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进报》上的匿名作者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内状况[125]
（1912年3月13日〔26日〕以后）
序言
3月26日的《前进报》[126]发表了一条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的正式消息和一篇匿名文章；该文作者仿效俄国社会民主党国外集团的决议[127]，对代表会议极尽谩骂之能事。这次代表会议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同取消派4年来的斗争的终结；尽管取消派进行了各种阴谋活动，百般阻挠党的恢复，代表会议还是召开了。代表会议宣布取消派已置身于党外。取消派及其一切追随者现在向代表会议展开攻击是很自然的。
由于《前进报》拒绝登载我们对匿名作者那篇谎话连篇、恶意中伤的文章的答复，并且继续进行对取消派有利的活动，因此，为了便于德国同志们了解真相，我们就用小册子的形式发表这个答复。这本小册子主要是简要地叙述一下反对取消派的斗争的意义、经过和结局。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 |
附言：当普列汉诺夫的《社会民主党人日志》[128]第16期（1912年4月）出版的时候，我们的小册子已经付印。这一期《日志》进一步证明，《前进报》受到匿名作者的蒙蔽，而它自己又在混淆德国工人的视听。
普列汉诺夫明确表示，他依旧不赞成1912年1月举行的代表会议，同时他又直截了当地断言，崩得召开的不是现有党组织的代表会议，而是“成立大会”，即要建立一个新党的代表会议，这次代表会议的组织者是以“典型的无政府主义原则”作为依据的，他们通过的是“取消派的决议”，最近这次代表会议“是取消派召开的”[129]。
某些德国同志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国外小集团攻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内组织代表会议时所使用的“篡夺”、“政变”等等一切可怕的字眼竟十分天真地信以为真，这只能使人惊奇。不过不应当忘记一句俗语：每一个被判定有罪的人都有权利在24小时之内咒骂自己的审判官。
3月26日的《前进报》刊载的一篇题为《俄国党内生活所见》的文章，引用了代表会议的正式公报，其中谈到取消派被开除出党一事。问题非常明显，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国内组织认为，不能再同取消派一起工作了。当然，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有另一种看法，如果这样，就应当比较详细地谈一下这种解决办法的动机以及4年来同取消派斗争的全部历史！然而，《前进报》那篇匿名文章的作者对这个基本问题的实质只字未提。如果对问题的实质避而不谈，总是装腔作势地讲个不停，这当然说明对读者极不尊重。我们的匿名作者除了谩骂再没有别的办法来反对党和取消派决裂的事实，他真是无能！
从匿名作者夸夸其谈的文章中随便举出几点奇谈怪论，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他说，《前进》文集、《真理报》、《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等等“流派”或“集团”，没有参加代表会议。如果有一位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因为党的代表大会上没有弗里德贝格“集团”[130]或“流派”或《社会主义月刊》[131]的代表而伤心，那对他能够说些什么呢？我们在自己的党内也是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就是参加代表会议的是在国内进行活动的组织，而不是形形色色的国外“流派”或“集团”。假如这些“集团”同国内组织发生分裂，仅仅根据这一点，就可以对它们进行最严厉的斥责，宣判它们死刑，而这完全是他们罪有应得。俄国侨民史（所有其他国家的侨民史也是一样）上有过很多这样的情况：这些“流派”或“集团”一旦脱离了国内社会民主党工人的工作，就必然走向灭亡。
我们这位作者大喊大叫，说参加代表会议的孟什维克护党派（即反取消派）遭到普列汉诺夫本人的否认，这岂不可笑吗？基辅组织当然可以否认国外的“普列汉诺夫派”（即普列汉诺夫的拥护者）；但国外任何一个著作家却不能“否认”基辅组织。彼得堡、莫斯科、莫斯科郊区、喀山、萨拉托夫、梯弗利斯、巴库、尼古拉耶夫、基辅、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维尔纳和德文斯克等地的组织，“否认了”所有帮助取消派或向取消派献媚的国外小集团。“被否认者”这样喊叫和谩骂未必能够改变什么。
其次，作者公开声称，俄国“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波兰、拉脱维亚、崩得）和外高加索区域委员会是“我们俄国党的最老的、最强大的，实际上构成运动骨干的组织”，这不是笑话吗？外高加索区域委员会是否存在都还是个问题，这是谁都知道的，它出席1908年代表会议的代表的性质也证明了这一点。波兰人和拉脱维亚人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以来的最初9年（1898—1907年），处于与党完全隔绝的状态；这种隔绝状态在1907—1911年间，实际上仍继续存在着。崩得在1903年脱离了党，直到1906年（确切些说，是1907年）都置身于党外。直到目前它还没有同各地党组织联合起来，而这种联合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8年的代表会议正式规定了的[132]。在拉脱维亚组织和崩得内部，有时取消派占上风，有时反取消派占上风。至于波兰人，1903年他们站在孟什维克方面，1905年又站在布尔什维克方面，1912年他们曾试图同取消派“和解”，但没有成功。
作者羞羞答答地竭力用下面这句话来掩饰这次失败：“波兰和立陶宛的社会民主党代表最初也参加了这次代表会议。”为什么只是最初呢？只要读一下崩得关于这次代表会议的正式通报，就可以看到对这种羞羞答答的沉默的解释。那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波兰人的代表退出了代表会议，并提出了书面解释，说明他所以不能同代表会议合作，是因为会上表现出偏袒和倾向取消派的情绪。
当然，讲一堆空洞的不说明任何问题的有关“统一”（同取消派？）的废话，象作者喜欢做的那样，比研究取消派的真正实质，研究他们如何拒绝帮助恢复党，以及他们如何进行破坏党中央委员会的活动要容易得多。如果同时闭口不提波兰代表拒绝共同工作——不是同布尔什维克或列宁派，绝对不是！而是同崩得分子和拉脱维亚人，因为这种工作是没有益处的——这一事实，那么讲空话就更容易了。
但是，取消主义本身究竟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不得不把1912年的代表会议确认为党的最高机关，并把取消派开除出去呢？
俄国的反革命使我们党的队伍发生了严重的分化。无产阶级遭到空前的疯狂的迫害。资产阶级内部发生了大规模的叛变。曾经自然而然地追随我国1905年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同路人，开始同社会民主党背道而驰了。这种背离表现在两个方面：取消派和召回派。前者的核心由多数孟什维克著作家（波特列索夫、列维茨基、拉林、马尔托夫、唐恩、马尔丁诺夫等）组成。他们宣布秘密党已被取消，恢复党的任何尝试都是反动的空想。他们的口号是：建立公开的工人政党。不言而喻，在俄国目前这种连自由派的政党立宪民主党都不能合法化的政治条件下，建立公开的社会民主工党，必然只能是一种天真的愿望。取消派否定了秘密党，但也没有履行建立公开党的诺言。结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在合法的刊物上嘲笑“地下组织”，同自由派一起把它埋葬，并把自由派工人政策的主张捧上了天。普列汉诺夫把取消派的《我们的曙光》杂志比作德国的《社会主义月刊》是完全正确的！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布尔什维克当然就更不用说了）宣布向取消派作无情的斗争，拒绝为他们的所有刊物撰稿，同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断绝了关系。普列汉诺夫在党的中央机关报上谈到波特列索夫的时候写道：“在我们党看来，那个认为我们党不存在的人本身是不存在的。”早在1908年12月，党代表会议就坚决谴责了取消派，说明它是“党内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试图取消现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代之以〈请特别注意这一点！〉一种绝对要在合法范围内活动的不定形的联盟”。不言而喻，必须利用一切合法机会，这一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不仅不反对，恰恰相反，是最坚持的。然而，建立公开的合法的政党在俄国是不可能的，只有机会主义知识分子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们党组织的类型可以——当然只是大体上——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的德国党组织相比：合法的议会党团，各种各样的合法工人团体，这是必要的条件；而秘密的党组织终归还是基础。
“召回派”想把社会民主党党团从第三届国家杜马召回，他们提出了抵制这届杜马的口号。一部分布尔什维克投靠了召回派，列宁等人无情地向他们宣战。召回派及其拥护者成立了“前进”集团，该集团的著作家（马克西莫夫、卢那察尔斯基、波格丹诺夫，阿列克辛斯基）打着响亮的“无产阶级哲学”的旗号，鼓吹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哲学，鼓吹宗教和社会主义的统一。该集团的影响一直是不大的，它只有依靠同各种各样脱离俄国的和不起作用的国外集团妥协才得以生存。每次发生分裂时必然要产生的这类集团，它们总是摇来摆去，玩弄各种政客手腕，可是，它们并不代表任何派别，而且它们的活动首先表现为耍小阴谋，托洛茨基的《真理报》也属于这种集团。
当然，每个马克思主义者都很清楚，无论是取消派，还是召回派，都是把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同路人吸引过去的小资产阶级流派。同这些流派“和睦”或“和解”，早就不可能了。社会民主党或是自行灭亡，或是完全摆脱这些流派。
这个理论性的结论是正确的，1910年1月的和解尝试的经验已予以证实。当时，中央委员会的最后一次全会，在取消派和召回派的参加下，一致宣布了一个论点，就是无论这一流派或是那一流派，都不是社会民主主义流派。然而，这只不过是天真的愿望。无论取消派或是召回派确实在有关的决议上“签了字”，但他们还是拼命地进行反党宣传，并保存自己的单独的组织。在1910年整整一年中间，同这两个流派的斗争愈来愈尖锐起来。前面引证的普列汉诺夫的话是1910年5月以前讲的，而在5月，列宁已代表所有布尔什维克声明，既然取消派全面破坏了一月决议，就根本谈不上同他们实行和解了［注：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247—300页。——编者注］。
在国内恢复中央委员会的尝试，由于取消派拒绝协助而失败了。挽救“统一”的最后一个办法，就只有在国外召开中央委员会。1911年5月作了这一尝试。15个中央委员中，有9个在国外，8个出席了会议……其中2个取消派分子——“呼声派分子”（《呼声报》拥护者）伊哥列夫和崩得分子（伯尔）立即退出了会场，这样他们就彻底破坏了党中央委员会。
取消派拒绝参加中央委员会，表明他们的完全背离和中央委员会的瓦解。当时，国外还有一个中央机关——所谓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中央委员会瓦解以后，布尔什维克就退出了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剩下的是波兰人、拉脱维亚人、崩得派和“呼声派”（＝国外取消派），也就是说（读过《前进报》那篇文章的人都会相信），这个人员组成与有名的崩得代表会议的人员组成一模一样，因为外高加索区域委员会早在1908年就把自己的委托书交给了“呼声派”。可是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匿名作者最新发现的这些“最老的、最坚强的国内组织”都干了些什么。他们不但没有能够联合，而且把国外局也解散了！早在1911年秋天，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就声明自行解散，普列汉诺夫在自己的《日志》里为国外局写了以下的告别的话：“永别了！这个曾经成为力图取消党的先生们手中的工具，因而必将给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事业带来巨大危害的党的机关，能为革命无产阶级做的好事只有一件：及时死去。”（《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15期附刊2第1页）根本不能说是赞同代表会议的普列汉诺夫所作的这种估价足以表明，那些大叫“篡夺”等等的人的装腔作势是多么可笑！
要实现党的统一，还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召开国内组织的代表会议。由于各民族组织（波兰人、拉脱维亚人、崩得分子）完全脱离了俄国工作，他们根本不可能为这次代表会议做什么事情。
1910年11月26日，托洛茨基发出了召开代表会议的呼吁。“前进派”和“呼声派”（＝国外取消派）对这个呼吁表示支持（口头上）。但是，正如所预料的那样，由于这些集团已经不起什么作用，它们的一切努力都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1911年6月，布尔什维克、“调和派”（也就是“布尔什维克护党派”）和波兰人方面也发出了呼吁。筹备工作是从邀请当时最强大的组织之一——基辅组织开始的。1911年10月，“召集代表会议的俄国（即由国内组织建立的在俄国进行工作的）组织委员会”产生了。这个委员会是由基辅、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梯弗利斯、巴库和叶卡捷琳堡的组织组成的，很快又有20个组织参加。国内组织的代表参加以后，布尔什维克（所谓“列宁派”）和孟什维克护党派就立即占了绝对的优势。于是“被否认”的国外小集团勃然大怒，因为他们在国内没有拥护者。
1912年1月，俄国组织委员会终于召开了代表会议，所有国内组织毫无例外都被邀请参加。取消派、“民族代表”（波兰人、拉脱维亚人、崩得分子）和所有动摇的国外小集团，都没有出席。当时代表会议确信，在党处于空前困难状况的条件下，国内组织具有最充分的代表性；当时代表会议确认，党在国内没有中央机关就要灭亡，国外的涣散日益加剧，即将举行的第四届杜马的选举要求立即把党恢复起来，因此，代表会议就必须被确认为党的最高机关，它应该选举中央委员会，宣布取消派已置身于党外。
多年来斗争的经过和结局就是这样。取消派是不是能够建立一个“公开的”政党，还是在某种腐朽的妥协的基础上搞出一个虚构的党来，将来自会见分晓。
在俄国国内，有没有说明取消派和护党派——赞同代表会议的人——的力量的公开的可以核对的材料呢？有的。俄国有两个而且只有两个全国性的政治刊物，为它们撰稿的有马克思主义著作家和杜马党团的成员。这两个刊物都代表“流派”，但不象国外小报那样极尽谩骂之能事，许多年来它们一直都在进行公开的严肃的写作活动。当然，它们并不是党的机关报；它们完全是合法的，它们只在俄国现行制度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活动。然而社会民主党内各种各样比较重要的理论思想色彩，总的说来，在这两个刊物上都有绝对正确的反映。除了取消派和反取消派（赞同代表会议的人）这两个“流派”以外，其他任何流派都没有得到反映，因为根本就不存在其他任何比较重要的“流派”。象《真理报》小集团、“前进”小集团、“布尔什维克护党派”（或“调和派”，有调和情绪的人）等等所有这些小集团，都等于零。取消派的观点在国内，反映在《我们的曙光》月刊（1910年创办）和《现代事业报》周报（出到第8号）上。护党派（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护党派）的观点，反映在《启蒙》月刊[133]（1911年创办，前身是《思想》杂志）和《明星报》（出到第53号）上。说社会民主党护党派否定“合法”工作，是再错误不过的了，相反，就是在进行合法工作方面，他们也胜过取消派。合法的社会民主党人唯一不容争辩的全国性公开组织，就是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它是完全合法的，同党没有任何直接关系。但它的所有的成员都是众所周知的，他们每个人代表哪个流派，也是众所周知的。
取消派的《现代事业报》的经常撰稿人有两个杜马党团成员——阿斯特拉汉采夫和库兹涅佐夫［注：不久以前，还有第三个——别洛乌索夫。现在，这个极端取消派（俄国的比索拉蒂！）已经退出了杜马党团。杜马党团曾公开告诫所有选民，并要求别洛乌索夫退出杜马。这个小小的例子足以说明，彻底的取消主义有时会使人走得多么远！］。反取消派的《明星报》上的撰稿人有8个杜马代表：沃罗宁、沃伊洛什尼科夫、叶戈罗夫、扎哈罗夫、波克罗夫斯基、普列德卡林、波列塔耶夫和苏尔科夫。有两个杜马代表——齐赫泽和格格奇柯利，既不为前一个刊物，也不为后一个刊物撰稿。有1个代表（舒尔卡诺夫）是两个刊物的撰稿人。
这是2与8之比！这确实是无可争辩的、可以核对的公开材料，根据这些材料可以断定取消派和反取消派的力量对比。这样一来，无名作者的那种似乎绝大多数人都赞成取消派等等自吹自擂的说法，就不值一驳了。这些类似塔拉斯孔城的达达兰的词句，同托洛茨基讲的话［注：在哥本哈根代表大会期间，托洛茨基在《前进报》上发表了一篇匿名文章，通篇都是这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恶毒攻击，因此，不仅列宁，就连俄国代表团代表普列汉诺夫和瓦尔斯基，都不得不向执行委员会提出书面抗议。］极其相似，因此就不值得认真争论了。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斗争有时采取非常激烈的形式。在侨居生活的条件下，只能是这样的，在其他任何反革命势力嚣张、人们被迫逃往国外的国家，也是这样的。
用些过分华丽的辞藻“斥责”这种斗争形式，唾弃这种斗争形式，满足于发表“统一的好处”这种极端庸俗的议论，只能说是轻率。谁要真想研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8—1911年这一困难时期的历史，谁就会掌握很多秘密的文献和更多的公开的文献。这些文献里面包括大有裨益的材料，说明各流派的性质、分歧的原则意义、斗争的根源以及斗争发展的情况和条件等等。
世界上没有一个社会民主党（特别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不是通过同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同路人的艰苦斗争和多次分裂才建立起来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也是在同这种同路人的艰苦斗争中，排除一切障碍，于1898年形成，并成长壮大和锻炼出来的。
| 1912年在巴黎印成德文单行本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1卷第201—214页 |
注释：
[125]这篇文章是列宁对列·达·托洛茨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上匿名发表的反对党的布拉格代表会议及其决议的诽谤性文章的答复。文章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名义用德文印成小册子，分寄给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各刊物编辑部、各地方委员会、各图书馆，共600个单位。
在《列宁全集》俄文各版中，这篇文章是根据《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小册子从德文译成俄文刊印的。——204。
[126]《前进报》（《Vorwarts》）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该报于1876年10月在莱比锡创刊，编辑是威·李卜克内西和威·哈森克莱维尔。1878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后被查禁。1890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决定把1884年在柏林创办的《柏林人民报》改名为《前进报》（全称是《前进。柏林人民报》），从1891年1月起作为中央机关报在柏林出版，由威·李卜克内西任主编。恩格斯曾为《前进报》撰稿，帮助它同机会主义的各种表现进行斗争。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前进报》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它支持过俄国的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33年停刊。——204。
[127]指1912年3月12日在崩得国外委员会、“前进”集团、《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列·达·托洛茨基的维也纳《真理报》、孟什维克护党派和调和派等单位的代表于巴黎召开的会议上通过的攻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该会议还决定将此决议通报社会党国际局，德国、法国、奥地利三国社会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以及所谓“保管人”。该决议除印成单页外，还刊载于维也纳《真理报》和崩得的《新闻小报》第4号。列宁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驻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的身分，就这个决议发表了一个正式的抗议声明（见本卷第221—224页），并在3月28日以前给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写了一封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6卷）。——204。
[128]《社会民主党人日志》（《Дневник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а》）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创办的不定期刊物，1905年3月—1912年4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6期。1916年在彼得格勒复刊，仅出了1期。在第1—8期（1905—1906年）中，普列汉诺夫宣扬极右的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观点，拥护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派资产阶级联盟，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谴责十二月武装起义。在第9—16期（1909—1912年）中，普列汉诺夫反对主张取消秘密党组织的孟什维克取消派，但在基本的策略问题上仍站在孟什维克立场上。1916年该杂志出版的第1期里则明显地表达了普列汉诺夫的社会沙文主义观点。——205。
[129]指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文章《关于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问题》，载于1912年4月《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16期（见《普列汉诺夫全集》1927年俄文版第19卷第395—407页）。文章引用了《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编辑部同取消派组织委员会代表的来往信件。在这些信件里，取消派组织委员会的代表坚持要求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护党派集团参加组织委员会。普列汉诺夫在答复中揭露了正在筹备召开的八月代表会议的取消主义性质，并拒绝参加组织委员会的工作。——205。
[130]指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以拉·富里德伯格为首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派别。——206。
[131]《社会主义月刊》（《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是德国机会主义者的主要刊物，也是国际修正主义者的刊物之一，1897—1933年在柏林出版。编辑和出版者为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约·布洛赫。撰稿人有爱·伯恩施坦、康·施米特、弗·赫茨、爱·大卫、沃·海涅、麦·席佩尔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杂志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206。
[132]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地方上各民族组织统一的决议》。决议说：“代表会议建议中央委员会采取措施，把违背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决议至今尚未进行统一的各区域内的我党地方组织统一起来。”（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56页）。——208。
[133]《启蒙》杂志（《Просвешение》）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社会政治和文学月刊，1911年12月—1914年6月在彼得堡出版，一共出了27期。该杂志是根据列宁的倡议，为代替被沙皇政府封闭的布尔什维克刊物——在莫斯科出版的《思想》杂志而创办的，受以列宁为首的国外编辑委员会的领导。出版杂志的实际工作，由俄国国内的编辑委员会负责。在不同时期参加国内编辑委员会的有：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列·米·米哈伊洛夫、米·斯·奥里明斯基、A．A．里亚比宁、马·亚·萨韦利耶夫、尼·阿·斯克雷普尼克等。从1913年起，《启蒙》杂志文艺部由马·高尔基领导。《启蒙》杂志作为布尔什维克的机关刊物，曾同取消派、召回派、托洛茨基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进行过斗争，登过列宁的28篇文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启蒙》杂志被沙皇政府封闭。1917年秋复刊后，只出了一期（双刊号），登载了列宁的《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和《论修改党纲》两篇著作。——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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