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我们党的“迫切的难题”——“取消派”问题和“民族”问题（1912年11月）

我们党的“迫切的难题”^[155]PY9品论天涯网

“取消派”问题和“民族”问题
（1912年11月）PY9品论天涯网

　　1912年8月，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召开了波兰社会民主党“边疆区代表会议”[156]。大家知道，这个波兰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现在是一个没有党的总执行委员会。在波兰的首都华沙，社会民主党的地方组织痛斥了总执行委员会瓦解组织的政策，而总执行委员会对此的答复是，采取卑鄙的匿名方式诬控别人搞奸细活动，建立只有空架子的华沙组织，赶紧召开“自己的”、以同样方式炮制的边疆区代表会议。
　　后来，华沙工人选民团的国家杜马选举，完全证明了所谓总执行委员会的拥护者是空架子：66个初选人中有34个社会民主党人，其中只有3个（而且还不一定）是拥护总执行委员会的。
　　所以要预先这样说明，是为了使读者把我们打算谈的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边疆区代表会议的决议，只看作梯什卡的总执行委员会的决议，而决不要看作波兰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的决议。

一

　　波兰社会民主党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态度问题是非常重要和令人关切的。因此，梯什卡的代表会议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值得比较仔细地研究，尽管这个决议令人很难认真对待。
　　通篇都是谩骂的梯什卡决议之所以令人很难认真对待，这至少是由于这个决议对一个主要问题，即取消派问题所采取的态度。
　　这是1908—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主要问题。党受到了反革命的严重破坏。党在竭力恢复自己的组织。即使是在反革命势力十分猖獗的整整4年当中，党同社会民主党人中那些要取消党的小集团也一直在进行不懈的斗争。
　　因此，谁对取消派问题没有作出明确的解答而要自称党员，那是枉然的，这不是很明显的吗？
　　梯什卡的代表会议在关于对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态度的决议中，谈得最多的是取消派问题。代表会议承认，取消派是“阻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发展的最大障碍，对党的存在本身是严重的威胁”。
　　决议写道：“公开的彻底的取消派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是势不两立的。”
　　看来，梯什卡之流大胆地坚定地提出了问题——却又避而不答！
　　到底谁是“公开的彻底的”取消派？同取消派4年斗争的经验得出了什么实际结论呢？
　　对这些自然而且必然会提出的问题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月代表会议作了明确而肯定的回答：取消派就是《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现代事业报》集团。这个集团把自己置于党外。
　　可以认为这个回答正确，或是不正确，但是不能不承认这个回答很明确，也不能不明确表示自己的立场！
　　而梯什卡的代表会议正是企图回避问题，躲躲闪闪，活象个小偷。如果我们在1912年1月明确指出的《我们的曙光》杂志是公开的彻底的取消派这一点不符合事实，为什么梯什卡之流在1912年8月不在波兰社会民主主义工人面前揭露我们的错误呢？如果《我们的曙光》杂志把自己置于党外这一说法不符合事实，如果你们，梯什卡、罗莎·卢森堡、瓦尔斯基先生们都认为它是在党内，你们又为什么不干脆说出来呢？这本是你们对波兰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应尽的直接义务啊！
　　不管你们对1912年“列宁的”一月代表会议怎样斥责、诅咒、谩骂，你们这种喧嚣鼓噪除了那些甘愿受骗的人以外，是谁也骗不了的，因为在一月代表会议以后，对于《我们的曙光》杂志是不是取消派，这个集团置身何处——是在党内还是在党外这样的问题，不明确地加以回答，就不能算是觉悟的忠诚的社会民主党人，就不能谈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情况。

二

　　梯什卡的代表会议大骂“列宁派”，骂得花样百出、滔滔不绝，总起来无非是指责我们搞分裂。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月代表会议认为，置身党外的只有《我们的曙光》集团。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从这个事实，就连梯什卡和他的朋友们也能得出这样一个简单明了的结论：指责我们搞分裂，就是承认《我们的曙光》集团是属于党内的。
　　就连小孩子也懂得必然会得出这个结论，何况梯什卡及其同伙早已不是小孩子了……
　　谁指责我们搞分裂，谁就应当有一点起码的勇气、起码的诚实，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的曙光》集团不是取消派”，“它不应该置身党外，它的位置在党内”，“它是党内的一种合理的色彩”，等等。
　　问题的全部实质恰恰在于指责我们搞分裂的象梯什卡先生之流是偷偷摸摸地、羞羞答答地、转弯抹角地谈及这一点（因为这一点是很自然地包含在关于分裂的叫嚣中的），而不敢直说！
　　要说明和证明《我们的曙光》杂志应该是在党内的，那是不容易的。谁这样说，谁就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就要解决一定的原则问题，就要公开为取消派头子辩护。这种人可以（并且应当）说是取消派的拥护者，但是不能不认为他是有信念的人，不能不承认他至少在某个取消派集团是否属于党这个狭小的问题上，政治上是诚实的。
　　如果整个组织（姑妄称之）或整个边疆区[157]的所有组织都转弯抹角地、偷偷摸摸地、羞羞答答地和吞吞吐吐地为取消派辩护，指责那些把取消派开除出党的人搞分裂，又不敢直说“这个取消派集团应该是在党内的”，那么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面对的不是持有如此这般的观点的社会民主党人的组织，而是力图“利用”取消派同反取消派的斗争捞取一小笔政治资本的阴谋家小集团。
　　对于了解1907年以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情况的人来说，跟着崩得分子走的梯什卡及其同伙，是社会民主党人中通常被称为“按重量计算的马克思主义者”、“图希诺的倒戈分子”这类阴谋家的典型，这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梯什卡也同某些崩得分子一样，他在党内的整个“立场”的基础是在取消派和反取消派之间耍把戏，做调停人，利用“天平砝码”的地位捞油水，因为没有这个砝码，不论取消派还是反取消派，都得不到多数！
　　1911年秋天，当梯什卡耍的这个大家厌恶的老“把戏”使他垮台的时候，两个对立的派别——取消派和反取消派的机关报都在报刊上公开称他是阴谋家[158]。
　　其实，只要从“天平砝码”的角度来看，梯什卡的代表会议的不合逻辑的、孩子般天真的、软弱无力到可笑程度的决议立刻就可以完全理解了。阴谋家应当这样说，也正应当这样说：我谴责取消派……但我不直说谁是公开的彻底的取消派！我承认取消派对党的存在本身是一种威胁……但我不直说这个集团应当是在党内还是在党外！我在任何情况下总能从这种“立场”得到好处，捞到“政治资本”，因为没有我，反取消派不能战胜取消派，没有我，取消派就不能在党内得到可靠地位！！
　　“梯什卡的”政策不是偶然的个别的现象。在分裂时，一般说来，在各个派别展开残酷的斗争时，必然会出现这样的集团，它们存在的基础就是不停地从一边跑向另一边，施展小小的阴谋诡计。这是我们党的生活的可悲的、令人不快的特点，由于侨居国外开展革命工作的条件而使这一特点更加突出。阴谋集团，某些同国内联系特别差的集团的政策的阴谋特点，——这是一种现象，要使自己不受蒙蔽，不做各种“误解”的牺牲品，就应当了解这种现象。

三

　　当然，“统一”的口号在广大工人群众中“深受欢迎”，因为他们不知道应当同谁统一，这种统一意味着对某个集团要作出哪些让步，把取消派保留在党内还是开除出去的政策是根据什么原则制定的。
　　当然，煽动性地利用这种对事情实质的不了解来叫骂“分裂”，是最容易不过的了。用“统一”那些已经永远分离出去的派别的要求来掩饰小集团的外交手腕，是最容易不过的了。
　　但是，不管“统一”的口号在没有觉悟的人们中间多么“深受欢迎”，不管现在各种各样的煽动家、阴谋家、小集团的外交家用这个口号进行掩饰多么方便，我们还是要求每个觉悟的社会民主党人对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月代表会议解决的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
　　1912年8月召开的取消派代表会议清楚地表明，一切争论的中心正是关于取消派的问题，关于取消派集团是属于党还是不属于党（甚至是反党）的问题。谁回避问题的这个实质，谁就是自欺欺人。
　　但是要知道，胡说一月代表会议有“派别性”等等，正是回避问题的实质。好吧，先生们，对你们这些胡说八道的人可以这样来回答：就算一月代表会议带有极端的派别性，分裂性，是无权代表的，等等。但是要知道，你们这样“危言耸听”只不过是自己欺骗自己罢了。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不要管是哪一部分）在1月说，《我们的曙光》杂志是置身党外的反党的取消派。这个意见在根据党的4年历史作出的详尽的、充分说理的决议中得到了论证。
　　谁要真心阐明并驳斥这些所谓“一月代表会议的”社会民主党人的错误，谁就应当分析并推翻这个决议，说明和证明：《我们的曙光》杂志应该是在党内，它的思想对党没有危害，应当对这个集团作某些让步，应当要求它履行某些义务，履行这些义务的保证应当是什么什么，这个集团在党内的影响的大小应当如何如何确定。
　　这样谈问题，才是老老实实地驳斥一月代表会议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信念，才是向工人阐明你所认为不正确的东西。但是问题的实质正在于：在现在廉价地叫骂分裂的人中间，没有一个人是设法这样来谈问题的！！
　　因此，我们要鄙夷地撇开煽动家和阴谋家，泰然地重复说：我们关于开除取消派的决议没有被推翻，也是推翻不了的。新近的事实，例如同托洛茨基的腔调相似的取消派的《光线报》的出版，只会百倍地增加我们决议的力量。五月行动、成百个工人团体团结在反取消派报纸的周围、工人选民团进行的第四届国家杜马的选举等事实，彻底证明了我们反对取消派的立场是正确的。
　　叫骂“分裂”动摇不了这个信念，因为这种叫骂就是用虚伪的手法胆怯地、遮遮掩掩地维护取消派。

四

　　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月代表会议还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即关于我们党在民族方面的结构问题。限于篇幅，我只简略地谈谈这个问题。
　　是完全的联邦制还是不完全的联邦制，是“最坏类型的联邦制”还是完全的统一？这个问题就是这样摆着。
　　梯什卡的代表会议对这个问题也只是用谩骂和叫喊什么“捏造”、“歪曲事实”等等来回答。他们——这位梯什卡及其随从，是多么无聊的空喊家啊！
　　拉脱维亚、波兰、犹太（崩得）社会民主党人彼此完全隔绝，这是事实。每个波兰社会民主党人都知道，在波兰，过去和现在同崩得都谈不上有任何统一。俄国人同崩得的情况也是如此。“民族集团”有自己单独的组织、自己的中央机关、代表大会，等等。俄国人却没有这些，而且没有互相斗争的和不熟悉俄国情况的崩得分子、波兰人、拉脱维亚人参加，俄国人的中央委员会就不能解决俄国人的问题。
　　这是事实。无论怎样谩骂也推翻不了这个事实。自1907年以来，我们党内的全体同志都看到了这一点。大家都感到这种情况不正常。我们的代表会议甚至把这称为“最坏类型的联邦制”［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第143—145页。——编者注］。
　　对于问题的这种提法，忠诚老实的社会民主党人都应该就问题的实质作出回答。
　　八月代表会议最确凿地证实了这种提法是正确的，就连普列汉诺夫也承认这个代表会议是用它的臭名远扬的“民族文化”自治的决议来“使社会主义迁就民族主义”。
　　崩得和梯什卡的总执行委员会都同样用尽神圣的字眼发誓，说他们赞成统一，但是在华沙、罗兹等地，他们之间搞的却是最彻底的分裂。
　　“取消派问题”同“民族问题”的联系不是我们杜撰出来的，而是生活本身暴露出来的。
　　让一切认真思考的社会民主党人把“民族问题”也摆出来讨论讨论吧。是联邦制还是统一？是“各民族”有单独的中央而俄国人没有单独中央的联邦制，还是完全的统一？是各地崩得的名义上的统一和实际上的分裂（或破裂），还是从下到上的实际上的统一？谁认为可以回避这些问题，谁就是犯了严重的错误。
　　谁指望简单地恢复1907—1911年的“最坏类型的联邦制”，谁就是自欺欺人。这种联邦制已经不可能恢复了。这个非驴非马的东西已经不能复活了。党已经永远离开它了。
　　党往何处去？是实行“奥地利”式的联邦制[159]，还是完全拒绝这种联邦制而实行实际上的统一？我们赞成后者。我们反对“使社会主义迁就民族主义”。
　　请大家都来全面考虑，并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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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55]《我们党的“迫切的难题”》一文最初刊载于1913年8月《争论专页》第1期。《争论专页》是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反对派（分裂派）的机关刊物，由该党华沙委员会和罗兹委员会在克拉科夫出版，只出了这一期。在《列宁全集》俄文版中，这篇文章是根据该刊从波兰文译成俄文刊印的。——241。
　　[156]波兰社会民主党“边疆区代表会议”于1912年8月11—17日召开。会议参加者全都属于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的拥护者（总执委会派），他们对取消派采取了调和主义的立场，而反对坚持布尔什维克立场的“分裂派”。代表会议赞同总执行委员会的活动，决定解散支持“分裂派”的党组织，并赞成在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中同崩得和波兰社会党—“左派”达成策略性协议。代表会议通过了本文所分析的波兰社会民主党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态度的决议。——241。
　　[157]指维斯瓦河沿岸边疆区，它是波兰王国的别称，辖10个省。——244。
　　[158]指取消派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1911年12月第26号刊载的亚·马尔丁诺夫的文章《在布尔什维克—波兰人联盟的废墟上》和反取消派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1911年12月8日（21日）第25号发表的列宁的文章《党内危机的结局》（《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第1—11页）。——245。
　　[159]“奥地利”式的联邦制是指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按民族划分的组织结构。该党在1897年维姆堡（维也纳）代表大会上，把一个统一的党划分成德意志、捷克、波关、卢西人、意大利、南方斯拉夫6个民族的社会民主主义团体。这些团体仅通过共同的代表大会和共同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彼此联结起来，而形成联邦式的联盟。在1899年的布隆代表大会上，中央执行委员会被改组成一个由各民族社会民主党的执行委员会组成的联邦机关。统一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遂因实行组织上的联邦制而瓦解。——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