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委员会的信（不晚于1910年12月15日〔28日〕）

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委员会的信86J品论天涯网

（不晚于1910年12月15日〔28日〕）86J品论天涯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生活中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清楚地表明，党的“统一危机”的结局即将到来。因此我认为我有义务告诉你们（仅仅是为了通报），最近的事件具有什么意义，即将到来的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就整个事态发展来看），正统派布尔什维克正在采取什么立场。
　　马尔托夫在《呼声报》第23号上的一篇《到了什么地步？》的文章中嘲笑中央全会，嘲笑中央委员会俄国委员会[37]一年来一次会也没有开成，没有为贯彻决定做过任何事情。显然他“忘记”补充说，正是波特列索夫先生们的取消派集团把俄国的中央委员会搞垮了，因为米哈伊尔、罗曼、尤里拒绝出席俄国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他们声明说中央委员会的存在本身是有害的，这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俄国中央委员会被搞垮了。马尔托夫因此欢天喜地。至于前进派也欢天喜地，那就不用说了（《前进》文集第1集已经令人感到这种欢天喜地的心情了）。马尔托夫在欢天喜地的同时，却过分匆忙地说漏了嘴。他兴高采烈地叫喊道，“合法性把他们〈布尔什维克或“波兰人和布尔什维克的联盟”〉置于死地了”。他这句话是说，由于取消派把中央委员会搞垮了，党摆脱现在处境的合法出路就没有了。对于取消派来说，自然没有比使党处于毫无出路的境地更痛快的事情了。
　　但是马尔托夫过分匆忙了。布尔什维克手中还掌握着全会专门规定的、中央机关报第11号（以全会的名义）曾经报道过的一种完全合法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我们因呼声派和前进派公然不履行解散派别组织、不履行同取消派和召回派进行斗争等条件可以提出发还款项的申请。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预先明确规定的条件，布尔什维克才把自己的财产交给中央委员会的。
　　请看，在全会上签订上述条件的布尔什维克，就是在1910年12月5日（公历）提出了发还款项的申请。按规定，只要提出这一申请，就要召开中央全会。全会的决定规定，如果在提出申请后3个月内“不能”（原文如此！）召开中央全会，就要召开由5名中央委员（3名民族代表、1名布尔什维克、1名孟什维克）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会议。［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309—310页。——编者注］
　　这时呼声派一下子就露出了马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委员呼声派分子伊哥尔对国内取消派的政策心领神会，他声明反对召开全会。他说，他主张召开特别委员会会议。在这一点上，呼声派破坏合法性是很明显的，因为在3个月之内是可以把全会召开起来的。在申请提出之后，就不应该再提召开特别委员会的问题了。
　　取消派分子伊哥尔是叛党分子波特列索夫先生及其同伙的忠实奴仆，他的打算很简单：全会拥有最高权力，因此召开全会就有可能摆脱党的整个危机。特别委员会则没有这种最高权力，它除了审查申请中提出的要求（裁决这种要求的是3个德国人），没有任何权力。这就是说，取消派（以及他们的国外奴仆——呼声派）在搞垮了国内的中央委员会之后，现在又在搞垮一切中央。这第二次的破坏活动能否得逞，我们且等着瞧吧。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中的波兰人[38]是主张召开全会的。现在，问题取决于还没有作出答复的拉脱维亚人和崩得分子[39]。我们在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代表[40]提交并散发了坚决反对伊哥尔的抗议书（伊哥尔的声明和我们的抗议书的副本都随信附上）。
　　问题已经很清楚。主张召开全会就是维护合法性，就是维护党。呼声派反对召开全会，就是反对党摆脱危机，就是反对合法性。
　　我们把我们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通知了普列汉诺夫和他的朋友们，他们完全同意我们关于必须召开全会的意见。他们也主张召开全会；现在正在讨论我们在这方面的共同表态的草稿。最近，或者我们同普列汉诺夫派一起发表一个声明，或者在中央机关报上发表一篇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
　　其次，1910年11月26日（公历），托洛茨基在所谓维也纳党的俱乐部（一伙侨居国外的托洛茨基分子，托洛茨基手下的一批走卒）通过了一个决议，这个决议他已印成了单页。现将该单页随信附上。
　　这个决议向布尔什维克和普列汉诺夫派的机关报《工人报》公开宣战。论据并不新鲜。说什么现在没有同呼声派和前进派进行斗争的“原则基础”——这种说法是极其滑稽极其伪善的。大家知道，呼声派和前进派根本不想解散自己的派别组织，呼声派实际上完全支持波特列索夫及其同伙这些取消派分子，前进派在国外用众所周知的那笔钱办了一所派别党校来讲授马赫主义，宣扬召回派是“一种合理的色彩”（他们纲领中的原话），等等，等等。
　　托洛茨基发出的要求党同呼声派和前进派“同心协力地”工作的号召，是令人愤慨的伪善和空谈。大家知道，在全会后的整整一年中，呼声派和前进派（在托洛茨基的秘密支持下）是在“同心协力地”反党。在整整一年中，真正同心协力地一起进行党的工作的只有布尔什维克和普列汉诺夫派，无论在中央机关报，也无论在《工人报》，无论在哥本哈根[41]，也无论在俄国各合法机关报刊，都是如此。
　　托洛茨基对布尔什维克和普列汉诺夫派联盟的攻击并不新鲜，新鲜的倒是他的决议的结尾部分：维也纳俱乐部（即托洛茨基）筹集了一笔“用作筹备和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的全党基金”。
　　真是新鲜。这是公开主张分裂。这是公然破坏党内合法性，这是托洛茨基将因此碰得头破血流的冒险行为的开始。很明显，这就是搞分裂。托洛茨基采取的步骤，托洛茨基的“基金”，只得到呼声派和前进派的支持。至于布尔什维克和普列汉诺夫派，则根本不会参与这件事。苏黎世的取消派（呼声派）已经支持托洛茨基了，——这很容易理解。前进派的“众所周知的”那笔“基金”很可能为托洛茨基大开方便之门。你们都明白，这样做，只会使托洛茨基的阴谋具有更大的冒险性。
　　很清楚，这个阴谋正在破坏党内合法性，因为这里没有一个字提到中央委员会。而能够召开代表会议的只有中央委员会。不仅如此，托洛茨基于1910年8月赶走了驻《真理报》[42]的中央委员会代表之后，把《真理报》从中央委员会代表支持的机关报变成了纯粹派别组织的机关报，他本人也就丧失了一切合法性。
　　总之，问题已经清楚，情况已经明白。前进派筹集了“众所周知的”那笔“基金”来同党进行斗争，来保护“一种合理的色彩”（召回派〉。托洛茨基在最近一号《真理报》上（并在苏黎世的专题报告中）拼命向前进派卖弄风情。国内的取消派已经搞垮了国内的中央委员会。国外的取消派又想搞垮国外的全会，即搞垮一切中央。托洛茨基利用这种“合法性被破坏”的时机，进行组织上的分裂活动，筹集用作召开“自己的”代表会议的“自己的”基金。
　　他们是分了工的。呼声派把波特列索夫及其同伙当作“一种合理的色彩”加以保护。前进派把召回派当作“一种合理的色彩”加以保护。托洛茨基则想“用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对两者都加以保护，并想召开自己的代表会议（大概是用前进派的钱）。三角联盟（波特列索夫＋托洛茨基＋马克西莫夫）反对双边联盟（布尔什维克加普列汉诺夫派）。部署就绪。斗争开始。
　　你们都明白，为什么我把托洛茨基采取的步骤叫作冒险行为。从各方面讲，它都是冒险行为。
　　这是思想方面的冒险行为。托洛茨基联合波特列索夫和马克西莫夫这些仇视“列宁—普列汉诺夫”（用他们喜爱的说法）联盟的分子，纠集了马克思主义的一切敌人。托洛茨基联合一切酷爱在思想上搞分裂的人；联合一切对捍卫马克思主义毫不关心的人；联合一切不知道为什么进行斗争，不愿意学习、思考并探索产生分歧的思想根源的庸人。在涣散、分裂和动摇的今天，托洛茨基可能很容易成为“一时的英雄”，把一切下流货色都纠集在自己的周围。但是这种尝试愈露骨，它就愈将遭到惨败。
　　这是党内政治方面的冒险行为。现在一切迹象表明，只有真诚地、坚决地屏弃取消派和召回派，才能实现社会民主党的真正的联合。很清楚，波特列索夫（和呼声派）以及前进派既没有屏弃前者，也没有屏弃后者。托洛茨基则把这两者纠集在一起，用欺诈的手段欺骗自己，欺骗党，欺骗无产阶级。实际上，托洛茨基除了加强波特列索夫和马克西莫夫这两个反党集团以外，什么结果也得不到。这种冒险行为遭到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最后，这是组织方面的冒险行为。撇开中央而用托洛茨基的“基金”来召开代表会议，这就是搞分裂。让托洛茨基去倡议召开代表会议吧。让他承担责任吧。
　　下面三个口号概括了目前党内状况的实质：
　　（1）巩固并用一切办法支持普列汉诺夫派同布尔什维克的联盟和结合，以捍卫马克思主义，抵制思想上的分裂，反对取消派和召回派。
　　（2）争取召开全会，以便通过合法途径使党摆脱危机。
　　（3）同联合波特列索夫和马克西莫夫来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托洛茨基的无原则的分裂冒险行为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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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37]中央委员会俄国委员会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俄国活动的机构，其成员是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俄国委员会起初于1908年8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全会上成立，由5人组成（1名孟什维克、1名布尔什维克、3名民族组织代表）。根据1910年中央一月全会通过的中央委员会章程，俄国委员会改由7人组成（4名中央委员和3名民族组织代表）。章程还规定，俄国委员会拥有中央委员会的全部权力和自行增补委员的权利，中央一月全会后，由布尔什维克组成的中央俄国局尽一切努力召集俄国委员会，但由于孟什维克取消派的怠工而始终未能成功。——[42]。
　　[38]这里说的是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成员中的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代表。
　　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893年7月，最初称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其宗旨是实现社会主义，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最低纲领是推翻沙皇制度，争取政治和经济解放。1900年8月，该党和立陶宛工人运动中的国际主义派合并，改称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革命中，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提出与布尔什维克相近的斗争口号，对自由派资产阶级持不调和的态度，但该党也犯了一些错误。列宁曾批判该党的一些错误观点，同时也指出它对波兰革命运动的功绩。1906年4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该党作为地区组织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保持组织上的独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持国际主义立场，反对支持外国帝国主义者的皮尔苏茨基分子和民族民主党人。该党拥护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18年在波兰领导建立了一些工人代表苏维埃。1918年12月，在该党与波兰社会党—“左派”的统一代表大会上，成立了波兰共产党。——[44]。
　　[39]这里说的是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和崩得的代表。
　　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原称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于1904年6月在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1905年6月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党纲。1905年该党领导了工人的革命行动，并训练群众准备武装起义。在1906年4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该党作为地区组织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后改称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
　　崩得即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1897年9月在维尔诺成立。参加这个组织的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崩得在成立初期曾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后来在争取废除反犹太特别法律的斗争过程中滑到了民族主义立场上。在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作为只在专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问题上独立的“自治组织”，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在代表大会否决了这个要求之后，崩得退出了党。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后崩得重新加入了党。从1901年起，崩得是俄国工人运动中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代表。它在党内一贯支持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孟什维克和取消派），反对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崩得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崩得的领导人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44]。
　　[40]指尼·亚·谢马什柯。——[44]。
　　[41]指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
　　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第二国际第八次代表大会）于1910年8月28日—9月3日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来自欧洲、南北美洲、南部非洲和澳洲33个国家的896名代表。同奥地利、英国、德国、法国一样，俄国在大会上拥有20票，其中社会民主党（包括立陶宛和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10票，社会革命党7票，工会3票。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亚·米·柯伦泰、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等。
　　代表大会的主要议题是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合作社与党的关系、国际团结和工会运动的统一等问题。为了预先讨论和草拟各项问题的决议，大会成立了5个委员会——合作社问题委员会；工会、国际团结和奥地利工人运动统一委员会；反战委员会；工人立法和失业问题委员会；关于社会党统一，关于死刑，关于芬兰、阿根廷、波斯等各种问题的决议制订委员会。
　　列宁参加了合作社问题委员会的工作。代表大会就合作社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的作用和任务以及合作社与社会主义政党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展开了争论，并通过了一项决议，“对无产阶级合作社的任务作了一个基本正确的规定”（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346页）。
　　代表大会通过的《仲裁法庭和裁军》这一反战问题的决议重申了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军国主义与国际冲突》决议，要求各国社会党人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推翻资产阶级。决议还责成各国社会党及其议员在议会中提出下列要求：必须把各国间的一切冲突提交国际仲裁法庭解决；普遍裁军；取消秘密外交；主张各民族都有自决权并保护它们不受战争侵略和暴力镇压。决议号召各国工人反对战争的威胁。
　　为了团结各国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在大会期间倡议召开了出席代表大会的各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会议，与会者有法国的茹·盖得和沙·拉波波特，比利时的路·德·布鲁凯尔，德国的罗·卢森堡和埃·武尔姆，波兰的尤·马尔赫列夫斯基（卡尔斯基），西班牙的巴·伊格莱西亚斯，奥地利的阿·布劳恩，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等人。
　　代表大会期间，还举行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护党派和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代表——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列宁、普列汉诺夫和尼·古·波列塔耶夫等。在会议上达成了关于出版合法的和非法的机关报以及孟什维克护党派为两者撰稿的协议。
　　鉴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在大会期间刊出了列·达·托洛茨基诽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匿名文章，普列汉诺夫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阿·瓦尔斯基（阿·绍·瓦尔沙夫斯基）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代表名义，列宁以中央委员会代表和社会党国际局委员名义，联名向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提出了抗议。——[45]。
　　[42]《真理报》（《Правда》）是托洛茨基派的派别报纸，1908—1912年出版，开头3号在利沃夫出版，后来在维也纳出版，共出了25号。除前两号作为斯皮尔卡（乌克兰社会民主联盟）的机关报出版外，该报不代表俄国的任何党组织，按照列宁的说法，它是一家“私人企业”。该报编辑是列·达·托洛茨基。
　　该报以“非派别性”的幌子作掩护，从最初几号起就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维护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宣扬革命者同机会主义者共处于一党之中的中派理论。1910年中央一月全会后，该报采取赤裸裸的取消派立场，支持反党的“前进”集团。中央一月全会决定派遣列·波·加米涅夫为中央代表参加该报编辑部。由于该报根本不理会全会决议，双方不断发生摩擦和冲突，加米涅夫被迫于1910年8月退出。1912年，托洛茨基及其报纸成了反党的八月联盟的发起人和主要组织者。——[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