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二十卷——总结（1911年10月23日〔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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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23日〔11月5日〕）nwn品论天涯网

　　《言语报》和《俄罗斯新闻》为了进行选举鼓动，都全力投入维特同古契柯夫的论战中去了。论战的性质，从《言语报》下面一段话中看得很清楚：
　　这段话是针对下面情况说的：1905年10—11月，维特同乌鲁索夫、特鲁别茨科伊、古契柯夫和米·斯塔霍维奇磋商组阁问题，后三人坚决不同意提名杜尔诺沃当内务大臣的候选人。
　　然而，立宪民主党先生们责备十月党人的时候，也暴露出他们对自己的过去非常健忘。“十月党人和杜尔诺沃一伙同流合污”。这话说得很对。这无疑证明了，说十月党人是民主派是可笑的。不过十月党人并不自以为是民主派。而立宪民主党人则自称是“立宪民主主义者”。但是，难道在同维特磋商时赞成提名杜尔诺沃当候选人的乌鲁索夫这样的“民主派”，不是“和杜尔诺沃一伙同流合污”吗？难道在头两届杜马中，立宪民主党人作为一个政党，不是“眼睛盯着当局，不顾社会舆论”吗？
　　决不可以忘记或者歪曲众所周知的事实。请回忆一下第一届杜马中地方土地委员会的历史。立宪民主党人当时所以反对，正是“为了讨好当局”。立宪民主党人在这个问题上（第一届杜马时期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之一），无疑是“眼睛盯着当局”和“不顾社会舆论”的。这是因为代表俄国十分之九的居民的劳动派和工人代表，当时都赞成地方土地委员会。在其他一些问题上，无论在第一届还是在第二届杜马中，也曾数十次表现出了各个政党的这种相互关系。
　　很难想象，立宪民主党人能怎样反驳这些事实。难道可以说，他们在头两届杜马中没有同劳动派和工人代表发生分歧，同时也没有同葛伊甸之流、十月党人和当局携手合作吗？难道由于选举制度的原故，劳动派和工人代表就不代表居民的大多数了吗？或者说，我们的“民主派”要把“有教养的〈从官方颁发的证书来看〉人士”的意见，而不把多数居民的意见叫作社会舆论吗？
　　如果对斯托雷平担任首席大臣的时期，即1906—1911年的五年作个历史的评价，那就不能否认，无论是十月党人还是立宪民主党人都不是民主派。只因为立宪民主党人追求这个称号，他们的自我欺骗和欺骗“社会舆论”，即欺骗群众舆论，在这里就显得特别突出，特别有害。
　　当然我们并不想说，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是“一个反动帮派”，十月党人的自由主义同立宪民主党人不相上下。我们只想对他们说，自由派是一回事，民主派又是另一回事。自由派自然是把资产阶级的意见，而不是把工人和农民的意见当作“社会舆论”的。民主派是不会这样看的，不管他们有时对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抱什么幻想，他们却相信群众，相信群众的行动，相信群众的情绪是合理的，群众斗争的方法是适当的。
　　民主派这个字眼愈是被滥用，就愈要坚持不懈地提醒人们注意自由派同民主派的这个区别。在一切资产阶级国家里，选举对各资产阶级政党来说都是为宣传目的服务的。对于工人阶级来说，选举和竞选应该为进行政治教育、说明各政党的真正性质这种目的服务。判断政党，决不能根据它们的名称、声明和纲领，而要根据它们的行动。
　　但是，维特同古契柯夫的涉及斯托雷平怎样开始当大臣的问题的论战（顺便提一下，古契柯夫证明，1905年秋，没有一个“社会活动家”反对提名斯托雷平当大臣候选人），还提出了其他一些更重要、更有意思的问题。
　　第一次提名（1905年秋）斯托雷平为内务大臣候选人，是在维特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代表的会议上。甚至在第一届杜马时期，身为内务大臣的斯托雷平就“曾两次通过克雷让诺夫斯基建议穆罗姆采夫讨论立宪民主党组阁的可能性问题”，——9月6日《言语报》的编辑部文章就是这样写的，而且还谨慎地、转弯抹角地加上一句：“有消息说”，斯托雷平是这样做的。只要回忆一下立宪民主党人起初是对这类“消息”表示沉默或进行谩骂的情形就够了。现在，他们自己引用这些消息，显然也就证明这些消息是真实的。
　　我们接着往下谈。第一届杜马垮台后，斯托雷平当了首席大臣，曾经直接建议葛伊甸、李沃夫、米·斯塔霍维奇加入内阁。这种“勾结”失败后，即“杜马第一次休会期间，斯托雷平同古契柯夫开始有了密切的政治关系”，而大家知道，这种关系一直继续到1911年。
　　结果怎样呢？提名斯托雷平当大臣的问题，是同资产阶级的代表在一起讨论的；斯托雷平在他当大臣的整个任期内，即从1906年到1911年，接二连三地向资产阶级的代表提出“建议”，他始而同立宪民主党人、后来又同和平革新党人[171]、最后同十月党人建立或试图建立政治关系。最初，人们“建议”“社会活动家”即资产阶级的领袖提名斯托雷平当大臣，后来斯托雷平当了大臣，在他整个任期内，不断向穆罗姆采夫之流、葛伊甸之流、古契柯夫之流提出“建议”。一旦再也物色不到可以向之提“建议”的资产阶级各政党和各派别的各种人士，斯托雷平的官运也就告终（大家知道，斯托雷平辞职是早就定了的）。
　　由这些事实得出的结论是很清楚的。如果说，立宪民主党人同十月党人现在的争论，是关于在组阁谈判或同大臣们谈判时他们中间谁更卑躬屈膝，是乌鲁索夫还是古契柯夫，是穆罗姆采夫还是葛伊甸，是米留可夫还是斯塔霍维奇，等等，等等；那么这种争论是不足道的，它只会分散群众的注意力，使他们不去关心重大的政治问题。而这个重大的问题显然就是要了解俄国国家制度史上的这个特殊时代的条件和意义，在这个特殊时代，大臣们不得不向资产阶级领袖们提出一系列的“建议”，大臣们能够找到同这些领袖进行谈判和恢复谈判的共同的基础，哪怕是某一点共同的基础。重要的不是当时谁的态度最坏，是卡尔普还是西多尔[172]；重要的是，第一，旧地主阶级不向资产阶级领袖提出“建议”就已经不能发号施令了，第二，野蛮的地主同资产者有谈判的共同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反革命性。
　　斯托雷平不仅仅是经历过1905年的地主们的大臣；不，他还是资产阶级具有反革命情绪时代的大臣。由于共同敌视“1905年”，地主应当而且可以向这个资产阶级提出建议。资产阶级（即使现在只就立宪民主党这个最左的“自由派”政党来说）的这种情绪，无论在《路标》文集向民主派和群众运动泼脏水的宣传中，或者在米留可夫的“伦敦”口号中，在卡拉乌洛夫的许多祈祷式的演说中，在别列佐夫斯基第一关于土地问题的演说中等等，都已表现出来了。
　　我国的一切自由派，一切自由派报刊，包括自由派工人政客在内，总想忘掉问题的这一方面。然而，正是问题的这一方面最为重要，因为它向我们说明19世纪或20世纪初和1905年以后，地主当了省长和当了大臣的那些条件的历史特点。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9月30日《言语报》）在同古契柯夫争论时写道：“俄国社会清楚地记得十月党的经历。”
　　噢，是的！自由派是清楚地记得“自己人”乌鲁索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同葛伊甸之流、李沃夫之流和古契柯夫之流的小小的对骂的。但是，俄国民主派，特别是工人民主派，是清楚地记得整个自由派资产阶级（包括立宪民主党人）的“经历”的；他们清楚地记得，1905年的大变动使得地主和地主官僚们不得不寻求资产阶级的支持，而这个资产阶级也非常充分地利用了自己的地位。这个资产阶级完全同意地主的看法，认为地方土地委员会是不需要的和有害的，但是这个资产阶级同地主在杜尔诺沃还是斯托雷平这个非常重要的、真正原则性的问题上是有分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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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71]和平革新党人是俄国大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君主立宪主义组织和平革新党的成员。和平革新党是左派十月党人彼·亚·葛伊甸、德·尼·希波夫、米·亚·斯塔霍维奇和右派立宪民主党人尼·尼·李沃夫、叶·尼·特鲁别茨科伊等在第一届国家杜马中的“和平革新派”基础上组织的，1906年6月成立。该党持介乎十月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的立场，主要是在策略上与它们有所不同，而其纲领则十分接近于十月党。在第三届国家杜马（1907年选出）中，和平革新党同民主改革党联合组成“进步派”。该派是1912年成立的进步党的核心。和平革新党的正式机关刊物是《言论报》和《莫斯科周刊》。——[372]。
　　[172]卡尔普、西多尔是俄国常见的人名，此处是泛指某某人，相当于汉语中的张三李四。——[3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