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十七卷——资产阶级的“向左转”和无产阶级的任务（1909年4月8日〔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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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工商业资产阶级“向左转”的问题，在我国合法报刊上已经谈论很久了。人们指出并认为，十月党的报刊常常抱怨“农民”（应读作：农奴主－地主）杜马，抱怨沙皇政府的有关政策；同时指出并认为，工商界的许多地方性的同业团体和全国性的组织，从地方上的交易所委员会[191]到“工商界代表大会委员会”[192]，近几年来，特别是在最近，都对地主的政策表示不满。据报道，莫斯科“百万富翁与学术界握手言欢”，即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大亨克列斯托夫尼科夫、古容、沃尔斯基等人同立宪民主党的教授和著作家曼努伊洛夫、司徒卢威、基泽韦捷尔之流举行秘密会议。不用说，自由派报刊，包括孟什维克的机关报，对每个这样的消息都谈得津津有味，而且用各种各样的调子来鼓吹自由主义的复活和更新。
　　资产阶级的臭名昭著的“向左转”，表现在沙皇政府的“政治”措施和杜马的发言中。俄国商界的宠儿（同时也是官场老手）季米里亚捷夫先生被任命为工商业大臣。3月13日，他在杜马中发表了长篇“纲领性的”演说，——这样的大臣演说在世界各国黑帮资产阶级的和纯粹资产阶级的议会中叫作纲领性的演说，完全是“为了显示自己了不起”。事实上，这位沙皇大臣根本没有谈到什么纲领，只是照例发表一些空洞的议论，向资本家献殷勤，对工人阶级进行威胁，这种威胁当然是同官方的虚伪的“同情”词句结合起来的。3月19日，这位大臣又同资本家的领袖在莫斯科接吻了：季米里亚捷夫和克列斯托夫尼科夫在莫斯科交易所协会的会议上相互亲切致词。克列斯托夫尼科夫在对最尊敬的季米里亚捷夫致欢迎词时说：“俄国正在害病，但是只要妥善照料，它的病并不可怕，很快就会好的。”季米里亚捷夫则对最尊敬的克列斯托夫尼科夫表示感谢，并代表政府表示完全同意用斯托雷平经过考验的“过渡时期”的办法来“照料”病人。
　　试问，促使资产阶级这样“向左转”的客观原因是什么，它的阶级意义是什么呢？马尔托夫同志在《复兴》杂志[193]第1—2期合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资产阶级的“向左转”》的文章，用这位作者不很常见的直率和明确的态度回答了这些问题。他写道：“实际生活表明，如果进行资产阶级改造的经济发展条件已经成熟，而资产阶级又不能成为这种改造的动力，那就是说，在这个阶级进一步发展成为社会变革的动力以前，这种变革无法完成。”他在文章的另一个地方又写道：“谁要认为，现行宪法在一定程度上是贵族和资产阶级这两个同样的‘反革命因素’的有机结合，谁就可能以为，类似上述的现象〈即资产阶级的“向左转”〉，只是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没有必然联系的局部情况……只有那些事先深信社会发展的进程肯定会使俄国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同……六三体制尖锐对立起来的人，才会认为这些孤立的现象具有征兆性的意义。”
　　请把这些话同《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12号的声明对照一下：“……我们也赞同高加索人的建议〈即唐恩、阿克雪里罗得和谢苗诺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最近一次代表会议上提出的〉；不要把俄国的君主制说成是‘资产阶级的’，而要说成是‘财阀的’，因为这个修正根本否定了布尔什维克决议的错误论断，即俄国沙皇政府开始代表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我国孟什维主义的整个政治理论及其全部结论：既然我国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在资产阶级没有成为这个革命的动力时，这个革命就不能完成；资产阶级的“向左转”证明，资产阶级正在成为这种动力，根本不能说它是反革命的；俄国的沙皇政府正在成为财阀的、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沙皇政府。显然，由此就会得出一个结论：要维护工人政党在我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机会主义策略，维护无产阶级支持自由派的策略，而反对要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联合农民、不顾自由派的动摇和叛变而起领导作用的策略。
　　我们看到，孟什维克的策略是赝制的马克思主义，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掩饰起来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货色。这种策略所依据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推论方法，而是披着马克思主义者外衣的自由派的推论方法。只要大致回顾一下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和结果，就会确信这一点。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谈到1848年革命失败的原因时写道：“一开始就反对革命的大资产阶级，由于害怕人民，即害怕工人和民主派资产阶级，同反动派订立了攻守同盟。”［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73页。——编者注］马克思和德国一切马克思主义者都是根据这个观点来评价1848年革命和德国资产阶级后来的策略的。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并没有妨碍它在比如60年代的宪制冲突时期[194]“向左转”，但由于无产阶级没有采取独立的坚决的行动，这种“向左转”并没有产生革命，而只是产生了怯懦的反对派，促使君主制愈来愈变成资产阶级君主制，而不是破坏资产阶级同容克即反动地主的联盟。
　　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这样着的。相反，自由派却认为，工人由于提出了过分的要求，表现了缺乏理智的革命性，不适时地攻击了自由派，因而把自己可能的同盟者推到了反动派的怀抱里，妨碍了德国自由事业的胜利。
　　十分明显，我们的孟什维克在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掩饰赝制的马克思主义，掩饰他们从马克思主义到自由主义的转变。
　　不论是在1789年后的法国，还是在1848年后的德国，君主制都“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又迈了一步”，这是没有疑问的。资产阶级在这两次革命以后，都渐渐变成了反革命阶级，这也是没有疑问的。但是，这是不是说，在1789年后的法国和1848年后的德国，资产阶级的“向左转”和以后的资产阶级革命就没有基础了呢？当然不是。尽管法国资产阶级具有反革命性，但是它在1830年还是“向左转”了，德国资产阶级在1863—1864年也“向左转”了。由于无产阶级没有独立采取行动，没有在资产阶级革命阶层的帮助下夺取哪怕是一个短时期的政权，资产阶级的“向左转”并没有引起革命（德国），只是使君主制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又迈了几步。只有无产阶级采取独立行动，而且同资产阶级革命阶层结成联盟去夺取政权，推翻旧政权（法国在19世纪就不止一次地发生过这样的情形），资产阶级的“向左转”才会成为新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
　　可是这些历史常识，我们的孟什维克居然都忘了，并且作了歪曲，采取了自由派的观点：在资产阶级没有成为动力以前，俄国不会发生资产阶级革命！这是完全不懂历史辩证法和19世纪的经验教训的表现。恰恰相反，如果同资产阶级中的革命分子（在我国是同农民）结成联盟的无产阶级不能撇开立场不稳的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动摇和叛变而成为独立的动力，俄国是不会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
　　可爱的孟什维克同志们，俄国沙皇制度不是在尼古拉二世时期，而是在亚历山大二世时期，开始转变为“财阀”君主制，“开始代表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但是，没有资产阶级独立的阶级组织，沙皇制度是不可能代表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1905年的革命使我们走上了更高的阶段，旧的斗争在政治关系更加发展的情况下又重新开始了。第三届杜马是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政治组织在政治上已经定形的全国性联盟。沙皇政府企图借助这两个阶级的组织来完成客观上必然提出的历史任务。它的这种企图能得逞吗？
　　不能得逞。看来，不但是没有成立“上层”阶级的全国性代表机关的财阀沙皇政府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就是借助黑帮资产阶级杜马的半资产阶级沙皇政府也不能完成这个任务。杜马在帮助沙皇政府完成这个任务，但是这种帮助看来是很小的。促使资产阶级“向左转”的客观事实是，尽管沙皇政府实行了斯托雷平的革新，资产阶级的发展并没有得到保证。1905年以前，在沙皇政府没有成立任何代表机关的时期，地主和贵族代表的“向左转”是危机迫近的标志，同样，在1909年，在沙皇政府为克列斯托夫尼科夫之流成立了全国性的代表机关的时期，这些大亨的“向左转”是“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客观任务还没有完成”、“引起1905年革命的基本因素还在继续发生作用”（代表会议关于目前形势的决议）的标志。
　　孟什维克仅仅局限于这样一个论断：我国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我国的资产阶级在“向左转”。仅仅局限于这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从“行动的指南”变成僵死的教条，就是赝制马克思主义，实际上采取自由主义的观点。在有的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可能不会取得任何彻底的胜利，结果旧的君主制慢慢地转变为资产阶级的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君主制（如德国）。
　　在有的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可能采取一系列的独立行动，因而取得彻底胜利而又遭到严重失败，结果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如法国）。
　　试问，俄国的历史解决了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吗？孟什维克不懂得这个问题，不敢提出这个问题，回避这个问题，他们没有意识到，回避这个问题实际上就等于在政治上跟着自由派资产阶级跑。我们认为，俄国的历史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最近几年的阶级斗争一定会解决这个问题，我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战役（1905—1907年）不容置辩地证明了我国资产阶级的极端动摇性和反革命性，证明我国无产阶级能够成为胜利的革命的领袖，证明民主派农民群众能够帮助无产阶级取得这个革命的胜利。
　　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孟什维克对我国劳动派农民所持的纯粹自由派的观点。孟什维克说：劳动派充满小资产阶级的空想，他们争取土地的斗争是为了实现土地社会化或土地平均使用这些荒诞反动的口号。“因此”，劳动派争取土地的斗争削弱了争取自由的斗争，劳动派的胜利是农村战胜城市的反动的胜利，——这就是马尔丁诺夫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10—11号合刊上发表的议论和马尔托夫在《20世纪初俄国的社会运动》文集[195]中发表的议论的主要内容。
　　对劳动派农民的这种估计，同上面所援引的有关资产阶级革命的论断一样，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肆意歪曲。如果马克思主义者不善于识别这种在民粹派学说（把这种学说当作社会主义学说来评价，它的确是一种荒诞的、空想的、反动的学说）的外衣下所进行的反对整个现代地主土地占有制的革命斗争的现实意义，那是最坏的学理主义。孟什维克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表现了惊人的盲目无知，他们看不到，在俄国农民的生活条件下，俄国农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在意识形态上只能表现为对平分土地的救星作用的“信仰”。“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在世界历史上却可以是正确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09页。——编者注］，——对恩格斯的这句话，我们的孟什维克是永远也理解不了的。他们这些学究在揭露民粹派学说的错误时，闭眼不看这些冒牌社会主义学说反映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现代斗争的真相。
　　而我们说，必须坚决反对劳动派、社会革命党人和人民社会党人之流的冒牌社会主义学说，又要直截了当地、坚定不移地承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必须同革命农民结成联盟。这场革命的胜利一定会把平分土地的救星作用这个学说化为泡影，但是农民群众在目前的斗争中，通过这个学说所反映的正是他们那种将要肃清俄国各种各样农奴制残余的历史性活动的广泛、有力、勇敢、热情、真诚和不可战胜。
　　孟什维克说，资产阶级在向左转，打倒劳动派的空想，支持资产阶级万岁。而我们说，资产阶级在向左转，这就是说，俄国革命的火药桶里正在装添新的火药。如果今天，克列斯托夫尼科夫之流说“俄国在害病”，这就是说，明天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就会率领民主派农民行动起来，而且说“我们会把病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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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91] 俄国的交易所委员会是附属于交易所的常设机构，由大商人、工厂主、银行家选举产生，因而是俄国资产阶级的“代表组织”的形式之一。俄国第一个交易所委员会于1816年成立于彼得堡，以后各城市陆续成立，到1917年全国共有101个交易所委员会。交易所委员会的活动主要限于讨论经济问题。1905年交易所委员会被许可派工商界代表参加国务会议。1917年十月革命后交易所委员会停止活动。——380。
　　[192] 工商界代表大会委员会是俄国大工厂主和大商人的政治组织，成立于1907—1910年的反动时期，主要任务是对付工人罢工。委员会的头目们乐于凭借政府的武装力量镇压工人运动，同时也向沙皇政府提出一些诚惶诚恐的要求，责备它“老爷式地忽视”祖国工商业的利益等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该委员会对俄军作战情况表示不满，要求成立能够得到资产阶级信任的政府。1917年10—11月它和其他资产阶级反革命组织一起被取缔。——380。
　　[193]《复兴》杂志（《》）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刊物（双周刊），1908年12月—1910年7月在莫斯科出版。为该杂志撰稿的有费·伊·唐恩、亚·尼·波特列索夫、亚·马尔丁诺夫等。接替《复兴》杂志出版的是《生活》杂志。——381。
　　[194] 指19世纪60年代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代表组成的普鲁士邦议会同普鲁士王国政府之间发生的冲突。从1860年到1862年，普鲁士邦议会多次拒绝批准政府提出的扩大军费开支以加强和改组军队的预算方案，这是由于资产阶级担心这一改革会加强王室和容克贵族的力量。1862年9月，普鲁士国王把奥·俾斯麦召来任首相。俾斯麦干脆不要议会同意国家预算，径自拨款实行军队的改组。自由派资产阶级认为这是违反宪法的。这样军队问题的争执便演变成为宪法的争执。1866年普鲁士战胜了奥地利以后，普鲁士邦议会以压倒多数批准了自宪法冲突以来俾斯麦政府的一切支出，普鲁士资产阶级终于同反动的贵族官僚政府完全和解，所谓的宪法冲突随之烟消云散。——382。
　　[195] 《20世纪初俄国的社会运动》是孟什维克的文集，由尔·马尔托夫、彼·巴·马斯洛夫和亚·尼·波特列索夫编辑，彼得堡公益出版社于1909—1914年出版。原计划出5卷，实际上出了4卷。格·瓦·普列汉诺夫起初曾参加编辑部，后因不同意把波特列索夫的取消主义文章《革命前时期社会政治思想的演变》编入第1卷而于1908年秋退出。
　　列宁这里说的是该文集第1卷《运动的预兆和基本原因》的结论性文章——马尔托夫的《政治发展总结》。——3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