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十七卷——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斗争目标（1909年3月9日和21日〔3月22日和4月3日〕）

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斗争目标6bD品论天涯网

（1909年3月9日和21日〔3月22日和4月3日〕）6bD品论天涯网

　　马尔托夫同志在上面发表的文章[177]里，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确切些说，涉及许多有关无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在我国革命中的斗争目标的问题。他涉及了我们党内讨论这些问题的历史。这些问题同马克思主义原理和民粹主义的关系以及就这个问题发表的各种各样的看法，总之他涉及了问题的各个方面，但是无论哪一方面都没有说清楚。为了从实质上回答问题，必须对问题的各个方面作个系统的概述。

一

　　我们先从俄国社会民主党讨论这个问题的历史谈起。这个问题是在1905年初由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提出来的。布尔什维克解决这个问题的“公式”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参看1905年4月12日《前进报》[178]第14号）［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18—28页。——编者注］。孟什维克坚决反对这样来确定胜利的资产阶级革命的阶级内容。1905年5月在伦敦举行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大会）和同时在日内瓦召开的孟什维克的代表会议，正式说明了党内两部分人的观点。但是根据当时的时代精神，党内两部分人的决议都没有提出关于斗争目标和胜利的革命的一般阶级内容这个理论性的、一般性的问题，而提出了一个比较狭隘的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布尔什维克的决议说：“……在俄国只有经过胜利的人民起义才有可能实现民主共和制，而胜利的人民起义的机关将是临时革命政府；……如果力量对比及其他不能预先准确判定的因素对我们有利，我们党可以派全权代表参加临时革命政府，以便无情地打击一切反革命的企图，捍卫工人阶级的独立利益。”孟什维克的决议说：“……社会民主党不应当抱有夺取政权或在临时政府中分掌政权的目标，而应当始终做一个持极端革命反对派态度的政党。”
　　由此可见，在纯粹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自己并没有把任何象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这类的“公式”写进正式的决议中去，而只是谈到可以参加临时政府和无产阶级“应当”“起领导作用”（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公式”是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前在布尔什维克的报刊上提出来的，在这次代表大会以后又在《两种策略》［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1—124页。——编者注］这本小册子里得到了阐述；谁也没有想去责备布尔什维克的言论同自己的决议不符。谁也没有想去要求从事政治斗争的群众性政党的决议必须同马克思主义关于胜利的革命的阶级内容的定义一字不差。
　　从我党历史材料中还可以得出另一个重要结论：1905年春天，党内两部分人都把争论问题的重心放在无产阶级以至一切革命阶级夺取政权这一点上，根本没有谈到要夺取政权的这些阶级在这一时期彼此之间的关系可能和应当是怎样的问题。我们知道，孟什维克既反对夺取政权这一目标，也反对分掌政权这一目标。布尔什维克则主张“无产阶级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社会民主党“可以”参加临时政府，“始终保持社会民主党这个争取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政党的独立性”（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支持”农民的革命运动，“肃清农民运动掺杂的种种反动成分，纯洁这个运动的革命民主主义内容”，“提高农民的革命自觉性，彻底实现农民的民主主义要求”（关于对农民运动的态度的决议）。在1905年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的决议里，没有提出任何其他的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关系的“公式”。
　　现在来看一看一年以后两个派别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之前制定的决议草案，在一般报刊上，特别是在我们党内，这些草案常常被人忘记或者忽视，这是非常遗憾的，因为它们在社会民主党策略思想史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正是这些决议草案表明，党内两部分人从1905年10月和12月的斗争的经验中究竟取得了什么教训。
　　布尔什维克在关于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的决议草案中写道：“……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但必须有一个条件，即无产阶级这个现代社会中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要引导农民群众前进，要使农民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农奴制国家的自发斗争具有政治自觉性。”［注：参看《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127页。——编者注］（在向伦敦代表大会提出的决议草案中又谈到了这一论点。见1907年3月4日《无产者报》第14号）
　　总之，布尔什维克在这里给自己选择的“公式”说的是：无产阶级引导农民前进。在布尔什维克的决议里，没有任何别的体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一思想的公式。这个事实是必须十分强调地指出的，因为马尔托夫同志企图在忘记或回避这个事实的情况下，完全歪曲1908年十二月代表会议决议的意义。
　　孟什维克在自己的决议草案（列宁的《报告》第68—70页，转引自《党内消息报》[179]）中规定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做资产阶级革命的推动者”——请注意，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所说的“领袖”和“领导者”，而是推动者！——并且指出无产阶级的任务之一就是“借助群众压力来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某些反政府措施，只要这些措施不违背我们纲领中的要求，而能有助于这些要求的实现，成为继续推进革命的起点”。
　　可见，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这两个派别自己把分歧归结为这样的对立：是做“引导”农民“前进”的革命“领袖”和“领导者”呢，还是做“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某些措施的“革命推动者”。我们再补充一点，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取得胜利的孟什维克，竟不顾布尔什维克的抗议和坚持，自行撤销了这个决议。为什么孟什维克要这样做呢？读者只要读一读孟什维克这个决议草案中的如下一段话，就可以得到答案，这一段话是这样说的：“无产阶级要想很好地完成资产阶级革命推动者的任务，就只有经过这样的途径，即自己先组织起来，通过自己的斗争吸引愈来愈多的城市资产阶级阶层和农民阶层参加革命斗争，使他们的要求民主化，推动他们组织起来，从而为革命的胜利创造条件。”
　　这显然是向布尔什维克作的一个不彻底的让步，因为在这里不仅把无产阶级描绘成为推动者，而且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还把它描绘成为领导者，因为它要“吸引”和“推动”农民和更多的城市资产阶级阶层。
　　其次，关于临时政府问题，孟什维克的决议草案说道：“在国内革命普遍高涨的条件下，社会民主党应当到处促进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建立，唤起其他革命民主派分子也来建立这种机关，协助所有这些机关联合为共同的、非党的人民革命斗争组织，向它们提出在无产阶级看来可能而且应当在目前通过革命完成的全国革命任务。”（同上，第91页）
　　孟什维克的这个被人遗忘了的决议草案清楚地表明，在1905年10—12月的经验的影响下，孟什维克已经完全乱了套，向布尔什维克交出了阵地。这个草案里还有如下一点：“在当前的资产阶级革命中，社会民主党不应当提出夺取政权和实行专政的任务”（第92页），难道上一段中引用的那些话和这一点，实际上可以并行不悖吗？后一个论点是非常原则性的论点，完全是重复（“分掌政权”的说法例外）1905年的决议。但是这个论点同1905年10—12月的经验是根本冲突的，因为孟什维克自己就把这次经验归结为联合无产阶级和“其他革命民主派分子”的所有机关，组成“共同的、非党的人民革命斗争组织”！既然工人代表苏维埃同革命民主派的这种机关“联合”为非党的人民革命斗争组织，那么很明显，无产阶级也就提出了“夺取政权和实行专政”的任务，参加了夺取政权的事业。决议本身就说明，革命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国家政权从反动政府的手中夺过来”。孟什维克一方面不敢明说，忌讳“夺取政权和实行专政”这句话，极力回避这种吓人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在1905年以后又不得不承认，工人代表苏维埃同革命民主派的其他“这种”机关实行“联合”是势所必然的，这种联合会产生“共同的、非党的”（这样说不确切，应当说：非党的或跨党的）“人民革命斗争组织”。这种共同的组织就是临时革命政府！孟什维克不敢明确地直接发表主张，只是作了一番描述。事情并不因此而有所变化。从旧政府手中“夺取国家政权”的“人民革命斗争机关”，也就是临时革命政府。
　　如果说孟什维克思想混乱，语无伦次，迫不得已才考虑到1905年10—12月的经验，那么布尔什维克则是直接明确地作出了自己的结论。布尔什维克关于临时政府的决议草案说：“……在这场公开的斗争中〈1905年底〉能够坚决反对旧政权的地方居民（几乎完全是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先进阶层），最后都认为必须建立这种实际上成了新式革命政权萌芽的组织，这种组织就是彼得堡、莫斯科以及其他城市的工人代表苏维埃，符拉迪沃斯托克［注：即海参崴。——编者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以及其他城市的士兵代表苏维埃，西伯利亚和南部地区的铁路委员会，萨拉托夫省的农民委员会，新罗西斯克和其他城市的市革命委员会，以及高加索和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的经选举产生的农村机关”（第92页）。草案接着指出，当时这些机关由于分散和处于萌芽状态而遭到失败，而现在临时革命政府则是“胜利起义的机关”。决议继续说道：“为了把革命进行到底，目前无产阶级面临一个迫切的任务，即同革命民主派一道促进起义的联合，建立起义的联合中心——临时革命政府。”往下几乎是一字不差地重复了1905年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上面引用的两派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以前提出的决议草案中的一些话，使我们能够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来研究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问题。每一个希望直截了当地明确回答这个问题的人，都应当考虑1905年年底的经验，不想直接研究这个经验，这就不仅意味着忽视对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说来最宝贵的材料，而且也意味着必然要“挑剔地”解释公式，“捂住”和“贴住”（按马尔托夫同志的中肯说法）原则性分歧的实质，必然要在“专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丧失原则（“运动就是一切，目的算不了什么”这个公式就是这种行为的最好说明）。
　　1905年年底的经验无可争辩地证明，由于“国内革命的普遍高涨”，正在产生一种特殊的“人民革命斗争组织”（这是孟什维克的说法；布尔什维克的说法是：“新式革命政权的处于萌芽状态的机关”）。同样无可争辩的是，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中，创立这些机关的首先是无产阶级，其次是“其他革命民主派分子”，而且，只要考察一下整个俄国的，特别是大俄罗斯的居民成分，就会看到，在这些其他分子中绝大多数是农民。最后还有一点也是无可争辩的，就是这些地方机关或组织实行联合的历史倾向是存在的。从这些无可争辩的事实中必然得出一个结论：现代俄国的胜利的革命不能是别的，只能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要回避这个不可避免的结论，就只有“挑剔”和“贴住”分歧！如果不是只抓住问题的枝节，不是故意地随心所欲地把城市和农村割裂开来，把一个地区同另一个地区割裂开来，不是拿关于这个或那个政府的成分问题来代替阶级专政问题，总之，如果能真正全面地分析问题，那么无论谁根据1905年经验的具体例子也不能说明，胜利的革命可能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
　　现在我们先把党内提出上述“公式”的历史这个问题结束一下，然后再往下谈。我们已经看到，1905年和1906年两派观点是如何确切表述的。1907年，在伦敦代表大会前夕，孟什维克起初提出了一个关于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决议草案（1907年3月24日《人民杜马报》[180]第12号），后来他们在代表大会上又提出了另一个草案。第一个草案指出，应当把无产阶级的行动同其他阶级的行动“配合起来”，第二个草案指出，应当“利用”其他阶级的运动来“达到”无产阶级的“目标”，无产阶级应当“支持”其他阶级的某些“反政府措施和革命措施”，社会民主党在“个别的特定条件下”可以同自由主义的和民主的阶级达成“协议”。
　　布尔什维克的草案也象伦敦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一样，指出社会民主党应当“迫使它们〈民粹派政党或劳动派政党，它们“比较准确地表达了广大城乡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利益和观点”〉站到社会民主党方面来，反对黑帮和立宪民主党”，“由此而产生的共同行动”应当“完全服从于共同攻击的目标”。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布尔什维克的草案不同的地方在于：前者根据一位波兰代表的提议加进了“争取把革命进行到底”[181]这样一句话。在这里也非常明确地肯定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思想，因为这种专政也就是这些“曾经或者正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阶级的“共同行动”！

二

　　只要总的回顾一下党提出有关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问题的意见的历史，就可以看出，马尔托夫同志大谈其挑剔和无目的的运动，对他自己是多么不利。其实，从这段历史中得出的第一个结论就是：布尔什维克本身无论在自己的决议草案中或者在自己的决议中，一次也没有提出过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这种说法或者“公式”。但是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想否认1905—1907年间的布尔什维克的全部草案和决议完全是以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这一思想为基础的。否认这一点是很可笑的。否认这一点，也就是挑剔，就是用无谓地抠字眼的办法来掩盖问题的实质。列宁在《西种策略》（《十二年来》文集第445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83页。——编者注］中的说法是：无产阶级应当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1906年布尔什维克的决议草案的说法是：无产阶级应当“引导”农民群众；伦敦代表大会的决议的说法是：无产阶级和农民“共同行动”，“争取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所有这些说法的意思都是一样的，这难道还不明显吗？难道这种意思不正是体现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吗？无产阶级依靠农民这个“公式”不是也完全包括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范围以内吗？
　　马尔托夫同志拼命否定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提法。于是他在“和”字上大发议论。马尔托夫同志大声地说：不要“和”字，带“和”字的公式已经被抛弃了，现在不许在中央机关报上的没有署名的文章中加上这个“和”字！晚了，晚了，亲爱的马尔托夫同志，你本来应当向整个革命时期的所有布尔什维克机关刊物提出这种要求，因为所有这些机关刊物当时一直谈的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而谈这个专政时所根据的决议却没有这个“和”字。马尔托夫同志在他为了“和”字而掀起的原则性战役中失败了，他所以失败，不仅是因为时效已过，而且因为至高无上的逻辑总是离不开这个倒霉的“和”字：和“联合”、和“引导”、和“共同行动”、和“依靠”、和“在……帮助下”（最后这个说法是在波兰社会民主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182]中提出的）。
　　马尔托夫同志继续自己的原则性争论时说：但是布尔什维克反对过“依靠”这个说法。不错，是反对过，但并不是为了否定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而是因为这个“公式”在俄文表达上不很恰当。通常都是弱者依靠强者。在布尔什维克看来，原封不动地重复“无产阶级在农民帮助下”这一波兰代表大会提出的公式，是完全可以容许的，当然，如果说成“无产阶级引导”，也许更好些。可以就所有这些公式进行争论，但是把这种争论当作“原则性的争论”，这简直是笑话。象马尔托夫同志那样试图否认共同行动的概念包含“依靠”的意思，就是典型的挑剔。象马尔托夫同志那样引用唐恩、阿克雪里罗得和谢苗诺夫等同志的话说，“无产阶级依靠农民”夺取政权就是“无产阶级单独”夺取政权，只会使读者感到可笑。如果我们说，马尔托夫和波特列索夫依靠切列万宁、普罗柯波维奇之流取消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这一思想，那么有谁会相信取消这种思想的只是马尔托夫和波特列索夫两个人，而同切列万宁、普罗柯波维奇之流没有关系呢？
　　同志们，不应当把中央机关报上的争论变成挑剔。不能用这种手法来避而不承认下面这个无可怀疑的主要事实：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大多数成员，包括波兰同志和布尔什维克在内，都坚决主张：（1）承认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领袖作用；（2）承认斗争的目标是无产阶级在其他革命阶级的帮助下夺取政权；（3）在这些“帮助者”中间，农民占居首要的、甚至独一无二的地位。谁希望就问题的实质进行争论，他就应当对上述三个论点，即使是对其中的一个也好，提出自己的看法。马尔托夫同志对其中的任何一点也没有从实质上分析过。马尔托夫同志忘记了告诉读者，在上述三个论点的每一点上，孟什维克都是采取党所屏弃的观点，党所屏弃的错误观点正是而且仅仅是孟什维主义！孟什维克在革命中的政策就是无目的的运动，因此也就是以立宪民主党的动摇为转移的运动，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孟什维克不知道，无产阶级应不应当争取超领袖作用？应不应当尽力夺取政权？应不应当同时也考虑某一阶级的帮助？不知道这一点，社会民主党人的政策就不可避免地要陷于徬徨、产生错误、毫无原则，听任自由派摆布。
　　代表会议没有埋葬“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也没有保证要把它从党的日常活动中取消，相反却肯定了它，进一步更彻底地承认了它。伦敦代表大会承认：（1）无产阶级的作用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充当领袖”；（2）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共同行动”，“完全服从于共同攻击的目标”，同时也是为了“把革命进行到底”。只要再承认当前革命斗争的目标是由无产阶级和农民夺取政权就够了。这一点代表会议做到了，因为它提出了一个公式：“无产阶级依靠农民夺取政权。”
　　我们这样说，决不是否认和掩盖布尔什维克和波兰人之间的分歧。波兰社会民主党人无论在他们自己的俄文出版物中，还是在布尔什维克的报纸上，或是在中央机关报上，都有充分的可能来说明这种分歧。而且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也已经开始利用这种可能性。如果马尔托夫同志达到自己的目的，即把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卷入我们的争论中，那么，任何人都会看到，我们在一切基本问题上是同波兰社会民主党一致反对孟什维克的，我们同波兰社会民主党只是在局部性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

三

　　马尔托夫同志迫使托洛茨基参加了他所安排的第三者的争论，即一切非当事人的争论。关于托洛茨基，我们根本不可能在这里对他的观点进行全面的分析。这需要写一篇很长的专门文章。马尔托夫同志谈到了托洛茨基的错误观点，援引了这些观点的一些片断，因而使读者产生了一系列的误解，因为片言只语不能说明问题，反而使问题更加混乱。托洛茨基的根本错误，就在于他忽视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对于从这种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没有明确的看法。从这个根本错误中产生了一些局部性错误，马尔托夫同志以同情和赞许的态度摘引了几段话，又重复了这些局部性错误。为了使问题摆脱马尔托夫同志所造成的混乱状态，至少我们要指明，托洛茨基的那些得到马尔托夫同志赞许的论断是错误的。无产阶级和农民联合的“前提是：或者某个现存的资产阶级政党掌握农民，或者农民建立强大的独立政党”。显然，无论从一般理论观点看来，或者从俄国革命的经验看来，这都是错误的。阶级的“联合”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强大政党以至一切政党的存在为前提的。否则就是把阶级问题和政党问题混淆起来。上述两个阶级的“联合”决不是以某个现存资产阶级政党掌握农民为前提，也决不是以农民建立强大的独立政党为前提！这个道理在理论上是很清楚的，因为第一，要农民服从某个党组织是非常困难的事情，第二，建立农民政党是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一个特别困难和特别漫长的过程，所以“强大的独立”政党，打个比方说，只有到革命快结束的时候才能出现。从俄国革命的经验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无产阶级和农民曾经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实行了几十次和几百次的“联合”，但是农民并没有“任何强大的独立政党”。譬如，当工人代表苏维埃和士兵代表苏维埃，或者和铁路罢工委员会以及和农民代表等等采取“共同行动”的时候，就实现过这种联合。所有这类组织大都是非党的，但是，这些组织的每一次共同行动，无疑都是阶级的“联合”。与此同时，农民政党形成、产生和出现了——如1905年的“农民协会”或1906年的“劳动团”——而且随着这样的政党的成长、发展和立场的确定，阶级的联合也采取了各种不同的形式，从不明确的和不定形的政治协议，直到十分明确的和完全定形的政治协议。例如，在第一届杜马被解散后，发出了如下三个起义号召书：（1）《告陆海军书》；（2）《告全国农民书》；（3）《告全体人民书》。在第一个号召书上署名的是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和“劳动团”委员会。这一次的“共同行动”是否体现了两个阶级的联合呢？当然是的。否认这一点，恰恰就是挑剔、或者就是把“阶级的联合”这一广泛的科学概念变成狭隘的法律的、依我说几乎是公证人的概念。其次，能不能否认在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杜马代表签署共同的起义号召书后，这两个阶级的代表在局部的地方的起义中采取了共同行动呢？能不能否认关于联合起义的共同号召和共同参加地方的和局部的起义的行动必然要求作出共同组成临时革命政府的结论呢？如果否认这一点，那就是挑剔，把“政府”这一概念完全归结为完成的和定形的现象，而忘记完成的和定形的东西是来源于未完成的和未定形的东西。
　　其次，在第二个起义号召书上署名的，除了劳动团委员会和社会民主党党团以外，还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全俄农民协会、全俄铁路工会[183]和全俄教师联合会[184]。在第三个起义号召书上署名的有波兰社会党、崩得[185]以及除了后面三个组织以外的所有上述党派。
　　这就是政党和非党组织的定形的政治联合！这就是以沙皇政府感到威胁的形式、以告全民书的形式宣布的尚未实现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在孟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人报》[186]1906年第6号上，关于这些号召书有如下说法：“在上述情况下，我们党同其他革命的政党和集团缔结的不是政治联盟，而是战斗协议，这种协议我们一向认为是适宜的和必要的”。现在，恐怕不会有很多的社会民主党人同意这种说法了（参看《无产者报》1906年8月21日第1号和1906年11月23日第8号［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44—360页和第14卷第107—120页。——编者注］）。不能把战斗协议同政治联盟对立起来，因为后一个概念也包括了前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实现政治联盟的方式也不一样，有时缔结起义的“战斗协议”，有时达成议会协议，“采取共同行动反对黑帮分子和立宪民主党人”，等等。在革命的整个进程中，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这一思想通过上千种的形式在实践中表现出来，从签署抗税和提取存款的宣言（1905年12月）或起义号召书（1906年7月）起，一直到1907年和1908年的第二届和第三届杜马中的投票为止。
　　马尔托夫同志所援引的托洛茨基的第二个说法，同样是错误的。说“全部问题就在于：谁决定政府政策的内容，谁在政府政策上团结清一色的大多数”等等，这是错误的。马尔托夫同志引证这一点作为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论据，这就更加错误了。托洛茨基本人在这个论断中，认为“民主派居民的代表可以参加”“工人政府”，就是说，认为政府可以由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代表组成。至于无产阶级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参加革命政府，这是另外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很可能不但同托洛茨基有分歧，甚至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也有分歧。但是革命阶级专政的问题，无论如何不能归结为在这个或那个革命政府中占“多数”的问题，不能归结为社会民主党可以参加这个或那个政府的条件问题。
　　最后，马尔托夫同志引用的托洛茨基的第三点意见是最错误的，而他却认为是“正确的”，这个意见是：“哪怕它〈农民〉这样做〈“拥护工人民主制度”〉的时候，自觉性并不比往常拥护资产阶级制度时更高。”无产阶级既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农民的不觉悟和成见上面（而资产阶级制度下的统治者却正是指望和依靠这些东西的），也不能认为在革命时期农民的哪怕是寻常的不觉悟和消极状态会保存下来。俄国革命史的事实表明，1905年年底高潮的第一个浪头，就立即推动农民建立了一种无疑是独立农民政党的萌芽的政治组织（全俄农民协会）。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中，反革命势力虽然除去了第一批先进农民，但是农民（这次破天荒地在全国范围内，即在全俄选举中）马上为无疑是独立农民政党的雏形的“劳动团”打下了基础。在这些萌芽和雏形中，有许多不稳定的、不固定的和动摇的东西，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既然在革命开始时就产生了这种政治团体，那么在革命达到“结局”，或确切些说，在它达到高度发展即实现了革命专政的时候，就一定会产生更定形的和更强大的革命农民政党。如果不是这样地看问题，那就等于认为一个人在成年时某些重要器官的大小、形态和发育程度仍然会象儿童时期的一样。
　　不管怎样，马尔托夫同志得出结论说，代表会议在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的相互关系问题上，同意了托洛茨基的见解，这是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实际上这是企图从字里行间“抠出”那些代表会议所根本没有讨论、引述和提到过的意思。

四

　　马尔托夫同志在谈到考茨基的时候，又在寥寥几句话中集中了一大堆错误。为了从实质上回答马尔托夫同志，几乎必须把一切都向读者从头讲起。
　　认为“许多人，也包括给考茨基的《前途》一书写序言［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4卷第220—226页。——编者注］的列宁在内，都坚决否认我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这是根本不对的，此外，说考茨基“宣称俄国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这也是不对的。事实根本不是这样。
　　普列汉诺夫曾经向国际社会民主党的许多代表人物提出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俄国革命的“一般性质”，第二个问题是“社会民主党对于按自己的方式争取政治自由的资产阶级民主派采取什么行动”。问题的这种提法本身，就包含了普列汉诺夫同志的两个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第一个错误是：把革命的“一般性质”即它的社会经济内容同革命动力问题混为一谈了。马克思主义者不能混淆这两个问题，甚至不能不经过特别的、具体的分析就直接地从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中引伸出第二个问题的答案。第二个错误是：把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作用问题同一般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作用混为一谈了。的确，农民和自由派都可以归到“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一科学概念里去，但是无产阶级对待这两种“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必然要有本质的差别。
　　考茨基立刻发现了普列汉诺夫同志的错误，并且用自己的回答纠正了这些错误。考茨基不仅没有想否认，革命按其社会经济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而且明确地承认这一点。下面就是考茨基在那本被马尔托夫同志大肆歪曲了的《前途》一书中所谈的与此有关的一段话：
　　“当前的革命〈俄国的〉在农村只能导致在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出现殷实农民，从而在无产阶级和农村居民中的有产者之间掘出一道象西欧已有的那种鸿沟。因此，即使当前的俄国革命暂时地使社会民主党人取得政权，也不能设想，这个革命会确立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尼·列宁校订的俄译本第31页）
　　列宁在该书序言中说（同上，第6页）：“不用说，所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关于农民运动的非社会主义性质，关于农民的小生产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等基本论点，考茨基是完全同意的〈黑体是尼·列宁在序言中用的〉。”列宁在这里所指的正是上面那段考茨基的话。
　　马尔托夫同志断言，列宁坚决否认我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这是根本不符合事实的。列宁谈的恰恰与此相反。考茨基明确地承认，我国革命按其一般性质即按其社会经济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
　　考茨基在这篇文章中写道：“我认为”，对普列汉诺夫的“第一个问题，不能简单地作这样或那样的回答。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即以资产阶级为动力的革命时期，已经过去了，在俄国也是如此……资产阶级不是当前俄国革命运动的动力，因此这一运动已不能叫作资产阶级运动”（第29页）。读者可以看到，考茨基的这段话十分明确地说明的是什么，所指的是什么。他分明不是就革命的社会经济内容来谈资产阶级革命，而是在“革命的动力是资产阶级”这个意义上来谈资产阶级革命的。
　　其次，考茨基明确地划清了“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农民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界限，从而纠正了普列汉诺夫的第二个错误。考茨基承认：“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力量就在于工业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利益的共同性”，“没有农民，现在我们就不可能在俄国赢得胜利”（第31页）。值得指出的是（当谈到马尔托夫同志在原则性争论中肆意纠缠“和”字这个毫无意思的问题时），考茨基在这篇文章里，也就是在1906年，有一页上不但使用了“依靠”这个说法（“俄国无产阶级可以依靠什么阶级呢？”），而且使用了下述说法：“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同其他阶级结成的联盟，首先应当以共同的经济利益为基础。”（第30页）
　　难道马尔托夫同志不会责备卡·考茨基，说他在1906年预见到要在1908年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二月代表会议，是存心要“把读者弄糊涂”，“捂住和贴住”布尔什维克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分歧，是要“挑剔”……吗？
　　我们看到，考茨基在维护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的思想时，实质上并没有提出任何“新的”思想，完全是遵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1848年，马克思在《新莱茵报》[187]上写道：“一开始就反对革命的大资产阶级〈指1848年3月18日以后的德国资产阶级〉，由于害怕人民，即害怕工人和民主派资产阶级，同反动派订立了攻守同盟。”（见梅林编的《马克思文集》第3卷，俄文版目前只出了两卷）马克思在1848年7月29日写道：“1848年的德国革命只不过是对1789年法国革命的讽刺……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一分钟也没有抛开自己的同盟者——农民……1848年的德国资产阶级毫无良心地出卖这些农民……”
　　马克思在这里谈到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显然是拿勾结反动势力的反革命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和以农民为主的民主派资产阶级加以对比。不能认为，马克思提出这种观点是由于他的社会主义世界观在当时还没有形成。1892年，也就是过了44年以后，恩格斯在《论历史唯物主义》一文（《新时代》杂志第11年卷第1册；俄译文载于《历史唯物主义》论文集中）中写道：“……在所有三次资产阶级大革命〈16世纪的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17世纪的英国革命和18世纪的法国革命〉中，都是农民提供了战斗部队……正是由于农民〈在英国革命中是自耕农〉和城市平民的参与，斗争才进行到底，查理一世才上了断头台。”［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49页。——编者注］
　　可见，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就是20世纪的无产阶级已经不象16、17、18世纪那样作为城市平民屈居第二位，而是升到第一位了。

五

　　现在来总结一下。马尔托夫同志涉及的问题非常重要，值得在党中央机关报上极其认真地进行辩论。但是这个问题单是“涉及”一下是不行的，应当从实质上加以分析，分析时不仅要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还要根据俄国1905—1907年革命的经验。
　　认为社会民主党人提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专政，就是做民粹派的俘虏，这只能付之一笑。这样发表议论的冒牌马克思主义者，首先应当责备考茨基、马克思和恩格斯做了民粹派的俘虏。在一切资产阶级大革命中，无产阶级（比较成熟的）只是同农民结成联盟才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条件也是如此。1905—1907年的经验和每次大的事变都实际证实了这个真理，因为一切决定性的发动，不论是“战斗”发动或者议会发动，实际上都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共同行动”。
　　我们党坚持这种看法，即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作用是领袖的作用，为了把这场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必须和农民共同行动，革命阶级不夺取政权就不可能取得胜利。社会民主党人如果抛开这个真理，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动摇，从事“无目的的运动”，有时甚至去鼓吹达成无原则的协议，这样实际上也就是做立宪民主党的俘虏，让工人阶级听任自由主义君主派反革命资产阶级的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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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77] 指载于1909年3月9日（2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号的尔·马尔托夫的《斗争是为了什么？》一文。——344。
　　[178]《前进报》（《》）是第一个布尔什维克报纸，俄国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的机关报（周报），1904年12月22日（1905年1月4日）—1905年5月5日（18日）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8号。列宁是该报的领导者，《前进报》这一名称也是他提出的。该报编辑部的成员是列宁、瓦·瓦·沃罗夫斯基、米·斯·奥里明斯基和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任编辑部秘书，负责全部通信工作。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简况》一文中写道：“《前进报》的方针就是旧《火星报》的方针。《前进报》为了捍卫旧《火星报》，正在同新《火星报》进行坚决的斗争。”（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217页）《前进报》创刊后，很快就博得了各地方党委会的同情，被承认为它们的机关报。《前进报》在反对孟什维克、创建新型政党、筹备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方面起了卓越作用。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委托中央委员会创办名为《无产者报》的新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因此停办。——344。
　　[179]《党内消息报》（《》）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中央委员会的秘密机关报，党的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在彼得堡出版。该报编辑部是由布尔什维克机关报（《无产者报》）和孟什维克机关报（新《火星报》）的同等数量的编辑人员组成的。代表布尔什维克参加编辑部的是弗·亚·巴扎罗夫、瓦·瓦·沃罗夫斯基和阿·瓦·卢那察尔斯基，代表孟什维克参加的是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和亚·马尔丁诺夫。该报共出了两号。第1号于1906年2月7日出版，刊登了列宁的《俄国的目前形势和工人政党的策略》；第2号于1906年3月20日出版，刊登了列宁的《俄国革命和无产阶级的任务》。在这一号上还刊登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各自提交统一代表大会的策略纲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出版了自己的报纸，《党内消息报》遂停刊。——347。
　　[180]《人民杜马报》（《》）是俄国孟什维克的报纸（日报），1907年3月7日（20日）—4月4日（17日）代替被查封的《俄国生活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21号。——351。
　　[181]指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波兰代表团成员Ａ．埃克（穆欣）对《关于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这一决议案第4点提出的补充（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记录》1963年俄文版第490页）。——351。
　　[182]指1908年12月在华沙市郊普拉加举行的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国内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这个决议对取消主义倾向进行了反击，确定社会民主党的基本任务是：为无产阶级在革命农民帮助下夺取政权而斗争。——353。
　　[183]全俄铁路工会是俄国第一个铁路员工的工会组织，在1905年4月20—21日（5月3—4日）于莫斯科召开的全俄铁路员工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在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常务局中，社会革命党人占主要地位。全俄铁路工会的纲领包括经济要求和一般民主要求（召开立宪会议等）。参加全俄铁路工会的主要是铁路职员和高收入工人。布尔什维克在批评社会革命党人的思想实质和斗争策略的同时，在革命发展的一定时期内也参加了全俄铁路工会的地方的和中央的领导机构，同时在某些城市建立了同全俄铁路工会平行的社会民主党的铁路工会组织。
　　全俄铁路工会在实行全俄铁路政治罢工中起了重要作用。1905年7月22—24日（8月4—6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全俄铁路员工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立即着手进行全俄铁路政治罢工的鼓动工作。同年9—10月在彼得堡召开的全俄铁路员工代表大会，在革命群众压力下，制定并向政府提出了如下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自上而下选举铁路各级行政机构，立即释放被捕的罢工参加者，撤销强化警卫和戒严，实行政治自由、大赦、民族自决，立即召开按照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原则选举产生的立宪会议。10月7日（20日）由莫斯科—喀山铁路开始的罢工迅速发展成为全俄政治罢工，给了专制制度以有力的打击。1905年12月，有29条铁路代表参加的全俄代表会议支持莫斯科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关于宣布举行政治罢工的决定，并于12月6日（19日）作出了关于参加罢工和立即宣布全俄铁路罢工的决定。全俄铁路工会的许多一般成员积极参加了十二月武装起义。起义失败以后，许多铁路员工遭枪杀，全俄铁路工会事实上转入地下。1906年8月曾召开一次铁路员工代表会议，讨论因第一届国家杜马的解散而举行总罢工的问题。会议通过的决议主张举行总罢工和武装起义。到1906年底，铁路工会受社会革命党人的影响，丧失了自己的革命作用。1907年2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召开的铁路系统社会民主党组织代表会议决定社会民主党人退出铁路工会，这一决定为中央委员会所批准。全俄铁路工会于1907年瓦解。——357。
　　[184]全俄教师联合会即全俄教师和国民教育活动家联合会，于1905年4月成立，领导层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拥护者。联合会有单纯为职业利益斗争的倾向，但是在革命事件的影响下，也赞同革命民主派的口号，表示愿意参加人民争取土地、自由和政权的斗争。联合会对第一届国家杜马的选举进行了抵制，支持通过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召集立宪会议的要求。联合会把根本改革俄国国民教育作为自己的基本任务之一，提出了实行普遍免费的和义务的初等教育以及免费的中等和高等教育、用本民族语言授课、协调各种类型的学校等要求。教师联合会于1909年解散，1917年二月革命后曾恢复。
　　1906年6月6日（19日），列宁化名卡尔波夫向全俄国民教师代表大会部分代表作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社会革命党的报纸《呼声报》（1906年6月8日（21日）第15号）对此作了报道。——357。
　　[185]崩得是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的简称，于1897年9月在维尔诺成立。参加这个组织的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崩得在成立初期曾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后来在争取废除反犹太特别法律的斗争过程中滑到了民族主义立场上。在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作为只在专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问题上独立的“自治组织”，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在代表大会否决了这个要求之后，崩得退出了党。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后崩得重新加入了党。从1901年起，崩得是俄国工人运动中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代表。它在党内一贯支持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孟什维克和取消派），反对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崩得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崩得的领导人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357。
　　[186]《社会民主党人报》（《》）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秘密机关报，1906年9月17日（30日）—11月18日（12月1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7号。该报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选出的清一色的孟什维克编辑部（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亚·马尔丁诺夫、彼·巴·马斯洛夫、亚·尼·波特列索夫）编辑，实际上是孟什维克的派别机关报。——357。
　　[187]《新莱茵报》（《ＮｅｕｅＲｍｅｉｈ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德国和欧洲革命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日报，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马克思任该报的主编，编辑部成员恩格斯、恩·德朗克、斐·沃尔弗、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斐·弗莱里格拉特等都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该报揭露反动的封建君主派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主张彻底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用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是当时指导群众革命行动的中心。该报创刊不久，就遭到反动报纸的围攻和政府的迫害，1848年9—10月间一度被查封。1849年5月，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把他驱逐出境，并对其他编辑进行迫害，该报因此被迫停刊。
　　下面两段引文摘自载于1848年6月14—17日《新莱茵报》第14—17号的恩格斯的《柏林关于革命的辩论》和载于1848年7月30日《新莱茵报》第60号的马克思的《废除封建义务的法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73页和第231页）。——3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