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论俄国各政党（1912年5月10日〔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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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杜马的选举迫使各政党加强自己的鼓动，集合自己的力量，以求“自己的”党的代表能够多多当选。
　　同时，在我国，也象在其他各国一样，极不体面的广告式的竞选活动正在开展。各资产阶级政党，即那些保护资本家经济特权的政党，都在极力吹嘘自己的党，就象各个资本家吹嘘自己的商品一样。只要看一下任何一张报纸的商业广告，你就可以看到，资本家为自己的商品想出了种种最“动听”、最响亮、最时髦的名称，他们厚着脸皮，不顾一切地捏造谎言来大吹特吹自己的商品。
　　人们，至少是各大城市和各商业地区的人们，早已看惯了这种商业广告，知道它的价值。遗憾的是，政治广告却能迷惑更多的人，揭穿它要困难得多，而且它的欺骗持续的时间要长得多。一些政党选择名称，无论在欧洲或在我国，常常直接抱着作广告的目的，它们制定“纲领”，也往往专门为了欺骗群众。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政治自由愈多，民主即人民和人民代表的权力愈大，政党的广告式的宣传也往往愈恬不知耻。
　　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弄清政党斗争中的情况呢？这种带有广告欺骗性质的斗争，是不是说明代表机构、议会、人民代表大会根本无益甚至有害，象顽固的反动分子、议会制度的敌人极力要人们相信的那样呢？不是。没有代表机构，欺骗、政治谎言和各种骗人的勾当会多得多，而人民揭穿骗局、查明真相的办法也会少得多。
　　要弄清政党斗争中的情况，就不要相信言词，而要研究各政党的真实历史，主要不是研究各政党关于自己所说的话，而是研究它们的行动，研究它们是怎样解决各种政治问题的，是怎样处理与社会各阶级即与地主、资本家、农民和工人等等的切身利益有关的事情的。
　　一个国家的政治自由愈多，它的代表机构愈健全、愈民主化，人民群众就愈容易弄清党派斗争，愈便于学习政治，即愈便于揭穿骗局和查明真相。
　　任何一个社会分化成各种政党的现象，都是在震动全国的深刻危机发生时表现得最为明显。那时政府不得不在社会各阶级中寻找支柱；严重的斗争会把各种空话以及一切微不足道、无关大局的东西一扫而光；各政党会竭尽全力向人民群众表白，而受可靠的本能支配并具有公开斗争经验的群众，则会跟着代表这个或那个阶级利益的政党走。
　　这种危机时期总是决定着一国的社会力量在几年甚至几十年间党派的组合。例如在德国，这种危机是1866年和1870年的战争；在俄国，这种危机是1905年的事变。不回顾一下这一年的事变，就不能理解我国各政党的实质，就不能认清俄国各政党代表的是哪些阶级。
　　在这篇简述俄国各政党的文章中，我们先从极右的政党说起。
　　在极右翼方面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人民同盟”[156]。
　　这个党的纲领在亚·伊·杜勃洛文所出版的“俄罗斯人民同盟”通报《俄国旗帜报》[157]上是这样说明的：
　　我们把右派这篇庄严的宣言原封不动地照抄下来，一方面是为了使读者能直接看到原文，另一方面是因为这里所阐述的基本主张，对于在第三届杜马中占多数的各个政党即“民族党人”和十月党人也是适用的。这从以下的说明中可以看出来。
　　俄罗斯人民同盟的纲领，实际上是在重提农奴制时代的老口号——正教、专制和民族性。在谈到通常用来区别俄罗斯人民同盟与跟着它走的各个政党的那个问题，即承认还是否认俄国国家制度的“立宪”原则时，必须特别指出，俄罗斯人民同盟丝毫不笼统反对代表机构。从上面所引的纲领中可以看出，俄罗斯人民同盟是主张国家杜马作为“助手”而存在的。
　　杜勃洛文分子说明了俄国立宪（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的特点，而且说得很正确，即说得符合实际情况。无论民族党人或十月党人，在实际政策方面都是站在这个立场上的。这些政党在“立宪”问题上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字面上的争论：“右派”并不反对杜马，只是特别强调它应当成为没有丝毫确定权利的“助手”；民族党人和十月党人则并不坚持任何严格确定的权利，更不想有实现权利的实际保障。所以十月党内的“立宪派”也就在六三宪制的基础上同“反立宪派”和睦相处。
　　在黑帮的纲领中，赤裸裸地、明确地规定了摧残异族人特别是犹太人的政策。他们在这里也象平常一样，把其他政府党多少“羞羞答答地”掩饰起来或是用外交手腕隐藏起来的事情更粗暴地、更无顾忌地、更横蛮地直说了出来。
　　其实，凡是多少了解一点第三届杜马的活动，多少了解一点《新时报》、《光明报》[158]和《莫斯科呼声报》一类报刊的人，都知道民族党人和十月党人也参与了对异族人的摧残。
　　试问，右派政党的社会基础究竟是什么？它代表的是哪个阶级？它是为哪个阶级服务的？
　　重提农奴制的口号，捍卫俄国生活中一切中世纪的旧东西，完全满足于六三宪制即地主宪制，保护贵族和官吏的特权，——这一切都对本问题作了明确的回答。右派是农奴主地主的政党，是贵族联合会[159]的政党。正是这个联合会在解散第二届杜马、修改选举法以及在六三政变中起了重大的作用，甚至起了领导的作用。
　　为了说明这个阶级在俄国拥有的经济实力，只须举出由政府当局即内务部公布的1905年土地统计中的数字所证实了的下列基本事实就够了。
　　在俄国的欧洲部分，人数不到3万的地主拥有7000万俄亩土地；份地最少的1000万个农户的全部土地也只有这样多。大地主每人平均约有2300俄亩土地；而贫苦农民每户只有7俄亩土地。
　　农民靠这种“份地”决不能维持生活，只能奄奄待毙，这是很自然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每次歉收，都有千百万人忍饥挨饿（比如今年的饥荒），这使俄国农民经济不断遭到破坏。农民只得以各种工役形式向地主租佃土地。农民用自己的马匹和农具替地主干活，作为租地的代价。这仍然是徭役制，不过不正式称为农奴制罢了。地主的2300俄亩土地，大部分只能用盘剥方式，用工役即徭役方式经营，只有很少一部分才雇工经营。
　　其次，国家绝大多数高级和中级官吏都出身于这个地主－贵族阶级。俄国官吏的特权是贵族－地主的特权和土地权力的另一方面。由此可见，贵族联合会和“右派”各政党坚持农奴制旧传统的政策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并不是出于个别人的“恶意”，而是由一个极强大的阶级的利益所驱使的。旧的当权阶级，即地主余孽，仍然是当权阶级，并且建立了相应的政党。这个党也就是“俄罗斯人民同盟”或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中的“右派”。
　　但是，既然有代表机构存在，既然群众象在1905年所做的那样，已公开地走上政治舞台，每个政党也就必须在某种限度内向人民表白。而右派各党又能向人民表白些什么呢？
　　当然，公开说保护地主利益是不行的。于是就说什么凡是旧东西都要保存，拼命煽动不信任异族人特别是犹太人的心理，唆使那些最不觉悟最愚昧的人去蹂躏、摧残“犹太佬”，大谈俄罗斯人受异族人的“压迫”，以此来掩盖贵族、官吏和地主的特权。
　　“右派”政党就是如此。它的党员普利什凯维奇，第三届杜马中最著名的右派演说家，煞费苦心而且很有成效地向人民表明了右派所要求的是什么，他们怎样活动，他们为谁服务。普利什凯维奇真是一个天才的鼓动员。
　　与在第三届杜马中占46席的“右派”并肩站在一起的，是占91席的“民族党人”。他们同右派的差异很小，实质上，这并不是两个政党，而是在摧残异族人、摧残“立宪民主党人”（自由派）和民主派等方面分“工”合作的一个政党。他们干着同样的事情，不过作法上有的粗野些有的巧妙些罢了。让那些能干出各种丑事和暴行，能杀害赫尔岑施坦、约洛斯和卡拉瓦耶夫们的“极”右派站开一点，让人们以为他们是从右面来“批评”政府的，这对政府是有利的……右派和民族党人的区别，并不能有什么重大的意义。
　　十月党人在第三届杜马中占131席，其中当然包括“右派十月党人”。十月党人的现行政策与右派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他们与右派不同的地方，在于这个党不仅为地主服务，而且还为大资本家、守旧的商人即资产阶级服务，这个资产阶级由于工人以及跟在其后的农民觉醒过来要求独立生活而惶恐不安以至完全转到捍卫旧制度的立场上去了。俄国有不少资本家，他们完全象地主对待先前的农奴那样对待工人；他们把工人和店员看作是家奴、仆从。在维护这种旧制度方面，谁也比不上右派政党、民族党人和十月党人。还有一些资本家，他们虽然在1904年和1905年举行的地方自治和城市自治人士代表大会上要求“立宪”；但是他们为了对付工人，总是甘愿听凭六三宪制的肆虐。
　　十月党是地主和资本家的主要反革命政党。这是第三届杜马中起主导作用的党：132个十月党人与137个右派分子和民族党人合在一起，就组成了第三届杜马中的相当大的多数。
　　1907年的六三选举法保证了地主和大资本家在杜马中的多数地位：在选举杜马代表的一切省选举大会上，都是地主和第一城市选民团（即大资本家选民团）的复选人占多数。在28个省选举大会上，甚至土地占有者复选人独占多数。六三政府的全部政策都是在十月党帮助下实行的，第三届杜马的一切罪恶都应由该党负责。
　　在口头上，在自己的纲领中，十月党人主张“立宪”，甚至主张有……种种自由！在行动上，这个党拥护一切反对工人（例如保险法案，——请回忆一下杜马工人问题委员会主席季津高津男爵当时的态度吧！）、反对农民以及反对限制专横暴虐和无权状况的措施。十月党人和民族党人一样，都是政府党。这种情况并不因为十月党人有时（特别是在选举以前！）发表“反对派”言论而有丝毫改变。凡是有议会的地方，老早就看到而且现在也经常看到资产阶级政党玩弄这种反对派把戏，这种把戏对于它们没有害处，因为任何政府都不会认真看待它，而且有时在面对需要涂上反对派“圣油”的选民时，这种把戏还不无益处呢。
　　但是，玩弄反对派把戏的行家和老手却是第三届杜马中的主要反对派政党即立宪“民主党”，也就是“人民自由”党。
　　这个党的名称就是一种把戏，其实它根本不是民主党，也绝对不是人民的、不是主张自由的党，而是主张半自由的党，甚至是主张1/4自由的党。
　　其实，这个党是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政党，它害怕人民运动远远超过害怕反动势力。
　　民主派相信人民，相信群众运动，极力帮助群众运动，虽然他们往往错误地理解这一运动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的意义（资产阶级民主派即劳动派就是如此）。民主派想摆脱整个中世纪制度的愿望比较真诚。
　　自由派害怕群众运动，阻碍群众运动，自觉地捍卫某些中世纪制度，而且是主要的中世纪制度，以求获得反对群众尤其是反对工人的支柱。自由派力求达到的目的是与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分享权力，而决不是铲除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权力的一切基础。民主派小资产者（包括农民和劳动派在内）则主张一切为了人民，一切通过人民，他们真诚地想铲除普利什凯维奇制度的一切基础，但是他们不懂得雇佣工人反对资本的斗争的意义。与此相反，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真正目的，则是要与普利什凯维奇分享统治工人和统治小业主的权力。
　　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中占多数或占统治地位。他们利用这种地位玩弄无聊而不光彩的把戏：向右边表示忠诚，表示愿意组阁（他们说，我们能够和平解决一切矛盾，既不会伤害庄稼汉，又不会得罪普利什凯维奇），向左边表示拥护民主主义。由于玩弄这种把戏，立宪民主党人从右边终于挨了一脚，从左边则恰如其分地获得了人民自由事业的叛徒这一称号。在前两届杜马中，他们不仅一直同工人民主派作斗争，而且一直同劳动派作斗争。我们只提醒大家注意一件事就够了：立宪民主党人破坏了劳动派在第一届杜马中提出的成立地方土地委员会的计划，破坏了这个起码的民主主义计划、初步的民主主义计划，从而维护了地主和官吏在土地规划委员会内对农民的支配地位！
　　在第三届杜马内，立宪民主党人玩弄“负责的反对派”即陛下的反对派的把戏。为了玩弄这一把戏，他们屡次投票赞成政府预算（好一个“民主派”！），他们向十月党人解释说，他们所主张的“强制”（强制农民）赎买的办法是没有危险的，没有害处的（请回想一下别列佐夫斯基第一的发言），他们派卡拉乌洛夫上台去发表“虔诚的”演说，他们背弃群众运动，求告“上层”而压制下层（立宪民主党人在讨论工人保险问题时反对工人代表），如此等等。
　　立宪民主党是反革命自由派的政党。由于它野心勃勃地想充当“负责的反对派”，即充当政府认可的、合法的、被准许去与十月党人竞争的反对派，不是反对六三制度而是承认六三制度的反对派，结果就把自己的“民主党人”的称号彻底葬送了。罗扎诺夫和安东尼·沃伦斯基所崇拜的立宪民主党思想家司徒卢威和伊兹哥耶夫之流先生们无耻地鼓吹路标主义思想，以及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三届杜马中充当“负责的反对派”的角色，这实际上是同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普利什凯维奇之流所能容忍的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很想同普利什凯维奇并肩坐在一起。
　　立宪民主党人同“进步派”在现今第四届杜马选举时结成联盟，这再一次证实了立宪民主党人十足的反革命性。进步派一点也不想做民主派，也没有说过一句关于反对整个六三制度的话，根本没有想到要什么“普选权”。这是一些温和的自由派，他们并不掩饰他们与十月党人的亲密关系。立宪民主党人同进步派结成联盟，应该使那些最昏聩的“立宪民主党应声虫”也能看清立宪民主党的本质。
　　代表俄国民主派资产阶级的是形形色色的民粹派，从最左的社会革命党人，直到人民社会党人[160]和劳动派。他们都爱讲“社会主义”词句，但是，这些词句的含义骗不了觉悟的工人。其实，什么“土地权”，什么“平分”土地，什么“土地社会化”，都不包含丝毫社会主义成分。任何人都懂得这一点，只要他知道，在废除土地私有制和重新分配土地甚至最“公平地”分配土地的情况下，商品生产，市场、货币和资本的权力不但不会受到损害，反而会更加扩大。
　　但是，关于“劳动原则”和“民粹派的社会主义”的词句，也表明民主派深信（并且真诚地希望）能够消灭而且必须消灭土地占有制方面以及政治制度方面的一切中世纪特权。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力图与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分享政治权力和政治特权，而民粹派则力求消灭而且在目前不得不力求消灭土地占有制方面以及政治方面的一切特权，也正因为如此，民粹派才是民主派。
　　俄国极大多数农民所处的地位，使他们根本不可能设想与普利什凯维奇之流作任何妥协（这对自由派来说是完全可能的，是可以办到而且是合乎心意的）。因此，俄国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是有群众基础的，而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这种对付庄稼汉的资产阶级政策，直到现在，除了……使3000万庄稼汉挨饿以外，没有作出任何成绩来！
　　千百万挨饿的小业主不能不力求另一种土地改革，即民主主义的土地改革，这种改革虽然不能跳出资本主义范围，不能消灭雇佣奴隶制，但是它能够彻底消灭俄国的中世纪制度。
　　劳动派在第三届杜马中虽然非常软弱，但是他们代表着群众。由于小业主的阶级地位，劳动派必然在立宪民主党人与工人民主派之间动摇不定，同时，由于团结、组织和教育小业主特别困难，劳动派作为一个政党也就显得极不明确极不定形。因此，劳动派受到左派民粹派那种愚蠢的“召回主义”影响，就呈现出一个被取消了的政党的悲惨景象。
　　劳动派与我们的那些准马克思主义者取消派不同的地方，在于前者是由于软弱而成为取消派，后者是由于居心险恶而成为取消派。工人民主派的任务，就是帮助软弱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使他们摆脱自由派的影响，团结民主派阵营去反对反革命的立宪民主党人，而不仅仅反对右派分子。
　　关于这个在第三届杜马中拥有自己党团的工人民主派，我们在这里只能稍微谈一谈。
　　工人阶级政党在欧洲各地都已经建立起来，它们摆脱一般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学会把雇佣工人反对资本的斗争同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区别开来，而这样做也正是为了加强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为了使这一斗争摆脱一切动摇行为和畏缩思想的干扰。在俄国，工人民主派已经完全与自由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劳动派）划清界限，这对整个民主事业有莫大的益处。
　　工人民主派内的取消派（《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现代事业报》）也具有劳动派那样的弱点，它赞美不定形，力图做一个“可以容许的”反对派，它放弃了工人领导权思想。只是空谈“公开的”组织（责骂不公开的组织），鼓吹自由派的工人政策。这一流派显然是同反革命时代的那种涣散状态和悲观失望情绪联系着的，它背离工人民主派的事实已经非常明显了。
　　觉悟的工人什么也不会取消，他们排除自由派的影响而团结起来，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发展工会等多种多样的团结形式，既代表雇佣劳动去反对资本，又代表彻底的民主派去反对俄国整个旧制度，反对向旧制度作任何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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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借用正式公布的1912年杜马《参考手册》中的材料，把第三届国家杜马党派成分列表如下。


　　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中有两个多数：（1）右派和十月党人在437个席位中占268席；（2）十月党人和自由派在437个席位中占235席（120＋115）。这两个多数都是反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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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56]俄罗斯人民同盟是俄国群众性的黑帮组织，于1905年10月在彼得堡成立。该组织联合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反动代表、地主、部分知识界和宗教界人士、城市无业游民、一部分富农以及某些不觉悟的工人和农民，创始人为亚·伊·杜勃洛文、弗·安·格林格穆特、弗·米·普利什凯维奇等。1905年12月23日（1906年1月5日），沙皇尼古拉二世接见了同盟的代表团，接受了同盟成员的称号和徽章。同盟纲领以维护俄国的统一和不可分、保持专制制度、沙皇和人民通过咨议性的国民代表会议取得一致、大国沙文主义、反犹太主义等为基本内容，同时也包含一些蛊惑性的条文，如批评官僚制、保持村社土地所有制、各等级权利平等、国家对工人实行保险等。同盟的中央机构是由12人组成的总委员会，设在彼得堡。全国各城市、村镇所设的同盟分部在1905—1907年间达900个。同盟通过宣传鼓动几次掀起俄国反犹太人大暴行的浪潮，同时也进行个人恐怖活动。它刺杀了第一届国家杜马代表米·雅·赫尔岑施坦、格·波·约洛斯，并两次对谢·尤·维特行刺。第二届国家杜马解散后，同盟于1908—1910年分裂为米迦勒天使长同盟、俄罗斯人民同盟、彼得堡全俄杜勃洛文俄罗斯人民同盟等几个互相敌对的组织。1917年二月革命后同其他黑帮组织一起被取缔。——283。
　　[157]《俄国旗帜报》（《Русское　Знамя》）是黑帮组织俄罗斯人民同盟的机关报，1905—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284。
　　[158]《光明报》（《Свет》）是俄国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报纸（日报），1882—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285。
　　[159]贵族联合会是农奴主－地主的反革命组织，于1906年5月在各省贵族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存在到1917年10月。成立该组织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维护大地主土地占有制和贵族特权。贵族联合会的领导人是阿·亚·鲍勃凌斯基伯爵、Н．Ф．卡萨特金－罗斯托夫斯基公爵、Д．А．奥尔苏菲耶夫伯爵、弗·米·普利什凯维奇等人。列宁称贵族联合会为“农奴主联合会”。贵族联合会的许多成员参加了国务会议和黑帮组织的领导中心。——285。
　　[160]人民社会党人是1906年从俄国社会革命党右翼分裂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人民社会党的成员。人民社会党的领导人有尼·费·安年斯基、韦·亚·米雅柯金、阿·瓦·彼舍霍诺夫、弗·格·博哥拉兹、谢·雅·叶尔帕季耶夫斯基、瓦·伊·谢美夫斯基等。该党赞同立宪民主党的路线，列宁曾称之为“社会立宪民主党人”、“小市民机会主义者”、“社会革命党的孟什维克”。六三政变后，该党因没有群众基础，实际上处于瓦解状态。1917年二月革命后恢复组织。该党代表富农利益，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参加反革命阴谋活动和武装叛乱，1918年后不复存在。——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