容置疑地、无可反驳地证明，在俄国只有真理派是工人的派别，而取消派和社会革命党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派别。
二 个人的意见
如果有人（不管是社会党国际局的人还是我们的对手）企图“撇开”或者贬低证明我们占多数的那些材料，即客观材料，我们一定要请求发言，用整个代表团的名义正式提出内容如下的正式抗议：
我们坚决反对这种言论（或企图、借口等等），说我们的关于俄国绝大多数觉悟工人跟谁走的客观材料未经执行委员会查核（或与统一问题无关），不应提交执行委员会审议。我们认为恰恰相反，整个国际无疑感兴趣的，社会党国际局在它的决议（1913年12月的决议）中明确表达出来的意向，就是取得最完整的、精确的、以文件为根据的关于俄国工人运动实际情况的材料。
我们认为，我们的对手是知道社会党国际局的十二月决定的，但是他们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至今还没有单独地收集有关俄国工人运动的客观材料。
我们声明，在王德威尔得同志对俄国成功的访问之后，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社会党国际局执行委员会能够通过王德威尔得同志完全合法地写公开信给俄国各家工人报纸（或愿意成为工人报纸）的编辑部和俄国各种合法的工人团体的一切理事，以便直接收集有关俄国的觉悟工人分成真理派、取消派、社会革命党人（左派民粹派）以及其他派别的材料。
没有这些客观材料，个别“集团”的代表的主观主义声明是绝对没有任何价值的。
三 不纳入报告
从取消派在拉脱维亚代表大会上的某些零零星星的言论和报刊上的某些暗示来看，他们搞“联合”骗局的计划之一，就是召开“共同的代表大会”的方案。
这个显然旨在笼络轻信的外国人的方案大约是这样的：或者是成立一个负责召开共同的代表大会的“联邦制的”组织委员会，或者是由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增补”某些取消派组织的代表，来负责召开共同的代表大会。
不管这个计划采用什么形式，都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如果在布鲁塞尔“代表会议”上这个计划以某种形式出笼，中央委员会代表团就应该声明：
在取消派集团还没有履行我们提出的条件以前，我们决不能为召开共同的代表大会，或为实现联邦制，或为最低程度的接近采取任何措施。因为只要它们没有履行这些条件，我们就不能对被开除出党的而且每天还在自己的报纸上继续进行瓦解组织的活动的取消派集团表示丝毫信任。
我们如果信任这一集团，就等于鼓励它继续进行这种瓦解活动。而我们根据我们的一些代表大会、一些会议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要求取消派停止这种活动，这是“和解”的必要条件。
形式上没有被开除出党的一些集团和组织（如崩得或高加索区域局或“六人团”等等）包庇取消派，绝对改变不了局面。从俄国的工作来看，本质的和现实的情况只有一个，就是：存在着这个取消派集团和它的号召大家破坏多数人意志的报纸。
如果崩得、齐赫泽的“六人团”等等，或高加索区域委员会，或托洛茨基，或组织委员会，或其他任何人愿意同我们接近，他们首先就应该努力使取消派集团接受我们的条件，或者坚决地谴责取消派集团并同它决裂。否则我们就根本谈不上采取任何对取消派集团表示信任的措施。
真正愿意俄国社会民主党统一的人，就应该不抱幻想，不被主观的保证和诺言等等打动。通向统一的道路有一条，而且只有一条，就是迫使脱离秘密党、瓦解秘密党、破坏多数人的工作和意志的少数人同自己的所作所为一刀两断，并且用行动证明自己愿意尊重多数人的意志。
对取消派集团目前的行为给予任何直接或间接的鼓励，或者使取消派集团产生希望，认为在它停止自己目前的活动和真正服从多数派的意志以前有可能同它实行“联邦制”或实行“和解”，或召开“共同的代表大会”，或“互相接近”，都不会有什么结果。已经联合了4/5觉悟工人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不允许别人破坏它的意志的。
要自己和别人“确信”取消派并不那么坏的集团和机构（崩得、组织委员会、高加索区域委员会）应该了解，我们需要的不是言论，而是行动。如果他们信任取消派，他们就应该同取消派一起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向代表大会提出我们的条件，努力使取消派作出满意的答复并且实际履行这些条件。我们要看结果，我们要等待行动，诺言我们是不相信的。
在取消派实际履行了我们的条件以后，而且只有在这以后，才有可能召开共同的代表大会和采取召开这种会议的措施。
外国的社会党人同志们有时会犯非常严重的错误，他们想帮助实现统一，但是同时又使取消派产生一种希望，就是取消派不彻底地根本改变他们的行为，不服从多数人的意志，我们也会同他们一起工作。不是帮助实现统一，而是帮助分裂分子，——这就是这种策略在客观上造成的后果。
我们的条件就是我们关于统一的协定草案，在取消派签署这个协定以前，在他们实际履行这个协定以前，根本谈不上采取任何导致接近的措施。
四 关于1914年4月4日游行示威的问题
［注：见本卷第389—393页。——编者注］。（1）我从彼得堡（以波波夫的名义）还订了《坚定思想报》（社会革命党）第18号和1914年4月4—5日的资产阶级报纸。如果这些报纸寄到你处，应该补充到报告的文件中去。
我们不能肯定地说取消派从来没有散发过传单。1913年他们散发过一份五月传单（在维也纳印的），据彼得堡人说，1914年他们没有散发过。也有人说，散发过一份关于罢工的传单。
然而1914年4月4日是破坏秘密工作的典型事件之一。
如果普列汉诺夫或鲁巴诺维奇希望申辩，我们是否投票赞成他们出席？我想应该这样回答：“我们本应该投票反对的，因为鲁巴诺维奇不是社会民主党人，而普列汉诺夫也不代表俄国的任何组织。但是，因为在我们的报告中有直接抨击普列汉诺夫集团和鲁巴诺维奇派的地方，所以我们不打算投反对票，而是弃权。”
给少数派保证吗？人们会问我们。
“不，我们既不同意跟被开除出党的取消派集团，也不同意就这个集团有关的问题讨论给它以任何保证。我们本身却要求取消派及其朋友们提出保证。”
注意：我们的条件的总的精神就是，反对抛弃老的一套，反对转向新的政党。我们不同意！请比较一下阿克雪里罗得的关于“党的改革或者确切些说关于党的革命”［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帕·波·阿克雪里罗得是怎样揭露取消派的》一文。——编者注］的言论。
注意如果谁抱怨分裂而又这样写，那是很可笑的！！！
不包括某些民族团体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不是合法？
是合法的，因为它是俄国的党，从1898年到1903年就没有包括波兰人和拉脱维亚人，从1903年到1906年就没有包括波兰人、拉脱维亚人和崩得！！
我们并没有排斥某些民族团体，是他们自己由于取消派问题而退出了。这对他们更糟糕！！
要尽力争取公布代表会议的记录，如果遭到拒绝，就提出书面抗议（如果根本拒绝，就要求公布我们的决议案——反正我们是要公布的——和反决议案（同时，执行委员会可以删除涉及“个人”的内容））。
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迫使取消派＋崩得＋波兰社会党＋普列汉诺夫提出反决议案和反建议案。而我们答应把亲爱的同志们的“反建议案”提交我们的代表大会，什么也不要同意就退出会场。
最重要的是（最好是在答复中）着重指出，我们的“条件”基本上早就由工人们公布了。我就给波波夫寄去有关的几号《真理报》。
从我们的观点看来，布鲁塞尔代表会议最好采取怎样的工作程序呢？
首先由所有的组织和集团作报告，——这一项要用相当多的时间。然后进行简短的评论，在此以后由所有的组织和集团提出具体的建议。
在所有参加代表会议的人提出自己的具体建议时，让每一个人表态，他认为根据这些建议是否有可能为相互接近或者为举行关于相互接近的会谈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如果他认为不可能，那就把一切建议转交自己的组织。
很明显，我们这方面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取消派、崩得、罗莎和普列汉诺夫（以及考茨基和王德威尔得）的建议，而是把他们的建议转交我们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
我们的任务仅仅是——比较清楚地说明我们的条件，记下“他们的”条件，然后退出会场。
有人会问我们，我们的条件是不是最后通牒式的？不是。我们要看看他们向我们提出哪些反建议，然后我们再答复：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能不能继续进行会谈（等所有人都讲完，要求所有人在所有问题上提出反建议，然后离开会场。这就是我们的计划！）。
是不是要把波兰问题和俄国问题分开呢？我以为我们应该反对分开。我们要同我们的波兰人商量。
很明显，有人会千方百计地攻击我们提出了“吓人的”要求。我们应该平心静气地引证我们的一些代表会议和工作会议的决议以及彼得堡人、莫斯科人、高加索人等等的关于统一的决议。决议汇编我就寄去。我们要总结我们各组织的意见。如果谁也不愿意考虑这些意见，——也只好听便。我们也无能为力。
从取消派报纸的言论来看，王德威尔得在彼得堡进行了试探：我们是否同意执行委员会不是当调停者而是当仲裁人，即关于我们的意见分歧的终审“法官”？
答复是这样的：1965年倍倍尔曾提出过这种建议[192]，我们的代表大会拒绝了，除表示谢意外，还声明，我们是自主的党，我认为，我们的代表大会现在也会这样答复（至少中央委员会的看法是这样）。
关于“诽谤”的问题“他们”或许会建议大家都撤回一切谴责。应该要求付诸表决！我们反对。我们将把他们的建议提交我们的代表大会。（如果他们提出并通过上述建议，他们就会陷入十分难堪的处境。）［［我们不会把散播诽谤言论的人的罪行同称诽谤者为诽谤者的人的行为等同看待的。］］
总之，毫无疑问，“他们”大家都会寻找“中间的”、“调和的”提法。我们要指出，1910年1月就有人曾经同我们作过这种尝试，1912年8月也有人同拉脱维亚人作过这种尝试，我们决不再重复了。就让代表会议分成两个明显的阵营吧：一边认为有可能同目前的取消派接近，另一边则认为如果取消派不彻底改变策略和行为，就不同他们接近。
应该比较仔细地记下“调和的”提法（这是主要的），然后稍加批评，就——·——一概拒绝。
| 载于1929年《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第17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5卷第361—405页 |
注释：
[183]这是列宁起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社会党国际局召开的布鲁塞尔会议上的报告和给参加这次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团的指示。报告底稿有两种，一种是列宁的手稿，另一种是伊·瓦·克鲁普斯卡娅（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母亲）的誊抄稿，经列宁作过修改。两种底稿都不完整，现在的报告是根据两种底稿整理而成的。报告的提纲见本卷第456—459页。报告的另外一些准备材料，见《列宁文稿》第13卷第291—295页和第320—328页。
布鲁塞尔“统一”会议是根据社会党国际局1913年12月会议的决定于1914年7月3—5日（16—18日）召开的（参看注54）。按照这个决定，召开会议是为了就恢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可能性问题“交换意见”。但是，早在1914年夏天，社会党国际局主席埃·王德威尔得访问彼得堡时，就同取消派的首领们商定：社会党国际局将不是充当调停者，而是充当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分歧的仲裁人。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知道，布鲁塞尔会议所追求的真正目的是要取消布尔什维克党，但是考虑到布尔什维克如拒绝参加，将会使俄国工人无法理解，因此还是派出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团。代表团由伊·费·阿尔曼德（彼得罗娃）、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卡姆斯基）和伊·费·波波夫（巴甫洛夫）三人组成。列宁当时住在波罗宁，同代表团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他指示代表团要采取进攻的立场，要牢牢记住社会党国际局是调停者，这是十二月会议决议宣布了的，而不是法官，谁也别想把别人意志强加于布尔什维克。
派代表参加布鲁塞尔会议的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外，还有10个团体和派别：组织委员会（孟什维克）以及归附于它的一些组织——高加索区域委员会和“斗争”集团（托洛茨基分子）；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的“统一”集团；“前进”集团；崩得；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波兰社会民主党；波兰社会民主党反对派；波兰社会党—“左派”。
布鲁塞尔会议充满着尖锐斗争。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在会议开幕时便宣称，各派在俄国国内的力量强弱，是与统一不相干的统计学。王德威尔得则说，国际不容许把一切归结为数字和谁是多数的争论。会议根据卡·考茨基的建议批准了下述议程：纲领分歧；策略分歧；组织问题。王德威尔得还声称，会议将就每项议程通过决议。根据列宁的指示，中央委员会代表团坚持会议必须听取各代表团的报告以及它们分别提出的保证统一的具体条件。会议不得不把已通过的议程搁置一边。
阿尔曼德在7月17日上午会议上用法语宣读列宁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社会党国际局的领导人不让她读完报告全文。她只读了报告的一部分便不得不转到统一的条件问题。机会主义分子对列宁拟定的条件进行恶毒攻击。格·瓦·普列汉诺夫说这不是实现统一的条件，而是“新刑法条文”。王德威尔得声称，即使这些条件在俄国得到赞同，国际也不允许付诸实施。考茨基以社会党国际局的名义提出了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决议案，断言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不存在妨碍统一的任何重大分歧。由于通过决议一事已超出会议的权限，布尔什维克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拒绝参加表决。但社会党国际局的决议案仍以多数票通过。原来同布尔什维克采取一致立场的波兰社会民主党反对派发生了动摇，投票赞成社会党国际局的决议。
布尔什维克拒绝服从布鲁塞尔会议决议。取消派、托洛茨基分子、前进派、普列汉诺夫派、崩得分子以及高加索区域组织的代表则在会后组成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布鲁塞尔联盟（“七三联盟”），这一联盟没有存在多久就瓦解了。——377。
[184]非常法（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即《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是德国俾斯麦政府从1878年10月起实行的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法令。这个法令规定取缔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一切进步工人组织，封闭工人刊物，没收社会主义书报，并可不经法律手续把革命者逮捕和驱逐出境。在非常法实施期间，有1000多种书刊被查禁，300多个工人组织被解散，2000多人被监禁和驱逐。为适应非法存在的条件，德国社会民主党改造了自己的工作：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国外出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定期在国外举行，在国内则巩固和发展地下党组织，并利用一切合法机会加强同群众的联系。结果，党的影响进一步增长。在工人运动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被废除。——380。
[185]“代理人”是从工人中推选出来担任党的领导工作的先进工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克拉科夫会议《关于秘密组织的建设的决议》和波罗宁会议《关于组织问题和关于党代表大会的决议》都提到了建立代理人制度的问题（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2卷和第24卷）。——380。
[186]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技术委员会（国外技术委员会）是在1911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六月会议上成立的，执行与党的出版、运输等工作有关的技术职能。技术委员会作为在中央全会召开前的临时机构，由出席六月会议的中央委员小组领导。委员会由布尔什维克、调和派和波兰社会民主党各派一名代表组成。由于委员会被调和派多数所把持，布尔什维克代表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于1911年10月19日（11月1日）退出了该委员会。——382。
[187]俄国组织委员会是根据1911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六月会议的决议为筹备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而成立的，于当年9月底在各地方党组织代表会议上组成。委员会的活动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召开时结束。——382。
[188]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913年二月会议的决议：《革命高潮、罢工和党的任务》（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375—377页）。——389。
[189]意大利式罢工即消极罢工或留场罢工，因首先流行于意大利而得名。——390。
[190]指按照跨民族原则建立起来的高加索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组织。这些组织把各民族的先进无产者团结在自己的队伍里。列宁高度评价了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的活动，不止一次地指出，它们是各民族工人团结的典范。——399。
[191]《工人保险》杂志（《Страхование Рабочих》）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刊物（月刊），1912年12月起在彼得堡出版。1917年二月革命后用《工人保险和社会政策》的名称出版。1918年6月停刊。——402。
[192]指奥·倍倍尔1905年2月3日给列宁的信。倍倍尔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在信中建议组织一个由他担任主席的仲裁法庭，以求停止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内斗争。列宁在同年2月8日的回信中声称自己无权解决这个问题，倍倍尔的建议只能转告党的代表大会（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5卷）。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在同年3月10日（23日）《前进报》第11号发表的给倍倍尔的复信中也拒绝了他的建议，并强调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党党内斗争的实质不带“个人性质，或者至少不带集团性质”，而是“政治思想的冲突”。因此，有权解决这个问题的，只能是党代表大会，而不是仲裁法庭（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和材料汇编》1955年俄文版第64—66页）。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没有作关于倍倍尔的信的专门报告，然而在讨论中发言的代表都反对倍倍尔的建议，赞同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上述复信中所阐述的观点（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59年俄文版第49、51—52、57、58、312页）。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对倍倍尔的建议的答复也得到各地方组织的拥护。——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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