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状况和党的当前任务（1912年7月3日〔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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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7月3日〔16日〕）Rdd品论天涯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渡过了反革命猖獗的空前艰难年代，现在已经走上了恢复自己的组织、巩固自己的力量、加强对俄国无产阶级的领导的正确道路。俄国无产阶级在1905年曾给予专制制度以沉重打击，它在未来的革命中将摧毁这种制度。
　　1908—1911年这些艰难的年代是分裂的年代；正是在这一时期，现在的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脱离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是在1906年加入我们党的，曾经同我们布尔什维克一起反对过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者。
　　波兰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应当以批判的态度来评价现在的总执行委员会脱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行为。因此我很愿意接受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华沙委员会的建议，在《工人报》[187]上简要地说明一下党内分裂的原因和现在的总执行委员会在这方面所起的令人痛心的作用，并指出全俄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最近任务。

一

　　波兰工人同志们都知道1905年革命时期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分歧。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许多杰出代表，如罗莎·卢森堡，最初，在1904年是站在孟什维克方面的，但是革命很快地表明孟什维克是错误的，清楚地证明孟什维克是机会主义者。
　　1908—1911年的反革命产生了俄国历史上的一个新阶段。旧的专制制度向资产阶级君主制又迈了一步。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杜马产生了。沙皇制度还没有失去农奴制的性质，但它实行了资产阶级的土地政策，这个政策的目的是以千百万农民遭到前所未闻的破产与毁灭为代价来尽快地推行土地私有制。资产阶级自由派急剧地转到反革命方面去了，他们度过了地地道道的背弃信念的狂饮节。
　　在整个知识分子中间普遍出现前所未有的分裂和涣散。无产阶级遭到向革命进行报复的沙皇政府的残酷迫害，并受到叛变者的大肆诽谤。
　　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任务就是：保存工人阶级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以适应新的工作情况。
　　在最初完成这项任务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就暴露出一些新的反无产阶级流派，这些流派在破坏党的本身存在。它们是在我国反革命猖獗的历史形势下产生的。这些资产阶级流派就是取消派和召回派。
　　取消派受资产阶级逃跑主义浪潮的冲击而背弃了革命。他们对秘密的党表示绝望，在6月3日（16日）的所谓“立宪”政治制度中为自己寻找唯一合法的根据，鼓吹这个政治制度的立宪革新。他们的政策的实质就是建立一个“公开的工人政党”和实现立宪改良的口号。这不是社会民主党的政策，而是自由派的工人政策。
　　显然，把取消派和西欧社会民主工党内的机会主义者等同起来（象在梯什卡影响下现在的总执行委员会所做的那样）是非常可笑的。我们的取消派不承认秘密形式的党即现在这样的党，而要建立一个新的合法政党。这就不是在党内闹派别斗争，而是脱离党了。取消派这种公然背离党和破坏党的行为，招致了孟什维克本身的猛烈攻击。在俄国，孟什维克工人没有跟着取消派走，而在国外，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则领导了“护党派”孟什维克（反取消派）。普列汉诺夫现在在报刊上已公开、明确地承认取消派正在建立新的政党。[188]
　　为了使波兰工人了解情况，我们再补充一点：取消派的主要机关刊物在国外是《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马尔托夫、唐恩、阿克雪里罗得和其他“呼声派”），在俄国是《我们的曙光》杂志（波特列索夫、列维茨基和切列万宁等）。“召回派”（因要求从第三届杜马中“召回”社会民主党代表而得名）抵制了第三届杜马，因为他们不了解为了进行社会民主党的革命工作必须利用杜马讲坛和一切“合法机会”。他们把1905年的革命策略口号变成了空洞的词句。经验很快就证明，抵制第三届杜马是荒唐的，这甚至与社会民主党的国内抵制派的愿望相违背，使他们走上了无政府主义的道路。1907年夏季多数布尔什维克主张抵制，但是1908年春季他们已经接受了经验教训，并且给了“召回派”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鼓动以极沉重的打击。召回派在俄国遭到这种彻底失败以后，他们以及他们的拥护者就苟安于国外，形成了一个毫无力量的“前进”小集团（卢那察尔斯基、阿列克辛斯基等）。
　　由于国内多数组织软弱无力，由于国外的一些集团脱离国内的工作，多数这些集团就充分“自由地”破坏和瓦解党，它们根本不承认任何纪律，没有受俄国任何一个组织的委托而擅自领导机关刊物，去刊印小册子和宣言，这一切都无须赘述。除了这些在原则问题上持有种种不同观点的小集团以外，照例还产生了一些毫无原则的小集团，它们充当掮客，耍弄卑鄙的外交手腕，在“调解”党内纠纷和促进党内“联合”的幌子下施展阴谋诡计，力图从中捞取小小的政治资本。这方面的能手就是托洛茨基和他在维也纳出版的《真理报》，梯什卡和他的总执行委员会。

二

　　摆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面前的是怎样恢复党的问题。
　　显然，不能和那些想取消党的人一起来恢复党，也不能和那些抵制杜马和一切合法机会的人一起来恢复党。要么是奉行这种资产阶级政策的国外小集团放弃这种政策来服从俄国绝大多数组织、团体和小组；要么是俄国国内组织不顾这些国外小集团自己来恢复党。
　　1910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举行了最后一次中央全会，这次会议曾经试图挽救从社会民主党分裂出去的取消派和召回派，引导他们走上为党工作的道路。但由于这两种倾向太荒谬，它们的反社会民主主义的性质太明显，以致谁也不愿意为它们辩护。会上一致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思潮，只有排除这种思潮，才能创造恢复党的条件。
　　但是一致通过决议还不够，因为会后没有一致的行动。取消派和召回派无视中央全会的决议，不但没有放松反而加强了他们的破坏活动。事实证明，一年半以来（1910年1月—1911年6月）进行护党斗争的是在布尔什维克和某些波兰人领导下的党中央机关报，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也竭力帮助了反对取消派的斗争。
　　取消派、前进派、托洛茨基和崩得拚命进行反党的“工作”。拉脱维亚人则动摇不定，常常站到取消派方面去。
　　取消派的破坏活动竟把党中央委员会搞垮了！全会决定恢复国内中央委员会，增补新的委员，但是取消派竟宣布秘密的党和秘密的中央委员会是“有害的”，连一次会议也不愿出席。既然如此，把取消派和西欧机会主义者等同起来，除了耍阴谋诡计，还能有什么别的目的呢？
　　党没有了中央委员会。党的瓦解已不可避免。只有俄国的组织，即在国内活动的组织，才能恢复党。梯什卡的搞阴谋诡计的两面派政策也就在这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了，他在总执行委员里利用多数压制那些主张执行原则性较强的政策的人，使总执行委员会脱离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使它处于党与党的取消派之间。
　　为了认清这种给波兰社会民主运动带来危害的政策，让我们首先举一件我们党内思想斗争方面的事实。
　　象我们前面所说的，中央全会一致谴责了取消派。但是在极其重要的决议中，有一部分（即所谓它的第一条）被删改得与原意完全相反；这部分就变得对取消派有利了。在这一条中表达了这样一种意见：社会民主党在目前，即在反革命时期，第一次充分运用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方法。这一条为叛徒理论留下了可乘之隙，它是由梯什卡提出的，他企图在取消派和党之间投机取巧。自然，取消派热烈赞同这一条，帮助梯什卡“取得胜利”；一部分布尔什维克，即所谓“调和派”集团（实际上就是托洛茨基分子）也滚到取消派方面去了。
　　在全会以后，普列汉诺夫用绝妙的话狠狠地嘲笑了这一条（他并不知道这一条是谁提出的），认为这一条是“华而不实”、模糊不清、笼笼统统。[189]我继普列汉诺夫之后发表意见，陈述了我对梯什卡同“调和派”、取消派的联盟进行的斗争，谈到这一斗争没有什么结果。［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266—271页。——编者注］
　　两年来总执行委员会中的许许多多著作家没有一个人写过一句为这一条辩护的话。
　　梯什卡这种投机取巧的伎俩只能使他用取消主义来歪曲党的观点。
　　在组织问题上，这种政策的结局更为悲惨。
　　中央委员会已不存在。只有召开俄国国内组织的代表会议才能恢复党。但是怎样召开代表会议呢？显然，不能和那些正在取消党的人共同召开，而只能不要他们。
　　梯什卡采取中间立场，看风使舵，玩弄使党和正在取消党的人“联合”的把戏。最初，梯什卡和“调和派”小集团（这是一个毫无力量的国外小集团，在整整一年内没有一个俄国国内组织订过一份他们的刊物）靠拢布尔什维克，负责监督代表会议的召开，资助召集代表会议的代办员，派送这些代办员到各地去，并且断言，他们是在使党“联合”起来（这一断言引得取消派和我们都捧腹大笑）。
　　这些代办员从基辅出发到各地去，而基辅的组织那时无疑是孟什维克的组织，这一点连我们的真正敌人托洛茨基和拉脱维亚人也在报刊上承认过。由于取消派对我们的代表会议进行了猖狂攻击，波兰工人应当知道，正是在上述组织的参与下成立了（1911年10月）召集代表会议的俄国组织委员会。而且正是这个（基辅）组织的代表担任了代表会议资格审查委员会主席！[190]
　　显然，俄国组织委员会内布尔什维克和一部分“护党派”（即反取消派）孟什维克占多数。其中没有其他小集团的代表，因为那只是一些与国内没有什么联系的有名无实的国外组织。
　　这时梯什卡感到悲观失望，因为已没有可能充当调停人，进行阴谋活动和玩弄联合取消派的把戏了。他退出了俄国组织委员会，虽经三次邀请也没有出席代表会议。
　　然而他却参加了取消派关于召开另一个代表会议（取消派的代表会议）的会议[191]，又……退出了会议，声称那里有取消派！！这样的“调停人”不是很滑稽吗？［注：在《前进报》上总执行委员会说托洛茨基是取消派的代理人，在《红旗报》[192]上则证明不但不能与波兰社会党左派取消派联合，而且不能与波兰的崩得取消派联合！！但梯什卡却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与俄国取消派联合。］

三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月代表会议联合了国内大部分组织——彼得堡、莫斯科、伏尔加河流域、高加索、南方和西部边疆区等地的组织。代表会议肯定地认为取消派（《我们的曙光》杂志）已置身于党外。代表会议对那些以自己的行动来瓦解党的国外小集团不再负任何责任。
　　代表会议在前后23次会议上详细地研究了一切策略问题，通过了与过去四年内中央机关报及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工作精神相一致的各项决议。代表会议被确定为党的最高机关，并选出了中央委员会。
　　取消派以及同他们一起的一切软弱无力的国外小集团唾沫四溅地攻击党代表会议，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代表会议谴责了他们。每个被判罪的人都有权利在24小时之内咒骂自己的审判官。
　　但是在俄国没有另一个中央委员会，也没有另一个社会民主党。梯什卡和总执行委员会回避这次代表会议，硬要波兰工人相信，有可能（在某些中间人参与下）使党和取消派“联合”起来，这是对工人的欺骗。这种欺骗使波兰工人在4、5月间革命高涨以及第四届杜马选举那样极其紧要的关头，失去与俄国同志互相磋商并一起讨论策略和口号的机会。
　　显然，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情绪在日益增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目前正在执行的迫切任务就是：促使革命情绪进一步增长，巩固秘密组织，给运动提出正确的革命口号，给合法派－取消派的机会主义以回击，使合法组织充满反取消主义的精神，并依据这种方针来进行第四届杜马选举。全俄一月代表会议已经为这些任务确定了理论根据。
　　波兰的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在工作上是和我们方向一致的。因此，在结束本文时，我相信：不管现在的总执行委员会在原则上怎样动摇，波兰无产阶级也一定能够在组织上和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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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87]《工人报》（《Gazeta Robotnicza》）是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华沙委员会的秘密机关报，1906年5—10月先后在克拉科夫和苏黎世出版，由亨·卡缅斯基主编，出了14号以后停刊。1912年波兰社会民主党分裂后，出现了两个华沙委员会。两个委员会所办的机关报都叫《工人报》，一家是由在华沙的总执行委员会的拥护者办的，出了4号，另一家是由在克拉科夫的反对派华沙委员会办的，出了11号（最后两号是作为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边疆区执行委员会机关报在苏黎世出版的）。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两派合并后，《工人报》在1918年8月还出了1号。关于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分裂，见列宁的《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分裂》一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22卷）。
　　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状况和党的最近任务》一文发表于反对派华沙委员会出版的《工人报》第15—16号合刊。在《列宁全集》俄文版中，这篇文章是根据《工人报》从波兰文译成俄文刊印的。——395。
　　[188]指格·瓦·普列汉诺夫《关于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一文。见注129。——397。
　　[189]指普列汉诺夫的《我党中央委员会最近召开的一次全体会议》一文，载于1910年3月《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11期（见《普列汉诺夫全集》1927年俄文版第19卷第99—121页）。——400。
　　[190]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席是基辅组织的代表、孟什维克护党派Д．Ｍ．施瓦尔茨曼。——401。
　　[191]指1912年1月中旬在俄国国内举行的取消派会议。会议是在崩得和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的倡议下召开的，通称“各民族社会民主党组织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代表2人、崩得代表1人、高加索区域委员会代表1人、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代表1人（只参加了第二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筹备召开1912年托洛茨基－取消派八月代表会议的组织委员会（参看注144）。——401。
　　[192]《红旗报》（《Czerwony Sztandar》）是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的秘密机关报，1902—1918年先后在苏黎世、克拉科夫、华沙、柏林出版（1914—1917年暂时停刊），共出了195号。——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