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二十卷——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1911年9月1日〔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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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9月1日〔14日〕）2Sz品论天涯网

　　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的长足进步和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使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过去的那种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欧美资产阶级以自己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为代表，不再为了维护私有制的绝对不可侵犯和竞争自由而同社会主义的一切基本原理进行公开的、原则的、直接的斗争，而是日渐主张用所谓社会改良来反对社会革命的思想。不是用自由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而是用改良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现代“先进的”、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的公式。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愈发展，资产阶级的统治愈纯粹，政治自由愈多，“最新的”资产阶级口号运用得就愈广，这个口号就是：用改良反对革命，为了分化和削弱工人阶级、为了保持住资产阶级政权，用对行将灭亡的制度局部修补的办法来反对用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
　　从社会主义运动在全世界的发展来看，上述的变化不能不认为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起初，社会主义运动是为生存而斗争，而反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是相信自己的力量、大胆地和一贯地维护自由主义这整套经济政治观点的资产阶级。后来，社会主义运动壮大了，它在整个文明世界已经保住了自己的生存权利，它现在是在为争取政权而斗争；而日渐腐朽的、看到自己必然要灭亡的资产阶级，则竭力用不彻底的、伪善的让步来延缓这种灭亡，以求在新的条件下保住自己的政权。
　　工人运动内部的改良主义同革命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的尖锐化，是世界各文明国家的整个经济政治环境中发生的上述变化的完全必然的结果。工人运动的发展，必然把一定数量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吸引到工人运动的拥护者的队伍中来，他们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奴役，正在艰难地摆脱这种思想，但又经常重新受这种思想的束缚。没有工人运动内部的这种斗争，没有社会主义“山岳派”和社会主义“吉伦特派”[157]在这场革命来临之前明确地从根本上划清界限，没有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分子同代表新的历史力量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分子在这个革命时期彻底决裂，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是不能设想的。
　　俄国的情况实际上也是这样，不过由于我们比欧洲落后（甚至比亚洲先进部分落后），我们还处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所以情况就更加复杂，变得模糊不清，有了种种变化。因此，俄国的改良主义的特点异常顽固，成为一种可以说是更恶性的病症，给无产阶级事业和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也就更大。我国的改良主义同时有两个来源。第一，俄国同西欧各国相比，是一个小资产阶级要多得多的国家。因此，我国特别经常出现那些对社会主义采取矛盾的、不坚定的、动摇态度（时而是“炽烈的爱”，时而是卑鄙的背叛）的人、集团和派别，而这种态度是一切小资产阶级的特点。第二，我国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每当我国资产阶级革命某个阶段受到挫折时就最容易、最迅速地变得灰心丧气，产生叛变情绪；他们最迅速地背弃彻底的民主主义变革的任务，即背弃全部肃清俄国一切中世纪和农奴制残余的任务。
　　对第一个来源，我们不准备作详细分析。只想提醒一点：世界上大概找不到这么一个国家，那里会发生象我们的司徒卢威之流、伊茲哥耶夫之流和卡拉乌洛夫之流以及诸如此类的先生们这样迅速地由同情社会主义“转到”同情反革命自由主义的事情。不过这些先生决不是例外，决不是绝无仅有，而是代表着传播甚广的流派！心地善良的人在社会民主党党外有很多，而在社会民主党内也不少，他们总喜欢鼓吹反对“过火的”争论和“划清界限的狂热”等等，这就暴露了他们根本不懂得是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使俄国产生从社会主义跳到自由主义的“过火的”“狂热”的。
　　现在来谈谈俄国改良主义的第二个来源。
　　我国资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完成。专制制度企图采取新的办法来完成革命遗留下来的和整个经济发展的客观进程迫切要求完成的任务，但它完成不了这些任务。无论是旧的沙皇制度在向革新的资产阶级君主制度转变这条道路上迈的新的一步，还是贵族和资产阶级上层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的组织（第三届杜马），或者地方官实行的资产阶级土地政策，——所有这些“极端”手段，沙皇制度在仍旧属于它的最后活动场所即适应资产阶级发展的活动场所做的所有这些“最后”努力，都是无济于事的。这样做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用这种办法“革新的”俄国不但不能赶上日本，甚至还会落到中国后面去。由于资产阶级民主的任务还未完成，革命危机还是不可避免的。这个危机又在日渐成熟，我们又在迎着这个危机前进，用新的方式前进，不象过去那样，不是用过去的速度，不是只采取旧的形式，但是我们无疑是在前进。
　　这种形势十分明确地、明白无误地确定了无产阶级的任务。无产阶级作为现代社会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应当成为全体人民在争取彻底的民主主义变革的斗争中、全体被剥削劳动者在反对压迫者和剥削者的斗争中的领导者。无产阶级只有当它意识到并实现这个领导权思想的时候，才是革命的。意识到这个任务的无产者，就是起来反对奴隶制的奴隶。没有意识到本阶级的领导权思想的或是背弃这个思想的无产者，就是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的奴隶，至多也不过是为改善自己的奴隶地位而不是为推翻奴隶制而斗争的奴隶。
　　由此可见，我国改良派的一位年轻首领即《我们的曙光》杂志的列维茨基先生声称俄国社会民主党应当“不是领导权，而是阶级的政党”，他的这个著名公式是彻头彻尾的改良主义的公式。不仅如此，而且是十足背叛行为的公式。说“不是领导权，而是阶级的政党”，就等于投到资产阶级方面，投到自由派方面去，因为自由派正是向现代的奴隶即雇佣工人说，你可以为改善自己的奴隶地位斗争，但要把推翻奴隶制的想法看作是有害的空想！把伯恩施坦的“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这个有名公式同列维茨基的公式对照一下，就会看到，这是同一种思想的两种说法。两种说法都是只承认改良，而否认革命。伯恩施坦的公式要广一些，因为它指的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民主党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政党的最终目的）。列维茨基的公式要窄一些，因为它在脱离革命的同时，特别要脱离自由派在1905—1907年间最仇恨的东西，即无产阶级从自由派手里夺去的那个在争取彻底的民主主义变革的斗争中对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的领导权。
　　向工人鼓吹他们需要的“不是领导权，而是阶级的政党”，就是把无产阶级事业出卖给自由派，就是鼓吹用自由派的工人政策来代替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政策。
　　放弃领导权思想是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的最露骨的表现，因此，并不是所有的取消派都敢用这样明确的方式公开表露自己的思想的。其中有些人（如马尔托夫先生）为了嘲弄真相，甚至企图否认放弃领导权和取消主义之间的联系。
　　为改良主义观点“找根据”的一个更“精巧”的企图是这样一种论调：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成；1905年以后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即第二次争取民主主义变革的全民斗争是不会发生的；因此，俄国行将到来的不是革命危机，而是“立宪”危机，工人阶级只要在这个“立宪危机”的基础上，设法捍卫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就行了。取消派尤·拉林在《生活事业》杂志上（先前还在《复兴》杂志上），就是这样说的。
　　拉林先生写道：“当前不会发生1905年十月事件。谁解散杜马，他就要比革命后的奥地利更快地恢复杜马；奥地利曾于1851年废除宪法，而到1860年，即过了9年以后，没有经过任何革命〈请注意这一点！〉，只是为了统治阶级中最有权势的、已经把自己的经济改造成资本主义的那部分人的利益，便重新承认了宪法。”“在目前这个阶段上，不可能发生1905年那样的全国性革命运动。”
　　拉林先生的所有这些议论，不过是在冗长地复述唐恩先生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8年十二月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当有人提出一个决议说，“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曾经引起了1905年革命的那些基本因素仍然在起作用”，又在日渐成熟的危机正是革命危机，而不是“立宪”危机，那时，取消派的《呼声报》编辑就反对这个决议，大叫大喊说：“他们〈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竟想钻到已被打垮过一次的地方去。”
　　又“钻到”革命里去，在形势已经改变的情况下始终不倦地鼓吹革命，使工人阶级的力量为进行革命作好准备，——这在改良主义者看来，竟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主要罪行，成了革命无产阶级的过错。不要“钻到已被打垮过一次的地方去”，——这就是叛徒和每遭失败以后就灰心丧气的一些人的明智之处。
　　但是，那些比俄国更老、更“有经验的”国家的革命无产阶级就善于两次、三次以至四次地“钻到已被打垮过一次的地方去”，善于（例如在法国）在1789—1871年间举行四次革命，遭受惨败以后一次又一次掀起斗争并建立共和国，在这种共和国中，革命无产阶级同它的最后一个敌人——先进资产阶级相对峙；也只有这种共和国才能成为与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最后斗争的条件相适应的国家形式。
　　这就是社会党人同自由派即维护资产阶级的人的不同之处。社会党人教导说，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应该利用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矛盾，利用它的敌人或中间阶层的一切弱点来为新的革命斗争作准备，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在人民更加觉悟的条件下，重新举行革命。资产阶级和自由派则教导说，革命是工人所不需要的，是对工人有害的，工人不应当“钻到”革命里去，而应当象好孩子那样乖乖地搞改良。
　　因此，改良主义者这些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为了使俄国工人离开社会主义，总是拿19世纪60年代的奥地利（以及普鲁士）来做例子。为什么他们喜欢举这些例子呢？尤·拉林道出了其中的秘密：因为这些国家在1848年革命“没有成功”之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改革“没有经过任何革命”就完成了。
　　关键就在这里！这就是他们内心充满了喜悦的原因。你看，资产阶级改革没有经过革命也可以实现！！既然这样，那我们俄国人为什么自找麻烦要想搞什么革命呢？为什么我们不让地主和厂主也对俄国进行这种“没有经过任何革命”的资产阶级改革呢！？
　　由于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无产阶级的软弱，因此它没有能够阻止地主和资产阶级不顾工人利益、以最不利于工人的形式、在保存君主制度和贵族特权、保存农村的无权状况和其他许多中世纪残余的条件下实现改革。
　　我国无产阶级在1905年已经显示出西方任何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中空前未有的力量以后，俄国的改良主义者竟然还拿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四五十年以前力量薄弱的例子来为自己的背叛行为辩护，为自己的背叛的说教“找根据”！
　　我们的改良主义者喜欢拿60年代的普鲁士和奥地利做例子，就最好地证明了他们的议论在理论上站不住脚，他们在政治实践上已经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
　　事实上，既然奥地利恢复了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废除的宪法，既然普鲁士在60年代进入了“危机时代”，那么这证明了什么呢？首先证明，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改革并未完成。一方面说俄国政权已经变成了资产阶级政权（象拉林说的那样），目前我国政权已经谈不上什么农奴制性质（见同一个拉林说的话），同时，又拿普鲁士和奥地利来做例子，这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一般说来，否认俄国的资产阶级改革并未完成，是可笑的：就连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这些资产阶级政党的政策，都再明显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拉林本人（我们下面就可以看到）也放弃了自己的立场。毫无疑问，君主制度在适应资产阶级发展的道路上又迈了一步，这是我们已经说过，并由党的决议（1908年12月）承认了的，但更无疑问的是：就连这种适应，就连资产阶级的反动，无论是第三届杜马，还是1906年11月9日（以及1910年6月14日）的土地法，都不能完成俄国资产阶级改革的任务。
　　我们接着往下谈。为什么奥地利和普鲁士60年代的“危机”是“立宪”危机，而不是革命危机呢？因为当时许多特殊情况缓解了君主制度的困境（德国“来自上面的革命”，用“铁血”手段实现德国的统一），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时还非常软弱，极不开展，而自由派资产阶级也象俄国立宪民主党人一样，卑鄙怯懦，背叛变节。
　　为了让我们看一看亲身经历过这个时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自己是怎样评述这种形势的，我们现在摘引倍倍尔去年发表的《回忆录》的第一部分的某些评论。后来得知，俾斯麦在讲到普鲁士发生“立宪”危机的1862年时说过，当时国王心情非常忧郁，向他俾斯麦诉苦，说他们两人有上断头台的危险。俾斯麦耻笑了这个懦夫，说服他不要害怕斗争。
　　关于这点，倍倍尔说道：“这些事变表明，自由派如果善于利用当时的形势，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结果。但他们已经害怕站在他们后面的工人。俾斯麦说：‘如果把我逼得走投无路，我就掀起阿刻戎河’〈也就是把下层群众发动起来投入人民运动>。——这句话可把自由派吓破了胆。”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领袖，在那次“没有经过任何革命”就把他的国家改造成为资产阶级容克君主国的“立宪”危机过去半个世纪以后，指出了自由派由于害怕工人而没有利用当时那个革命形势。俄国改良派的领袖们却向俄国工人说：既然德国资产阶级当时那样卑鄙，在胆怯了的国王面前表现胆怯，那我们为什么不能也来仿照德国资产阶级的这种漂亮策略试一下呢？倍倍尔斥责资产阶级，斥责它的害怕人民运动的剥削者心理，因为它没有“利用”“立宪”危机来实现革命。拉林及其同伙则斥责俄国工人企求领导权（即违反自由派的意志，吸引群众参加革命），并劝他们“不是为了革命”，而是“为了在即将到来的俄国立宪革新时期维护自己的利益”而组织起来。取消派居然把腐朽的德国自由派的腐朽观点当作“社会民主党的”观点献给俄国工人！试问，怎能不把这样的社会民主党人叫作斯托雷平的社会民主党人呢？
　　倍倍尔在估计普鲁士60年代的“立宪”危机时，不仅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害怕工人而不敢同君主制进行斗争，而且还指出了当时工人中间发生的情况。他说：“工人愈来愈清楚地感到政治形势不堪忍受，这自然也反映到工人的情绪上。大家要求改革。但由于没有充分觉悟的、明确认识到所要达到的目的并能获得信任的领导人，由于没有能把力量团结起来的坚强组织，这种情绪也就毫无结果地消失了（verpuffte）。从来没有一个实质上非常出色的（in　Kern　vortreffliche）运动这样毫无成果地结束。每次会议都挤满了人，谁说得最激烈，谁就是当时的英雄。这种情绪特别在莱比锡工人自修会中十分普遍。”1866年5月8日，莱比锡5000人大会一致通过了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提出的决议，决议要求用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办法召集得到普遍的人民武装所支持的国会，并“希望德国人民只选反对任何世袭的中央政权的人当代表”。可见，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提出的决议具有十分明确的共和的、革命的性质。
　　总之，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领袖在“立宪”危机时期在群众大会上提出了具有共和的、革命的性质的决议。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当他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并向新一代叙述早已过去的那个时期的事情的时候，还特别强调使他感到遗憾的是，当时没有充分觉悟的、认识到革命任务的领导人（也就是没有一个认识到领导权任务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没有一个强大的组织，革命情绪“毫无结果地消失了”。而俄国改良主义者的领袖们却象伊万努什卡[158]那样深思熟虑地援引60年代奥地利和普鲁士的例子来证明可以“没有经过任何革命”！这些中了反革命的毒、思想上受自由主义奴役的庸人，竟敢败坏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名声！
　　当然，在同社会主义决裂的改良主义者中间，也有人在工人运动的最重要的原则问题上用转弯抹角的外交手腕来代替拉林的真诚的机会主义。这种人混淆问题的实质，搅乱思想上的争论，败坏这些争论，例如马尔托夫先生曾设法在合法报刊上断言（即在受斯托雷平庇护而不会遭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公开反驳的情况下），似乎拉林和“正统派布尔什维克在1908年的决议中”提出的“公式”相同。这完全是歪曲真相，只有下流作品的作者才干得出来。同一位马尔托夫又装作同拉林争论的样子，在报刊上声明说，“他当然不怀疑拉林有改良主义的倾向”。马尔托夫竟不怀疑发表十足改良主义观点的拉林有改良主义观点！！——真是一个玩弄改良主义外交家手腕的典范。［注：参看护党派孟什维克德涅夫尼茨基在《争论专页》（我们党的中央机关报的附刊）第3号上发表的关于对拉林的改良主义和马尔托夫的遁词的正确评论。］有些傻瓜把马尔托夫看作比拉林“左”些、可靠些的革命家，而就是这位马尔托夫把他同拉林的“分歧”总结如下：
　　不管马尔托夫怎样支吾搪塞，但他刚刚企图总结，他所有的支吾搪塞的手法就都失灵了。我们引的这段话表明，他完全背弃了社会主义，偷偷用自由主义来代替它，马尔托夫所说的“足够了”，只是对自由派，只是对资产阶级来说是够了。一个无产者，如果以为承认专制制度和立宪制度的结合是矛盾的就“足够了”，那他就是站在自由派工人政策的立场上。他就不是社会党人，他就是不了解本阶级的任务是：为了反对各种形式的专制制度，要发动人民群众，发动被剥削劳动群众去独立干预国家的历史命运，而不管资产阶级的动摇或反抗。摆脱资产阶级领导权的群众所进行的独立的历史性活动，会把“立宪”危机变成一场革命。资产阶级（特别是1905年以后）害怕革命和仇视革命，无产阶级却教导人民群众忠于革命思想，阐明革命任务，使群众做好进行接二连三的革命战斗的准备。革命会不会发生，什么时候发生，在什么情形下发生，这不以某个阶级的意志为转移，但在群众中进行革命工作永远不会是徒劳的。只有这样的工作才是使群众做好迎接社会主义胜利的准备的活动。这些社会主义的起码道理，拉林之流和马尔托夫之流的先生们都忘记了。
　　拉林反映了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彻底决裂的俄国取消派的观点，他公然把自己的改良主义思想和盘托出。下面就是他在《生活事业》杂志（1911年第2期）上发表的一段话，这段话，每个珍重社会民主党原则的人都应该牢记不忘。
　　这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坦率的、自命不凡的、地道的改良主义者。向革命思想宣战，向革命“希望”宣战（改良主义者觉得这种“希望”是模模糊糊的，因为他不懂得当代经济矛盾和政治矛盾的深刻性），向为革命组织力量和进行思想准备的任何活动宣战，在受斯托雷平庇护而不会遭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公开反驳的合法报刊上宣战，代表已经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彻底决裂的合法派宣战，——这就是波特列索夫、列维茨基、拉林及其同伙先生们建立的斯托雷平工党的纲领和策略。上面这段话确切地反映了这些人的真正纲领和真正策略，这不同于他们伪善的官场声明，他们说他们“也是社会民主党人”，他们“也”属于“不调和的国际”。这些声明是装饰门面的空话。这个完全用自由派的工人政策来代替社会主义的纲领，是他们的行动，是他们的实际的社会本质。
　　请看改良主义者纠缠不清的可笑矛盾吧！既然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成了（象拉林说的那样），那么社会主义革命就提到日程上来了。这是不言而喻的，这对每个不是为了用流行的称号来欺骗工人而自称社会党人的人来说是很清楚的。那么，我们应当组织起来，正是“为了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正是“等待”革命，正是为了“希望”（不是模模糊糊的希望，而是以准确的、日益增加的科学资料为依据的希望，有信心的“希望”）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但是关键在于改良主义者妄谈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成（象马尔托夫妄谈阿基里斯之踵等等一样），只是为了用空话来掩盖脱离任何革命的行为。他背弃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借口是说这个革命已经完成，——或者借口说承认专制制度和立宪制度之间的矛盾就“足够了”，——而他脱离社会主义革命的借口是说我们“此刻”应当组织起来“只是”为了参加“即将到来的俄国立宪革新”！
　　但是，既然你这位可敬的、用社会主义者的羽毛打扮着的立宪民主党人承认俄国“即将到来的立宪革新”是不可避免的，那你就是承认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你就是打自己的耳光。你说“封建反动势力自取灭亡”是必然的，同时又唾弃无产阶级关于通过人民革命运动不仅要消灭封建反动势力，而且要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这一思想，你就一再暴露了你的资产阶级本性。
　　不管我们的斯托雷平工党的英雄们怎样进行自由派的说教，俄国无产阶级都要始终不渝地本着忠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来进行反革命时代注定要它进行的全部困难的、艰苦的、日常的、细小的、看不见的工作；它要组织起来，积蓄力量去进行革命，它要给变节者和叛徒以无情的回击；它要依据的是相信革命还会重新爆发这种有科学根据的信心，而不是“模模糊糊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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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57]山岳派和吉伦特派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两个政治派别。山岳派是法国国民公会中的左翼民主主义集团，以其席位在会场的最高处而得名。该派主张铲除专制制度和封建主义，是当时的革命阶级——资产阶级的最坚决的代表。其领袖是马·罗伯斯比尔、让·保·马拉、若·雅·丹东、路·安·圣茹斯特等。吉伦特派代表共和派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农业资产阶级，主要是外省资产阶级的利益，其领袖是雅·皮·布里索、皮·维·韦尼奥、罗兰夫妇、让·安·孔多塞等。吉伦特派动摇于革命和反革命之间，走同王党勾结的道路，最终变成了反革命力量。列宁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为山岳派，即无产阶级的雅各宾派，而把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称为社会民主党的吉伦特派。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后，列宁经常强调指出，孟什维克就是工人运动中的吉伦特派。——[308]。
　　[158]伊万努什卡是俄国民间故事里的傻瓜。他经常说不合时宜的话，并因此而挨打。——[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