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十九卷——俄国自由主义的新发明（1909年12月24日〔1910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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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12月24日〔1910年1月6日〕）zeN品论天涯网

　　俄国社会民主党在关于非无产阶级政党的伦敦决议［注：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关于对待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06—207页。——编者注］中总结了革命的基本教训。在这个决议中，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对各阶级在革命中的相互关系作了明确的估计，确定了各个主要政党的社会基础和工人运动在民主斗争中的总任务。1908年党的十二月代表会议的决议［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47—249页。——编者注］又进一步阐发了社会民主党的这些基本观点。
　　现在，在这次代表会议开过一年以后，在伦敦代表大会开过两年半以后，来看一看俄国自由派的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对目前形势和民主派的任务持什么见解，是大有教益的。在这方面，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不久前举行的立宪民主党活动家“会议”。“会议”对党的领袖米留可夫先生的报告表示赞同，米留可夫先生已经在《言语报》上发表了这个报告，标题是：《国内和杜马内的政党》。这个报告是一份极其重要的政治文件。从今以后，这个文件就是立宪民主党的正式纲领。此外，这个文件还回答了社会民主党早就提出并且已经解决了的一些问题，作答案的人是一位最老练的自由派外交家和政客，同时也是一位最博学的历史学家，想当初他还是一个历史学家的时候，曾经学过一点历史唯物主义，显然受过它的影响……
　　历史学家米留可夫试图完全科学地，也就是唯物主义地提出问题。党的策略要有“牢固的基础”，就必须“对国内所发生的事情有一致的了解”。而要了解，就必须看一看各个主要政党或“政治派别”是怎样竭力在“广大居民中间”“为自己寻求依靠力量”的。
　　方法是很好的。但是这种方法一开始运用就使我们看到，这位博学的历史学家变成了一个平庸的自由派诽谤家。请看，立宪民主党人和比他们右的一切都属于“三个主要的政治派别”，而比立宪民主党人“左”的一切则是“政治痉挛”。谢谢您的直率，自由派先生！但是，让我们还是来看看您这位历史学家要向我们说的一切吧。三个主要的派别，第一个是“笼络人心的君主派”。它的“宗旨”是：“保护旧的社会生活基础”，“使不受限制的专制制度〈这位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不知不觉转向保护受限制的专制制度的十月党人的观点〉同农民在宗法制关系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在这种关系中贵族是两者的当然中间人……”把自由派的语言译成俄文，意思就是农奴主（“宗法制度”）地主和黑帮沙皇制度的统治。米留可夫先生正确地指出，这个沙皇制度已经成为“笼络人心的”，它“放弃了昔日人为的非党或超党的立场，而积极地介入国内组织政党的过程”。顺便指出，这正是1908年社会民主党十二月代表会议决议中谈到的专制制度转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迈出的一步。这正是构成当前时局独特的特征的新动向，并且也是我们党在目前提出自己的策略任务时所估计到的新动向。但是米留可夫先生在正确指出这个过程的某些特点时，第一，对这个过程的经济基础没有深入考虑，第二，对农奴主－地主为什么有力量这个问题他害怕作出必然的结论。他们有力量就在于：在欧俄，据1905年的官方统计，1000万个贫苦农民总共有7500万俄亩土地，而3万个大地主（包括皇族即尼古拉·罗曼诺夫家族的领地在内）却有7000万俄亩土地。历史学家先生，如果不彻底消灭这3万个上层农奴主的大地产，您认为俄国能摆脱“宗法制”关系吗？
　　第二个派别是“资产阶级立宪派”。米留可夫先生是这样称呼十月党人的。他写道：“在大资产阶级看来，这个派别可能是因为同官僚和贵族联系密切而显得太保守了。”把他们联合起来的是“一个消极的任务：共同防御比较激进的社会派别或政治派别”。“6月3日和11月9日的资产阶级立宪派”在寻求依靠力量时试图“至少能同化农民群众的上层〈即斯托雷平先生所说的“强者”〉。但是这样的社会基础现在还根本不存在。”“因此在寻找社会基础对这个派别来说也许是最没有把握的……”
　　在我国，有人喜欢——遗憾的是，甚至一些想当社会民主党人的人也是如此——诋毁“革命的幻想”。有人认为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和地主的社会基础（“共同防御”）“很薄弱”，用不着群众最坚决最无情的革命冲击即群众起义就能把他们彻底打垮，难道还有什么比这种自由主义的幻想更幼稚的吗？严肃的历史学家又给平庸的自由派让位了。
　　第三个派别是立宪民主党。米留可夫先生称它为“民主的立宪派”，并且解释说，“它的立场的实质就是激进的政治纲领和激进的社会纲领的结合”。历史学家完全让位给外交家兼政客而不见踪影了。事实上，立宪民主党的整个政策都是反对群众的激进主义的。可是在口头上——特别是在一些有比较能体察群众情绪的地方立宪民主党人参加的“会议”上——却说自己是激进主义者，是关心民主，关心群众的。
　　米留可夫先生（看来特别是由于受“会议”的影响）并没有对群众产生误解。“近几年来觉悟大大提高了”，“引起普遍不满的因素并没有消失；它们在数量上甚至还可能有所增加，随着觉悟的提高，它们的影响也更大了”，这一切他都承认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尽管历史学家不得不承认这一切，但是自由派还是占了上风：“……在群众当中，不幸的是，〈在革命中〉只有更大胆的秘密蛊惑宣传才是可行的，因为这种蛊惑宣传迎合了群众传统的看法和习惯的期待。这种蛊惑宣传把‘土地’这个群众明白易懂的正当的口号同‘自由’这个不易弄懂并且解释得不确切的口号，纯粹人为地联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人民弄懂了这两个口号之间的自然联系，这也只能造成新的误解，并且产生同样的幻想”，如此等等，包括既不要革命，也不要反动，而只要“合法的立宪斗争”的“原则”。因此，对于恢复“1905年的旧策略”的问题，“必须斩钉截铁地给以否定”。
　　读者看到，历史学家米留可夫打算在广大居民中替各个政党的策略寻求依靠力量的好意，一考虑到农民和无产阶级就全部烟消云散了。对于无产阶级，米留可夫先生已经不再抱什么希望了，他认为“除了依靠工人阶级的社会民主党以外，在城市的民主派中，立宪民主党比其他任何政党都有更广泛、更有组织和更有觉悟的社会基础”。而对于农民，米留可夫先生还没有失去希望。他写道，“尽管存在着这样的一些障碍”，如“蛊惑宣传”等等，“但是，又搞民主立宪主义，又直接表达人民群众的愿望，这种平行〈黑体是米留可夫用的〉活动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平行活动！——这是旧自由主义策略的新字眼。平行线是永远不会相交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由派懂得，它永远不会同群众相交在一起，也就是说，它在俄国永远不会成为他们的代表者和领袖，其所以“永远不会”，是因为1905年以后群众的觉悟提高了。但是立宪民主党人类型的自由派仍然指望着群众，想把他们当作自己取得胜利和实行统治的垫脚石。“平行地前进”，把这句话译成明白易懂的语言，意思就是在政治上剥削群众，用民主主义的言论来诱惑群众，而在实际上出卖群众。“在立宪问题上有步骤地支持他们〈十月党人〉”——米留可夫先生报告中的这句话表明了立宪民主党人的政策的实质。立宪民主党人实际上就是十月党的帮凶，就是资产阶级立宪派的一翼。司徒卢威以及其他路标派对这一点都是毫不掩饰、直认不讳的，他们要求立宪民主党人不要再“朝左斜看，不要再去巴结那些鄙视他们的革命者”（这是著名的叛徒伊茲哥耶夫先生在《莫斯科周刊》[110]上所说的话，见该刊1909年第46期第10页）。米留可夫之流不满的，只是路标派的直率，不加掩饰，只是路标派破坏了他们的外交手腕，妨碍了他们牵着群众中的落后分子的鼻子走。米留可夫是个实际的政治家，司徒卢威是个自由派的空谈家，但他们能够在一个党内和睦相处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事，因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际上总是在指靠群众（群众能帮他们火中取栗）和指靠十月党资产阶级这二者之间摇摆不定。
　　米留可夫先生写道：“现政权是不可能让民主派有政治觉悟的分子同民主主义的群众自由交往的，因此10月17日宣言所许下的主要诺言也不会实现。”在这里，他无意中说出了比他所想要说的更深刻的真情。这是因为，第一，如果现政权真的不可能允许群众同民主派交往（真情无疑就是这样），那么从这里就应当得出结论：必须实行革命的策略，而不是搞“立宪”斗争；必须领导人民去推翻这个政权，而不是去对它进行改良。第二，无论是1905年10—12月，无论是第一届杜马和第二届杜马，都证明了，不仅“现政权”，而且俄国的自由派、俄国的立宪民主党人都“不可能允许民主主义的群众”同社会民主党人甚至同各种色彩的民粹派“自由交往”。立宪民主党人在1905年10—12月的自由时期不仅没有能够领导工人民主派，而且也没有能够领导农民民主派；即使在哥列梅金分子和斯托雷平分子保护下的杜马时期，民主派对占首要地位的立宪民主党人也是不服从的。
　　1909年底的立宪民主党的“会议”和米留可夫先生的报告的政治意义在于：这些有教养的自由派代表，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最凶恶的敌人，有力地证明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对时局的估计和它的策略是正确的。我们的基本论点是：专制制度在转向资产阶级君主制的道路上迈进了一步是目前时局的主要特点。报告中有价值和正确的地方，不过是在铺陈和重复我们的这个论点。这正是目前的时局与昨天的和明天的时局的区别之所在。这也是社会民主党人的特殊策略的基础；这种策略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来运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原则，而不是简单地重复这些或那些口号。
　　自由派承认大资产阶级是反革命的，承认群众的觉悟程度和不满情绪在增长。既然他们排斥革命，排斥1905年，排斥“土地和自由”的“蛊惑宣传”，既然他们认为十月主义对大资产阶级来说是太保守了，那他们为什么不坚决地去为大资产阶级服务呢？这是因为地方立宪民主党人“会议”特别清楚地向他们表明：专制制度的新的、斯托雷平的、资产阶级的政策遭到了失败。君主制的新的社会基础“目前还根本不存在”，——这就是自由派的最宝贵的招供。以君主制为主导的、有秩序的资产阶级立宪主义，是最好的东西，但如果没有新的群众运动，它现在不会出现，将来也不会出现的，——这就是立宪民主党“会议”所作的总结。我们憎恨群众运动，憎恨“土地和自由”的“蛊惑宣传”，憎恨“政治痉挛”，但我们是现实的政治家，我们应当考虑事实，既然群众运动是不可避免的，那我们就应当规定自己的政策能够同群众运动平行地前进。争取对农民群众和城市（工人除外）群众的领导权成功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我们不妨宣传我们的“激进主义”，以便在人民运动中替自己争得一席之地，就象我们曾经宣传陛下的反对派而在伦敦替自己争得一席之地一样。
　　立宪民主党会议无意中有力地证实了我们党的策略的正确性。现在专制制度正企图以新的方式来挽救自己，而且显然正沿着这条新的道路重新走向崩溃，我们应当挺过这个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应当挺过这个时期，有步骤地、顽强地、耐心地把有更高觉悟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群众和民主主义的农民群众更加广泛更加巩固地组织起来。我们应当在黑帮杜马和君主制都不得不走上组织政党的道路的时候，利用一切条件和可能开展党的活动。我们应当利用这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在新的基础上，在新的条件下培养新的群众为实现我们过去提出的要求而进行更坚决的革命斗争。革命和反革命实际上都表明了君主制同民主、同人民的统治、同人民的自由是根本不相容的，——我们应当向群众宣传，消灭君主制，宣传建立共和制是人民胜利的条件，——我们应当把“打倒君主制”的口号变成家喻户晓的“民间俗语”，就象在1895—1904年社会民主党经过多年的顽强工作而使“打倒专制制度”的口号成了家喻户晓的“民间俗语”那样。革命和反革命实际上都显示了地主阶级的全部力量和全部作用，——我们应当向农民群众宣传彻底消灭这个阶级，彻底摧毁地主土地占有制。革命和反革命实际上都显示了自由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本性，——我们应当使农民群众清楚地懂得：让自由派来领导就等于葬送农民的事业；没有群众的独立的革命斗争，即使立宪民主党搞各种各样的“改良”，群众必然照旧会受地主的奴役。革命和反革命都向我们表明了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结成了联盟，显示了俄国资产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结成了联盟，——我们应当教育、团结和组织数量比1905年多两倍的无产阶级群众，而唯有无产阶级，在独立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下并且同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携手前进，才能够为俄国争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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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10]《莫斯科周刊》（《Московский　Еженедельник》）是俄国和平革新党的机关刊物，1906—1910年在莫斯科出版，编辑是叶·尼·特鲁别茨科伊公爵；经常撰稿人有尼·尼·李沃夫、瓦·阿·马克拉柯夫、格·尼·特鲁别茨科伊等，参加杂志工作的有路标派分子尼·亚·别尔嘉耶夫、米·奥·格尔申宗、彼·伯·司徒卢威等。——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