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秘密的党和合法的工作（1912年11月5日〔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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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11月5日〔18日〕）XKD品论天涯网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秘密的党和合法的工作这个问题，是党的最主要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在革命后的整个时期，一直是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感到关切的问题，在党的队伍中引起了最激烈的内部斗争。
　　取消派同反取消派的斗争主要是围绕这个问题进行的，而这个斗争之所以激烈，完全是因为它归根到底关系到我们老的、秘密的党是否要存在下去的问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8年十二月代表会议[131]痛斥了取消派，在专门的决议中明确了党对组织问题的观点：党是由各个秘密的社会民主党支部组成的，各支部应当建立“在群众中进行工作的据点”，使各种合法工人团体形成一个尽可能广泛而又有许多分支机构的工作网。
　　1910年一月中央全会[132]和1912年一月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完全肯定了党的这个观点。这个观点十分明确坚定，这一点从普列汉诺夫同志最近一期的《日志》[133]（1912年4月第16期）也可以再清楚不过地看出。我们说再清楚不过，是因为普列汉诺夫当时正是采取了中立立场（在关于一月代表会议的意义的问题上）。但是，他虽站在中立立场上，却完全肯定了党的这个既定观点，他说，如果没有各秘密支部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的专门决定，不能认为从党组织中分裂出去的，或从党组织中逃跑的，或在党组织之外建立的所谓“发起小组”是党的组织。普列汉诺夫写道，如果让“发起小组”自己来决定是否属于党，这在原则上就是无政府主义，在实践上就是支持取消派并使他们合法化。
　　看来，有了中立的普列汉诺夫上面的解释，这个已由党多次十分明确地作了回答的问题应当认为是完全解决了。但是，由于取消派最近一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又要把已经澄清的明显的问题搞乱，我们就不得不再一次回到这个问题上来。《涅瓦呼声报》（第9号）在大骂反取消派的同时宣称，最近一次代表会议不是取消派代表会议。但是，这个代表会议就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即秘密的党和合法的工作的问题所作的决议，十分清楚地证明它是彻头彻尾的取消派代表会议。
　　因而，必须详细地分析一下这个决议，为此要援引这个决议的全文。

一

　　取消派代表会议的决议名为“关于党的建设的组织形式”，而实际上，决议的第1条就表明所谈的不是建设的“形式”，而是要“建设”什么党，是老党还是新党的问题。下面就是这个决议的第1条：
　　这样，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一开头就断然认为必须改组社会民主党。这至少是奇怪的。当然，每个党员都有权要求“改组”党，但是4年来所谈的分明是承认不承认老党的问题！这又有谁不知道呢？
　　党的决议（1908年12月）十分明确地谴责取消派企图以新党“代替”老党。普列汉诺夫在1912年4月质问那些替召集（已经召开了）取消派代表会议的“发起小组”辩护的人们，直截了当地质问他们：“我们的老党还存在不存在？”（1912年4月《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16期第8页）
　　这个问题是回避不了的。这个问题是在4年斗争中提出来的。所谓的党内“危机”尖锐就尖锐在这个问题上。
　　当有人就这样一个问题回答我们说：“改组社会民主党……这只有……才能实现”，我们立刻就看出这不是回答，而是支吾搪塞。
　　老党党员可以谈改组党。而先生们，你们回避老党是否存在的问题，径直下命令（在非党的“发起小组”的参加下）实行“改组”，只能完全证实你们是站在取消主义的立场上！当决议（在所谓“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自我管理组织”这种毫无内容的漂亮辞藻之后）把事情归结为“改组”“这只有随着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在吸引工人群众参加……公开的社会政治生活的过程中的形成，才能实现”（我们就不必谈那种可笑的、夸张的和糊涂的措辞了）的时候，这种情况就更加明显！！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奇怪决议的起草人是不是把罢工和游行示威叫作“吸引群众参加公开的”……生活呢？从逻辑上看，是这样的！既然如此，决议就完全是空话，因为每个人都清楚，就是不经过罢工和游行示威，“组织”也在“形成”。聪明透顶的先生们，组织是经常存在的，而群众的公开行动只是有时候才出现的。
　　取消派先生们说的“公开的社会政治生活”（人们用的竟然是这种官方自由派的文体——同30年前《俄罗斯新闻》上的一模一样！）是指工人运动的合法形式，而决不是罢工、游行示威等等。妙极了。既然如此，决议就是一篇空话，因为我们的组织根本不是“只”在吸引群众参加合法运动的过程中“形成起来”和形成了的。我们在许多不允许任何合法运动的形式存在的地方都有组织。
　　因此，决议的主要一条（“只有随着”……组织在……形成）就毫无用处。简直是胡诌一气。
　　但是从这种胡诌里面，可以清楚地看出取消主义的内容。只有在吸引群众参加合法运动的过程中才能实行改组——这就是第1条令人费解的文字的真正内容。而这正是地地道道的取消主义。
　　我们的组织是由各秘密支部组成的，这些秘密支部的外围是有尽可能多的分支机构的合法团体网，这些话，党已经说了4年。
　　4年来，取消派一直否认自己是取消派，4年来，他们反复说，只有在吸引群众参加合法运动的过程中才能实行改组。至于对我们党是由什么组成的和这个老党是怎样的党的问题则避而不谈，正如合法派所需要的那样避而不谈。谈来谈去还是老一套。普列汉诺夫在1912年4月问道：我们的老党还存在不存在？取消派代表会议回答说：“改组只有随着吸引群众参加合法运动才能实现！”
　　这是从党内分裂出去的合法派的回答，他们昨天神气十足，向党挑衅，而今天（遭受失败以后）变得胆怯了，靠花言巧语来诡辩。

二

　　决议的第2条写道：
　　又是绝妙的逻辑。决议从社会条件的改变所得出的只是要作组织形式的改变，而对这种改变的方向却未作任何论证。
　　决议为什么要提到“社会政治条件有了改变”呢？显然是为了证明、论证、引出自己的实际结论：秘密组织应当适应合法运动。但是从上述前提根本得不出这种结论。“鉴于条件有了改变”，合法运动应当适应秘密组织——这种结论不也同样是合理的嘛！
　　取消派为什么会这样胡诌呢？
　　原来是他们害怕道出真相，尽量脚踏两只船。
　　而真相就是，取消派所持的观点是对“时局”的取消主义的（列维茨基、拉林、叶若夫等人所作的）估计，因为说明“社会政治条件有了”怎样的“改变”，这也就是对时局的估计。
　　但是，他们害怕直接谈出这种估计。他们的代表会议甚至不敢提出对时局的估计问题。代表会议偷偷摸摸地贩运这样的观点：情况有了（某些）改变，秘密组织需要“适应”合法运动。
　　这种观点同立宪民主党的观点毫无区别，对此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已经不止一次地指出过。立宪民主党人完全承认，他们的党“整个组织被迫处于秘密状态”（见取消派的决议第3条），鉴于条件有了改变，秘密的党应当适应合法的运动。在立宪民主党人看来，做到这一点就足够了。在他们看来，他们的党被取缔、他们的党处于秘密状态是偶然的，“不正常的”，是一种残存的现象，而他们的合法工作才是主要的、本质的和基本的。他们这个观点的逻辑根据，是格列杰斯库尔先生所作的“对时局的估计”：不需要新的革命，只需要“立宪工作”。
　　立宪民主党进行秘密工作是偶然的，在整套“立宪工作”中是个例外。由此得出的逻辑结论是，秘密组织应当“适应合法运动”。立宪民主党人的情况就是这样。
　　社会民主党的看法则不同。从我们党对时局的估计中得出的主要结论是：革命是需要的，并且即将到来。向革命发展的形式虽然有了改变，但革命的旧任务依然存在。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组织形式应当改变，“支部”的形式应当灵活，发展支部将往往不是靠发展支部本身，而是靠发展它的合法的“外围组织”，等等。所有这些在党的决议中已经讲过多次了。
　　但是，秘密组织形式这样改变，决不能因此提出这样的公式：使秘密组织“适应”合法运动。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合法组织是把秘密支部的思想贯彻到群众中去的据点。就是说，我们改变施加影响的形式，是为了通过秘密的途径继续发挥早先的那种影响。
　　就组织形式来说，是秘密“适应”合法。就我们党的工作内容来说，是合法活动“适应”秘密思想。（顺便指出，“革命的孟什维主义”反对取消派的整个斗争就是由此引起的。）
　　请想一想，我们的取消派是多么深思熟虑呀，他们承认第一个前提（工作的形式），竟忘了第二个前提（工作的内容）！！他们给自己的立宪民主党的高见加上的标题是议论党的建设的组织形式，结果，他们的议论就是：
　　“应当这样来建设党：通过吸引群众参加合法运动来改组〈党〉，使秘密组织适应合法运动。”
　　试问，这象党的回答（建设党就是巩固和发展秘密支部，在秘密支部周围建立合法据点网）？
　　——还是象重复立宪民主党人和人民社会党人[134]的思想，而使取消派的可乘之隙合法化呢？——人民社会党人彼舍霍诺夫先生在1906年8月建立“公开的党”的时候，维护的正是这种思想；见1906年《俄国财富》杂志[135]第8期和《无产者报》[136]第4号《社会革命党的孟什维克》一文［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91—401页。——编者注］。

三

　　决议第3条写道：
　　我们已经指出，这段话从头到尾十分贴切地描绘出了立宪民主党的真情实况。只是，“社会民主党”的字眼放在这里不对头。
　　的确，立宪民主党“整个组织”“被迫”处于秘密状态，的确，他们在目前情况下（谢天谢地，我们总算立宪了……）“就”竭力使自己党的工作的各部分公开进行了。
　　在这个取消派决议的字里行间透露出的讳莫如深的前提，正是认为“立宪工作”是唯一的，至少是主要的、持久的、基本的工作。
　　这是根本错误的。这也就是自由派工人政策的观点。
　　社会民主党无论“整个组织”也好，每个支部也好，或者——最主要的——宣传革命和酝酿革命的工作的全部内容也好，都是秘密的。因此，不能认为社会民主党的最公开的支部进行最公开的工作就是“党的工作的公开进行”。
　　例如，在1907—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最“公开的”支部是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它能够比一切组织都“公开地”谈问题。它是唯一合法的，它能够公开谈很多问题。
　　但不是一切问题！不仅“不是”笼统的“一切问题”都能公开谈，而且，尤其在涉及自己的党和自己党的工作方面，更“不是一切问题”以及最主要的问题都能公开谈的。因此，即使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来说，我们也不能同意取消派决议的第3条。至于党的其他“某些部分”就更不用说了。
　　取消派是赞成搞“公开的”、合法的党的。他们现在害怕（工人们迫使他们害怕，托洛茨基劝告他们害怕）直接说出这一点。他们就吞吞吐吐地谈论这一点。他们口里不说要党合法化。他们鼓吹党一部分一部分地合法化！
　　中立的普列汉诺夫在1912年4月对取消派说，从党内分裂出去的合法派的“发起小组”是反党的。取消派的代表会议回答说：从党内分裂出去的合法派的“发起小组”，这就是“党的工作”的某些部分的公开进行，这就是秘密的党所应当“适应”的那种“公开运动”，这就是“公开的生活”，而“吸引”群众参加这种生活是党实行必要“改组”的准绳和保证。
　　如果事实确实是取消派说的那样，似乎这些观点已被托洛茨基召来的“反取消派”所赞同，那么取消派碰上的该是头脑多么简单的对手啊！

四

　　决议的最后一条写道：
　　这里，关于合法外围团体的不容争辩的议论不仅掩饰了可以争辩的内容，而且掩饰了简直是取消主义的内容。
　　建立合法的政治组织，这也就是列维茨基和尼·罗—柯夫所鼓吹的内容，这也就是要使党一部分一部分地合法化。
　　我们对取消派已经讲了一年多了，话说得够多了，你们还是建立你们的诸如“工人阶级利益保障协会”之类的“合法政治团体”去吧。别再空话连篇了，你们行动吧！
　　但是他们行动不起来，因为现在的俄国不可能实现自由派的空想。他们只能用这种掩饰的手法维护自己的“发起小组”，让这些小组针对“合法政治组织”高谈阔论、相互鼓励、提出种种建议和设想。
　　他们维护自己的“发起小组”，在决议中正式宣称，秘密组织应当“同无产阶级的政治上积极的阶层取得联系并通过它们同群众取得联系”！！！就是说，“政治上积极的阶层”是在支部之外！这难道不是在简单地重复人所共知的所谓一切积极分子都从“僵化的党”跑到“发起小组”去了的叫嚣吗？
　　《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生活事业》杂志[138]咒骂秘密的党时直截了当地说出的话，托洛茨基同被开除出党的取消派说得“委婉一些”：在狭隘的秘密的党以外，似乎有更“积极的”分子，应当同他们“取得联系”。我们——从党内分裂出去的取消派，是积极分子；“党”应当通过我们同群众取得联系。
　　党十分明确地说过，在领导经济斗争中，社会民主党的支部必须同工会、同工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小组、同工会运动的各个活动家合作。或者，在选举杜马的选举运动中，使工会同党的步调一致。这是很明确很清楚的。取消派却相反，他们鼓吹使党的工作整个地糊里糊涂地“适应”“非政治性的”即非党的工会。
　　帕·波·阿克雪里罗得把取消主义的思想传授给了托洛茨基。当阿克雪里罗得在《我们的曙光》杂志上遭到惨败后，托洛茨基就劝他用他们自己也会被搞糊涂的词句来掩饰这种思想。
　　这伙人是欺骗不了谁的。取消派代表会议必将使工人学会更严格地探究模棱两可的空话的含义。除了这种苦涩的、乏味的，但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不无用处的“学问”以外，这次代表会议不会使工人得到什么。
　　我们研究了套上列维茨基的便装的自由派工人政策的思想，这些思想即使套上托洛茨基的五光十色的华丽外衣也是不难识破的。
　　党的关于秘密组织和它的合法工作的思想，正在比所有这些伪装的冒牌货产生愈来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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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30]指由勒拿事件引发的1912年4、5月的罢工运动。4月7—8日（20—21日），彼得堡许多企业中的工人举行集会，要求惩办凶手。4月14—22日（4月27日—5月5日），彼得堡有14万工人罢工；4月12—30日（4月25日—5月13日），莫斯科的罢工人数达7万人；乌克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北部和中部工业区、伏尔加河中游区、白俄罗斯、立陶宛和波兰等地共约30万工人参加了抗议罢工。5月1日（14日）又开始举行大规模罢工，参加的人数将近40万。大学生同工人们站在一起。工人的罢工也激发了波罗的海水兵的斗争情绪，各舰艇组织的代表通过了起义的决定。——[186]。
　　[131]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于1908年12月21—27日（1909年1月3—9日）在巴黎举行。出席代表会议的有24名代表，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16名：布尔什维克5名（中部工业地区代表2名，彼得堡组织代表2名，乌拉尔组织代表1名），孟什维克3名（均持高加索区域委员会的委托书），波兰社会民主党5名，崩得3名。布尔什维克另有3名代表因被捕未能出席。列宁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出席代表会议，有发言权。代表会议的议程包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波兰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崩得中央委员会以及一些大的党组织的工作报告；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因政治情况变化而发生的组织问题；地方上各民族组织的统一；国外事务。
　　在代表会议上，布尔什维克就所有问题同孟什维克取消派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也同布尔什维克队伍中的召回派进行了斗争，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代表会议在关于工作报告的决议里，根据列宁的提议建议中央委员会维护党的统一，并号召同一切取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而代之以不定形的合法联合体的企图进行坚决的斗争。由于代表会议须规定党在反动年代条件下的策略路线，讨论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孟什维克企图撤销这一议程未能得逞。会议听取了列宁作的《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报告稿没有保存下来，但其主要思想已由列宁写入《走上大路》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7卷第329—399页），并稍作修改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决议案。在讨论列宁的决议草案时，孟什维克建议要在决议里指出，专制制度不是在变成资产阶级君主制，而是在变成财阀君主制，这一修改意见被绝大多数票否决；召回派则声明他们不同意决议草案的第5条即利用杜马和杜马讲坛进行宣传鼓动那一条，但同意其他各条，因此投赞成票。关于杜马党团问题的讨论集中在是否在决议中指出杜马党团的错误和中央委员会对党团决定有无否决权这两点上。孟什维克对这两点均持否定态度，并且援引西欧社会党的做法作为依据。召回派则声称俄国本来不具备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活动的条件，杜马党团的错误是客观条件造成的，因此不应在决议中指出。列宁在发言中对召回派作了严厉批评，指出他们是改头换面的取消派，他们和取消派有着共同的机会主义基础。代表会议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对党团活动进行了批评，同时也指出了纠正党团工作的具体措施。在组织问题上代表会议也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其中指出党应当特别注意建立和巩固秘密的党组织，而同时利用各种各样的合法团体在群众中进行工作。在关于地方上各民族组织统一的问题上，代表会议否定了崩得所维护的联邦制原则。此外，代表会议也否决了孟什维克关于把中央委员会移到国内、取消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以及把中央机关报移到国内等建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意义在于它把党引上了大路，是在反革命胜利后俄国工人运动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194]。
　　[132]指1910年1月2—23日（1月15日—2月5日）在巴黎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即所谓“统一的”全体会议。
　　关于巩固党及其统一的途径和方法问题，1909年秋天就特别尖锐地提出来了。1909年11月，列宁根据《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决定，提出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护党派接近和结成联盟以便共同反对取消派和召回派的计划。调和派格·叶·季诺维也夫、列·波·加米涅夫、阿·伊·李可夫违抗列宁的计划，力图使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呼声派（取消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联合，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取消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约·费·杜勃洛文斯基和维·巴·诺根也表现出调和主义的动摇。由于党内和俄国国内的既成局势迫切要求解决与联合党的力量有关的各项问题，布尔什维克于1909年11月1日（14日）致函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声明必须在最近期间召开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出席这次全体会议的有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取消派、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崩得、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前进派等派别和集团的代表。列·达·托洛茨基代表维也纳《真理报》出席。格·瓦·普列汉诺夫托词有病没有到会，因此，会上没有孟什维克护党派的代表。
　　全会的议程是：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工作报告；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工作报告；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工作报告；各民族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党内状况；关于召开下届全党代表会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章程；其他问题。
　　在这次全会上，反对列宁立场的人占多数。列宁和他的拥护者经过紧张斗争，在有些问题上达到了目的，但由于调和派搞妥协，也不得不作一些局部的让步，包括组织问题上的让步。会议的决议最终具有折中性质。
　　在讨论党内状况问题时，孟什维克呼声派同前进派结成联盟并在托洛茨基分子支持下，竭力维护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列宁在会议上对机会主义和调和派进行了顽强斗争，坚决谴责取消派和召回派，贯彻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护党派接近的路线。在他的坚持下，全会通过的《党内状况》这一决议，乃是1908年十二月代表会议关于谴责取消主义、无条件地要求承认社会民主党的杜马工作和利用合法机会的决议的继续。尽管调和派和各民族组织的代表因受孟什维克呼声派，前进派和托洛茨基分子的压力而同意不在决议中提取消派和召回派的名称，全会决议仍然谴责了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承认这两个派别的危险性和同它们斗争的必要性。
　　全会关于召开全党代表会议的决议反映了一些取消派的观点，但是承认必须召开代表会议，因此仍具有重要意义。布尔什维克根据这个决议展开了筹备召开代表会议的工作。
　　在全会上，调和派违反列宁的意旨同托洛茨基结成联盟，把孟什维克呼声派（取消派）而不是把孟什维克护党派安排进党的中央机关。全会还决定资助托洛茨基的维也纳《真理报》，并派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加米涅夫参加该报编辑部，担任第三编辑。全会决定解散布尔什维克中央，《无产者报》停刊，布尔什维克将自己的部分财产移交中央委员会，其余部分交第三者（卡·考茨基、弗·梅林和克·蔡特金）保管，并由第三者在两年内将它移交给中央会计处，条件是孟什维克呼声派取消自己的派别中心并停止出版自己的派别机关报。在《关于派别中心的决定》中，全会指出“党的利益和党的统一的利益要求在最近停办《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然而全会也只限于得到呼声派和前进派的口头允诺而已。
　　孟什维克呼声派、前进派和托洛茨基分子我行我素，拒绝服从全会的决定。因此，1910年秋天，布尔什维克宣布他们不受一月全会上各派通过的协议的约束，开始出版自己的机关报《工人报》，争取召开新的全体会议并要求归还交由中央暂时支配的他们自己的财产和资金。
　　一月全会的记录已经失落。关于全会的工作以及会上同取消派、前进派、托洛茨基分子和调和派的斗争，详见列宁《政论家札记》一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236—300页）。——[194]。
　　[133]指《社会民主党人日志》。
　　《社会民主党人日志》（《Дневник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а》）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创办的不定期刊物，1905年3月—1912年4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16期。1916年在彼得格勒复刊，仅出了1期。在第1—8期（1905—1906年）中，普列汉诺夫宣扬极右的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观点，拥护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派资产阶级联盟，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谴责十二月武装起义。在第9—16期（1909—1912年）中，普列汉诺夫反对主张取消秘密党组织的孟什维克取消派，但在基本的策略问题上仍站在孟什维克立场上。1916年该杂志出版的第1期里则明显地表达了普列汉诺夫的社会沙文主义观点。——[194]。
　　[134]人民社会党人是1906年从俄国社会革命党右翼分裂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人民社会党的成员。人民社会党的领导人有尼·费·安年斯基、韦·亚·米雅柯金、阿·瓦·彼舍霍诺夫、弗·格·博哥拉兹、谢·雅·叶尔帕季耶夫斯基、瓦·伊·谢美夫斯基等。人民社会党提出“全部国家政权应归人民”，即归从无产者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全体劳动者，主张对地主土地进行赎买和实行土地国有化，但不触动份地和经营“劳动经济”的私有土地。在俄国1905—1907年革命趋于低潮时，该党赞成立宪民主党的路线。六三政变后，因没有群众基础，实际上处于瓦解状态。二月革命后，该党开始恢复组织。1917年6月，同劳动派合并。这个党代表富农利益，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参加反革命阴谋活动和武装叛乱，1918年不复存在。——[200]。
　　[135]《俄国财富》杂志（《Русское　Богатство》）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1876年创办于莫斯科，同年年中迁至彼得堡。1879年以前为旬刊，以后为月刊。1879年起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刊物。1892年以后由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和弗·加·柯罗连科领导，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中心。在1893年以后的几年中，曾同马克思主义者展开理论上的争论。1906年成为人民社会党的机关刊物。1914—1917年3月以《俄国纪事》为刊名出版。1918年被查封。——[200]。
　　[136]《无产者报》（《Пролетарий》）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报纸，于1906年8月21日（9月3日）—1909年11月28日（12月11日）出版，共出了50号。该报由列宁主编，在不同时期参加编辑部的有亚·亚·波格丹诺夫、约·彼·戈尔登贝格、约·费·杜勃洛文斯基等。《无产者报》的头20号是在维堡排版送纸型到彼得堡印刷的，但为保密起见报上印的是在莫斯科出版。由于秘密报刊出版困难，从21号起移至国外出版（第21—40号在日内瓦、第41—50号在巴黎出版）。《无产者报》是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的，在头20号中有些号还同时作为莫斯科郊区委员会、彼尔姆委员会、库尔斯克委员会和喀山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但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机关报。该报共发表了100多篇列宁的文章和短评。《无产者报》第46号附刊上发表了1909年6月在巴黎举行的《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文件。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无产者报》在保存和巩固布尔什维克组织方面起了卓越的作用。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910年一月全体会议的决议，《无产者报》停刊。——[200]。
　　[137]3月4日法令是指沙皇政府在1906年3月4日（17日）这一天颁布的关于结社和关于集会的两个暂行条例。这两个法令允许组织社团和集会，但同时义设置了许多障碍，实际上使之成为一纸空文。法令授权内务大臣可以酌情查封社团并拒绝新社团的登记注册。——[202]。
　　[138]《生活事业》杂志（《Дело　Жизни》）是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机关刊物，1911年1—10月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9期。——[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