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二十卷——关于选举运动和选举纲领（1911年10月18日〔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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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18日〔31日〕）xxj品论天涯网

　　明年即将举行第四届国家杜马的选举。社会民主党应当立即开展选举运动。由于即将举行选举，各党派内部已经呈现了“活跃景象”。反革命时期的第一阶段显然结束了：去年的游行示威、学生运动、农村饥荒以及罢工浪潮（次序虽列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这一切都明确地指出了转折的开始，反革命时期的新阶段的开始。加强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在这些工作中，即将到来的选举是一个自然而又必然的、引人关注的“环节”。（我们顺便提一下，有些人，象社会民主党中的“前进”小集团，在对这些被生活、经验和党完全证实了的浅显易懂的真理的认识上，直到如今还是动摇不定；象那些认为“召回主义”是“一种合理的色彩”（1911年5月《前进》文集第3集第78页）的人，——这些人已经干脆把自己从社会民主党内比较严肃的派别或流派中勾销了。）
　　首先，就组织、安排和进行选举运动谈几点意见。为了立即开展选举运动，社会民主工党的秘密支部必须在全国各地、在一切合法的和半合法的组织里、在一切大工厂、在人民的各阶层和各集团中间立即主动地进行活动。必须正视丑恶的现实。在许多地方，还根本没有完全定形的党组织。现在只有一支忠实于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先锋队。只有个别的人，只有一些规模不大的小组。因此，主动地建立支部（这个词很好地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规模不大的、很灵活的团体、小组和组织是由外部条件决定的）应当成为全体社会民主党人的首要任务，哪怕两三个人，只要能够“挂上钩”，就应该建立某种联系，开始经常的哪怕是最平凡的工作。
　　在我们党的目前情况下，再没有什么比“等待”形成一个有影响的国内中心的时机这样的策略更危险的了。全体社会民主党人都知道，成立国内中心的工作正在进行，对这个工作首先负有责任的人已经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情，但是全体社会民主党人也应当知道，警察制造的困难非常之多（决不能在遭到一次、两次、三次失败之后就灰心丧气！）；大家应当知道，当这样的中心一成立，它必须用很长时间来建立同各个地方的牢固的联系网，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只能进行一般的政治领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地的发起支部，应该是有严格党性的秘密支部，它要能立即开始进行选举的筹备工作，立即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来开展宣传和鼓动工作（秘密印刷所、传单、合法机关报、“合法的”社会民主党人护党派小组、交通联络，等等，等等）——如果推迟成立这样的支部，那就是损害工作。
　　对于把选举当作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的事业而予以非常重视的社会民主党来说，基本问题当然是有关选举的全部宣传鼓动的思想政治内容问题。这也就是选举纲领问题。对一切多少名副其实的政党来说，纲领在选举以前很久就已经有了，它不是故意“为了选举”而臆想出来的，而是由党的一切事务、党的工作的全盘安排、党在当前历史时期的整个方针所必然产生的。而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来说，纲领早已提出，纲领早已存在，它是由党的原则，由党已经规定、已经实行并且正在人民政治生活的整个时期实行的策略自然而又必然地决定的，而选举始终是对这样的时期的某些方面所作的“总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是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忠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工人阶层在1908—1911年时期、在反革命猖獗时期、在“斯托雷平”“六三”制度时期所进行的工作的总结。
　　这个总结包括三个主要组成部分：（1）党的纲领；（2）党的策略；（3）党对这个时期占优势的、或者说散布最广的、或者说对民主对社会主义最有害的思想政治流派的估计。一个政党如果没有纲领，就不可能成为政治上比较完整的、能够在事态发生任何转折时始终坚持自己路线的有机体。一个理论家小组可以没有以对当前政治形势的估计为基础的、能够确切回答当前的“该死的问题”的策略路线，但是一个正在行动的政治团体就不能没有这样的策略路线。如果不对那些“积极的”、轰动一时的或“时髦的”思想政治流派作出估计，纲领和策略就会变成死的“条文”，就不可能根据对问题本质的了解、对问题的“来龙去脉”的了解去贯彻和运用这些“条文”以解决成千上万细致而具体的、非常具体的实践问题。
　　至于说到1908—1911年时期一些有代表性的、并且对于了解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特别重要的思想政治流派，那么在这方面占首位的是“路标主义”和取消主义。“路标主义”是反革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不管立宪民主党的外交家们怎么说，这种思想体系都是同立宪民主党的政策完全一致的）；取消主义则是同样的腐朽的资产阶级影响在同工人运动有接触的人们中间的表现。离开民主派向后倒退，远离群众运功，远离革命，这就是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派别的主导思想。远离秘密的党，放弃无产阶级领导解放斗争的任务，放弃捍卫革命的任务，这就是混迹于马克思主义者之中、在《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生活事业》杂志这两份机关刊物上筑了巢穴的“路标派”的主导思想。不管狭隘的实际主义者或者那些在我们艰难的时代里已经感到厌倦、不愿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进行艰苦斗争的人怎么说，如果不透彻了解上面指出的斯托雷平时期的“思想派别”的实质和意义，那就不可能就任何一个“实践”问题、就社会民主党任何工作部门中的任何一个秘密工作和合法工作问题对宣传员和鼓动员作出确切而圆满的回答。
　　提出体现社会民主党选举纲领的简明的共同口号即选举口号常常是有益的，而且有时是必要的，因为这种口号提出了当前政治实践中最根本的问题，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宣传提供最方便、最迫切的理由和材料。我们时代的这种选举口号、这种共同口号只能是以下三点：（1）建立共和国，（2）没收地主全部土地，（3）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第一点的基本精神是要求政治自由。如果在这类问题或者在其他一些与“民主化”等等相类似的问题上，也只限于用政治自由这个术语来表述我们党的立场，那就是错误的，因为在宣传和鼓动工作中我们应当考虑到革命的经验。解散两届杜马，组织大暴行，支持黑帮和赦免黑帮英雄，“利亚霍夫”在波斯建树的丰功伟绩[170]，六三政变，以及以后在这一基础上发生的许多“小政变”（第87条等等）——这就是还远没有完全列举出来的我国罗曼诺夫—普利什凯维奇—斯托雷平及其同伙的王朝的业绩。君主制同诸如普选权这些重大的民主改革同时并存的历史条件过去出现过，现在也可能出现。君主制根本不是形式单一和一成不变的制度，而是非常灵活的和能够适应各阶级的统治关系的制度。然而根据这些无可争辩的抽象理由就对20世纪的具体的俄国君主制作出结论，那就意味着对历史批判的要求的嘲弄和对民主事业的背叛。
　　我国的情况和我国政权的历史（特别是最近10年这段时间）向我们清楚地表明，正是沙皇君主制成了那群黑帮地主（他们的头子就是罗曼诺夫）的中心，他们把俄国变成了一个不仅使欧洲，而且现在使亚洲也感到害怕的怪物，他们横行霸道，大肆掠夺，贪污受贿，对“百姓”一贯施加暴力，对政治犯残酷折磨、严刑拷打，等等，如今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在我国君主制的这种具体情况下，即在具体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特征的情况下，如果把例如普选权的要求作为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的中心，那与其说是机会主义，不如说是荒谬无聊。既然现在讲的是选择中心的要求来作为选举运动的共同口号，那就必须把各种不同的民主要求按比较现实的前景和恰当的位置加以安排；如果要求普利什凯维奇承认对妇女应当有礼貌，不应使用“淫秽的”语言，要求伊利奥多尔有耐性，要求古尔柯和雷因博特正直无私，要求托尔马乔夫和杜姆巴泽遵守法律和法制，要求尼古拉·罗曼诺夫实行民主改革，那实际上就不能不使识字的人哈哈大笑，不能不使文盲莫名其妙。
　　请从所谓一般历史的角度来提出问题。毫无疑问（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毫无疑问的，拉林和一小撮取消派除外），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并没有完成。俄国正在走向革命危机。我们应当来证明革命的必要性，宣传革命的合理性和“好处”。既然如此，就应当这样来进行争取政治自由的鼓动：要把问题提得尽量广泛，要为胜利的而不是半途而废的（如1905年）运动指出目标，提出一个能够激发群众热情的口号，因为他们为俄国的现实生活而苦恼，为做一个俄国人受到的耻辱而痛心，他们渴望有一个真正自由的、真正更新的俄国。请从宣传工作和实际工作的角度来提出问题。那就不能不向甚至是最愚昧的庄稼人说明，国家应当由全体人民更自由地（比第一届杜马更自由地）选出的“杜马”来管理。究竟怎么办才能使“杜马”不被解散呢？不推翻沙皇君主制就办不到这一点。
　　可能会有人反对说：把建立共和国的口号当作整个选举运动的口号提出来，就意味着排除合法地进行选举运动的可能性，意味着不是真正承认合法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种反对意见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取消派的诡辩。虽然不能合法地谈论建立共和国（在杜马讲台上是例外，在那里可以而且应当完全在合法的基础上进行关于建立共和国的宣传），但是为了捍卫民主主义，要这样来写文章和发表言论：对民主主义同君主制调和这种思想决不姑息，对自由主义的和民粹主义的君主派进行反驳和嘲笑，让读者和听众弄清楚君主制（正因为是君主制）同俄国存在的无权和专横之间的关系。啊，俄国人经历了许多世纪的奴隶制的磨炼，他们会懂得字里行间的意思，会忖度讲演人的言外之意。对于那些会推说“没有可能”把建立共和国的要求当作我们宣传和鼓动的中心任务的社会民主党的合法活动家们，应该这样回答他们：“不要说‘我不能’，而要说‘我不想’。”
　　至于没收地主全部土地的要求的重要性，恐怕就不需要特别发挥了。现在在俄国农村中，由于实行斯托雷平的“改革”而怨声载道，“新地主”、乡警同居民群众之间的最残酷斗争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愤怒情绪正在增长（最保守的和敌视革命的人都可以作证），在这种时候，没收地主全部土地的要求就应当成为整个民主的选举纲领的中心任务。我们只是指出，正是上述要求把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不仅同立宪民主党人的地主自由主义明确地区别开来，而且同知识分子官僚所说的关于“份额”、“消费土地份额”、“生产土地份额”、“平均分配”等等谬论明确地区别开来。这些谬论是民粹派喜欢讲的，也是一切明白道理的农民加以讥笑的。我们没有必要说，“庄稼汉需要多少土地”，因为俄国人民要没收地主的全部土地，使自己在国家整个经济和政治生活中摆脱农奴制压迫的枷锁。做不到这一步，俄国永远不会自由，俄国农民永远不会稍微吃饱肚子和成为有文化的人。
　　对于第三点即八小时工作制，就更不需要说明了。反革命疯狂地夺取工人们1905年的成果，因此工人群众为争取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斗争正变得愈来愈猛烈；而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改善，首先要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总之，我们可以用几句话来表明社会民主党选举纲领的实质和真髓，这就是：干革命！列夫·托尔斯泰在逝世前不久曾经说过，而且是以一种表现出“托尔斯泰主义”最糟糕的特色的遗憾口吻说过，俄国人民快得出奇地“学会了搞革命”。我们遗憾的只是，俄国人民还没有把这门学问学到手，没有这门学问，他们还会世世代代当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奴隶。然而，俄国无产阶级由于渴望对社会实行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确实把这门学问中必不可少的功课教给了全体俄国人民，特别是俄国的农民。不管斯托雷平用什么样的绞架，不管“路标派”怎样费尽心机，都不能强迫他们忘掉这些功课。功课已经教了，功课正在学，功课还要复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我们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旧纲领，是我们的选举纲领的基础。我们的纲领确切地表述了我们的社会主义的任务、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而且这种表述都特别强调反对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目前，在许多国家，包括我国在内，改良主义正在抬头；另一方面，又有愈来愈多的迹象表明，在一些最先进的国家，所谓“和平的议会活动”时期即将结束，群众的革命骚动时期已经开始，——在这样的时代里，我们的旧纲领就具有了更大的（如果是可以比较的话）意义。就俄国来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向党提出了最近目标：“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代之以民主共和国”。纲领有专门的章节谈到国家管理问题、财政、工人立法和土地问题，这为每一个宣传员和鼓动员展开全部的多方面的工作，为对某些听众就某一原因、某一题目具体阐述我们的选举纲领，提供了明确肯定的、具有指导意义的材料。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8—1911年时期的策略是由1908年十二月决议规定的。这些决议得到了1910年一月全会的确认、经过了整个“斯托雷平”时期的经验的验证，对形势和根据形势产生的任务作了准确的估计。旧的专制制度仍然是主要敌人，革命危机象过去一样必然重现，俄国正重新走向革命危机。但是，情况已经不是老样子了，专制制度“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迈了一步”，它企图通过资产阶级的新土地政策来巩固农奴主的领地占有制；它正在黑色的和黄色的杜马中建立农奴主和资产阶级的联盟；它正在利用自由派资产阶级中的广泛的反革命的（＝“路标派的”）情绪。资本主义向前迈了几步，阶级矛盾尖锐化了，民主派分子同立宪民主党“路标”自由派的分裂已变得更加明显，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发展到新的领域（杜马和利用“合法机会”），这就使它有可能（与反革命的意愿相反）甚至在秘密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扩大宣传鼓动的活动范围。革命的旧任务，经受过考验的群众革命斗争的旧方法——这就是我们党在瓦解和崩溃时期所坚持的东西，这时我们往往不得不“从头开始”，在已经改变了的环境中，不仅要按旧的方式，而且要按新的方式，采取新的手段来进行准备工作，积蓄力量，迎接新的战斗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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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70]指1908年沙俄军队在弗·普·利亚霍夫上校的指挥下对波斯革命运动的镇压。——[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