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二十卷——我们的取消派（关于波特列索夫先生和弗·巴札罗夫）（191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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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2月）eXQ品论天涯网

　　常有这样一些著作，它们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它们是赫罗斯特拉特性质的。例如，象爱德·伯恩施坦的名著《前提》这样一部最平凡的作品，却具有显著的政治意义，它成了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完全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流派的宣言。波特列索夫先生在去年2月那期《我们的曙光》杂志上的那篇论微不足道的小事的文章以及弗，巴扎罗夫在4月那期《我们的曙光》杂志上的答复，按其赫罗斯特拉特的性质来说，无疑也具有这种显著的意义。当然，这些文章涉及的问题，远远没有伯恩施坦提出的（更确切地说，是跟着资产阶级提出的）问题那样深刻，那样广泛，那样具有国际意义，但是，对1908—1909—1910—？年期间的我们俄国人来说，这些问题却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因此，波特列索夫先生利弗·巴扎罗夫的文章并没有过时，谈谈这些文章是必要的，责无旁贷的。

一

　　爱用生造的、奇特的、挖空心思想出来的字眼的波特列索夫先生，在他的文章中阐述了“我国各种社会政治派别的现代悲剧”。实际上，他在论述自由主义、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革命后的演进时，并没有指出，也不可能指出任何悲剧性的东西。然而，在波特列索夫先生的议论中喜剧性的东西却不胜枚举。
　　波特列索夫先生写道：“正是自由主义这个思潮呈现了一幅极端腐败和极端无能的图画。不妨看一看实践的自由主义同理论化的自由主义之间”，即米留可夫《言语报》的“经验主义”同路标派的理论之间的“日益加深的裂痕”。
　　别再说了，最亲爱的！你们以及类似你们的半自由派在1905—1906—1907年期间就立宪民主党人的问题所谈的和所想的东西，同你们在1909—1910年不得不颠三倒四、自相矛盾地承认下来的东西之间有了日益加深的裂痕。自由派实践家的“经验主义”同司徒卢威之流先生们的理论之间的矛盾，早在1905年以前就十分清楚地显露出来了：请回忆一下，当时的《解放》杂志[70]在每次作“理论化”的尝试时是怎样乱说一气的。如果你们现在才开始明白，自由派“原来”似乎“已经分裂”（这又是矫揉造作的话语，空洞的词句，因为路标派恰恰没有同《言语报》分裂，《言语报》也没有同路标派分裂，而是和睦相处，过去这样，现在这样，将来还会这样），“毫无成果”，“悬在空中”，他们只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中最不稳定的部分”（原文如此！）、“不坏的投选票的人”等等，那你们大叫什么自由派的“悲剧”，就只证明是一出你们的幻想遭到了破灭的悲喜剧。自由派“原来”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中最不稳定的部分，恰恰不是现在，不是1908—1910年这三年的情况，而正是前三年的情况。“最不稳定的”是给公众饭后送芥末的冒牌社会党人。据波特列索夫先生对问题的分析，前三年的特点是自由派“悬在空中”，成了“毫无成果的”“投选票的人”等等。在当时，承认自由派的这种性质是迫切的政治任务，提醒群众注意这一点不仅是社会党人的，而且是彻底的民主派的迫切义务。在1906年3月，而不是在1910年2月，当时重要的就是要提醒大家注意下面的情况：立宪民主党人的自由主义悬在空中，毫无成果，客观条件使“不坏的投选票的人”成为毫无价值的人物、滑稽可笑的小丑；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象一条不稳定的曲线，在希波夫之流或古契柯夫之流的“真正的”立宪（应读作：所谓立宪）同那些不是悬在空中的、不只是对选票倾心的分子争取民主的斗争之间摆动。请回忆一下，最亲爱的，是谁在1906年3月就及时说出了自由派的这种真相的呢？[71]
　　我们现在所说的三年（1908—1910年）的特征和特点，完全不是“悬在空中”等等的自由派“毫无成果”。恰恰相反，自由派的阶级软弱性，它对民主派的畏惧，它在政治上的贫乏，统统没有丝毫的变化，但是一旦有机会显示力量，一旦有条件使自由派哪怕在某一活动场所完全占优势的时候，这种软弱性就达到了顶点。比如说，当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一届杜马中占多数的时候，他们可以利用这个多数既为民主派服务，又阻挠民主派的事业，既协助民主派（即使在组织地方土地委员会这样的小事情上），又从背后打击民主派。因此，这个时期的特征是，立宪民主党人“悬在空中”，“不坏的投选票的人”成了未来的十月党杜马议事规则的起草人，如此而已。
　　而在下一个三年中间，立宪民主党人除了保持他们一直具有的特点外，他们“悬在空中”的时候少于从前。波特列索夫先生，您倒很象民间故事中那个不合时宜地大声说出自己的愿望和意见的人物。1909年的路标派“悬在空中”的时候少于1906年的穆罗姆采夫，因为路标派为俄国国民经济中有很大势力的阶级，即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家认真效劳，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好处。路标派帮助这些极可尊敬的人物收集大量武器，来同民主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进行思想政治斗争。这种活动决不会因任何解散杜马、因现时社会经济基础上产生任何政治风浪而遭到破坏。只要有土地占有者－地主和资本家阶级，就会有他们的奴仆政论家：伊茲哥耶夫之流、司徒卢威之流、弗兰克之流及其同伙。而穆罗姆采夫之流和第一届杜马的立宪民主党人的“活动”倒会由于解散杜马而遭到“破坏”（因为他们没有进行过什么活动，只是说了一些腐蚀人民，而不是服务于人民的空话）。
　　第三届杜马中的立宪民主党人同第一届杜马中的一样：还是那个党，那种思想，那个政策，而且成员也大部分还是那些人。正是因为这样，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三届杜马中“悬在空中”的时候才大大少于第一届杜马。亲爱的波特列索夫先生，您连这都不明白吗？你还在白费力气地谈论什么“我国各种社会政治派别的现代悲剧”！我甚至可以秘密地告诉您，今后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立宪民主党人的政治活动都不会是“毫无成果”的，这不只是因为路标派会取得反动的“巨大成果”，而且是因为只要民主派中还有政治鲫鱼，自由派的狗鱼就有吃的。只要还有波特列索夫之流的人物十分鲜明地反映出来的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那种不稳定性、民主主义运动中的那种萎靡不振，自由派的“经验论者”就有足够的本事来捕捉这些鲫鱼。别发愁，立宪民主党人：只要波特列索夫之流还活着，你们就有吃的！

二

　　波特列索夫先生在谈到民粹派的时候，更加不能自圆其说。他把立宪民主党人叫作“过去的民主派”，甚至叫作“过去的自由派”。他在谈到农民时说道：“投入政治生活的农民〈在波特列索夫先生看来，农民还没有投入这种生活〉会揭开历史的崭新的一章，揭开农民民主派的历史，从而会结束旧的知识分子的民粹派的历史。”
　　这样说来，立宪民主党人是过去的民主派，而农民是未来的民主派。那么现在的民主派在哪里呢？难道1905—1907年的俄国不曾有过民主派，不曾有过群众性的民主派吗？1908—1910年的俄国也没有吗？现在的东西被波特列索夫用各种回避问题本质的“转弯抹角”的话语掩盖起来了，因为直截了当地承认无可置疑的现在存在的东西，就是给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的全部取消主义哲学一记耳光。直截了当地承认现在完全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就是承认立宪民主党人在俄国从来不是多少带有群众性的民主派，从来没有实行民主政策，而农民，即波特列索夫先生所说的“千百万农民”，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这种资产阶级民主派（尽管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切局限性）。波特列索夫先生避而不谈这个根本问题，正是为了挽救取消主义哲学。你是挽救不了的！
　　波特列索夫先生竭力回避农民民主派的过去和现在，只是信心十足地谈论未来，因而又陷入了窘境。你又晚了，最亲爱的！你自己谈到“11月9日法令[72]可能产生的后果”，就是说，你自己承认这个法令可能（当然是完全抽象的可能）获得成功。如果获得成功，“历史的新篇章”就可能不仅是农民民主派历史的篇章，而且是农民大土地占有者历史的篇章。
　　俄国的农民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农民的土地占有制和农民政策的发展，只能沿着资本主义道路进行。民粹派的土地纲领，例如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的104个代表的著名纲领[73]，就其实质来说，不但不与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相抵触，反而意味着为资本主义的最广泛最迅速的发展创造条件。而当前的土地纲领恰恰相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最缓慢、范围最狭窄、承受农奴制残余的负担最沉重。在这两个纲领中，究竟由哪个最终来确定新俄国的资产阶级土地关系的形式，客观的历史经济条件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这就是被取消派的代表人物弄得颠三倒四的一些简单事实。
　　波特列索夫先生在谈到知识分子的即民粹主义的民主派的变化时写道：“在一切都在变化的情况下唯独不变的是：具体的农民至今〈！〉没有对内涵是农民思想的知识分子思想体系提出自己的修正。”
　　这是十足路标派的弥天大谎。1905年，最“具体”、最普通、最广泛的农民就已登上了公开的历史舞台，对民粹派和民粹主义政党的“知识分子思想体系”提出了一系列的“修正”。并不是所有这些修正都为民粹派所理解，但农民提出了这些修正。1906年和1907年，最“具体的”农民创立了劳动团，拟订了104人法案，从而提出了一系列的修正，这些修正有一部分甚至是民粹派指出过的。例如，大家都公认，“具体的”农民表露了自己经营的要求，同意用个人的和协作社的土地占有制来代替“村社”[74]。
　　路标派把1905—1907年的运动说成是知识分子运动，断言具体的农民没有对知识分子思想体系提出过自己的修正，这就把自由派从民主派中清除出去，把他们不断地变成财主的奴仆，从而准确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取消派的悲喜剧也就在于：他们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论断简直变成了路标派思想的翻版。

三

　　在波特列索夫先生谈到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这种变化就更加明显。他写道，知识分子“通过自己的党的小组建设……把无产阶级排挤掉了”。你不能否认这样的事实：资产阶级通过《路标》文集和一切自由派刊物广泛地散布这种思想，用它来反对无产阶级。阿克雪里罗得在那篇提出这种思想的小品文中谈到“捉弄人的历史”，说这个历史可能从马克思主义学派中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物色领袖[75]。捉弄人的历史利用了阿克雪里罗得热心地要给布尔什维克挖的陷井，把阿克雪里罗得自己推了进去！
　　假如你能看看客观历史事实，那么所有这些事实，1905—1907年这一整个时期，即使是第二届杜马的选举（如果拿最普通的而不是最重大的事实来做例子），都无可争辩地证明了，“党的小组建设”并没有把无产者“排挤掉”，而是直接变成了无产阶级广大群众的党的和工会的建设。
　　我们还是来谈谈波特列索夫先生的赫罗斯特拉特式著作的主要之点，谈谈它的“症结”所在。他断言，马克思主义思想“用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这种大麻素”（同马赫主义以及同取消主义进行的斗争）“来麻醉自己”，“想谈什么就谈什么，但就是不谈马克思主义这个社会政治派别的神经中枢是什么，就是不谈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波特列索夫先生叫道，这种问题多得很啊！“俄国的经济在怎样发展，这种发展在反动势力掩护下悄悄地使力量对比发生了哪些变化，农村和城市中发生了什么事情，这种发展使俄国工人阶级的社会成分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如此等等。这些问题的答案或初步答案在哪里？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派在哪里？”
　　“等级制度”本身已经提出了答案，至少是初步答案，虽然波特列索夫先生恶意地伪善地否认“等级制度”的存在。俄国国家制度最近三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向我们表明，这个制度已经在朝着一个明确的方向改变自己的阶级性质。17世纪的贵族杜马君主制不同于18世纪的官僚贵族君主制。19世纪上半叶的君主制不是1861—1904年的君主制。1908—1910年又明显地出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标志朝着可以说是资产阶级君主制的那个方向又迈了一步。第三届杜马和我国当前的土地政策都与这一步有密切联系。这样看来，这个新阶段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我国资本主义演进中的一个特殊阶段。这个新阶段没有解决老问题，也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因而也没有消除这些问题，于是就要求采取新的准备手段，以便用老办法解决老问题。这就是这个不愉快的、乏味的、沉重的但又不可避免的阶段的特殊性。从这个阶段的经济政治特点的这种特殊性中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内部各种思想派别的特殊性。那些承认新的准备手段，以便用老办法解决老问题的人，就在共同的扎实的基础上，在这个时期的总任务方面接近起来，尽管他们在上一时期的某个时候应该怎样采用老办法或改进老办法的问题上还有分歧。那些否认（或不了解）新的准备手段，或者否认我们面临的是老问题，否认我们准备用老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的人，实际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实际上成了自由派的俘虏（象波特列索夫、列维茨基等人那样）或唯心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的俘虏（象弗·巴扎罗夫等人那样）。
　　无论是波特列索夫，还是巴扎罗夫，以及他们的同道者，成了别人和别的思想的俘虏之后，就必然颠三倒四，陷入滑稽可笑和极端虚伪的境地。波特列索夫先生捶胸大叫：“这个初步答案在哪里，这个答案是怎样的？”马尔托夫虽然也很清楚这个答案，却试图硬要公众相信这个答案是承认“资产阶级执政”。利用对方被迫的暂时缄默，这是自由派的惯技！于是就摆出一副受到凌辱的样子质问我们：什么叫取消派？最尊敬的，有人自称是“整体”的一员，却利用整体被削弱的机会，硬要公众相信没有“答案”（其实正是“整体”已经作出了“答案”），这种手法也就是取消派（即使不说是叛徒）的一种手法。
　　波特列索夫先生写道，取消派是“病态的想象中的幻影”，因为不能取消“已经用不着取消，而且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的东西”。
　　我不可能把我对这几句话的看法全部告诉读者；为了把这个看法大致讲一下，我要问一问读者：假如有个人，当他的最亲密的伙伴和同事接受了“整体”（正是“整体”）提出的对他们有利的建议，而这个人第二天竟在报刊上声明没有“整体”，——这个人应该叫作什么呢？
　　这一点就说到这里。
　　这里就产生了一个原则问题：认为必须采用老办法解决老问题的看法，能不能随着“整体”瓦解的程度（甚至可以说随着“整体”的消逝）而改变呢？谁都知道：不能。要是客观条件，要是当前的经济根本特点和政治根本特点要求采用老办法，那么，瓦解得愈厉害，“整体”剩下得愈少，就愈应当关心“整体”，政论家就愈应当热情地宣讲“整体”的必要性。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应当承认新的准备手段，但应当由谁来采取新的准备手段呢？显然，是“整体”。显然，在那些了解目前时期的意义，了解这个时期的政治上的基本特点的人看来，政论家的任务是与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的整个路线截然相反的。当然不会有人真的想要否认我上面所作的“答案”（关于当前经济政治问题）同反取消派斗争之间的联系。
　　我们谈了问题的一般原则提法，现在来谈谈问题的具体历史提法。在1908—1910年期间，马克思主义中那个鼓吹必须采用老办法并执行相应路线的流派完全显现出来了。在这整整三年中间一直反对承认“老办法”、反对建立整体的老的基本形式的另一个流派也显现出来了。否认这个事实是可笑的。在这整整三年中间一直不了解新的准备方式，不了解第三届杜马中的活动的意义等等的第三个流派也显现出来了。这种人把承认老办法变成了空话，背得烂熟，但是没有领会，只是习惯于重复，而不是自觉地深思熟虑地使之适应于已经改变了的情况（至少杜马工作方面的情况已经改变，当然不只这一方面）。
　　取消派同普遍的庸俗的“疲惫”情绪的联系是很明显的。“疲惫的人们”（特别是由于没有做什么事情而疲惫的人）不去考虑如何确切地回答关于从经济上政治上估计目前时局的问题。他们都不同意上面提到的正式公认的以整体的名义作出的估计，但是，他们却想都不敢想把自己的确切的估计，哪怕是把取消派的《我们的曙光》、《生活》等杂志的撰稿人的估计与之对比一下。“疲备的人们”翻来复去地说，旧的东西是不存在的，旧的东西是没有生命力的，已经失去知觉，等等，等等，但是他们却不想动脑筋回答，纯粹从政治上、用确切的表述来回答一定要（每个忠实的政论家一定要）回答的问题：究竟应当用什么来代替旧的东西，是否需要恢复“用不着〈好象是〉取消已被取消”的东西（波特列索夫的话）？——他们对这个问题根本不想动动脑筋。三年来，他们在抨击和辱骂旧的东西，特别是在禁止旧东西的维护者登场的舞台上抨击和辱骂旧的东西；他们同伊茲哥耶夫之流亲热拥抱[注；见他在1910年《俄国思想》杂志[76]上发表的论路标派波特列索夫的文章。波特列索夫先生是永远也挣不脱这种拥抱的。］，大声喊道：关于取消派的议论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都是幻影！
　　谈到这种“疲惫的人”，谈到波特列索夫先生及其同伙的时候，可不能重复那首著名的诗：“他们没有背叛，他们被十字架压得疲惫不堪；愤怒和悲伤的心情，半道就离开了他们身畔。”[77]
　　这些走上政论家的讲坛并在讲坛上为自己对旧的东西感到“疲惫”、不愿致力于旧的东西而辩护的“疲惫的人”，正是那些不仅“疲惫”而且背叛了的人。

四

　　唯物主义者即马克思主义者同马赫主义者即唯心主义者的哲学斗争，波特列索夫先生也认为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波特列索夫先生对“这种杂乱无章的〈——“我的朋友，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别说得那么漂亮吧！”[78]〉哲理之谈”非常愤慨，而且从唯物主义者方面点了我和普列汉诺夫的名，把我们称之为“昨天的政治家”。我对这种说法笑了好一阵。这种自吹自擂真是太露骨，太可笑了，真该分给我们的兔子一块熊耳朵[79]。普列汉诺夫等等是“昨天的政治家”！今天的政治家显然就是波特列索夫和他那些“好汉们”了。多可爱，多坦率。
　　只要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偶而例外地说出一句不矫揉造作和不装腔作势的话来，他就狠狠打了自己的耳光。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请你加把劲，不妨考虑一下：你否认取消派是一个把非孟什维主义同布尔什维主义区别开来，把波特列索夫及其同伙为一方同普列汉诺夫和布尔什维克合在一起为另一方区别开来的政治派别。你一方面这样否认，一方面又把普列汉诺夫和某人叫作“昨天的政治家”。请你看看，你蠢到了什么地步：要知道，我和普列汉诺夫之所以能够一起被称为昨天的政治家，正是因为在我们看来，作为昨天的（按其基础是昨天的）运动的形式的昨天的组织，今天也是必要的。在这个昨天的运动的基础上的这个昨天的组织应该在某个时机采取哪些措施的问题上，我和普列汉诺夫有过极大的分歧，现在也还有分歧，但是同那些今天正是否认昨天运动的基础（我马上就要谈到的领导权问题也包括在内）、正是否认昨天组织的基础的人的斗争，却使我们接近起来。
　　怎么样，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你现在还不懂取消派是怎么回事吗？你现在还认为，是什么马基雅弗利式的计划[80]或者是想用“两条战线的斗争”来代替“战胜”取消派这样一种恶毒愿望使我和普列汉诺夫接近起来的吗？
　　现在，我们再回头来谈谈“杂乱无章的哲理之谈”。
　　波特列索夫先生写道：“我们知道，恩格斯反对杜林的斗争当时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意识产生了多么深刻的影响，一些似乎是最抽象的论点实际上对德国工人阶级的运动具有多么生动的具体的意义……”最抽象的论点具有生动的具体的意义！这又是空话，并且仅此而已。假如“你知道”的话，请你不妨解释一下，恩格斯所说的杜林关于时间和空间的哲学论断是错误的这样一个论点，具有什么“生动的具体的意义”！你的不幸也就在于，你象小学生一样把“恩格斯和杜林的争论具有伟大意义”这句话背得烂熟，而没有深刻考虑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因此，你背出来的东西也就错误百出、残缺不全。不能说“最抽象的论点〈恩格斯反对杜林的论点〉实际上对德国工人阶级的运动具有多么生动的具体的意义”。恩格斯的最抽象的论点的意义在于它们向工人阶级的思想家说明了为什么离开唯物主义走向实证论和唯心论是错误的。因此，如果你能这样论述，即从哲学上稍微明确地论述恩格斯的观点，而不是说些有“深刻的影响”、“最抽象的论点具有生动的具体的意义”等等响亮然而空洞的词句，那你马上就会看到，援引恩格斯和杜林的争论对你是不利的。[81]
　　波特列索夫先生接着写道：“……我们知道，反对主观社会学的斗争在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历史中所起的作用……”
　　难道就不知道拉甫罗夫和米海洛夫斯基的实证论和唯心论学说在主观社会学的错误中所起的作用吗？你瞧，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你的每一枪都打偏了。如果要作历史类比，那就应当分清并且确切指出不同事件的相同点，否则就不是作历史对比，而是信口开河。如果拿你所作的历史类比来说，那就要问：要是别尔托夫没有阐明哲学唯物主义的原理以及这些原理对反驳拉甫罗夫和米海洛夫斯基的意义，那么俄国马克思主义能不能“形成”呢？[82]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有一个，而这个答案——如果把从历史类比中得出的结论用于同马赫主义者的争论的话——对波特列索夫先生是不利的。
　　“……但正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切〈当然罗！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波特列索夫先生写的“我们知道这一切”是什么意思〉，我们也就希望，在我们进行的哲学争论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流派及其任务和要求之间能终于建立起真正的现实的联系。而现在……”——接着引证了考茨基信中的话，说马赫主义是私事（Privatsache），关于马赫主义的争论是“海市蜃楼”，等等。
　　引证考茨基的话，是庸俗论断的一个典型。问题不在于考茨基“没有原则”，象波特列索夫先生挖苦（伊茲哥耶夫式的挖苦）的那样，而在于考茨基不了解也不想了解俄国马赫主义的情况。考茨基在自己的信中承认普列汉诺夫精通马克思主义，深信唯心主义同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调和的，并认为马赫主义不是唯心主义（或者说：不是任何马赫主义都是唯心主义）。考茨基在最后一点上，特别在关于俄国的马赫主义这一点上是错误的，这是无疑的。但他的错误完全可以原谅，因为他并没有研究过整个马赫主义，他写了一封私人信件，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提醒人们不要夸大意见分歧。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俄国马克思主义作家再来引证考茨基的话，就表现出他在思想上的十足庸俗的懒惰和在斗争中的怯懦。考茨基1908年写那封信的时候，可以指望马赫主义在一定意义上同唯物主义“调和”，但在1909—1910年的俄国，再在这个问题上引证考茨基的话，就是想把俄国马赫主义者同唯物主义者调和起来。难道波特列索夫先生或别的什么人真想这样做吗？
　　考茨基不是没有原则的，而想把马赫主义说成“私事”的波特列索夫及其同伙才是当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没有原则的典型。考茨基在1908年没有读过俄国马赫主义者的著作，而建议他们同精通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者普列汉诺夫讲和，他完全是真诚的，一点也不是没有原则的，因为他一直是赞成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就在那封信中也是这样。而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及其同伙在1909—1910年拿考茨基作掩护，就没有一点诚意，一点也不尊重原则性。
　　波特列索夫先生，你没有看到哲学争论同马克思主义派别之间的生动的现实的联系吗？那就让我这个昨天的政治家恭恭敬敬地至少向你指出下面几种情况和看法：（1）什么是哲学唯物主义，为什么离开它是错误的、危险的、反动的，对这些问题的争论总是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流派”有“生动的现实的联系”，否则这个流派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就不是社会政治的，也就不成其为流派了。只有改良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那些目光短浅的“现实的政治家”才会否认这种联系的“现实性”。（2）既然马克思主义具有丰富多彩的思想内容，那么在俄国也同在其他国家一样，不同的历史时期时而特别突出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方面，时而特别突出马克思主义的那一方面，那就不足为奇了。在德国，在1848年以前，特别突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在1848年，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在50年代和60年代，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在俄国，在革命以前，特别突出的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在我国实际中的运用；在革命时期，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在革命以后，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这并不是说，在任何时候可以忽视马克思主义的某一方面；这只是说，把注意力主要放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并不取决于主观愿望，而取决于总的历史条件。（3）社会政治反动时期，“消化”丰富的革命教训的时期，对于每个生气蓬勃的派别说来，是把包括哲学问题在内的基本理论问题放在一个首要地位的时期，这并不是偶然的。（4）在俄国先进的思想流派中，没有象法国那种同18世纪的百科全书派有联系的或者德国那种同从康德到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古典哲学时期有联系的伟大的哲学传统。因此，正是对俄国的先进阶级来说，这种哲学上的“清理”是必不可少的，至于这种稍晚了些的“清理”，是在这个先进阶级完全成熟到在不久前的伟大事件中起了自己独立的历史作用之后才开始进行，那是不足为奇的。（5）世界其他国家早就为进行这种哲学上的“清理”做好了准备，因为例如新物理学提出了许多应由辩证唯物主义“处理”的新问题。在这方面，“我们的”（照波特列索夫的说法）哲学争论就不仅具有一定的即俄国的意义。欧洲为“更新”哲学思想提供了材料，而落后的俄国在1908—1910年这个被迫沉寂的时期，特别“渴望”求助于这种材料。（6）不久前，别洛乌索夫把第三届杜马称为拜神杜马。他正确地抓住了第三届杜马在这方面的阶级特点，公正地痛斥了立宪民主党人的伪善。
　　我们的一切反动派，特别是自由派的（路标派的，立宪民主党的）反动派，“求助于”宗教并非偶然，而是出于必然。单靠棍棒和鞭子是不够的；棍棒毕竟已被折裂。路标派帮助先进的资产阶级搞到一种最新式的思想棍棒即精神棍棒。马赫主义这个唯心主义的变种在客观上是反动派的工具，反动派的宣传手段。因此，在1908—1910年这个历史时期，既然我们看到“在上面”不仅有十月党人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拜神杜马”，而且还有拜神的立宪民主党人、拜神的自由派资产阶级，那么“在下面”进行反对马赫主义的斗争就不是偶然的，而是不可避免的。
　　波特列索夫先生“附带说明”，他“现在没有涉及到”“造神说”。这就是无原则的庸俗的政论家波特列索夫不同于考茨基的地方。考茨基既不了解马赫主义者的造神说，也不了解拜神的路标派，因此他可以说不是任何马赫主义都是唯心主义。而波特列索夫是了解这些的，他“没有涉及到”主要的东西（对用狭隘的“政论家”的眼光观察问题的人来说是主要的），那就是伪善了。波特列索夫先生及其同伙把同马赫主义的斗争说成是“私事”，那就在“社会政治”方面成了路标派的帮凶。

五

　　我们在谈了波特列索夫先生转而来谈巴扎罗夫的时候，首先应当指出，我们在关于哲学争论问题上驳斥前者的同时，也就回答了后者。要补充的只有一点，弗·巴扎罗夫对波特列索夫先生采取容忍的态度，竭力想从波特列索夫那里找到“一点真理”，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波特列索夫先生（和一切取消派一样）在口头上和形式上同马赫主义划清界限，实际上却在最本质的方面向它让步。马赫主义作为一个流派，一个有“纲领”的派别，也无非是决意要求承认它同马克思主义决裂是“私事”！因此，波特列索夫和巴扎罗夫互送秋波，不是偶然的。取消派著作家集团和马赫主义著作家集团在这一点上确实是一致的：在目前这个分裂时期，要保卫同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同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捍卫者“分裂的自由”。而这种一致不仅仅限于哲学问题，这一点甚至弗·巴扎罗夫自己的文章也表明了。
　　我之所以说“甚至”，是因为正是巴扎罗夫向来以非常慎重的态度对待严肃的政治问题。之所以必须提到这一点，是为了评价这个人极端动摇的意义，而不只是为了强调这位追求赫罗斯特拉特桂冠的著作家过去进行的极其有益的活动。
　　例如，巴扎罗夫声称，“我认为，臭名远扬的‘领导权’问题，是当前最大的最微不足道的误会之一”，他的这句话就具有赫罗斯特拉特精神。我们中间的马赫主义者头上好象要降临某种厄运：有些人要保卫“分裂的自由”，说召回派是一种合理的色彩；另一些人了解到召回派是愚蠢的和有害的，干脆在政治上支持取消派。正是取消派无论在《我们的曙光》杂志上，在《生活》杂志上，还是在《社会运动》文集[83]上，都直接间接地反对领导权思想。我们遗憾地认定，巴扎罗夫投到他们营垒里去了。
　　从实质上说他的论据是什么呢？五年以前，领导权是事实。“目前，由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这种领导权不仅已经消逝，而且完全变成了它的对立面。”证据：“目前，侮辱马克思主义是在社会上的民主分子中间获得声誉的必要条件。”例子：丘科夫斯基。
　　你读到这里，都会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曾经想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巴扎罗夫，竟变成了同波特列索夫先生之流挽着手的落魄的人。
　　弗·亚·巴扎罗夫，你就不怕上帝。丘科夫斯基之流和其他自由派，以及许多民主派－劳动派，一直在（特别是自1906年以来）“侮辱”马克思主义，但是，“领导权”在1906年没有成为“事实”吗？请从自由派著作家的贮藏室里探出头来，哪怕看一看第三届杜马的农民代表对工人代表的态度吧。只要把说明他们三年来的政治态度的一些无可争辩的事实对比一下，甚至只要把他们的过渡方案和立宪民主党人的方案对比一下，更不用说把他们在杜马中的政治声明同这段时期的广大居民阶层的生活条件拿来对比，——就可以确凿地证明，领导权现在也是事实。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就是工人阶级（及其代表）对其他居民的政治影响，即把他们的民主主义（在有民主主义的时候）中的非民主主义的杂物清除出去，对任何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局限性和近视性展开批判，同“立宪民主主义”（如果这样来称呼自由派的演说和政策的起腐蚀思想作用的内容的话）进行斗争，等等，等等。巴扎罗夫竟能写出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而一些也自命为工人的朋友和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的新闻工作者还宽厚地拍着他的肩膀叫好，没有比这更能表现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的了！
　　巴扎罗夫硬要取消派杂志的读者相信：“要预言下一个高潮到来以前的情况，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城乡民主派的精神面貌还是同五年以前相类似，那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权又将成为事实……但是，设想民主派的面貌将会发生本质的变化，那也并不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可以设想，比如，俄国的城乡小资产阶级将会对统治阶级的政治特权怀有相当激进的反对情绪，将会相当团结，相当积极，可是充满了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由于马克思主义者不会同民族主义或反犹太主义作出丝毫妥协，很明显，在上述情况下，就根本谈不到什么领导权了。”
　　这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极端荒谬的。如果某些阶层把反对特权同民族主义结合起来，那么难道说明这种结合会妨碍消除特权不正是领导者的事情吗？难道反对特权的斗争能够不同受民族主义之害的小资产者反对受民族主义之惠的小资产者的斗争结合起来吗？任何小资产阶级反对任何特权的任何斗争，总是带着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的痕迹，而消除这些痕迹也正是“领导者”的事情。巴扎罗夫是按立宪民主党人的方式、路标派的方式推论的。更确切地说，巴扎罗夫投到了早就这样推论的波特列索夫之流及其同伙的营垒里去了。
　　表面上没有的东西，是决不存在的。丘科夫斯基之流和波特列索夫之流看不到的东西，是不真实的。这就是巴扎罗夫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推论的前提。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说，只要资本主义存在，小资产阶级群众就必然受到反民主的特权的迫害（这种特权从理论上讲，在纯粹的资本主义条件下“不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资本主义的净化则要持续到它灭亡的时候），受到经济压迫。因此，只要资本主义存在，“领导者”的任务就永远是：说明这种特权和这种压迫产生的原因，指出这种现象的阶级根源，作出反对这种现象的斗争范例，揭露自由派斗争方法的虚伪，等等，等等。
　　马克思主义者是这样认为的。他们对于因生活条件而不能同特权妥协的阵营，即不仅包括无产者而且包括半无产者和小资产者群众的阵营的“领导者”的任务，是这样看的。而丘科夫斯基之流却认为，既然这个阵营被排挤、被压抑、被打入地下，那就是说，“领导权已经消逝”，那就是说，“领导权问题成了最微不足道的误会”。
　　当我看到发表这些可耻言论的巴扎罗夫同硬要工人阶级相信需要的不是领导权而是阶级的政党的波特列索夫之流、列维茨基之流及其同伙挽着手的时候，当我看到普列汉诺夫发现有人由于领导权问题露出严重动摇的蛛丝马迹而“大吵大闹”（堂堂的波特列索夫的轻蔑说法）的时候，我告诉自己，布尔什维克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有一分钟动摇，哪怕有一秒钟怀疑他们的责任即布尔什维主义的一切传统、它的学说和它的政策的全部精神的责任，不向普列汉诺夫伸出手去，对他表示深切的同志式的同情，那布尔什维克就会正象他们的敌人所描绘的那样，成为派别言论的狂热信徒。对“领导者”在什么时候应该采取什么行动的问题，我们和普列汉诺夫过去和现在一直是有分歧的，但在分裂时期，在反对那些认为领导权问题是“最微不足道的误会”的人的斗争中，我们是同志。而波特列索夫之流、巴扎罗夫之流等等和我们毫无共同之处，如同丘科夫斯基之流和我们毫无共同之处一样。
　　有些好心人以为同普列汉诺夫接近的政策是“派别性的”、狭隘的政策，他们打算把这个政策“扩大”到同波特列索夫之流、巴扎罗夫之流等等实行调和，而且怎么也不想了解我们为什么把这种“调和”看作是极端的蠢事或是可鄙的阴谋，希望这些好心人能够清楚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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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70]《解放》杂志（《Освобождение》）是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机关刊物（双周刊），1902年6月18日（7月1日）—1905年10月5日（18日）先后在斯图加特和巴黎出版，共出了79期。编辑是彼·伯·司徒卢威。该杂志执行反对革命、反对无产阶级的方针，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人士中影响很大。1903年到1904年1月，该杂志筹备成立了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的秘密组织解放社。解放派和立宪派地方自治人士一起构成了1905年10月成立的立宪民主党的核心。——[116]。
　　[71]列宁指的是他的《立宪民主党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这篇著作写于1906年3月，同年4月出了单行本（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42—319页）。——[117]。
　　[72]指沙皇政府于1906年11月9日（22日）颁布的《关于农民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现行法令的几项补充决定》（这项法令由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通过后称为1910年6月14日法令）。作为对这项法令的补充，沙皇政府于1906年11月15日（28日）又颁布了《关于农民土地银行以份地作抵押发放贷款的法令》。根据这两个法令，农民可以退出村社，把自己的份地变成私产，也可以卖掉份地。村社必须为退社农民在一个地方划出建立独立田庄或独立农庄的土地。独立田庄主和独立农庄主可以从农民土地银行取得优惠贷款来购买土地。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托雷平制定这些土地法令的目的是，在保留地主土地私有制和强制破坏村社的条件下，建立富农这一沙皇专制制度在农村的支柱。列宁称1906年斯托雷平土地法令是继1861年改革以后俄国从农奴主专制制度变为资产阶级君主制的第二步。
　　尽管沙皇政府鼓励农民退出村社，但在欧俄部分，九年（1907—1915）中总共只有250万农户退出村社。首先使用退出村社的权利的是农村资产阶级，因为这能使他们加强自己的经济。也有一部分贫苦农民退出了村社，其目的是为了出卖份地，彻底割断同农村的联系。穷苦的小农户仍旧象以前一样贫穷和落后。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并没有消除全体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只是导致了农民群众的进一步破产，加剧了富农和贫苦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119]。
　　[73]指劳动派1906年5月23日（6月5日）在俄国第一届国家杜马第十三次会议上提出的有104位杜马代表签名的土地法案。法案提出的土地立法的目标是：建立一种全部土地及地下矿藏和水流属于全体人民、农业用地只给自力耕种者使用的制度。法案要求建立全民地产，全部官地和皇室土地、皇族土地、寺院土地、教会土地都应归入全民地产，占有面积超过当地规定的劳动土地份额的地主土地及其他私有土地也强制转归全民地产，对私有土地的转让给予某种补偿。法案规定，份地和小块私有土地暂时保留在其所有者手里，将来也逐步转为全民财产。土地改革由经过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选出的地方委员会实施。——[120]。
　　[74]俄国的村社是农民共同使用土地的形式，其特点是在实行强制性的统一轮作的前提下，将耕地分给农户使用，森林、牧场则共同使用，不得分割。村社内实行连环保的制度，村社的土地定期重分，农民无权放弃土地和买卖土地。村社管理机构由选举产生。俄国村社从远古即已存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俄国封建制度的基础。沙皇政府和地主利用村社对农民进行监视和掠夺，向农民榨取赋税，逼迫他们服徭役。
　　村社问题在俄国曾引起热烈争论，发表了大量有关的经济学文献。民粹派认为村社是俄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道路的保证。他们企图证明俄国的村社农民是稳固的，村社能够保护农民，防止资本主义关系侵入他们的生活。早在19世纪80年代，格·瓦·普列汉诺夫就已指出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的幻想是站不住脚的。到了90年代，列宁粉碎了民粹派的理论，用大量的事实和统计材料说明资本主义关系在俄国农村是怎样发展的，资本是怎样侵入宗法制的村社，把农民分解为富农与贫苦农民这两个对抗阶级的。
　　在1905—1907年革命中，村社曾被农民用作革命斗争的工具，地主和沙皇政府对村社的政策在这时发生了变化。1906年11月9日，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托雷平颁布了摧毁村社、培植富农的土地法令，允许农民退出村社和出卖份地。这项法令颁布后的9年中，有200多万农户退出了村社。但是，村社并未被彻底消灭，到1916年底，欧俄仍有三分之二的农户和五分之四的份地在村社里。村社在十月革命以后还存在很久，直到全盘集体化后才最终消失。——[120]。
　　[75]指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及其任务》一文（载于1903年12月5日和1904年1月15日《火星报》第55号和第57号）。文中说：“既然合法马克思主义或半马克思主义给我国自由派提供了一个文坛上的领袖，为什么捉弄人的历史就不能从正统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中给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提供一个领袖呢？”这里说的自由派的文坛领袖是指彼·伯·司徒卢威，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袖是暗指列宁。——[121]。
　　[76]《俄国思想》杂志（《Русская　Мысль》）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月刊），1880—1918年在莫斯科出版。它起初是同情民粹主义的温和自由派的刊物。1905年革命后成为立宪民主党的刊物，由彼·伯·司徒卢威和亚·亚·基泽韦捷尔编辑。——[125]。
　　[77]这些诗句引自俄国诗人尼·阿·涅克拉索夫的《抒情喜剧〈熊猎〉中的几场》（见《涅克拉索夫全集》1965年俄文版第2卷第207页），是剧中人物贵族米沙为自由派贵族辩护的话。——[125]。
　　[78]这句话引自俄国作家伊·谢·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是书中主人公、平民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巴扎罗夫对他的同学、喜欢讲所谓典雅语言的贵族子弟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基尔萨诺夫说的。——[125]。
　　[79]分给我们的兔子一块熊耳朵意为给自我吹嘘者以奖赏，出典于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兔子打猎》。寓言说，一群野兽正在分它们猎获的一只熊，没有参加猎熊的一只兔子却伸出前足来撕熊的耳朵，并且说是它把熊从树林里赶到空地上，野兽们才得以把熊逮住杀死的。野兽们感到兔子的话虽系吹牛，却十分有趣，于是分给它一块熊耳朵。——[126]。
　　[80]马基雅弗利式的计划是指按照尼·马基雅弗利的政治策略精神制定的一种计划。马基雅弗利是意大利政治思想家，1498—1512年曾在佛罗伦萨共和国历任要职。他反对意大利政治分裂，主张君主专制，认为君主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包括背信弃义、欺骗、暗杀等。——[126]。
　　[81]列宁指的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7—351页）。——[127]。
　　[82]列宁指的是格·瓦·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一书。该书是用恩·别尔托夫这一笔名于1895年出版的。——[127]。
　　[83]指孟什维克的文集《20世纪初俄国的社会运动》。该文集由尔·马尔托夫、彼·巴·马斯洛夫和亚·尼·波特列索夫编辑，彼得堡公益出版社1909—1914年出版，原计划出5卷，实际上出了4卷。格·瓦·普列汉诺夫起初曾参加编辑部，后因不同意把波特列索夫的取消主义文章《革命前时期社会政治思想的演变》编入第1卷而于1908年秋退出。——[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