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革命党人怎样总结革命，革命又怎样给社会革命党人作了总结
（1909年1月7日〔20日〕）
去年（1908年）我们曾不止一次地谈到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现状和各种派别。我们指出了想在劳动派的参加下恢复“解放社”的企图（《无产者报》第32号）［注：见本卷第121—130页。——编者注］，我们说明了农民和农民代表在土地问题和其他问题上的民主主义倾向（《无产者报》第21号和第40号）［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398—404页和本卷第283—297页。——编者注］，我们根据《革命思想》描述了自以为特别革命的社会革命党人这个派别的惊人的轻率（《无产者报》第32号）。为了弄清全貌，现在必须研究一下社会革命党的正式文献。1908年出了4号《劳动旗帜》（第9—13号，第10、11号是合刊）［注：很遗憾，《无产者报》编辑部没有得到第12号。］以及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关于8月在国外举行的第一次党代表会议和第四次党务会议的特别《公报》。[166]现在我们就来谈谈这些材料。
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在《公报》中说：“党目前需要总结现在已经结束的伟大的俄国革命时期，这个时期主要的、往往几乎是唯一的角色，就是城市无产阶级。”这一点说得非常好。社会革命党人能说出这样的真话实在难得。但是再往下看5行，那里却写道：“反革命的胜利只是清楚地证明了我们一开始就没有怀疑过的那个真理：俄国革命要成功，就必须成为城市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这两种力量的强大联盟的事业，否则就不能成功。这个联盟暂时还只是存在于思想之中，体现在俄国现实生活所提出的社会革命党的纲领里，它只是刚开始体现于实际生活。它在将来的新的体现……”
看吧，社会革命党的诚实能不能保持很久！哪怕只是偶然听说过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的人，都知道这两个纲领有根本的区别：（1）社会民主党人宣布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社会革命党人却否认这一点；（2）社会民主党人肯定无产阶级和农民是资本主义（或者半农奴制、半资本主义）社会两个不同的阶级；肯定农民是小业主阶级，它能够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同无产者站“在街垒的一边”，“合击”地主和专制制度，能够在这种革命中，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同无产者结成“联盟”，但它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同无产者完全不同的阶级。社会革命党人却否认这一点。他们纲领的基本思想根本不是认为需要无产阶级和农民这两种“力量的联盟”，而是否认两者之间的阶级差别，认为不需要在他们之间划一条阶级界限，说社会民主党人关于农民同无产阶级不同、农民有小资产阶级性的思想是根本错误的。
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同社会革命党的纲领的这两种根本差别，现在竟被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的圆滑词句抹杀了！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是这样来总结革命的，就好象既没有发生过革命，也没有过社会革命党的纲领。最可敬的先生们，社会革命党的纲领是有过的，它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在基本的即理论的部分上的全部差别，就是它否认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性、否认农民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界限。最可敬的先生们，革命是发生过的，这场革命的根本教训就是：农民以自己公开的群众性发动，暴露了自己跟无产阶级不同的阶级本性，表明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性。
你们不是做出一副样子，似乎没有觉察到这一点吗？你们是看到这一点的，但是竭力逃避革命暴露出来的不愉快的现实。你们不是仅仅同劳动派“联合”行动，而是同他们紧密地融合在一起，而且这是在1905年秋天和1906年夏天，在公开的革命达到最高潮这种最重要的关头这样做的。当时公开的报刊是社会革命党和劳动派的。甚至在劳动派和人民社会党人分离出去以后，在第二届杜马选举时和在第二届杜马中，你们同他们也不是联合，而是结成集团，就是说，几乎融合在一起。你们自己的纲领跟劳动派和人民社会党人的纲领不同，在农民代表的一切公开的和真正群众性的发动中遭到了失败。无论在第一届或第二届杜马中，绝大多数农民代表接受的是劳动派的土地纲领，而不是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纲领。从1906年底开始，社会革命党人自己在纯粹是社会革命党的出版物上，也不得不承认劳动派这个政治派别的小资产阶级性，承认这个派别骨子里表现出来的是小业主的“私有者的本能”（见维赫利亚耶夫先生和其他社会革命党人反驳人民社会党人的一些文章）。
请问，社会革命党人在“总结”革命的时候把基本的和主要的结论隐藏起来，到底是想骗谁呢？
为什么农民在革命时期会形成劳动派这样一个独立的政党（或集团）呢？为什么在革命时期成为农民群众的政党的是劳动派，而不是社会革命党人呢？如果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认为这是偶然的，那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总结、什么纲领了，因为不管什么总结，什么纲领都会被混乱所代替。如果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当代社会基本经济关系的结果，那么俄国社会民主党纲领的主要点和根本点就得到了历史的证实。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在理论上一向给农民和无产阶级划的阶级界限，现在由革命在实际中划出来了。革命完全表明，一个政党要想在俄国成为群众的党、阶级的党，那或者应当是社会民主党，或者应当是劳动派的政党，因为群众自己在最重要最紧张的关头，用自己公开的发动十分清楚地划出了这两个派别，而且也只有这两个派别。至于中间派别，正如1905—1907年的事件所表明的，它们从来没有在任何方面同群众结合起来。这一点也证明了我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现在没有一个历史学家，没有一个头脑清醒的政治家，能够否认俄国的政治力量从根本上来说是分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农民的。
“城市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这两种力量的联盟……暂时还只是存在于思想之中”。这是糊涂透顶的谎话。无产阶级和农民这两种力量的联盟不是“存在于思想之中”，也不“只是刚开始体现于实际生活”，而是俄国革命整个第一个时期的特点，是1905—1907年所有重大事件的特点。十月罢工和十二月起义同各地农民的起义和陆海军士兵的起义，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这两种“力量的联盟”。这种联盟是自发的，没有定形的，往往是不自觉的。这些力量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是分散的，缺少真正能起领导作用的集中领导，等等。但是，无产阶级和农民这两种打开旧专制制度缺口的主要力量的“联盟”，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不懂得这个事实，就根本无法了解俄国革命的“总结”。社会革命党人的结论骗人的地方就在于：他们不说劳动派农民，而说劳动农民。这个小小的、细微的、几乎很难看出的差别，实际上，正好造成了社会革命党人在革命前的幻想同革命最终证实的现实之间的鸿沟。
社会革命党人总是讲劳动农民如何如何。革命确定了现代俄国农民的政治面貌就是劳动派。看来，社会革命党人岂不是正确的吗？但是历史就是在这种地方作弄人：历史保留了社会革命党的字眼，让它长期使用下去，却用社会民主党人预言的内容充实了实际上同这个字眼相符合的东西。革命的历史在劳动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性这个有争论的问题上，把我们同社会革命党人分开了：历史把名词给了社会革命党人，而把事情的实质给了我们。社会革命党人在革命前歌颂的劳动农民，在革命中原来是他们不得不弃绝的劳动派！而我们社会民主党人，现在可以而且应该不只是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020—1061页。——编者注］，不只是引证《爱尔福特纲领》[167]，不只是用民粹派的经济调查资料和地方自治局的统计资料，而且用农民在俄国革命中的行动，特别是有关劳动派的成分和活动的事实，来证明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性。
不，历史把我们同社会革命党人分开了，我们没有什么可埋怨的。
《劳动旗帜》第13号第3版写道：“如果召回派能使社会民主党回到它的极端富有战斗性的立场上来，我们就会失去一些很好的论战材料，但是会得到一个执行彻底的战斗的策略的伙伴。”稍前几行写道：“只有当左派在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占了上风，争取自由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才能胜利。”
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说得很好！你们想恭维我们的“召回派”和“左派”。让我们也用恭维来回敬吧。让我们也来利用一下“很好的论战材料”吧。
“让各式各样的政党，包括立宪民主党、劳动派和社会民主党在内，去参加纸做的、演滑稽戏的杜马，去维持虚假的立宪制度吧！”（《劳动旗帜》，同上）
这么说来，第三届杜马是纸做的杜马了。这一句话就足以暴露出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无知到了极点。社会革命党中央机关报的最可敬的领导者先生们，第三届杜马远非第一届、第二届杜马那样是纸做的！你们不了解这个简单的道理，那不过是再一次地证实了我们在《无产者报》的《改头换面的议会迷》[168]一文中对你们所下的评语。你们完全是在重复庸俗的资产阶级民主派通常的成见，要自己和别人都相信：坏的反动的杜马是纸做的，而好的进步的杜马就不是纸做的。
实际上，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是想用革命来吓唬专制制度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中的纸剑。第三届杜马却不是纸剑，而是专制制度和反革命手中的一把真正的剑。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是纸做的杜马，因为它们的决议同社会阶级斗争中物质力量的实际配置情况不相符合，只是说些空话而已。这两届杜马的意义在于：在前排要宪制把戏的立宪民主党的后面，可以清楚地看到真正在革命的、在公开的群众斗争中打击了敌人但还没有把敌人打垮的民主派农民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真正的代表。第三届杜马不是纸做的杜马，因为它的决定是同反革命暂时胜利的形势下物质力量的实际配置情况相符合的，因此就不是在说空话，而是在付诸实行。这一届杜马的意义在于：它给人民中所有政治上不开展的分子上了生动的一课，使他们看到了代表机关同实际掌握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一个代表机关，哪怕是最“进步的”，如果它所代表的阶级还没有掌握实际的国家政权，那就必然是纸做的。一个代表机关，哪怕是最反动的，如果它所代表的阶级掌握着实际的国家政权，那就不会是纸做的。
极端轻率和滥用空洞的革命词句，早已成为社会革命党人的特征和主要特性，而把第三届杜马叫作纸做的、演滑稽戏的杜马，不过是一个例子。
再往下谈。说第三届杜马是“虚假的立宪制度”对不对呢？不，这不对。只有那些不懂得拉萨尔差不多在半个世纪以前就讲授过的基本知识[169]的人，才能在起指导作用的机关报上说出这种话来。名叫社会革命党的低级宣传小组的最可爱的组员们，宪制的实质是什么呢？是不是实行宪制比不实行宪制要“自由一些”，“劳动人民”的生活要好一些呢？不是的，只有庸俗的民主派才会这样想。宪制的实质在于：国家的一切基本法律和关于选举代表机关的选举权以及代表机关的权限等等的法律，都体现了阶级斗争中各种力量的实际对比关系。当法律同现实脱节的时候，宪制是虚假的；当它们是一致的时候，宪制就不是虚假的。俄国第三届杜马时期的宪制，比起俄国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时期的来，虚假要少一些。“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如果这个结论使你们恼怒，那是因为你们既不懂得宪制的实质，也不懂得宪制的虚假性同宪制的阶级性之间的区别。宪制可能是黑帮的、地主的和反动的宪制，但是比起某些“自由派的”宪制来，虚假却要少一些。
社会革命党人的不幸就在于他们既不懂得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也不懂得马克思的辩证法，完全当了庸俗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思想的俘虏。在他们看来，宪制不是阶级斗争的新场所、新形式，而是一种象自由派教授们所说的“法制”、“法律秩序”、“公共福利”之类的抽象的福利。实际上，专制制度也好，立宪君主制也好，共和制也好，都不过是阶级斗争的不同形式，而且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一方面，这些形式中的每一种都要经过它的阶级内容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另一方面，从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本身）丝毫也不消灭从前的剥削阶级的统治，只是换了一件外衣。例如，实行贵族杜马和贵族制度的17世纪的俄国专制制度就不同于实行官僚政治、官吏等级和有过个别“开明专制政体”时期的18世纪的专制制度，而19世纪的专制制度又与这两者大不相同，它不得不“自上而下地”来解放农民，使农民破产，给资本主义开辟道路，建立起资产阶级的地方代表机关。到了20世纪，半封建、半宗法制的专制制度这一最后的形式也过时了。在资本主义发展、资产阶级力量增长等等的影响下，就必然转而建立全国范围的代表机关了。1905年的革命斗争之所以尖锐，是因为斗争的焦点在于：究竟由谁来召集和怎样召集第一次全俄代表机关。十二月的失败解决了这个问题，旧君主制胜利了，在这种情况下，除了黑帮、十月党人的宪制以外，不可能有别的宪制。
在新的环境中，在波拿巴主义君主制度下，在政治发展的更高阶段，斗争的起点仍然是消灭原来的敌人，消灭黑帮专制制度。社会党能不能在这场斗争中拒绝利用新的代表机关呢？社会革命党人连这个问题都提不出来，而是用一些空话，仅仅用一些空话来敷衍搪塞。请看下面说些什么：
“现在我们没有议会斗争的手段，而只有议会外斗争的手段。应该使这种信念到处深入人心，必须同所有妨碍这种信念深入的东西展开不调和的斗争。我们要把精力集中在议会外斗争的手段上面！”
社会革命党人的议论是以社会学中著名的主观方法为依据的。只要这种信念深入人心，就万事大吉了。至于应该用客观材料来检验现在是否存在某种斗争手段的信念，主观主义者是不管的。但是我们看一看《公报》和社会革命党代表会议的决议，就会读到：“……当前艰苦时期的，或者确切些说，黑暗时期令人压抑的沉寂”（第4页）……“反动社会势力的纠合”……“人民群众的精力不旺盛的事实”……“知识分子是居民当中最敏感的部分，现在显然疲劳过度了，思想涣散了，其力量象退潮一样地离开革命斗争了”（第6页）如此等等。“有鉴于此，社会革命党应当……（二）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对局部的群众发动的计划抱否定的态度，因为在目前的条件下，这种发动可能白白消耗人民的精力。”（第7页）“我们”“只有议会外斗争的手段”，这个“我们”是谁呢？显然是恐怖集团，因为上面摘录的那几段话都没有指出“我们的”群众性斗争。“人民群众的精力不旺盛的事实”和“把精力集中在议会外斗争的手段上面”，——这个简单的对照再一次向我们表明，把社会革命党人叫作革命冒险主义者是多么符合历史的真实啊！［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365—386页。——编者注］为了把话说得尖锐有力，他们竟然扬言要把精力集中在他们自己也认为现在群众没有能力使用的那些斗争手段上面，这难道不是冒险主义吗？这难道不是早已存在的知识分子的绝望心理吗？
“把精力集中在议会外斗争的手段上面”，——这个口号在俄国革命最光辉的时期之一1905年的秋天是正确的。而社会革命党人现在不加分析地重复这个口号，就象民间故事里的那个人物那样热心地高喊……可是牛头不对马嘴。[170]亲爱的，你们不懂得为什么抵制的口号在1905年秋天是正确的，而现在你们不加分析地、毫无目的地背诵这个口号，那就不是什么革命主义，而是最平庸的糊涂主义了。
1905年秋天，没有一个人说过“人民群众的精力不旺盛的事实”。相反，当时所有的政党都认为群众的精力异常充沛。在这样的关头，旧政权提出召开一个立法咨议的议会，分明是想分散和暂时缓和排山倒海的力量。那时候，“把精力集中在议会外斗争的手段上面”这个口号不是少数几个爱叫喊的人的空谈，而是真正站在群众前列、站在千百万工农战士前列的人们的号召。千百万人拥护这个号召，就表明这个口号在客观上是正确的，它不仅表达了少数革命家的“信念”，而且表达了群众的真正的状况、情绪和主动精神。只有滑稽可笑的政治家，才会在承认“人民群众的精力不旺盛的事实”的同时，再来重复这个口号。
既然我们谈到了滑稽可笑的事情，就不能不引用一下《劳动旗帜》的一段妙论：“我们让它〈政府〉留在杜马里同‘黑帮分子’和唯政府之命是从的政党在一起，请你相信，如果有一天这些蜘蛛会互相咬起来，那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面……”这一声“请你相信”，实在是再好听不过了，简直是解除了敌人的武装。读者，“请你相信”，《劳动旗帜》的社论是一位确实可爱的社会革命党的女学生写的，她真诚地相信，反对派一退出第三届杜马，“蜘蛛们”就会“互相咬起来”。
伦敦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对待非无产阶级政党态度的决议[171]，受到孟什维克攻击最厉害的是关于立宪民主党的那一部分。关于民粹派政党和劳动派政党这一部分，他们的攻击稍微轻一点。孟什维克竭力证明，我们在姑息社会革命党人，或者是对马克思主义者早已肯定的社会革命党人的某些过错保持沉默，等等。孟什维克所以这样使劲，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在对俄国革命的估计上，有根本的原则性的分歧。孟什维克硬要无产阶级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进行革命，而不要无产阶级同劳动派农民一起反对立宪民主党人。另一方面，孟什维克不懂得，群众和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公开发动改变了有些政党过去的情况，往往也改变了它们原来的性质。在革命以前，社会革命党人只不过是一个民粹派知识分子的团体。这种论断在革命后甚至在1906年以后是否正确呢？显然是不正确的。只有在革命中没有学到任何东西的人，才会维护原来这样表述的观点。
革命证明，这个民粹派知识分子的团体，是反映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利益和观点的那个非常广泛和无疑是群众性的民粹派或劳动派的极左翼。农民的起义、农民协会[172]、三届杜马中的劳动团以及社会革命党人和劳动派的自由报刊，都证明了这个事实。孟什维克就是弄不明白这个事实。他们以学理主义的态度看待社会革命党人，也就是说，他们是一些教条主义者，只看到别人的学说的错误，而看不到这种学说反映了或掩盖了推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真正的群众的哪些实际利益。社会革命党人的学说是有害的、错误的、反动的、冒险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孟什维克这样叫嚷着。如此而已，到此为止；除此之外，都是鬼话。
我们向孟什维克说，你们的错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不错，社会革命党人的学说是有害的、错误的、反动的、冒险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但是这样的性质并不妨碍这种冒牌社会主义学说成为俄国真正革命的而不是妥协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外衣，因为社会革命党人的学说不过是汇入劳动派即农民民主派巨流的一条小溪。只要公开的群众斗争和阶级斗争一开始，事态马上就会迫使我们所有的人——不管是布尔什维克还是孟什维克——承认这一点，允许社会革命党人参加工人代表苏维埃，同农民、士兵、邮电和铁路工人等等代表苏维埃接近，在参加选举的时候，同他们结成联盟，反对自由派，在杜马中同他们一起投票反对自由派，等等。革命不是推翻了，而是证实了我们对社会革命党人的估计。但是革命在证实这一估计的时候，不是原封不动地提出问题，而是把它提到比原来高得多的基础上：从前只是拿一些学说和思想作比较，谈论各个集团的政策，现在要比较的是赞成某种思想或类似思想的阶级和群众的历史活动。从前只是问：社会革命党人说的话对不对，这个思想组织的策略是不是正确？现在的问题是：自认为同社会革命党人一致或者同社会革命党人的基本思想（“劳动原则”等等）相近的那些人民阶层的实际行动怎样？孟什维克的错误就是不懂得革命造成的这种变化。
这种变化之所以极其重要，不仅由于上述这种意义，还由于它清楚地表明了阶级和政党的相互关系。我国革命的教训就是：只有以一定的阶级为依靠的政党才是强有力的，才能在形势发生各种各样的转变的时期安然无恙。公开的政治斗争迫使政党更紧密地联系群众，因为没有这种联系，政党就没有什么用处。社会革命党人在形式上并不依赖劳动派。实际上在革命中，他们不得不同劳动派一起走，否则就会从政治舞台上完全消逝。而且可以担保，下一次革命高潮来到时，社会革命党人又会不得不（不管他们现在怎样叫喊自己是完全独立的）同劳动派或跟劳动派相似的群众组织一起走。社会生活和阶级斗争的客观条件比善良的愿望和纸上的纲领更有力量。从这个唯一正确的观点来看，目前劳动派同社会革命党人的分歧只是说明小资产阶级运动的瓦解，只是说明小资产者的不坚定，不善于在困难的环境下坚持团结而“分散行动”。在我们面前的，一方面是劳动派，他们是无组织的、不坚定的、动摇的，在第三届杜马中没有任何坚定的政治方针，但是他们无疑来自群众，同群众有联系，表达了群众的要求。另一方面是一小撮社会革命党人“召回派”，他们同群众没有任何联系，由于绝望而惊慌失措，对群众斗争失去信心（见《革命思想》），把精力集中在恐怖手段上面。劳动派的极端机会主义（从革命农民的立场来看）和社会革命党人那种纯粹是口头上的、毫无意义的极端革命主义，是同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潮的两种局限性，是表现同一“病症”的“两处龈脓肿”，这种病症就是小资产阶级的不坚定，不能不断地、顽强地、坚持不懈地、同心协力地进行群众斗争。
这种情况使得目前革命政党对杜马的策略问题，尤其是召回主义问题更加清楚了。好说大话的知识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叫喊：“我们没有议会斗争的手段。”先生们，“我们”是指谁呢？没有群众的知识分子从来没有过而且永远不会有议会斗争的手段，也不会有重要的议会外斗争的手段。昨天在革命时期同你们一起走的或者在你们旁边走的是些什么群众呢？是劳动派农民。他们真的“没有议会斗争的手段”吗？不是的。只要看一看第三届杜马对土地问题的讨论，你们就会看到，劳动派在这个问题上无疑表达了群众的要求。可见，社会革命党人那句尖锐有力的话不过是庸俗的空谈而已。1908年，农民群众在杜马讲坛上表明了自己的要求，并没有进行“议会外的”斗争。这是事实，无论用“左的”尖叫声，无论叫喊什么社会革命党人召回派的词句，都是回避不了的。
这个事实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不是认为议会外的手段更佳的“信念”减弱了？完全不是。原因是客观条件在这个时期还没有引起群众的普遍的风潮和直接的发动。既然是这样，而且无疑是这样，那么，任何一个严肃的政党都应该也利用间接的方法。社会革命党人不会利用这些方法，结果如何呢？结果只是劳动派把自己的事情搞得非常之糟，犯的错误比在接受政党的影响时可能多上千倍，他们动摇不定，常常跌倒。而社会革命党人脱离了自己的阶级，脱离了自己的群众，只能“集中精力”讲空话，因为实际上他们1908年在采用“议会外斗争的手段”方面什么事也没有做。这样一脱离自己的社会根源，社会革命党人的原罪就加重了：用更加没有分寸、更加肆无忌惮地吹牛夸口来掩饰自己的软弱无力。《公报》第1页写道：“我们的党可以庆贺自己”……“实际存在的〈瞧，我们怎么样！〉地方党组织”选举了代表会议代表……“已经在一切问题上达到了人心的一致”……“这也就是达到了完全一致”（同上）等等。
先生们，这是撒谎。你们是用这种喧嚷来掩饰在《革命思想》（1908年春天）和《劳动旗帜》第13号（1908年11月）上充分流露出来的分歧。[173]这种喧嚷就是虚弱的表示。劳动派的非党的机会主义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党的”吹嘘，轻浮和空谈，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是同一个小资产阶级阶层瓦解的两个极端。怪不得在革命时期，斗争揭露了各种色彩的派别的时候，社会革命党人始终在掩饰，但又掩饰不住自己在人民社会党人和最高纲领派之间的动摇。
车子陷在沟里。马已经卸下来了。赶车的骑在护栏上，把帽子歪戴在一边，“庆贺”自己的“完全一致”。这就是社会革命党的一幅图画。这就是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召回主义的总结，它召回少数知识分子，使他们放弃艰苦的、顽强的、然而是唯一严肃和有成效的教育和组织群众的工作，而去空洞地叫喊。
| 载于1909年1月7日（20日）《无产者报》第4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7卷第339—353页 |
注释：
[166] 社会革命党第一次全党代表会议是1908年12月26日（1909年1月8日）在伦敦举行的。在代表会议之后，接着举行了该党第四次党务会议，批准了代表会议制定的决议。这些决议中的大部分发表在名为《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党务会议在全党代表会议的公报》的单页中。列宁在自己的文章中分析并引用了这个公报。——314。
[167] 爱尔福特纲领是指1891年10月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它取代了1875年的哥达纲领。爱尔福特纲领以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灭亡和被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的学说为基础，强调工人阶级必须进行政治斗争，指出了党作为这一斗争的领导者的作用。它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但是爱尔福特纲领也有一些缺点，主要是避而不谈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恩格斯对该党执行委员会制定的纲领草案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是以《新时代》杂志编辑部的草案为基础的。——318。
[168] 列宁提到的题为《改头换面的议会迷》的文章没有署名，刊登在1907年10月29日（11月11日）《无产者报》第18号上。——319。
[169] 指斐·拉萨尔的小册子《论宪法的实质》。小册子收载了拉萨尔的两篇演说，它们是作者1862年在柏林区市民协会的会议上发表的，并根据会议的决定出版。第一篇演说于1862年以《论宪法的实质》为标题出版。第二篇演说于1863年以《以后怎么办？》为标题出版。最早的俄译本全文于1905年由公益出版社出版。小册子的基本思想是：“实际的宪法仅存在于一国的现实的事实上的力量对比之中。”——320。
[170] 指俄罗斯民间故事《十足的傻瓜》中的主人公傻瓜伊万努什卡。这个傻瓜经常说些不合时宜的话。有一天，伊万努什卡看到农民在脱粒，就叫喊道：“你们脱三天，只能脱三粒！”为此他挨了一顿打。傻瓜回家向母亲哭诉，母亲告诉他：“你应该说，但愿你们打也打不完，运也运不完！”第二天，傻瓜看到人家送葬，就叫喊道：“但愿你们运也运不完，拉也拉不完！”结果又挨了一顿打。——322。
[171]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对待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06—207页。）——323。
[172] 农民协会（全俄农民协会）是俄国1905年革命中产生的群众性的革命民主主义政治组织，于1905年7月31日—8月1日（8月13—14日）在莫斯科举行了成立大会。据1905年10—12月的统计，协会在欧俄有470个乡级和村级组织，会员约20万人。根据该协会成立大会和1905年11月6—10日（19—23日）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决议，协会的纲领性要求是：实现政治自由和在普选基础上立即召开立宪会议，支持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废除土地私有制，由农民选出的委员会将土地分配给自力耕作的农民使用，同意对一部分私有土地给以补偿。农民协会曾与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合作，它的地方组织在农民起义地区起了革命委员会的作用。农民协会从一开始就遭到警察镇压，1907年初被解散。——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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