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二十卷——论调和分子或道德高尚的人的新派别（1911年10月18日〔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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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18日〔31日〕）jTO品论天涯网

　　国外技术委员会的《情报公报》[167]（1911年8月11日第1期）和几乎同时也是在巴黎出版的署名为“一群布尔什维克护党派”的传单《告社会民主工党全体党员书》，内容都是攻击“正式的布尔什维克派”的言论，或者换种说法都是攻击“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言论。这些言论非常激愤（其中激愤的惊叫和夸张的言语多于实际内容），然而还是应当加以论述，因为这些言论涉及到我们党的最重要问题。我要评论这个新派别是十分自然的，因为第一，在整整一年半以前我恰恰就是写了这些问题，而且恰恰是代表全体布尔什维克写的（见《争论专页》第2号［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247—300页。——编者注］）；第二，我完全意识到自己对“正式的布尔什维克派”所负的责任。至于说到“列宁派”这个用语，它不过是枉费心机的挖苦讽刺——似乎这里只指某一个人的追随者而言！——其实大家都很清楚，问题决不是说有人赞成我个人对布尔什维克派某些方面的观点。
　　传单的作者署名为“布尔什维克护党派”，还自称是“非派别的布尔什维克”，他们附带说：“这里”（即在巴黎）称他们调和派“是很不妥当的”。其实，这个称号早在一年零三个多月以前，不但在巴黎，不但在国外，而且在国内就已经出现了，它是唯一正确地表达了新派别的政治实质的称号，读者从下面的叙述中可以确信这一点。
　　调和主义就是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8—1911年反革命时期所面临的历史任务的本质有密切关系的各种情绪、意图、观点的总和。因此，在这个时期，许多社会民主党人从各种非常不同的前提出发，“陷入了”调和主义。托洛茨基所表现出来的调和主义比任何人都彻底，几乎唯独他企图给这个派别建立理论基础。这个理论基础就是：派别和派别活动是知识分子“为了影响未成熟的无产阶级”而作的斗争。无产阶级日渐成熟，派别活动也就逐渐自行消亡。作为派别合并过程的基础的，不是各阶级间关系的变更，也不是两个主要派别根本观念的演进，问题在于是否遵守一切“知识分子”派别间的协议。托洛茨基早已一个劲地鼓吹在一切和各种各样的派别之间订立这种协议（或妥协），同时他却一会儿动摇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一会儿又动摇到孟什维克方面去。
　　与此相反的观点（见《争论专页》第2号和第3号［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253—254页和第364—365页。——编者注］）是：各个派别都是由俄国革命中各阶级间的关系产生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只不过对1905—1907年客观现实向无产阶级提出的问题作出了答复。因此，只有这两个“强大”派别（它们所以强大，在于它们有深刻的根源，在于它们的思想同客观现实的某些方面相符合）内部的演进，只有这两个派别的纯粹内部的演进，才能保证派别间的实际的合并，就是说，才能保证在俄国建立真正完全统一的、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政党。由此得出实际的结论是：只有使这两个强大派别在工作中接近起来，而且只有它们清除取消派和召回派这些非社会民主党的派别，才是真正的护党的政策，真正实现统一的政策，——虽然这样做是不容易的、不顺利的、远不是转瞬之间可以完成的，但却是现实的、同许多所谓“一切”派别能够容易地、顺利地、转瞬之间实行合并的骗人诺言是不同的。
　　这两种观点早在全会以前就出现了，当时我在谈话中提出一个口号：“两个强大派别接近起来，而不是哀求解散派别”。关于这个口号，《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在全会以后立刻向公众作了报道。这两种观点，我在1910年5月，即一年半以前作了直率的、明确的和系统的阐述，而且是在“全党的”论坛《争论专页》（第2号）上阐述的。从1909年11月以来，我们就同“调和派”争论过这些问题；既然“调和派”至今一次也没有打算答复这篇文章，一次也没有试图稍微系统地来分析这个问题，稍微公开地完整地来阐明自己的观点，那么这只能全怪他们了。他们把自己在传单上以特别集团名义发表的派别言论叫作“公开的回答”：一年多来一直默不作声的人们的这个公开的回答，并不是对这个在两个根本不同的派别中早已提出过、早已讨论过、早已解决了的问题的回答，而是荒唐之极的糊涂话，是把两种不可调和的回答混淆起来荒诞不经的说法。传单的作者提出的论点，没有一个不是立刻打了自己的耳光的。冒牌布尔什维克（实际上是不彻底的托洛茨基分子）提出的论点，没有一个不是在重复托洛茨基的错误的。
　　真的，请看一看传单的基本意思吧。
　　传单的作者是些什么人呢？他们说，他们是“不同意正式的布尔什维克派的组织观点的”布尔什维克。似乎仅仅是组织问题上的“反对派”，对不对呢？请读一读下面这句话吧：“……现在和一年半以前一样，正是组织问题、党的建设和恢复问题被提到了首位。”这根本不对，这正是一年半前我所揭露的托洛茨基的原则错误。在全会上，组织问题能够使人觉得是首要问题，只是因为而且仅仅因为，无论呼声派还是前进派，为了“安慰”党而“签署了”反取消派和反召回派的决议，各派放弃取消主义才被看成是实在的事情。托洛茨基的错误就在于：《我们的曙光》杂志从1910年2月起最终举起取消派的旗帜，而前进派在其臭名远扬的某党校最终举起拥护召回派的旗帜，在此之后，他还把上面这种假象看作实在的事情。在全会上，把假象看作实在的事情，可能是自我欺骗的结果。在全会以后，从1910年春天起，托洛茨基还非常无原则地、非常无耻地欺骗工人，硬说对统一的障碍，主要是（即使不是唯一的话）组织上的。1911年，巴黎调和派继续进行这种欺骗，因为现在说组织问题居于首位，就是对真相的嘲弄。实际上，现在居于首位的决不是组织问题，而是关于党的整个纲领、整个策略、整个性质的问题，更确切地说，是关于两个党即社会民主工党同波特列索夫之流、斯米尔诺夫之流、拉林之流、列维茨基之流先生们的斯托雷平工党的问题。巴黎调和派在全会以后足足睡了一年半，在此期间，无论我们还是护党派孟什维克同取消派的全部斗争已从组织问题转到了社会民主（而不是自由派）工党能否存在的问题。如果现在同《我们的曙光》杂志的先生们去争论组织问题，争论合法组织和秘密组织的关系问题，那就是装模作样，因为这些先生完全能够承认为取消派效劳的《呼声报》这种“秘密”组织！我们早就说过，我国立宪民主党人承认并运用的，就是这种为君主主义自由派效劳的秘密组织。调和派自称布尔什维克，是为了要在一年半以后重犯那些被布尔什维克揭露了的（而且特别声明，这是以整个布尔什维克派的名义做的！）托洛茨基的错误。难道这不是滥用已有确定含义的党内称呼吗？既然如此，难道我们不应该向大家声明，调和派决不是布尔什维克，他们同布尔什维克毫无共同之点，他们不过是不彻底的托洛茨基分子吗？
　　再稍往下读：“可以不同意正式的布尔什维克派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多数对于反取消派斗争这一任务的理解……”难道可以真的断定“反取消派斗争这一任务”就是组织任务吗？调和派自己说，他们同布尔什维克的分歧，不仅仅在组织问题上！那么究竟还在什么地方呢？他们闭口不谈。他们的“公开的回答”，仍旧是默不作声的……或者是漠不关心的（？）……人们的回答。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们一次都没有准备来修正“正式的布尔什维克派”，或者阐述自己对于反取消派斗争这一任务的理解！而这个斗争，正式的布尔什维克派从1908年8月以来已经进行了整整三年。拿这些大家都知道的日子来对照，我们不由得要去寻找调和派的离奇的“默不作声”的原因，而这一寻找使人不由得想起托洛茨基和约诺夫来了，因为他们曾经硬要人们相信，他们也反对取消派，不过对于反取消派斗争这一任务的理解不同。同志们，在斗争开始了三年以后，才说你们对于这个斗争的理解不同，这岂不可笑。这种不同的理解，跟完全不理解是一模一样的！
　　再往下谈。现在党内危机的关键，无疑在于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同取消派（也包括呼声派）完全分离，还是继续实行同他们妥协的政策的问题。凡是稍微熟悉一些情况的社会民主党员，恐怕没有一个人会否认，现在整个党内状况的实质就在这个问题上。但是调和派怎样回答这个问题的呢？
　　他们在传单上写道：“有人对我们说，这样一来〈拥护会议〉，我们就破坏了党的形式，就是闹分裂。我们不认为是这样〈原来如此！〉。但是，如果事情真是这样，我们也不会害怕这一点。”（接着就指出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破坏全会，指出“人们拿中央作赌注”，指出“党的形式中已开始充斥派别内容”，等等。）
　　这个回答，实在可以称得上是思想上和政治上无能的“典型”范例！真了不得，有人竟提出了分裂的罪名。于是，新派别妄想给党指出道路，在报刊上公然宣称：“我们不认为是这样”（就是说，你们不认为现在有分裂而且将来会有分裂吗？），“但是”……但是，“我们也不会害怕这一点”。
　　可以保证，在各个政党的历史上找不出这样糊涂的例子来。如果你们“不认为”现在有分裂而且将来会有分裂，那就请你们说清楚这一点！请你们说清楚为什么可以同取消派共同工作！请你们直截了当地说可以（也就是说应当）同他们共同工作。
　　我们的调和派不仅没有说这一点，而是说了相反的话。《公报》第1期的编辑部文章（注释直言不讳地提到有一个拥护布尔什维主义纲领——巴黎第二小组决议的布尔什维克曾反对这篇文章）写道：
　　谁能搞得懂啊！一方面，用技术委员会（其中调和派加上现在拥护他们的波兰人已形成反对我们布尔什维克的多数）的名义，非常正式地声明说，共同工作是不可能的。照俄文意思，这就是宣告分裂。分裂这个字眼，根本没有别的意思。另一方面，同一个《公报》第1期又说，设立技术委员会“不是为了分裂，而是为了防止分裂”；而且同是这些调和派又写道，他们“不认为是这样”（不认为现在有分裂而且将来会有分裂）。
　　还有比这更糊涂的话吗？
　　如果共同工作是不可能的，那么，这对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是可以解释清楚的，这在社会民主党人看来也是有正当理由的：或者因为一些人的某个集团令人不能容忍地违反党的决定和不履行党的义务（这样，同这个集团的分裂就是不可避免的），或者因为根本的原则分歧使某个流派的全部工作脱离了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这样，同整个流派的分裂就是不可避免的）。大家知道，我们这儿这两种情况都存在：1910年全会宣布同取消主义的流派共同工作是不可能的，现在则同不履行一切义务而最终倒向取消派的呼声派集团分裂了。
　　谁自觉地说“共同工作是不可能的”，谁稍微思考过这个声明并懂得了它的原则基础，他必定会全神贯注、全力以赴地来向最广大的群众解释这些基础，使群众尽量迅速地彻底地放弃继续要同那些不可能与之共同工作的人发生不管什么样的关系的徒劳无益的、有害的尝试。如果谁发表这个声明，同时又说：“我们不认为”将来会有分裂，“但是，我们也不会害怕这一点”，那么他这种颠三倒四、吞吞吐吐的语言就暴露出他害怕他自己，害怕他所采取的步骤，害怕既成的局面！调和派的传单不能不造成这种印象。调和派想替什么作辩护，想在什么人面前充“好人”，在向什么人使眼色……我们马上会看见，他们同《前进》文集和《真理报》彼此使眼色有什么意思。现在，我们应当先结束一下关于调和派如何理解“全会以后这个时期的总结”，即中央委员会议所作的总结这一问题的讨论。
　　的确必须懂得这个总结，懂得为什么它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不然，我们参加事变将是自发的、无奈的、偶然的。请看调和派是怎样理解的吧。他们对为什么全会的工作、全会的决定（主要是关于统一的决定）会导致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即取消派）同反取消派之间的分裂这个问题是怎样回答的呢？我们的不彻底的托洛茨基分子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完全是抄袭托洛茨基和约诺夫的，所以现在我不得不再重复去年5月我在反驳这些彻头彻尾的调和派时所说的话［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247—300页。——编者注］。
　　调和派的回答是：过错在于派别活动，在于孟什维克、前进派、《真理报》（我们按传单上的次序列举派别集团）以及“布尔什维克派的正式代表”的派别活动，后者的“派别活动的意向大概超过了前面所有的集团”。传单作者直率而肯定地唯独把他们自己即巴黎调和派称作非派别的。大家都是不道德的人，我们是道德高尚的人。对于造成上述现象的任何思想上的原因，调和派没有指出来。对于造成这种现象的各集团的任何组织上的特性或者不论什么样的其他特性，他们也没有指出来。没有，根本没有作任何解释，仅仅说派别活动是不道德的，非派别活动是道德高尚的。巴黎调和派同托洛茨基的差别，仅仅在于前者认为托洛茨基搞派别活动，自己不搞，而托洛茨基的说法恰恰相反。
　　我不能不承认，这样提问题，即仅仅拿一些人的不道德和另一些人的道德高尚来解释政治现象，总使我联想到那些金玉其外的人，一见到他们就不由得产生一种想法：“大概这是骗子。”
　　请想一想下面的对比：我国调和派是非派别的，是道德高尚的人。我们布尔什维克的派别活动的意向超过了所有的集团，就是说，我们是最不道德的人。因此，道德高尚的人的派别曾经支持了最不道德的布尔什维克派去同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斗争！！同志们，你们不能自圆其说了！你们所作的声明愈来愈糊涂了。
　　你们同托洛茨基象把球扔来扔去那样，互相指责对方搞派别活动，因此使自己变得滑稽可笑。你们连想都不愿意想一下，什么叫作派别？你们来下个定义试试看，而我们可以预先告诉你们，你们会搞得更糊涂，因为你们自己就是一个派别，一个动摇的、无原则的、不懂得全会上和全会后发生过什么事情的派别。
　　派别就是党内的组织，它不是由工作地点、语言或其他客观条件联合起来的，而是由反映了对党内问题的观点的特殊纲领联合起来的。传单的作者们就是一个派别，因为这份传单就是他们的纲领（很蹩脚的纲领，不过纲领不对头的派别有的是）。他们就是一个派别，因为他们也同任何组织一样，是受内部纪律约束的：他们派到技术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去的代表，是由他们集团根据多数票指派的，他们的集团还起草和印发纲领性的传单，等等。这就是谴责那些空喊反对派别活动的伪善行为的客观事实。无论托洛茨基，还是“不彻底的托洛茨基分子”，都硬说他们没有派别，因为……团结（团结成为派别）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消灭派别，鼓吹派别合并等等，但是所有这些说法都不过是自吹自擂，怯懦地玩捉迷藏的把戏，原因很简单：不管派别抱有怎么样的（即使是最道德高尚的）目的，都与派别存在这一事实不相干。任何派别都确信，它的纲领和政策就是消灭派别的最好途径，因为谁也不认为派别的存在是一种理想。所不同的只是，拥有鲜明、彻底、完整的纲领的派别公开维护自己的纲领，而那些无原则的派别，则用自己道德高尚、自己不搞非派别活动这类廉价的吆喝来掩饰自己。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各个派别存在的原因在哪里？在于这些派别是1903—1905年分裂的继续。这些派别是各地方组织软弱的产物，这些组织无力阻止那些反映形形色色新思潮的著作家集团变为新“派别”，即变为把它们的内部纪律放在第一位的组织。消灭派别的保证在哪里？仅仅在于彻底消除革命时期的分裂（要做到这点，只有两个主要派别肃清取消派和召回派），在于建立那种强有力的、能够迫使少数服从多数的无产阶级组织。在这种组织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只有一切派别妥协才能够加速派别消灭的过程。由此可见，全会无论在思想上的功绩还是它的调和主义的错误都是很清楚的：功绩就是消除取消派和召回派的思想；错误就是同那些个人和集团妥协时没有加以分析，没有拿他们的行动去对照他们的诺言（“他们签署了决议”）。以反对取消派和召回派为基础的思想上的接近，尽管存在着种种障碍和重重困难，仍然获得进展。全会的调和主义的错误［注：参看《争论专页》第2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247—300页。——编者注］，使它的调和主义的决定必然破产，也就是使同呼声派的联盟必然破产。布尔什维克（以及后来的中央委员会议）同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决裂，就是对全会的调和主义错误的纠正：现在反对取消派和召回派的各个派别的接近，将不经过全会的形式，因为这些形式已经同内容不相适应了。整个调和主义以及全会的调和主义都已破产，因为工作的内容使取消派同社会民主党人分裂了，而且无论什么形式，无论调和派耍什么外交手腕和把戏，都没有能够阻止这种分裂的进程。
　　从这个我在1910年5月发挥的观点来看，而且只有从这个观点来看，全会以后发生的一切事件，都是可以理解的，不可避免的，它们的产生不取决于一些人的“不道德”和另一些人的“道德高尚”，而取决于事变的客观进程，这种进程使取消主义流派独立出去，使大大小小的中间集团一扫而光。
　　调和派为了掩饰调和主义完全破产这个不容置疑的政治事实，不能不走到公然歪曲事实的地步。请听：“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派别政策带来的危害所以更大，是因为他们在党的最主要的机关中占多数，因此，他们的派别政策就使其他各派有正当理由各自进行组织上的独立活动，唆使这些派别去反对党的正式的机关。”
　　这段话不过是胆怯地和为时过晚地为取消派找“正当理由”……因为正是这个流派的代表始终以布尔什维克搞“派别活动”作借口。找这种理由为时过晚了，因为每个真正的护党派（不同于利用护党口号作幌子的人）的责任，是在这个“派别活动”开始出现的时候就出来发表意见，而不是在一年半以后才出来讲话！调和派——取消派的维护者不能而且也没有早些出来讲话，因为他们没有事实。他们利用目前这个“混乱时期”来发表取消派的毫无根据的空论。可是事实却清楚明确地告诉我们：全会刚开过，即1910年2月，波特列索夫先生就立即扯起了取消派的旗帜。在2月或3月，米哈伊尔、罗曼和尤里三位先生立即背叛了党。呼声派立即起来为《呼声报》作宣传（见普列汉诺夫的《日志》，它在全会后的第二天就谈到了这一点），并恢复了《呼声报》。前进派立即开始建立自己的“党校”。与此相反，布尔什维克采取的第一个派别步骤是在1910年9月，即在托洛茨基同中央代表破裂以后才创办《工人报》。
　　调和派为什么要歪曲人所共知的事实呢？为的是要向取消派使眼色，为的是向他们献殷勤。一方面说，“同取消派共同工作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又说，是布尔什维克的派别活动在为取消派提供“正当理由”！！我们要问任何一个没有沾染上国外的外交手腕习气的社会民主党人：纠缠这些矛盾的人们该得到哪种政治上的信任呢？他们得到了《呼声报》当众赏给他们的接吻，如此而已。
　　调和派把我们论战时的无情态度（由于这种态度，他们在巴黎全体大会上口头斥责了我们千百遍），把我们揭露取消派时的无情态度（他们反对揭露米哈伊尔、尤里和罗曼）说成是我们的“派别活动”。调和派向来都是维护和掩护取消派的，但是，无论在《争论专页》上，还是在任何一个印发的公开宣言上，他们一次都不敢公开表示自己维护谁。而现在，他们却拿自己的软弱、自己的怯懦来干扰已经开始同取消派坚决划清界限的党。取消派说：并不存在取消主义，是布尔什维克把它“夸大了”（见高加索取消派的决议[168]和托洛茨基的演说）。调和派说：和取消派共同工作是不可能的，但是……但是布尔什维克的派别活动使取消派有了“正当理由”。主观判断上的这种可笑的矛盾的真正用意有一个，而且仅仅有一个：怯懦地维护取消派，又力图暗算布尔什维克并支持取消派，这难道不清楚吗？
　　但是，这远不是事情的全部。对事实最糟糕最恶劣的歪曲，莫过于断言我们“在党的最主要的机关中”占“多数”。撒这种弥天大谎的目的只有一个：掩饰调和派的政治上的破产。这是因为实际上在全会以后，无论在哪一个“党的最主要的机关”中，布尔什维克都没有占多数，占多数的恰恰是调和派。下列事实有谁能反驳呢？在全会以后，“党的最主要的机关”只有三个：（1）中央委员会俄国局——主要由调和派［注：当然，调和派与调和派不同。何况决不是中央委员会俄国局所有以前的委员都能够（和愿意）替巴黎调和派（只不过是托洛茨基的应声虫）干的一切蠢事负责的。］组成：（2）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从1910年1月到1910年11月，其中代表布尔什维克的是一个调和派；因为无论崩得分子还是拉脱维亚人都正式采取了调和主义立场，所以在全会后11个月当中，占多数的是调和派；（3）中央机关报编辑部——这里是两个“布尔什维克派别分子”对两个呼声派；没有波兰人，也就没有多数。
　　调和派为什么要撒弥天大谎呢？原来是为了把脑袋藏在翅膀底下，逃避现实；为了掩饰调和派政治上的破产。调和派在全会上占了优势，它在全会以后，在党的所有最主要的做实际工作的中央机关中占了多数，而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它遭到了彻底破产：它谁也“调和”不了，它什么也建立不起来，它无可奈何地从一边动摇到另一边，因此完全应该得到呼声派的亲吻。
　　尤其是在国内，调和派彻底破产了，——巴黎调和派愈是热中于蛊惑人心地提到国内，那么强调指出这一点就愈加重要。同国外相反，国内是调和派的——这是调和派的基调。把这些空话同事实对照一下就可以明白，这是最空洞的最不值钱的蛊惑。事实说明，在全会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在中央委员会俄国局中只有调和派，只有他们作了关于全会情况的正式报告，正式同合法派协商，只有他们指派代办员到各个机关去，只有他们支配由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源源不断汇去的一切经费，只有他们同那些在糊涂思想方面（即在调和主义方面）大有发展前途的“俄国”著作家谈判，等等。
　　结果怎样呢？
　　结果等于零。没有一张传单，没有一次行动，没有一份机关报，没有一次“调和”。而布尔什维克“派别分子”则有国外的《工人报》，这份报纸出版两号以后就站稳了脚跟（这里且不说只有帮助保安处的马尔托夫先生才会公开说出的那些东西）。调和主义等于零，等于空谈，等于空洞的愿望（以及根据这些“调和的”愿望而对布尔什维克进行的暗算）；“正式的”布尔什维克派以实际行动证明了它恰恰在国内占有绝对的优势。
　　这是怎么一回事——是偶然的吗？是逮捕的结果吗？但是，逮捕能够“宽恕”在党内不做工作的取消派，而对于布尔什维克和调和派，是同样要斩尽杀绝的。
　　不，这不是偶然的事情，也不是个人的侥幸或成功的结果。这是出发点就错了的政治派别破产的结果。调和派的基础即想在联合一切派别，包括反社会民主党的、非无产阶级的派别的基础上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统一的努力是错的；调和派的无原则的、什么也办不成的空洞的“统一”计划是错的；反对“派别”（事实上是在成立新派别）的话也是错的，——这些话无助于解散反党派别，却削弱了在反对取消派和召回派的斗争中占9/10。比重的布尔什维克派。
　　托洛茨基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无原则的空洞的“统一”计划的例子。你们只要回忆一下（我举一个最新的例子）他是如何称赞巴黎调和派和呼声派共同领导的巴黎《工人生活报》[169]的就行了。托洛茨基写道：“既不是布尔什维克，也不是孟什维克，而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这种说法多妙啊！可怜的空谈英雄却没有注意一件小事：只有那种懂得这一国家这一时期反革命的假社会民主主义的危害的，即懂得俄国1908—1911年的取消派和召回派的危害的社会民主党人，只有那种善于同这类非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潮作斗争的社会民主党人才是革命的。托洛茨基同《工人生活报》（该报对俄国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不作任何斗争）接吻，只是暴露了他所忠心耿耿地为之效劳的取消派的计划，因为在中央机关报内实行平等，就意味着停止同取消派斗争；取消派实际上有同党斗争的充分自由，而让中央机关报内（和中央委员会内）呼声派和护党派实行“平等”，就是要以此来束缚党的手脚。这时，取消派的胜利也就完全有了保证，因此只有取消派的走狗才会实行或维护这样的计划。
　　无原则的空洞的“统一”计划许诺不经过同取消派作长期的、不屈的、殊死的斗争就能得到和平与幸福，这种计划的例子，我们在全会上从约诺夫、英诺森和其他调和派那里看见过。这种例子，我们在那些拿布尔什维克的“派别活动”来为取消派作辩护的调和派的传单中也看见过。还有一个例子：他们说布尔什维克“同其他站在秘密的社会民主党立场上的思潮〈《前进》文集，《真理报》〉隔绝而孤立了”。
　　这段精采的话中的黑体是我们用的。这段话就象一滴水珠反映出整个太阳一样，彻底反映了调和派的无原则性——它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的基础。
　　第一，《真理报》和《前进》文集是否代表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潮呢？不，不代表，因为《前进》文集代表非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召回主义和马赫主义），而《真理报》则代表一个对于革命和反革命的任何重要原则问题都没有提出过独立完整的回答的小集团。所谓思潮，只是指这样一种政治思想的总和，这些政治思想无论在革命（因为我们离革命很近，而且我们在各方面都是以革命为转移的）还是反革命的一切最重要问题上都是观点明确的，此外，这些政治思想由于在工人阶级广大阶层中得到传播而证明自己有权作为一种思潮而存在。无论孟什维主义，还是布尔什维主义，都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潮，这已经由革命的经验，即由8年工人运动的历史证明了。至于不代表任何思潮的小集团，在这个时期如同以前一样，比比皆是。把思潮同小集团混为一谈，就是注定要在党的政策上搞阴谋活动。这是因为无原则的小集团的出现、它们昙花一现般的存在、它们拼命发表“自己的意见”、它们象独立的国家一样互相“往来”，这就是国外阴谋活动的基础；要排除这种阴谋活动，除了坚持严格的、坚定的、经工人运动长期历史经验检验过的原则性以外，没有而且也不能有其他办法。
　　第二，——就在这里我们也立即可以看到，调和派的无原则性实际上变成了阴谋活动，——巴黎人的传单公然撒谎，宣称“在我们党内，召回主义已经找不到公开的支持者和维护者了”。大家都知道，这是谎话。《前进》文集第3集（1911年5月）公开说，召回主义是“我们党内一种完全合理的思潮”（第78页），这就证据确凿地驳斥了这种谎言。或许我们绝顶聪明的调和派要断定这种说法不是维护召回主义的吧？
　　你看，当人们不能从原则上来为自己同某个小集团的接近辩护时，他们就只能采用这样的政策：散布小小的谎言、献小小的殷勤、点头示意、挤眉弄眼，就是说，上述活动加起来构成阴谋活动这一概念。《前进》文集称赞调和派，——调和派称赞《前进》文集，又假惺惺地安慰党不必防范召回主义。结果却是同召回主义的维护者，同破坏全会一切决定的人大做大小席位的交易。暗中帮助取消派，暗中帮助召回派，——这就是调和派的命运，这就是软弱的卑劣的阴谋活动。
　　第三，“在俄国，同取消派共同工作是不可能的”。连调和派也不得不承认这个真理。试问，《前进》文集和《真理报》这两个小集团是否承认这个真理呢？不仅不承认，而且公然说出相反的话，公开要求同取消派“共同工作”，公然进行了共同工作（只需看看前进派第二党校的报告）。试问，宣布同那些对于基本问题（因为全会一致通过的明确的决议，认为取消派问题是基本问题之一）作公然相反的回答的小集团接近的政策，是否有哪怕一点儿的原则性和诚实态度呢？显然没有，显然在我们面前有一条思想上的鸿沟，如果企图用言语和外交手腕架起一座横跨鸿沟的桥梁，那么不管伊万·伊万内奇或伊万·尼基佛罗维奇抱有多么善良的意向，这种企图必然使他们注定要搞阴谋活动。
　　只要人们还没有根据可靠的材料和对最重要问题的探讨来向我们指出并证明，《前进》文集和《真理报》是代表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潮（在全会后一年半当中，这一点谁也没有打算证明，而且也证明不了），我们就要不懈地向工人解释，调和派所宣传的同《前进》文集和《真理报》接近的这种无原则的阴谋诡计，是完全有害的。同这些帮助取消派的非社会民主主义的和无原则的小集团隔绝而孤立，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首要义务。越过《前进》文集和《真理报》，反对《前进》文集和《真理报》，而向同它们有联系的俄国工人提出要求，——这就是布尔什维克过去、现在和将来越过重重障碍贯彻执行的政策。
　　我已经说过，调和派在党的各中央机关中占优势的一年半时间里，已经在政治上遭到了彻底破产。通常对这一点的回答是：对的，但这是因为你们这些派别分子妨碍我们啊（见《真理报》第20号上发表的调和派——而不是布尔什维克——格尔曼和阿尔卡季的信）。
　　是啊，一种思潮和一个小集团的政治上的破产就在于一切都“妨碍”它，一切都反对它，——因为它把这个“一切”估计错了，因为它把空话、感慨、惋惜、诉苦作为自己的基础。
　　可是，先生们，一切的一切都帮助了我们，我们胜利的保证也就在这里。波特列索夫之流、拉林之流、列维茨基之流先生们帮助了我们，因为他们不证实我们对取消派的见解就无法开口。马尔托夫之流和唐恩之流先生们帮助了我们，因为他们迫使大家同意我们的下列见解：呼声派和取消派是一丘之貉。普列汉诺夫帮助了我们，正因为他揭露了取消派，指出了全会决议中留下的（由调和派留下的）“取消派的可乘之机”，讥笑了这些决议中（调和派为了反对我们而塞进去的）“累赘的”和“堆砌的”地方。国内的调和派帮助了我们，他们“曾邀请”米哈伊尔、尤里和罗曼，并对列宁破口大骂（见《呼声报》），从而就证实了取消派的拒绝同“派别分子”的阴险无关。亲爱的调和派！不管你们多么道德高尚，大家都妨碍了你们，不管我们搞派别活动多么不道德，大家都帮助了我们，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因为你们小集团的政策仅仅是靠空谈，这种空谈虽然往往是十分好心善意的，但毕竟是空谈。而真正促进统一，只有由两个强大派别的接近：这两个派别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们有完整的思想，有对群众的影响，有经过检验的革命经验。
　　你们反派别活动的叫喊直到现在仍是空话，因为你们自己就是一个派别，而且是最坏的、最不可靠的、无原则的派别之一。你们大声疾呼、大吹大擂的声明（在《情报公报》上）——“不给派别一分钱”——尽是空话。如果你们认真地谈这一点，你们还能花“好几分钱”去出版传单——新的小集团的纲领吗？如果你们认真地谈这一点，你们在看到派别的机关报——《工人报》和《社会民主党人日志》时，你们还能默不作声吗？——你们还能不公开要求停办这些机关报吗？［注：说句公道话，现在印发自己传单的巴黎调和派，曾经反对创办《工人报》，而且退出了该报编辑部邀请他们参加的第一次会议。可惜他们没有用公开反对《工人报》的行动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揭露调和派的无聊）。］如果你们要求这一点，煞有介事地提出这样的条件，你们就会遭到人们的嘲笑。如果你们明显地感到这一点而只好无精打采地唉声叹气，难道这不是一再证明你们的调和主义是悬在半空中吗？
　　解除各派别的武装，只能在共同执行的基础上进行，否则它就是反动的、对无产阶级事业有莫大危害的蛊惑人心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只便于取消派进行不调和的反党斗争。在全会采用这个口号失败以后，在呼声派和前进派破坏（各派别）合并以后，现在谁提出这个口号，甚至不想也不敢再提出共同执行这个条件，不想也不敢明确地提出这个条件，规定监督切实执行这个条件的方法，他简直就是自我陶醉在甜言蜜语之中。
　　布尔什维克，团结起来，你们是同取消派和召回派进行彻底而坚决的斗争的唯一堡垒。
　　实行真正经过考验并由经验证实了的同反取消派的孟什维克接近的政策，——这就是我们的口号。这就是这样一种政策：它并不许诺在崩溃和瓦解时代能有实现不了的“普遍和平”的人间天堂，然而它却能真正推动各个代表无产阶级运动中一切强大的、健康的、生气勃勃的因素的流派在工作中接近起来。
　　调和派在反革命时代的作用可用这样的图画来描绘。布尔什维克费了好大力气把我们党的车子沿着陡峭的山坡往上推。取消派－呼声派却拼命把车子往下拉。一个调和派坐在车子上。他的神态非常温顺，面容非常亲切，简直同耶稣基督一样。全身好似高尚道德的化身。这位调和派一面持重地低眉垂目，一面双手高举，祷告说：“上帝啊！蒙你恩佑，我不象这些——指着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阻挠任何前进步伐的险恶的派别分子。”可是车子在渐渐地前进，调和派还是坐在车上。当布尔什维克派别分子粉碎了取消派的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从而清理出一块地基来建造新屋，来建立护党的各派别的联盟（或者至少是暂时的联合）的时候，调和派就走进这座新屋（一面骂着布尔什维克派别分子），给新居洒上……非派别活动的甜言蜜语的圣水！
　　如果旧《火星报》不发动彻底的、不调和的、有原则的运动去反对“经济主义”和“司徒卢威主义”，而去同一切大大小小的集团（当时这些集团在国外不比现在少）搞什么联盟、联合或“合并”，那么旧《火星报》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事业还有什么呢？
　　而我们这个时代和旧《火星报》时代是不同的，因此，无原则的和空谈的调和主义的危害也就严重好多倍。
　　第一个不同点是：在俄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大大发展了，阶级斗争也明显得多了。对于波特列索夫之流、列维茨基之流、拉林之流先生们主张的自由派工人政策，现在已经有了（这在俄国是首次）一定的客观基础。立宪民主党人的斯托雷平式的自由主义和斯托雷平工党已经日渐形成。所以调和主义的空谈以及同国外那些支持取消派的小集团搞阴谋活动，实际上危害更大。
　　第二个不同点是：无产阶级的发展、无产阶级的觉悟和阶级的团结都达到空前的高度。所以调和派人为地对社会民主党内没有形成和不能形成任何思潮的昙花一现的国外小集团（《前进》文集，《真理报》等等）的支持也危害更大。
　　第三个不同点是：在《火星报》时代，俄国曾经有过“经济派”的秘密组织，当时必须打垮和粉碎这些组织，以便把反对经济派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联合起来。现在没有同时并存的秘密组织，问题只是同已经独立出去的合法集团作斗争。而这种独立的过程（甚至调和派也不得不承认这种过程）受到了调和派同国外那些不愿意和不能够按这种划清界限的路线进行工作的派别一起玩弄政治把戏的阻碍。
　　布尔什维主义“克服了”召回主义的毛病、革命的空谈、“左的”把戏、离开社会民主主义而向左的动摇。召回派是在已经不能“召回”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团的时候作为派别出现的。
　　布尔什维主义定将克服“调和主义的”毛病和向取消主义方面的动摇（因为实际上调和派始终是取消派手中的玩具）。调和派也是毫无希望地落在后头了，他们是在调和主义在全会以后占了一年半的优势而已经失去了势头并且谁也调和不了的时候作为派别出现的。
　　附言：本文是在一个多月以前写成的。它是批评调和派的“理论”的。至于在充斥于调和派和波兰人的《公报》第2期上的没完没了的、荒谬的、无聊的、可耻的争吵中表现出来的调和派的“实践”，那是不值得浪费笔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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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67]《情报公报》（《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й　Бюллетень》）是国外技术委员会的出版物，调和派借以进行反布尔什维克斗争的机关报，1911年8月11日和10月28日在巴黎先后出版了两号。——[334]。
　　[168]列宁指的是1911年春天外高加索取消派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取消主义的决议》。决议说：“代表会议认为‘取消主义’这个词的意思是拒绝我们党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继承性和遗产，因此除那些本来就已取消了同党的任何联系的个别一些人以外，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队伍中并不存在这种取消主义的完整派别。而所谓‘护党派’同《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领导者们之间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论战，代表会议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夸张了的。”1911年10月18日（3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4号刊登的《高加索来信》，揭露了这次代表会议的反党性质。——[345]。
　　[169]《工人生活报》（《Рабочая　Жизнь》）是呼声派和调和派的机关报（月刊），1911年2月21日（3月6日）—4月18日（5月1日）在巴黎出版，共出了3号。该报编辑部由呼声派和调和派各2人组成。——[3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