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十七卷——沿着老路走去！（1908年4月16日〔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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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4月16日〔29日〕）Dhd品论天涯网

　　对俄国革命，即对革命头三年如何估计的问题，已经提到日程上了。不弄清我国各政党的阶级本性，不分析各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利益和相互关系，在确定无产阶级的最近任务和策略方面是寸步难行的。在本文中，我们正是打算为读者作一次这种分析的尝试。
　　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31]第3号上，费·唐恩和格·普列汉诺夫都发表了文章，一个对革命的结局作了系统的估计，另一个就工人政党的策略作了总结。唐恩的估计可以归结为一点，即认为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抱希望不能不是一种幻想。“无产阶级实行新的、广泛的革命发动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产阶级的立场。”“在它〈新高潮〉的最初阶段，当工人革命运动的高潮还没有把城市小市民卷进去，而城市革命的发展还没有在农村燃起烈火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将面对面地作为两种主要的政治力量出现。”
　　从这种“真理”中应当得出的策略方面的结论，费·唐恩显然没有说完。他显然是不好意思写出那种自然而然地会从他的话里得出的结论：向工人阶级推荐孟什维克的著名策略——支持资产阶级（请回忆一下同立宪民主党人的联盟、对成立立宪民主党内阁的口号的支持、普列汉诺夫提出的全权杜马等等）。可是普列汉诺夫替唐恩作了补充，他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3号上写了一篇杂文，最后一句是：“如果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1905—1906年能够避免半个多世纪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国所犯的这些错误〈即对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能力估计不足，对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活动的能力估计过高〉，那对俄国是一件好事！”
　　这是最清楚不过的了。唐恩和普列汉诺夫不是直言不讳地，而是小心翼翼地企图证明孟什维克要无产阶级依赖立宪民主党人这一政策是正确的。那我们就来仔细考察一下他们在这件事情上的“理论根据”吧。
　　唐恩是这样论述的，他说“农民运动”是以“沿着资产阶级道路和无产阶级道路成长和发展的城市革命”为转移的。因此，随着“城市革命”的高潮而来的是农民运动的高潮，而随着城市革命的低落，“被革命高潮压下去的农村内部的对抗又重新尖锐起来”，“政府的土地政策、离间农民的政策等等开始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从这里就得出我们在前面引证过的那个结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将是新高潮最初阶段的主要政治力量。按照费·唐恩的意见，“无产阶级应当而且可以利用这种状况来发展革命，使这种发展远远超过革命新高潮的起点，并且造成以根本〈！！〉解决土地问题为标志〈原文如此！〉的社会彻底民主化”。
　　不难看出，发表这种议论完全是由于根本不懂得我国革命中的土地问题，而且还说些“以解决”问题“为标志”的“彻底民主化”这样廉价的空话，很拙劣地把这种无知掩盖起来。
　　费·唐恩认为，“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抱希望”，这在现在和过去都是出于民粹派的偏见，是由于忘记了农村内部的对抗和农民运动的个人主义性质。这是大家早就知道的普通的孟什维克观点。但是到目前为止，未必有谁象费·唐恩在我们所分析的文章中这样清楚地展示出这些观点的荒谬绝伦。这位最可尊敬的政论家竟然会没有觉察到，他认为是互相对立的两种“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都是符合“农民运动的个人主义性质”的！实际上，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照唐恩的说法）的斯托雷平的解决办法就是建立在农民的个人主义基础上的。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费·唐恩称之为“根本的”、同“社会彻底民主化”相联系的另一种解决办法又怎样呢？最可尊敬的唐恩是不是认为，这个办法不是建立在农民的个人主义基础上的呢？
　　不幸的是，唐恩用“以根本解决土地问题为标志的社会彻底民主化”这种空话来掩饰他的根本不善于思考。他象瞎子一样不知不觉地偶然碰上两种客观上可能实现但是还没有被历史最终选定的“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可是又不能明确地说明这两种解决办法的性质和条件。
　　为什么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32]能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呢？因为在我国农民中间，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早已形成了农民资产阶级和农民无产阶级这样两个敌对阶级。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能不能取得彻底的胜利？这样的胜利意味着什么？要是形势对斯托雷平非常有利，这种胜利是可能的，它意味着土地问题在资产阶级俄国的“解决”使地主和农民的全部土地的私有制得到彻底的（在无产阶级革命以前）巩固。这将是普鲁士式的“解决”办法，这种办法确实能保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异常缓慢，要把政权长期交给容克[33]，对无产阶级和农民来说，比另一种客观上可能实现的、也是资本主义的“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要痛苦一千倍。
　　唐恩不假思索，就把另一种解决办法称为“根本的”解决办法。这种话没有什么价值，也没有丝毫意义。斯托雷平的解决办法也是很根本的，因为它是在根本摧毁俄国的旧村社[34]和旧土地制度。农民解决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土地问题的办法同斯托雷平和立宪民主党人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的真正差别在于：前者必然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而且很可能也废除农民土地私有制（农民份地这个个别问题，我们暂且不去谈它，因为就是从我们目前的“地方公有化的”土地纲领的观点来看，唐恩所有的议论也都是错误的）。
　　现在试问，第二种解决办法在客观上确实有可能实现吗？无疑是可能的。这是一切有头脑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会同意的，否则无产阶级支持小私有者没收大地产的愿望，就是反动的诈骗行为。在其他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会写出支持农民没收大地产的愿望的纲领。在俄国，无论是布尔什维克还是孟什维克，都一致认为有支持这种愿望的必要。为什么？因为在俄国，客观上有可能走另一条资本主义的农业发展道路，一条不是“普鲁士式的”，而是“美国式的”，不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或容克的），而是农民资产阶级的道路。
　　斯托雷平和立宪民主党人，专制政府和资产阶级，尼古拉二世和彼得·司徒卢威彼此一致的地方是：必须通过保存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办法为资本主义“清洗”俄国腐朽的土地制度。他们分歧的地方只是如何更好地保存这种所有制和保存到什么程度。
　　工人和农民，社会民主党人和民粹主义者（包括劳动派、人民社会党人[35]、社会革命党人[36]）彼此一致的地方是：必须通过以暴力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办法为资本主义“清洗”俄国腐朽的土地制度。他们分歧的地方是：社会民主党人了解，在现代社会中，任何土地革命，即使是最根本的土地革命，不论是土地地方公有化，土地国有化，土地社会化，或是土地分配，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而民粹主义者却不了解这一点，他们用关于平均制的庸俗而空想的词句来粉饰他们争取农民资产阶级的农业演进而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演进的斗争。
　　费·唐恩之所以十分糊涂、十分愚蠢，是由于他根本不了解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经济基础。他只看到俄国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同小市民社会主义对目前革命中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的经济内容和经济意义这一问题有意见分歧，而“没有觉察到”在这种分歧后面各种现实的社会力量为争取这种或那种客观上可能实现的资本主义农业演进的道路而进行的斗争。而且他还用斯托雷平的“一定程度的成功”和“以根本解决土地问题为标志的社会彻底民主化”这种词句来掩饰他的这种完全无知。
　　事实上，现在俄国的土地问题是这样的：斯托雷平的政策要取得成功，就需要长期用暴力镇压和屠杀不愿意饿死、也不愿意流落他乡的农民群众。历史上有过这类政策取得成功的例子。如果我们说这种政策在俄国“不可能”取得成功，那这是民主派的空洞而愚蠢的漂亮话。可能成功的！但是我们的任务是明确地向人民指出，这种成功要用什么样的代价换取，我们应当全力争取另外一条比较短、比较快的道路，即通过农民革命实现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道路。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进行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是困难的，是很困难的，但是革命是可能发生的，必须为实现这一革命而斗争。三年的革命使我们和全体人民不仅懂得必须为实现这一革命而斗争，而且懂得如何去斗争。不论孟什维克在支持立宪民主党人这个政策上耍什么“花招”，都不能使工人忘记这些革命教训。
　　其次，尽管群众进行了斗争，但是斯托雷平的政策还是长久地维持下去而足以成功地实现“普鲁士式的”道路，那又怎么办呢？那时俄国的土地制度将完全是资产阶级的土地制度，大农将几乎把所有的份地都拿到自己手里，农业将成为资本主义的农业，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任何“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无论是根本的还是不根本的，都是不能实现的。那时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就会直接和公开地把任何“土地纲领”都抛掉，并且向群众说，工人已经做了所能做的一切来保证俄国发展美国式的资本主义，而不是容克式的资本主义。工人现在号召你们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因为在按斯托雷平的精神“解决”土地问题之后，任何其他能够真正改变农民群众的经济生活条件的革命都不可能有了。
　　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相互关系问题，即唐恩在他用德文转述他的俄文文章[37]时（《新时代》杂志第27期）弄得混乱不堪的问题，就是这样一种相互关系问题。
　　在俄国，就是实现了斯托雷平和立宪民主党人的农业发展道路，资产阶级革命也还可能发生，甚至必然会发生。但是，在1830年和1848年的法国革命这样的革命中，是谈不上“以根本解决土地问题为标志的社会彻底民主化”的。或者确切些说，在这样的革命中，只有小市民的冒牌社会主义者还会喋喋不休地嚷着要“解决”（特别是“根本解决”）业已形成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解决了的土地问题。
　　但是在俄国还远没有建立起资本主义的土地制度。这一点，不仅我们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很清楚，不仅同情革命和希望革命出现新高潮的人们很清楚，甚至那些彻头彻尾的、自觉的、肆无忌惮的、反对革命的敌人和黑帮专制制度的朋友，如彼得·司徒卢威先生，也是很清楚的。如果他“大哭大叫”，说我们需要俾斯麦，需要把反动变成自上而下的革命，那么这正是因为司徒卢威在我国既没有看到俾斯麦，也没有看到自上而下的革命。司徒卢威看到的，是仅仅依靠斯托雷平的反动和成千的绞架决不能建立起地主资产阶级的、巩固的、雇农的俄国。需要采取另外的办法，另一种类似解决（哪怕是按照俾斯麦的方式）全国性的历史课题、类似统一德国、类似实行普选制的办法。而斯托雷平只能把杜姆巴泽和里加博物馆[38]的英雄们统一起来！甚至不得不废除根据1905年12月11日法令[39]制定的维特选举法！斯托雷平甚至不得不撒开那些对唐恩所说的土地政策的“一定程度的成功”感到满意的农民，而从参加第三届杜马的农民那里听取“劳动派的”要求！
　　当彼得·司徒卢威清楚地看到，我国没有、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准备就绪的、差强人意的、温和谨慎的、残缺不全的、经久不变的“宪法”，他怎能不“哭叫”、不呻吟、不流泪呢？
　　司徒卢威很清楚他正在往哪里走。而费·唐恩在三年的革命中却什么也没有学会，什么也没有忘掉。他仍然象瞎子一样，把无产阶级拉去受司徒卢威先生们的庇护。他仍然嘟哝着那些反动的孟什维克的话，说什么在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能够成为“主要的政治力量”……那么反对谁呢，最可尊敬的先生？反对古契柯夫吗？反对君主制吗？
　　费·唐恩用德文写的文章表明，他在这里给自由派脸上贴金已经到了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他甚至恬不知耻地对德国公众说，城市小市民选了“进步的复选人”（即立宪民主党人）参加第三届杜马[40]，而农民却选了百分之四十的反动的复选人！向斯托雷平鼓掌的“进步的”米留可夫们和司徒卢威们万岁！唐恩们和米留可夫们为了反对在第三届杜马中表现劳动派精神的“反动”农民而结成的联盟万岁！
　　为了迎合那些反动的孟什维克理论，普列汉诺夫还伪造了恩格斯的话。恩格斯说，马克思在1848年的策略是正确的，这个策略，而且只有这个策略真正给了无产阶级以正确可靠的、永远不能忘怀的教训。恩格斯说，虽然这个策略是唯一正确的策略，但是它没有成功，原因是无产阶级的准备不够和资本主义还不够发达[41]。可是普列汉诺夫，好象是为了嘲弄恩格斯，好象是为了让伯恩施坦们和斯特列尔佐夫们心花怒放，竟这样来解释恩格斯的话，说什么他对马克思的策略感到“遗憾”！似乎他后来承认马克思的策略是错误的，并且倾向于一种支持德国立宪民主党人的策略！
　　明天格·普列汉诺夫会不会又对我们说，恩格斯在谈到1849年的起义时认为“不应当拿起武器”呢？
　　马克思和恩格斯教给无产阶级的是革命的策略，是把斗争推进到最高形式的策略，是引导农民跟着无产阶级走，而不是引导无产阶级跟着自由派叛徒走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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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是俄国孟什维克的国外机关报，1908年2月—1911年12月先后在日内瓦和巴黎出版，共出了26号（另外还于1911年6月—1912年7月出了《〈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小报》6号）。该报编辑是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亚·马尔丁诺夫和格·瓦·普列汉诺夫。《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从第1号起就维护取消派的立场，为他们的反党活动辩护。普列汉诺夫于1908年12月与该报实际决裂，1909年5月13日正式退出该报编辑部。此后该报就彻底成为取消派的思想中心。——20。

　　[32] 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即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托雷平为在农村培植富农、建立沙皇制度的巩固支柱而实行的土地政策。1906年11月9日（22日）沙皇政府颁布了关于农民退出村社和把份地确定为个人财产的程序的法令。这个法令经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作了若干修改并批准后，被称为1910年6月14日法令，通称斯托雷平法令。根据这个法令，农民可以退出村社，把自己的份地变成私产，也可以卖掉份地。村社必须为退社农民在一个地方划出建立独立田庄或独立农庄的土地。独立田庄主和独立农庄主可以从农民土地银行取得优惠贷款来购置土地，这样，富裕农民就有可能掠夺村社土地，得到最好的地段，同时用贱价收买贫苦农民的份地。斯托雷平土地政策加强了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发展和农民的分化，激化了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中评论了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209—213页）。——22。

　　[33] 容克（德文Junker的音译）即普鲁士的贵族地主阶级，这里是借用来指俄国的农奴主－地主阶级。
　　容克从16世纪起就利用农奴劳动经营大庄园经济，并长期垄断普鲁士军政职位，掌握国家领导权。为适应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普鲁士在19世纪前半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主要是：1807年废除了农奴制；1850年3月颁布了新的《调整地主和农民关系法》，允许农民以高额赎金赎免劳役和其他封建义务。通过这些改革，容克不仅获得了大量赎金，而且掠夺了三分之一的农民土地；另一方面，广大农民群众则丧失了土地和牲畜，成为半无产者：这就为封建经济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创造了条件。在以大地产为基础的容克农场中越来越多地使用雇佣劳动和农业机器，但容克仍保留某些封建特权，包括对自己庄园范围内的农民的审判权。列宁称这种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为普鲁士的道路。——22。

　　[34] 俄国的村社是农民共同使用土地的形式，其特点是在实行强制性的统一轮作的前提下，将耕地分给农户使用，森林、牧场则共同使用，不得分割。村社内实行连环保的制度。村社的土地定期重分，农民无权放弃土地和买卖土地。村社管理机构由选举产生。俄国村社从远古就已存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封建制度的基础。沙皇政府和地主利用村社对农民进行监视和掠夺，向农民榨取赋税，逼迫他们服徭役。
　　村社问题在俄国曾引起热烈争论。民粹派认为村社是俄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道路的保证。他们企图证明村社能保护农民，防止资本主义关系侵入农民生活。早在19世纪80年代，格·瓦·普列汉诺夫就已指出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幻想是站不住脚的。到了90年代，列宁粉碎了民粹派的理论，用大量的事实和统计材料说明资本主义在俄国农村是怎样发展的，资本是怎样侵入宗法制的村社，把农民分解为富农和贫苦农民两个对抗阶级的。
　　在1905—1907年的俄国革命中，村社曾被农民用作革命斗争的工具。沙皇政府改变了对村社的政策。1906年11月9日，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托雷平颁布了摧毁村社、培植富农的土地法令，允·许农民退出村社和出卖份地。这个法令颁布后的9年中，有200多万农户退出了村社。但是村社并未被彻底消灭，到1916年底，欧俄仍有23的农户和45的份地在村社里。村社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还存在很久，直到全盘集体化后才最终消失。——23。

　　[35] 人民社会党人是1906年从俄国社会革命党右翼分裂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人民社会党的成员。人民社会党的领导人有尼·费·安年斯基、韦·亚·米雅柯金、阿·瓦·彼舍霍诺夫、弗·格·博哥拉兹、谢·雅·叶尔帕季耶夫斯基、瓦·伊·谢美夫斯基等。人民社会党提出“全部国家政权应归人民”，即归从无产者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全体劳动者，主张对地主土地进行赎买和实行土地国有化，但不触动份地和经营“劳动经济”的私有土地。在俄国1905—1907年革命趋于低潮时，该党赞成立宪民主党的路线。六三政变后，因为没有群众基础，实际上处于瓦解状态。1917年二月革命后，该党开始恢复组织。同年6月，同劳动派合并。这个党代表富农利益，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参加反革命阴谋活动和武装叛乱。1918年后不复存在。——23。

　　[36] 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南方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老民意党人小组、社会主义土地同盟等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成立时的领导人有马·安·纳坦松、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尼·谢·鲁萨诺夫、维·米·切尔诺夫、米·拉·郭茨、格·安·格尔舒尼等，正式机关报是《革命俄国报》（1901—1904年）和《俄国革命通报》杂志（1901—1905年）。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的折中混合物。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为了进行恐怖活动，该党建立了秘密的事实上脱离该党中央的战斗组织。
　　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社会革命党曾在农村开展焚烧地主庄园、夺取地主财产的所谓“土地恐怖”运动，并同其他政党一起参加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但也曾同资产阶级的解放社签订协议。在国家杜马中，该党动摇于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该党内部的不统一造成了1906年的分裂，该党的右翼和极左翼分别组成了人民社会党和最高纲领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社会革命党经历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七月事变时期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在国内战争时期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内战结束后，他们在“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下组织了一系列的叛乱。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23。

　　[37] 指费·伊·唐恩发表在1908年《新时代》杂志第26年卷第2册第27期和第28期上的《俄国革命新高涨的条件》一文。
　　《新时代》杂志（《DieNeue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3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1885—1895年间，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并不时帮助它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为杂志撰过稿的还有威·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弗·梅林等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俄国1905—1907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到机会主义立场，1910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25。

　　[38] 里加博物馆是人们给沙皇俄国里加警察局侦缉处拷问室取的诨称。在报纸上揭露了该警察局对被捕者采用残酷的刑讯手段的事实后，沙皇政府竭力否认，竟声称侦缉处的那些刑具是为了“成立博物馆”而收集来的。——26。

　　[39] 1905年12月11日（24日）法令是沙皇政府在莫斯科武装起义高潮中作为对工人的某种让步而颁布的国家杜马选举法（维特选举法）。与1905年8月6日颁布的关于“咨议性”布里根杜马的条例不同，这个法律规定成立“立法”杜马，除原定的土地占有者（地主）选民团、城市（资产阶级）选民团和农民选民团外，增添了工人选民团，并在维持城市选民团复选人总数不变的情况下稍许扩大了城市选民的组成。但是，按照这个选举法，选举仍然不是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并且事实上也不是秘密的。六三政变废除了这个选举法。——26。

　　[40] 第三届杜马（第三届国家杜马）是根据1907年6月3日（16日）沙皇解散第二届杜马时颁布的新的选举条例在当年秋天选举、当年11月1日（14日）召开的，存在到1912年6月9日（22日）。这届杜马共有代表442人，先后任主席的有尼·阿·霍米亚科夫、亚·伊·古契柯夫（1910年3月起）和米·弗·罗将柯（1911年起），他们都是十月党人。这届杜马按其成分来说是黑帮—十月党人的杜马，是沙皇政府对俄国革命力量实行反革命的暴力和镇压政策的驯服工具。这届杜马的442名代表中，有右派147名，十月党人154名，立陶宛—白俄罗斯集团7名，波兰代表联盟11名，进步派28名，穆斯林集团8名，立宪民主党人54名，劳动派14名，社会民主党人19名。因此它有两个反革命的多数：黑帮－十月党人多数和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多数。沙皇政府利用前一多数来保证推行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在工人问题上采取强硬政策，对少数民族采取露骨的大国主义政策；而利用后一多数来通过微小的让步即用改良的办法诱使群众脱离革命。
　　第三届杜马全面支持沙皇政府在六三政变后的内外政策。它拨巨款给警察、宪兵、法院、监狱等部门，并通过了一个大大扩大了军队员额的兵役法案。第三届杜马的反动性在工人立法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它把几个有关工人保险问题的法案搁置了3年，直到1911年在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形势下才予以批准，但保险条件比1903年法案的规定还要苛刻。1912年3月5日（18日），杜马工人委员会否决了罢工自由法案，甚至不许把它提交杜马会议讨论。在土地问题上，第三届杜马完全支持斯托雷平的土地法，于1910年批准了以1906年11月9日（22日）法令为基础的土地法，而拒绝讨论农民代表提出的一切关于把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农民的提案。在少数民族问题上，它积极支持沙皇政府的俄罗斯化政策，通过一连串的法律进一步限制少数民族的基本权利。在对外政策方面，它主张沙皇政府积极干涉巴尔干各国的内政，破坏东方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
　　第三届国家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尽管工作条件极为恶劣，人数不多，在初期活动中犯过一些错误，但是在列宁的批评和帮助下，工作有所加强，在揭露第三届杜马的反人民政策和对无产阶级和农民进行政治教育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26。

　　[41] 恩格斯的这些论述，见他为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的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1—612页）。——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