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二十卷——马克思主义和《我们的曙光》杂志（1911年1月22日〔2月4日〕以后）

马克思主义和《我们的曙光》杂志^[61]tea品论天涯网

（1911年1月22日〔2月4日〕以后）tea品论天涯网

　　《明星报》[62]第4号的报刊评论正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者现在很关心取消派以及与之有关的对领导权问题的评价；关于这个重要问题的争论要取得成效，就应当是原则性的争论，“而不应当是《我们的曙光》杂志所进行的那种针对个人的恶意的争论”。
　　我完全同意这个意见，而对这份杂志发出的似乎只谈人，而不谈事才是可以理解的那种奇谈怪论（《我们的曙光》杂志第11—12期合刊第47页）根本不予理睬。我现在直接来谈谈一年来的《我们的曙光》杂志（这正好纪念该杂志创刊一周年），力求弄清它谈的是些什么事。
　　《我们的曙光》杂志创刊号是1910年1月出版的。波特列索夫先生在2月的第2期上就宣布：无论是马赫主义者同马克思主义者的争论，还是取消派问题，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波特列索夫先生写道：“因为在1909年，当取消派所要取消的东西已经用不着取消，而且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的时候，请问读者，这取消派怎能不是病态的想象中的幻影，而是真正的现实呢？”（第61页）
　　波特列索夫先生这种想回避问题的企图并未得逞，反而极有力地、出人意料地、以赫罗斯特拉特[63]的勇敢精神证实了他要反驳的观点是正确的。正是在1910年1月和2月间，波特列索夫先生不会不知道，他的对手是不会同意他对实际情况的估计的。就是说，企图用所谓“没有”、“真要没有那也只好没有”来支吾搪塞，是不行的。问题并不在于1/10、1/20、1/100或随便一个分数实际上等不等于零。问题在于有没有一个流派认为这个分数是不需要的。问题在于，对分数值、分数比以及分数的增大等等的看法有没有原则性的分歧。波特列索夫先生说“没有”、“零”、“零还是零”，等等，实质上回答的正是这个问题，这样，他就完全反映了他所否认的取消主义流派。在他的奇谈怪论中有的只是极端的“恶意”（按《明星报》第4号报刊评论的中肯说法），缺乏的只是坦率和政论家的明确态度。但是正因为问题不是涉及个人，而是涉及流派，莫斯科才来帮助彼得堡。1910年3月30日莫斯科的《复兴》杂志第5期在满怀同情地引用波特列索夫先生的话时写道：“没有什么可取消的，并且我们还要补充一句，幻想恢复这个等级制度的旧的……形式，简直是有害的反动的空想。”（第51页）
　　问题恰恰不在于旧的形式，而在于旧的实质，这是非常明显的。“取消”的问题同“恢复”的问题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也是非常明显的。《复兴》杂志比波特列索夫先生稍稍前进了一步，稍微明确、坦率、诚实地表达了同一思想。这里谈的不是个人，而是流派。个人的特点可以是不坦率，支吾搪塞，而流派却要通过各种场合、形式和方式把自己表现出来。
　　举个例子来说，巴扎罗夫先生有一个时期曾是布尔什维克，他现在也许还认为自己是布尔什维克——如今，什么样的怪事都有。可是，他在4月那期《我们的曙光》杂志上，却那样成功地、那样幸运地（对波特列索夫来说）反驳了波特列索夫先生，说“臭名远扬的领导权问题”完全是“最大的最微不足道的误会之一”（第87页）。请注意：巴扎罗夫先生说这个问题是“臭名远扬的”，就是说，早在1910年4月，这个问题就已经提出，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我们指出这个事实，是因为这个事实非常重要。巴扎罗夫先生说，在城乡小资产阶级“满怀反对政治特权的激进情绪，”等等，“但又充满激烈的民族主义精神”的情况下，“是谈不上领导权问题的”（第88页）。我们要指出，巴扎罗夫先生的这种说法事实上是完全不懂领导权思想，是否认领导权思想。“领导者”的事情正是要反对“民族主义”，正是要从中清除巴扎罗夫所假设的那种“情绪”。这件事的成效不能用今天立即获得的直接成果来衡量。常有这样的情况：反击民族主义、反击泥潭精神、反击取消主义（顺便提一下，取消主义象有时吸引了一部分工人的民族主义一样，也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一种表现）的成果，往往只有经过几年，有时要经过许多年，才能看出来。也常有这样的情况：一点火星阴燃了几年，而小资产阶级却认为、声称、宣布这点火星已不存在，已经熄灭，已经消失，等等，事实上这点火星还在燃烧，还在反击颓丧精神和脱离革命的思想，它经过很长时期以后还会显现出来。机会主义总是只会抓住瞬间，抓住当前，抓住今天，而不善于了解“昨天”和“明天”之间的联系。马克思主义则要求明确地认识到这种联系，不是口头上，而是实际上认识到这种联系。因此，马克思主义就同取消主义流派，尤其同否认领导权的思想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继彼得堡之后是莫斯科。继孟什维克波特列索夫先生之后是过去的布尔什维克巴扎罗夫先生。继巴扎罗夫之后是比波特列索夫先生坦率、诚实的对手弗·列维茨基先生。弗·列维茨基先生在7月那期《我们的曙光》杂志上写道：“如果说过去的形式〈团结觉悟工人的形式〉是全国争取政治自由斗争中的领导者，那么将来的形式就是参加自己的历史运动的群众的阶级的〈黑体是列维茨基先生用的〉政党。”（第103页）
　　单是这句话，就把列维茨基之流、波特列索夫之流和巴扎罗夫之流先生们以及整个《复兴》杂志、整个《我们的曙光》杂志和整个《生活事业》杂志的全部作品的精神活龙活现地反映出来，集中起来，刻画出来了。对上面引证的弗·列维茨基的这句话，可以再引用几百句来加以补充、代替、发挥和阐明。这句话也和伯恩施坦名言“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64]，或者和普罗柯波维奇的话（1899年的《信条》）“工人进行经济斗争，自由派进行政治斗争”[65]一样，是句“经典性的”警句。
　　列维茨基先生把领导权同阶级政党对立起来，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仅仅这个对立就足以说明，《我们的曙光》杂志实际上所信奉的那个政党，不是由马克思主义者，而是由自由主义者组成的。在全世界，只有自由派的理论家（只要回想一下桑巴特和布伦坦诺就行了）象列维茨基“理解”的那样来理解工人的阶级政党。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否认或不了解领导权思想的阶级就不是阶级，或者还不是阶级，而是行会，或者是各种行会的总和。
　　但是，列维茨基先生虽然不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却完全忠实于《我们的曙光》杂志，即取消主义流派。关于这一流派的实质，他说出了一个神圣的真理。过去（在这一流派的拥护者看来）是有“领导权”的，将来不会有，也不应该有。那么现在呢？现在有一个不定形的混合体，它是由《我们的曙光》杂志、《复兴》杂志和《生活事业》杂志的一群作者和读者之友组成的，现在，即1911年夏，它恰恰在宣扬从过去的领导权过渡到将来的布伦坦诺式的阶级的政党（也可以说是司徒卢威式的或伊茲哥耶夫式的阶级的政党）[66]的必要性、必然性、有益性和规律性。至于说这种不定形是取消派的一个原则，早在1908年即《我们的曙光》杂志创刊前一年，它的对手就公开指出了。既然马耶夫斯基先生在1910年12月就问过什么是取消派，那就请他去看一下恰好在两年以前就已正式作出的答复吧。[67]在这个答复中，他可以看到对《我们的曙光》杂志（它是在这个答复作出一年以后出版的）所作的极其准确、极其全面的评价。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问题涉及的都不是个人，而是流派。这个流派在1907年开始形成（只要读一下切列万宁先生论1907年春季事件的那本小册子的最后一部分就可以知道[68]），1908年崭露头角，1908年底它的对手就对它作出了评价，1910年它创办了自己的公开的机关报并建立了各种机构。
　　说过去有领导权，而将来应该是“阶级的政党”，这就清楚地表明了取消派和放弃领导权之间的联系，表明了取消派和马克思主义的决裂。马克思主义认为，既然过去有“领导权”，那就可见，从各种职业、行业、行会的总和中已经生长出阶级，因为正是认识到领导权思想，正是通过自己的活动把这种思想体现到实际生活中去，才把各种行会的总和变成阶级。既然发展成为“阶级”，那么不管任何外部条件，任何压力，任何化整数为分数的做法，也不管路标派分子如何欣喜若狂，机会主义者如何无动于衷，都不能扼杀这棵幼苗。即使从表面上“看”不到它（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没有看到或者装作没有看到，是因为他们不愿看到），但它还存在，还活着，它现在还保存着“过去”，并把这“过去”带到将来。既然过去有领导权，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就与形形色色的脱离革命的人相反，现在和将来都必须坚持领导权思想；这种思想任务完全适应目前的物质条件，这些物质条件把行会建立成阶级，并且正在继续建立、扩大和巩固这个阶级，正在加强这个阶级对一切“资产阶级影响的表现”的反击。
　　《我们的曙光》杂志在整整一年期间，恰恰集中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影响的表现。取消主义不仅作为愿意支持资产阶级的人们中间的一个流派而存在。它还是几个阶级共同的滚滚“逆”流中的一个支流。这个逆流是1908—1910年整整三年期间所特有的，也许还是今后几年所特有的。在这篇文章中，我只引用了《我们的曙光》杂志第2—7期的一些话来评论这个支流。在以后几篇文章中，我打算探讨一下该杂志的第10、11、12期，并比较详细地论证一下如下的思想，即取消主义这个支流只是路标主义洪流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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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61]《马克思主义和〈我们的曙光〉杂志》一文是应斯·格·邵武勉的请求而写的，发表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联合组织的合法机关刊物《现代生活》杂志第3期。——[108]。
　　[62]《明星报》（《Звезд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1910年12月16日（29日）—1912年4月22日（5月5日）在彼得堡出版。起初每周出版一次，从1912年1月21日（2月3日）起每周出版两次，从1912年3月8日（21日）起每周出版三次，共出了69号。《明星报》的续刊是《涅瓦明星报》。它是因《明星报》屡被没收（69号中有30号被没收）而筹备出版的，于1912年2月26日（3月10日）即《明星报》尚未被查封时在彼得堡创刊，最后1号即第27号于1912年10月5日（18日）出版。根据在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期间召开的会议上的协议（参看注41），《明星报》编辑部起初由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代表布尔什维克）、尼·伊·约尔丹斯基（代表孟什维克护党派）和伊·彼·波克罗夫斯基（代表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组成。尼·古·波列塔耶夫在组织报纸的出版工作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在这一时期，《明星报》是作为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机关报出版的，曾受孟什维克的影响。1911年6月11日（24日），该报出到第25号暂时停刊。1911年10月复刊后，编辑部经过改组，已没有孟什维克护党派参加。该报就成为纯粹布尔什维克的报纸了。
　　列宁对《明星报》进行思想上的领导。他在《明星报》和《涅瓦明星报》发表了约50篇文章，用过的笔名有：弗·伊林、威·弗·威廉·、弗雷、弗·尔—科、克·土·、特·、勃·克·、姆·什·、普·普·、尔·西林、尔·西·、勃·格·、一个非自由主义怀疑论者、克·弗·、弗·弗·、姆·姆·等。
　　积极参加该报编辑和组织工作或为该报撰稿的还有尼·尼·巴图林、康·斯·叶列梅耶夫、米·斯·奥里明斯基、安·伊·叶利扎罗娃－乌里扬诺娃、瓦·瓦·沃罗夫斯基、列·米·米哈伊洛夫、弗·伊·涅夫斯基、杰米扬·别德内依、马·高尔基等。《明星报》刊登过格·瓦·普列汉诺夫的多篇文章。
　　在列宁的领导下，《明星报》成了战斗的马克思主义的报纸。该报与工厂工人建立了经常的密切联系，在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1912年春，由于工人运动的高涨，《明星报》的作用大大增强了。
　　以无产阶级先进阶层为读者对象的《明星报》，还为创办布尔什维克的群众性的合法报纸《真理报》作了准备。它宣传创办布尔什维克的群众性日报的主张，并从1912年1月开始，为筹办这种报纸开展募捐，得到了工人群众的热烈支持。——[108]。
　　[63]赫罗斯特拉特是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据传说，他为了扬名于世，在公元前356年纵火焚毁了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以弗所城阿尔蒂米斯神殿。后来，赫罗斯特拉特的名字成了不择手段追求名声的人的通称。——[108]。
　　[64]爱·伯恩施坦的这一修正主义公式，最早是在他1898年1月发表的《崩溃论和殖民政策》一文中明确地提出来的。——[111]。
　　[65]这是叶·德·库斯柯娃在1899年所写《信条》中提出的论点。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中尖锐地批判了这一经济派的纲领性文件（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44—156页）。——[111]。
　　[66]所谓布伦坦诺式的政党即实行布伦坦诺主义的改良主义政党。布伦坦诺主义是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路约·布伦坦诺所倡导的改良主义学说，是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歪曲的一个变种。它宣扬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社会和平”以及不通过阶级斗争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可能性，硬说可以通过组织改良主义的工会和进行工厂立法来解决工人问题，调和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
　　在俄国传播类似布伦坦诺主义的理论的是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彼·伯·司徒卢威。司徒卢威企图利用马克思主义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他抽取马克思主义中一切可以为自由派资产阶级接受的东西，而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它的革命性。他同国外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沆瀣一气，硬说资本主义的目的是无微不至地满足人的一切要求，号召“向资本主义学习”，公开宣扬马尔萨斯主义。
　　司徒卢威的追随者之一亚·索·伊茲哥耶夫，也和司徒卢威一样，是地主资本家阶级豢养的政论家。——[112]。
　　[67]指1908年12月21—27日（1909年1月3—9日）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46—260页）。——[112]。
　　[68]列宁指的是涅·切列万宁的小册子《190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在这本小册子的最后一章中，作者从取消主义立场出发，批评了代表大会就工人代表大会和非党工人组织问题通过的决议。——[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