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1907年11—12月）第五章　各阶级、各政党在第二届杜马讨论土地问题时的表现

第五章　各阶级、各政党在第二届杜马讨论土地问题时的表现gE8品论天涯网

　　我们觉得从稍微不同的角度再来考察一下工人政党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土地纲领问题，不是没有好处的。我们已经分析了变革的经济条件以及主张这个或那个纲领的政治上的考虑，还应该补充描绘一下表明各阶级、各政党的斗争的图景，尽可能把各方面的利益直接进行对比。只有这样一幅图景才能使我们对所考察的现象（俄国革命中争取土地的斗争）有一个完整的概念，才能排除某些意见的片面性和偶然性，并且用有关者自己的实际体验来检验理论上的结论。各政党、各阶级的任何代表，作为个人是可能犯错误的，但是当他们在公开的舞台上向全国人民表明态度的时候，个别的错误必然会被同斗争有关的相应集团或阶级纠正的。阶级是不会犯错误的：总的说来，每个阶级都是根据斗争条件和社会演进条件来规定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政治任务的。
　　为了描绘出这样一幅图景，我们在两届杜马的速记记录中可以找到非常好的材料。我们只引用第二届杜马的记录，因为这届杜马无疑是更充分、更彻底地反映了俄国革命中的阶级斗争，因为第二届杜马的选举没有受到任何一个有影响的政党的抵制。第二届杜马的代表在政治上的分野更加明确得多，各杜马党团更加团结，它们同相应的政党的联系也更为密切。第一届杜马的经验已经提供不少的材料，帮助了各政党更缜密地决定自己的路线。由于所有这些原因，主要地应该用第二届杜马的材料。关于第一届杜马的讨论情况，只有在需要对第二届杜马中的某些声明作出补充或解释时，我们才加以引述。
　　为了充分地确切地说明各阶级、各政党在第二届杜马讨论时的斗争情况，必须把每个重要的、各具特色的杜马党团单独列出，摘引它们就土地问题的主要议题的主要发言来说明它们各自的特点。至于次要发言人的发言，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全部加以引用，我们只是指出其中哪些人提出了某个新意见或者对问题的某一方面作了值得注意的说明。
　　在讨论土地问题时，杜马代表显然有以下几个主要的集团：（1）右派和十月党人（下面我们就会看到，两者在第二届杜马中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区别）；（2）立宪民主党人；（3）右派的和十月党的农民，下面我们就会看到，他们比立宪民主党人要左一些；（4）无党派农民；（5）民粹派或劳动派知识分子，他们比较右；（6）劳动派农民；（7）社会革命党人；（8）“民族代表”，即非俄罗斯民族的代表；（9）社会民主党人。至于政府的立场，我们将在讲到同政府的观点实质上相同的杜马集团时附带加以说明。

1．右派和十月党人

　　右派在土地问题上的立场，无疑在鲍勃凌斯基伯爵1907年3月29日（第二届杜马第十八次会议）的发言中表达得最为清楚。这位伯爵首先同左派司祭提赫文斯基争论圣经和圣经劝人服从当局的训诫问题，接着又提到“俄国历史上最纯洁、最光辉的一页”（第1289页）［注：以下注明的页码，凡未另加说明的，均为速记记录的页码。］，即农民的解放（这一点下面我们要专门讲到），然后他就“光明正大地”讲到了土地问题。“大约在100—150年以前，西欧的农民几乎到处都象我国农民现在这样过着贫困的、逆来顺受的、不文明的生活。那里也有过象我们俄国这样的按人口分配土地的村社，这是典型的封建制度的残余。”（第1293页）发言人接着说，现在西欧农民却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试问，是什么奇迹把“贫困的、逆来顺受的农民变成了富裕的、既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的、有益的公民”呢？“这里只有一个回答：这个奇迹是由农民个人所有制创造的，这种所有制在这里受到左派的深恶痛绝，然而我们右派将利用自己的智慧和真诚信念的全部力量来维护这种所有制，因为我们知道，个人所有制是俄国的力量和未来。”（第1294页）“从上一世纪中叶起，农业化学在植物营养方面有了惊人的……发现，外国农民——小私有者和大私有者并驾齐驱地〈？？〉——利用了这些科学发现，应用人造肥料，使收成有了更大的提高。目前我国在最肥沃的黑土地带每俄亩只收获30—35普特的谷物，有时连种子也收不回来，而国外在不同国家和不同的气候条件下，每年平均收获70—120普特不等。请看，这就是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这不是梦想，也不是幻想。这是很有教益的历史上的先例。俄国农民不会步普加乔夫、斯捷潘·拉辛的后尘，高喊‘上船头去！’[165]〈哎呀，伯爵，可别打这个保票！〉他们会走上一切文明民族已经走上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也就是走西欧邻邦和波兰弟兄的道路，走俄国西部农民的道路，这些农民已经充分认识到村社所有的土地和农户所有的土地犬牙交错的情况有多大的害处，并且在有些地方已经开始采用独立农庄的经营方式。”（第1296页）接着鲍勃凌斯基伯爵又说，并且说得很对：“这条道路在1861年农奴解放时就已经指出来了。”他建议不惜花上“几千万”，以“造成富裕的农民私有主阶级”。他说：“先生们，这就是我们土地纲领的概要。这不是带有竞选的鼓动性诺言的纲领。这不是破坏现存的社会准则和法律准则的纲领〈这是用暴力逼千百万农民去死的纲领〉，这不是带有危险幻想的纲领，而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这还是一个问题〉和经受过考验的〈这倒真是实话实说〉纲领。关于俄国人民可能有某种独特的经济道路的梦想早就该抛弃了……但是，为什么象劳动派的和人民自由党的这些根本实现不了的法案竟会提到庄严的立法会议上来呢？世界上任何议会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把全部土地收归国有，或者把伊万的土地拿来交给彼得……这些法案的出现是不知所措的结果〈解释得真好！〉……这样，俄国农民们，你们要在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一条是宽阔的、看来很好走的道路，也就是有人在这里号召你们走的那条夺取土地和强制转让土地的道路。这条道路开头很诱人，是下坡路，但它的尽头却是悬崖峭壁〈对地主来说吧？〉，这对农民和整个国家说来都是一条死路。另一条是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是上坡路，但是这条道路能引导你们到达真理、权利和长久幸福的高峰。”（第1299页）
　　读者可以看到，这就是政府的纲领。斯托雷平按根本法第87条颁布的有名的土地法就是要实现这个纲领。普利什凯维奇在土地问题提纲中（1907年4月2日第二十次会议，第1532—1533页）所表述的也是这个纲领。十月党人，从讨论土地问题第一天（3月19日）发言的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一直到卡普斯京（他说：“农民需要的是土地归个人所有，而不是有人提议的土地归农民使用。”1907年4月9日第二十四次会议第1805页。卡普斯京的发言博得了右派“和一部分中派”的掌声），他们逐章逐节地为之辩护的，也是这个纲领。
　　在黑帮分子和十月党人的纲领中，丝毫没有提到要维护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比如丝毫没有赞扬宗法式的农业等等。不久以前在高级官僚和地主中间还有不少人热烈拥护村社，现在他们对村社已经不再拥护，而是深恶痛绝了。黑帮分子也完全赞成资本主义的发展了，他们所描述的无疑是经济上进步的欧洲式的纲领。这一点必须特别强调指出，因为在我们中间对地主反动政策的性质普遍有一种庸俗的、简单化的看法。自由派常常把黑帮分子形容成小丑和傻瓜，其实这样来形容立宪民主党人倒要恰当得多。我国反动派的阶级意识是非常鲜明的。他们很清楚，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在往哪里走，他们可以指靠的是什么力量。他们一点也不模棱两可、犹豫不决（至少在第二届杜马中是如此。在第一届杜马中，鲍勃凌斯基先生之流曾经有过“不知所措”的表现！）。令人明显地感到他们同一个十分确定的阶级的联系，这个阶级已经习惯于发号施令，已经正确地估计到在资本主义环境中保持自己统治的条件，并且肆无忌惮地在维护自己的利益，即使千百万农民会加速死亡、受尽压迫、流离失所也在所不惜。黑帮纲领的反动性并不表现在要永远保存什么前资本主义的关系或制度（在这方面，所有的政党在第二届杜马时期实际上都已经采取了承认资本主义是既成事实的立场），而表现在要按容克式道路发展资本主义，以便加强地主的权力和增加地主的收入，以便将专制制度的大厦建立在新的更为坚固的基础之上。这班先生没有言行不一的地方。拉萨尔曾说德国的反动派和自由派不同，反动派是“讲究实际的人”[166]，我国的反动派也是“讲究实际的人”。
　　这些人对于土地国有化的主张抱什么态度呢？比方说，对于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一届杜马要求实行的、有赎买条件的、部分的国有化（就是同孟什维克一样，主张保留小地块私有制并且把其他土地变成国家土地储备），究竟抱什么态度呢？他们是不是把国有化的主张看作巩固官僚制度、巩固反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中央政权、恢复“国家封建主义”和“中国式制度”[167]的机会呢？
　　恰恰相反，任何有关土地国有化的暗示都会使他们勃然大怒，他们反对土地国有化的那些论据，好象是从普列汉诺夫那里搬来的。请听右派贵族地主韦奇宁是怎么说的吧。他在1907年5月16日第三十九次会议上说：“我认为从法律的观点来看，对于强制转让的问题应该作否定的回答。拥护这一主张的人们忘记了，侵犯私有者权利的现象是处在社会和国家发展低级阶段的国家所固有的特点。我们只要回顾一下莫斯科国时期就行了，当时沙皇常常把私有者的土地夺过来，然后再赐给他的亲信和寺院。政府采取这种态度的后果怎么样呢？后果是很可怕的。”（第619页）
　　你看，普列汉诺夫说的“莫斯科罗斯的复辟”竟有了怎样的用途！而且不是韦奇宁一个人唱这个调子。在第一届杜马中，地主尼·李沃夫（在选举时曾经是立宪民主党人，后来向右转，在第一届杜马解散以后，同斯托雷平谈过担任大臣职位的问题）这家伙也完全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他谈到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一届杜马提出的法案时说，“在42人法案中，令人惊异的就是它仍然有那种力图使一切都平均化的旧官僚主义专制的痕迹。”（1906年5月19日第十二次会议，第479—480页）他完全同马斯洛夫一样地“袒护”非俄罗斯民族，他说：“怎样能使整个俄国，使小俄罗斯、立陶宛、波兰、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都贯彻这一点〈平均制原则〉呢？”（第479页）他威胁说：“你们不得不在圣彼得堡成立一个庞大的地政机关……在每个地方都得派上一整批官吏。”（第480页）
　　这种说国有化主张会造成官僚主义和奴役的叫嚣，即我国那些不合时宜地抄袭德国模式的地方公有派发出的叫嚣，竟成了所有右派发言的基调。比如十月党人施德洛夫斯基，他反对强制转让，责备立宪民主党人鼓吹“农奴制”（1907年3月19日第二届杜马第十二次会议，第752页）。比如舒利金，他大叫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说强制转让是“文化和文明的坟墓”（1907年3月26日第十六次会议，第1133页）。舒利金也举出12世纪的中国作例子（不过没有说这是不是从普列汉诺夫的《日志》[168]中看来的），说当时中国国有化的试验结果很可悲（第1137页）。又如斯基尔蒙特在第一届杜马中的发言，他说，国家将成为所有者！“这对埃尔多拉多[169]官僚制度又将是一个福音”（1906年5月16日第十次会议，第410页）。又比如十月党人坦佐夫，他在第二届杜马中大声叫道：“把这种责备〈关于农奴制的责备〉加在左派和中派头上更有道理。实际上，这些为农民准备的法案，无非是要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无非仍旧是农奴制度，只是形式不同而已，把地主换成高利贷者和官吏罢了。”（1907年5月16日第三十九次会议，第653页）
　　当然，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些关于官僚主义的叫嚣的虚伪性，因为正是要求国有化的农民提出了用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选举成立地方土地委员会的出色主张。但是黑帮地主不得不抓住一切理由来反对国有化。阶级嗅觉告诉他们，在20世纪的俄国实行国有化同成立农民共和国是密不可分的。在其他国家里，由于客观条件的关系，不可能有农民土地革命，情形就自然不同了。例如在德国，那里卡尼茨之流会同情国有化计划，那里社会党人对于国有化连听都不要听，那里争取国有化的资产阶级运动只是局限于知识分子的宗派活动。右派为了扼杀农民革命，不得不在农民面前扮演维护农民私有权、反对土地国有化的角色。我们看到，鲍勃凌斯基就是一个例子。韦奇宁也是一个例子，他说：“这个问题〈土地国有化问题〉当然应该加以否定，因为它甚至不会得到农民的同情，农民希望根据所有权而不是根据租佃权占有土地。”（第三十九次会议，第621页）只有地主和大臣才会这样替农民说话。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所以古尔柯先生、斯托雷平先生以及诸如此类拚命维护私有权的英雄们的发言，我看就用不着再引用了。
　　右派中唯一的例外，就是上面我们已经提到过的捷列克州的哥萨克卡拉乌洛夫。［注： 见本卷第301页。——编者注］卡拉乌洛夫也部分地赞同立宪民主党人盛加略夫的意见，说哥萨克军队是一个“庞大的土地村社”（第1363页），说“应该废除的是土地私有制”而不是村社，他拥护“实行广泛的土地地方公有化，把土地转归各个区域所有”（第1367页）。同时，他又埋怨官僚的无理挑剔，埋怨“我们不能成为自己财产的主人”（第1368页）。哥萨克对地方公有化的同情有什么意义，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了。

2．立宪民主党人

　　在第二届杜马中，立宪民主党人也同其他政党一样极充分、极完整地表明了自己真正的本性。他们“认识到自己的使命”，采取了中派立场，从“国家观点”出发既批评右派也批评左派。立宪民主党人公然向右转，从而暴露了自己的反革命本质。他们在土地问题上向右转的标志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把残存的一点土地国有化思想都彻底抛弃了，完全放弃了“国家土地储备”的计划，主张土地归农民私有。目前俄国革命中的局势的确是如此：所谓向右转，也就是转到土地私有制方面去！
　　立宪民主党在土地问题上的正式发言人前任大臣库特列尔，一下子就转过来批评左派（1907年3月19日第十二次会议）。这位维特和杜尔诺沃的可尊敬的同僚大声喊道：“既然谁也没有提议消灭一切私有权，那就必须无保留地承认土地私有权的存在。”（第737页）这种论据同黑帮的论调是完全吻合的。黑帮分子克鲁平斯基也同立宪民主党人库特列尔一样叫嚣：“要分就统统分。”（第784页）
　　这位名副其实的官吏库特列尔特别详尽地说明了“分地”给农民的不同份额。这位自由派知识分子和玩弄自由主义的官吏不依靠任何一个利益一致的阶级，他避而不谈地主土地究竟有多少、可以剥夺的有多少的问题。他宁可大谈“份额”，装出一副从国家的高度看问题的样子而把问题搞得模糊不清，隐瞒立宪民主党人主张保留地主经济的事实。库特列尔先生说：“甚至政府也主张扩大农民的土地使用权。”（第734页）就是说，立宪民主党人那个同样是官吏性质的方案就没有什么不能实现的了！这位立宪民主党人在坚持认为自己的方案切实可行时，自然就掩盖了下面这一事实，即他的标准是否能劝得地主同意，换句话说，就是能否使自己的方案符合地主的利益，在阶级调和的堂皇的幌子下巴结黑帮分子。库特列尔说：“诸位先生，我觉得，使土地国有化法案获得法律效力的政治条件是可以设想的，但是我不能设想在最近的将来会有使这项法律真正付诸实现的政治条件。”（第733页）说得干脆一点就是：推翻黑帮地主政权一般是可以设想的，但我现在却设想不出，所以我要讨好现政权。
　　库特列尔先生坚持说农民土地所有制比劳动派的方案，尤其比“平均使用”原则更好，他的理由是：“如果为了这个〈为了平均土地〉将任命专职官吏，那就会产生闻所未闻的、不堪设想的专制和对人民生活的干预。当然，这件事可以交给地方自治机关，交给居民自己选出的人员去办理，但是能不能认为这样就可以完全保证这些人员不对居民恣意妄为呢，能不能认为，这些人员总是会按照居民的利益行事，居民根本不会吃他们的苦头呢？我想在座的农民都知道，他们自己选出来的人，乡长和村长，往往同官吏一样压迫老百姓。”（第740页）难道还有比这更卑鄙的伪善吗？立宪民主党人自己提议成立地主占优势的土地委员会（地主的和农民的代表各占一半，由官吏或地主任主席），同时却警告农民说，农民选出的人员有办事专制和恣意妄为的危险！只有恬不知耻的政治骗子才会这样来反对平均土地，因为这些人既没有社会主义原则（社会民主党人有这种原则，他们虽然证明平均土地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完全赞成由选举产生的地方委员会），也没有那种认为地主私有制是唯一救星的原则（鲍勃凌斯基之流有这样的原则）。
　　立宪民主党的计划既不同于右派，也不同于左派，能够说明它的特点的并不是立宪民主党人所说的那些东西，而是他们避而不谈的那些东西，即土地委员会的成分问题，这些委员会要强迫农民接受“第二次解放”，也就是花高价得到“沙地”。为了抹杀问题的这一实质，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二届杜马中（同在第一届杜马中一样）采取了十足的欺骗手段。请看盛加略夫先生的手法。他装作进步人士，重弹流行的反对右派的自由主义论调，他照例痛哭流涕，抱怨暴力和无政府状态，说法国曾为此“付出一百年剧烈动荡的代价”（第1355页）。但是在土地规划委员会的问题上，请看他用了怎样的脱身之计：
　　看，难道这不是欺骗吗？难道这个家伙真的既不知道第一届杜马中讨论地方委员会问题的情况，也不知道当时《言语报》上的文章吗？难道他会不明白叶夫列伊诺夫的十分清楚的声明吗？
　　你们会说，他已经答应“最近几天内”就提出法案。但是第一，答应交回骗去的东西，并不能消除欺骗这一事实。第二，请看“最近几天内”发生了什么事。1907年3月29日盛加略夫先生发了言。1907年4月9日立宪民主党人塔塔里诺夫也发了言，他说：“诸位，我还要讲一个问题，我觉得〈只是“觉得”！〉这个问题会引起大的争论，这就是比我们左的所有各政党提出的地方土地委员会的问题。所有这些政党都提议必须在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成立地方土地委员会来解决各地的土地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去年就十分坚决地表示反对这样的委员会，现在还是坚决表示反对。”（第1783页）
　　由此可见，在立宪民主党主张的“强制转让”的实际条件这一极其重要的问题上，两位立宪民主党人说的话是不同的，他们在左派政党打击下动摇不定，这些左派政党把立宪民主党人想保守秘密的东西公开出来了！盛加略夫先生起先说“我不知道”，后来说“我同意左派的意见”，后来又说“最近几天内就会提出法案”。塔塔里诺夫先生却说：“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坚决反对。”他还补充说，不能把一个杜马分为一千个杜马，不能把土地问题拖到实行政治改革的时候，拖到采用普遍……的选举制的时候再解决。然而这又是一种遁词。问题完全不在于实行这种或那种办法的时机，在这点上，第二届杜马中的左派不会有任何怀疑。问题在于立宪民主党人真正的计划究竟是什么：他们说的“强制转让”，是谁强制谁？是地主强制农民，还是农民强制地主？对于这个问题，只有土地委员会的组成才能作出回答。立宪民主党人在《言语报》的社论（米留可夫写的）中，在库特列尔的方案中，在丘普罗夫的文章（上面已引录过了）中［注：见本卷第211页。——编者注］，已经确定了委员会的组成，但是立宪民主党人在杜马中却闭口不谈这个组成，没有回答叶夫列伊诺夫直截了当提出的问题。
　　必须坚决指出，一个政党的代表在议会里采取这种行为，就是自由派对人民的欺骗。未必有人会受鲍勃凌斯基和斯托雷平之流的骗。至于立宪民主党人，许许多多不愿意分析或者不能理解政治口号和政治用语的真实含义的人，就会受他们的骗了。
　　总之，立宪民主党人反对任何形式的土地公用原则［注：在这方面，第一届杜马就33人土地法案的方针（即关于废除土地私有制的问题）所展开的讨论特别值得注意。立宪民主党人（彼特龙凯维奇、穆哈诺夫、沙霍夫斯科伊、弗连克尔、奥夫钦尼科夫、多尔戈鲁科夫、科科什金）疯狂地反对把这样的法案提交委员会审议，而且得到葛伊甸的全力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理由对于稍微有一点自尊心的自由主义者来说都是很不体面的。这是反动政府的奴仆用警察式的官腔在支吾搪塞。例如彼特龙凯维奇先生说，提交委员会就是承认这个法案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有采纳的“可能”。日尔金先生挖苦立宪民主党人说（1906年6月8日第二十三次会议），他可以把这个法案和极右派的法案一并提交委员会审议。但是立宪民主党人和右派以140票对78票否决了把这个法案提交委员会审议的提案！］，反对无偿地转让土地，反对农民占优势的地方土地委员会，反对革命，尤其反对农民土地革命。他们对于1861年农民“改革”的态度，可以说明他们在左派和右派之间看风使舵的立场（目的是把农民出卖给地主）。左派（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就可以看出）讲到这次“改革”时全都带着反感和愤懑的心情，把它看作地主套在农民脖子上的绞索。立宪民主党人却同右派沆瀣一气，对这样的改革感激涕零。
　　鲍勃凌斯基伯爵说：“这里有人玷污了俄国历史上最纯洁最光辉的一页……解放农民这一事业是无可非难的……1861年2月19日是一个伟大的光辉的日子。”（3月29日，第1289页和第1299页）
　　库特列尔说：“1861年伟大的改革……以大臣会议主席为代表的政府正在屏弃俄国历史，屏弃俄国历史上最出色最光辉的一页。”（5月26日，第1198—1199页）
　　对实际进行的强制转让的这一评价，比立宪民主党人为了掩盖自己想法而写的一切法案和发言稿都更能说明立宪民主党的土地纲领。既然人们认为地主剥夺农民土地、农民用贵两倍的价钱赎买“沙地”、政府用军事刑罚实施规约[170]等等是最光辉的一页，那就很明显，他们是在力求实行“第二次解放”，力求再次用赎买的手段盘剥农民。鲍勃凌斯基和库特列尔对1861年改革的评价是一致的。不过鲍勃凌斯基的评价直接地、如实地反映了地主的真正利益，因此它能澄清广大群众的阶级意识。鲍勃凌斯基之流赞不绝口，那就是说地主得到了好处。库特列尔的评价表现出一个毕生在地主面前卑躬屈节的小官吏的智力不足，充满了伪善，因而会模糊群众的意识。
　　说到这里，我们还要指出立宪民主党在土地问题政策上的另一个方面。所有的左派都公开站在作为斗争力量的农民方面，阐明进行斗争的必要性，指出政府是地主的政府。立宪民主党人却同右派一起站在“国家观点”方面，否定阶级斗争。
　　库特列尔声明说不必“根本改造土地关系”（第732页）。萨韦利耶夫警告不要“触动大宗的利益”，他说：“完全否定私有制的原则未必妥当，而且运用这一原则时会遇到极其复杂的情况，如果我们注意到拥有50俄亩以上土地的大土地占有者的土地很多，共有7944万俄亩，那情况就尤其复杂了”（1907年3月26日，第1088页。农民提到大地产，是为了证明必须消灭这些大地产；自由派提到大地产，是为了证明必须屈从大地产）。盛加略夫认为，要是人民自己夺取土地，那是“最大的不幸”（第1355页）。罗季切夫则象夜莺那样唱道：“我们不来激起阶级仇恨，我们愿意忘记过去。”（1907年5月16日，第632页）卡普斯京也是这样，他说：“我们的任务是要到处传播和平和正义，而不是传播和煽起阶级仇恨。”（4月9日，第1810页）克鲁平斯基对社会革命党人季明的发言表示愤慨，因为这个发言“充满了对有产阶级的憎恨”（3月19日，第783页）。总之，在谴责阶级斗争方面，立宪民主党人和右派是一致的。不过右派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鼓吹阶级斗争，对于作为斗争对象的阶级只能是有害的和危险的。右派忠实地维护农奴主－地主的利益。而立宪民主党人呢？他们在进行斗争——他们说他们在进行斗争！——他们想“强制”掌握政权的地主，同时他们又谴责阶级斗争！难道真正进行斗争而不是在地主面前摇尾乞怜的资产阶级，例如法国的资产阶级，是这样干的吗？难道它没有号召过人民起来斗争，没有激发过阶级仇恨，没有创立阶级斗争的理论吗？

3．右派农民

　　在第二届杜马中，真正的右派农民是绝无仅有的，也许只有列缅奇克（明斯克省代表）一人，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村社和“土地资产”，并且坚决拥护私有制（在第一届杜马中有许多波兰农民代表和俄国西部农民代表是拥护私有制的）。连这位列缅奇克也主张“按公道的价格”（第648页）转让土地，这就是说，他实际上是一个立宪民主党人。我们把第二届杜马中的其他“右派农民”划为一个特别的集团，因为他们无疑比立宪民主党人要左。就拿彼得罗琴科（维捷布斯克省代表）来说。他开头说他“至死也要保卫沙皇和祖国”（第1614页）。右派都拍手叫好。但是接着就讲到“缺地”问题，他说：“不管你们怎么讨论，你们总造不出另外一个地球来。就是说，得把现有的土地交给我们。这儿有一位发言人说，我们的农民愚昧无知，给他们那么多土地没有必要，也没有用，反正土地不会给他们什么好处。从前土地给我们的好处自然不多，因为我们没有土地。至于说到我们愚昧无知，那么我们要求的只是土地，就让我们这些笨人来翻地吧。我个人认为让贵族去种地当然是很不体面的。这儿还有个说法：按照法律私有土地是不能触动的。我当然同意要遵守法律，不过为了消除缺地现象，需要制定一项法律，使这一切都合法化。为了不让任何人吃亏，库特列尔代表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条件。当然，他是个有钱人，他出的价钱太贵；我们这些穷庄稼汉付不起这么多钱。至于我们应该怎么过活，是搞村团，是各户占有土地，还是搞独立农庄，我看还是让大家爱怎么过就怎么过吧。”（第1616页）
　　这些右派农民同俄国自由派是根本不同的。前者口头上忠于旧政权，行动上是在争取土地，在同地主作斗争，不同意照立宪民主党人的标准付赎金。后者口头上说为人民的自由而斗争，行动上却在策划让地主和旧政权再次盘剥农民。后者只可能向右转，从第一届杜马到第二届杜马，从第二届杜马到第三届杜马都是在向右转。前者等待人家把土地“交给”他们，然而大失所望，因此会走向另一面。看来，跟我们同路走的将是“右派”农民，而不是“自由派的”、“民主派的”立宪民主党人……
　　再请看农民希曼斯基（明斯克省代表）。他说：“我到这里来是为了保卫宗教、沙皇和祖国，是为了要求土地……当然不是用抢劫的办法，而是用和平的办法，按公道的价格……所以我代表全体农民请杜马的地主代表上台来表示他们愿意按公道的价格把土地让给农民，这样我们农民当然会感激他们，我想沙皇老爹也会感激他们。至于不同意这样做的地主，我向国家杜马提议，对他们的土地征收累进税，到时候他们也一定会向我们让步，因为他们会认识到，东西大了不好吞。”（第1617页）
　　这位右派农民所说的强制转让和公道价格，其含义同立宪民主党人所说的完全不同。立宪民主党人不但欺骗左派农民，而且也欺骗右派农民。右派农民要是知道了立宪民主党人提出的建立土地委员会的计划（按库特列尔或丘普罗夫的办法，见《土地问题》第2卷），他们对这个计划会抱什么态度，这一点可以从农民梅利尼克（十月党人；明斯克省代表）的下列建议中看出。他说：“我认为有责任使〈土地〉委员会中有60％的委员是实际了解农民疾苦〈！〉、熟悉农民等级状况的农民，而不是那些也许只是徒有农民称号的人。这是事关农民以至一切穷人的福利的问题，这里没有任何政治意义。应该选那些能够在实际上而不是在政治上解决这个问题以造福人民的人。”（第1285页）一旦反革命势力向这些右派农民表明“穷人福利问题”的政治意义，他们是会向左走得很远的！
　　为了说明君主派农民代表同君主派资产阶级代表彼此有多大的距离，可以从有时代表农民协会和劳动团讲话的“进步人士”提赫文斯基司祭的发言中摘录几段。他说：“我国广大农民是爱戴皇上的，我恨不得能戴上隐身帽，踏着飞毯，飞到皇上宝座的前面，禀告皇上说：陛下的头号敌人，也是人民的头号敌人，就是不负责任的内阁……劳动农民要求的只是严格遵守‘全部土地归全体人民……’的原则〈关于赎买问题：〉……右派先生们，别害怕，指靠我们人民吧，人民不会让你们受苦的。（右边高喊：“多谢！多谢！”）现在我要讲一讲人民自由党报告人的发言。他说人民自由党的纲领同农民和劳动团的纲领相差不远。不！先生们，相差很远。我们听到报告人说：‘就假定我们的法案不够公正吧，但是它比较实际。’先生们，有人为了实际起见竟不惜牺牲公正！”（第789页）
　　拿这位代表的政治世界观来说，他同立宪民主党人不相上下。但是，这种乡下人的纯朴同律师、官吏和自由派新闻记者中的“生意人”有着多大的差别啊！

4．无党派农民

　　无党派农民反映了乡村中觉悟最低、组织程度最差的广大群众的意见，对他们应该特别注意。因此我们把所有无党派农民［注：我们在确定第二届杜马的代表属于哪个党派时，利用了国家杜马刊印的按党派排列的代表名单这一正式文件。有些代表常从这一政党转到另一政党，但是无法根据报上的消息将这种变动考虑进去。再说，在这个问题上利用各种不同的材料，只会引起混乱。］的发言都摘引一下。这样的农民并不多，只有萨赫诺、谢苗诺夫、莫罗兹、阿法纳西耶夫这几个人。
　　无党派农民谢苗诺夫（波多利斯克省农民代表）的发言也同样地开诚布公、简洁有力：
　　读读“不搞政治的”农民的这样的发言，就会十分清楚，不仅实现斯托雷平的土地纲领，就是实现立宪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也需要有几十年功夫来对农民群众不断施行暴力，不断用鞭笞、酷刑、监狱和流放来对付一切向往和试图自由行动的农民。斯托雷平懂得这一点，并且正在采取相应的行动。立宪民主党人在某种程度上不懂得这一点，那是由于自由派官吏和自由派教授所特有的迟钝，在某种程度上则是在伪善地掩饰这一点，“羞羞答答地默不作声”，他们对1861年和以后一些年实行的军事刑罚就是抱的这种态度。如果这种一贯的、不顾一切的暴力手段因碰到国内或国外的某种障碍而遭到挫折，那么“不搞政治的”、无党派的诚实农民便会把俄国建成为农民共和国。
　　农民莫罗兹在简短的发言中干脆说：“必须剥夺司祭和地主的土地”（第1955页），接着他引用了福音书（资产阶级革命家从福音书中找到自己的口号，在历史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说：“要是不给司祭面包和半俄升烧酒，他就不会给小孩举行洗礼……而他们还讲什么福音书，并且念道：‘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我们一求再求，但是什么也没有给我们，我们一叩再叩，还是什么也没有给我们。是不是得把门撞破去抢呢？先生们，不要弄到把门撞破吧，请你们自愿地拿出来，这样就会有自由了，这样对你们对我们都好。”（第1955页）
　　再请听无党派农民阿法纳西耶夫的言论，他不是从哥萨克的观点，而是从“差不多是外来人”的观点来评价哥萨克的“地方公有化”的。“先生们，我首先要告诉你们，我是顿河州的农民代表，那里有100多万农民，代表他们到这里来的却只有我一个人。这一点就可以说明，我们在那里差不多是外来人……我觉得非常奇怪：难道是彼得堡在养活农村吗？不是的，恰恰相反。我曾经在彼得堡干了20多年，那时我就发现，不是彼得堡在养活农村，而是农村在养活彼得堡。现在我也看到这一点。所有这些最漂亮的建筑，所有这些高楼大厦，所有这些富丽堂皇的房屋——所有这一切，跟25年前一样，都是农民建造起来的……普利什凯维奇举例说，哥萨克每人有20多俄亩土地，但还是挨饿……他为什么不说这些土地在什么地方呢？土地是有的，俄罗斯也有土地，但是占有土地的是谁呢？如果他知道那里有多少土地而不说出来，那他就是个不公正的人；如果他不知道，那就不应该提起这件事。也许他真的不知道，那么先生们，让我来告诉他土地在什么地方，一共有多少，占有土地的究竟是谁吧。要是把土地算一下，就可以知道，在顿河军屯州，私人养马场有753546俄亩土地。这里我还要提一提卡尔梅克的养马场，也就是所谓游牧场。那里总共有165708俄亩土地。其次，富人临时承租的土地有1055919俄亩。所有这些土地都不在普利什凯维奇列举的那些人手中，而是在压迫我们的富农、有钱人手中；他们得到耕畜，就要榨取我们一半的收成，每俄亩要交一个卢布，我们租一头牲口耕地又要交一个卢布，可是我们总得养活自己的儿女，养活老婆孩子呀。所以我们那里就要闹饥荒。”这位发言人又讲到，每个租地者交8匹“军马”可以得到2700俄亩土地；农民是可以比他们交出更多的军马的。“我讲给各位听，我想说服我国政府，让它知道不这样做是非常错误的。我给《农村通报》[171]编辑部写过信，要他们发表。但是他们答复我说，教训政府不是我们该做的事。”由此可见，在交归地方所有的“地方公有”土地上，“不民主的中央政府”事实上在造成新的地主，而据普列汉诺夫发现，地方公有化是防止复辟的保证……
　　“根本不要提农民这个字眼”！这是从一个农民“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一句绝妙的名言，这位农民想打破土地占有制的等级性（“我们俄国现行的一切法律”），想根本消灭农民这一最低等级的名称。“让大家都成为公民。”劳动者享有平等的土地权——这无非是把业主的观点彻底地用于土地方面。除了业主享有的对土地的权利，除了“珍惜”土地的理由，除了在土地上“出力”的关系之外，不应该有任何其他占有土地的根据（如哥萨克“因服役”而占有土地等等），不应该有任何其他的理由，不应该有任何其他的关系。农场主肯定会这样看问题，因为他们想在自由的土地上自由经营，想消除一切局外的、有阻碍作用的旧东西，消除一切原有的土地占有形式。如果马克思主义者劝这样的业主拒绝国有化，教他们懂得份地私有制的好处，那岂不是在愚蠢地运用不够成熟的学说吗？
　　在第一届杜马中，农民梅尔库洛夫（库尔斯克省代表）也对农民份地国有化问题表明了同样的想法，这种想法我们在上面引用农民协会代表大会的材料时已经提到了。梅尔库洛夫说：“有人吓唬人说，农民也不愿同现在占有的小块土地分开。关于这一点我想说：谁要剥夺他们的土地呢？即使全盘国有化，也只有不是业主自己耕种、而是靠雇佣劳动耕种的土地才要交出来。”（1906年5月30日第十八次会议，第822页）
　　讲这话的是一个自称有60俄亩私有地的农民。当然，要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消灭或禁止雇佣劳动，这是一种幼稚的想法，但是我们要消除错误的想法，应该从产生错误的根源，从所谓的“社会化”和禁止雇佣劳动等方面［注：这种错误思想我们甚至用不着去“消除”，因为以“冷静的”彼舍霍诺夫先生之流为首的“冷静的”劳动派自己已经把它消除了。］着手，而不应该从国有化着手。
　　梅尔库洛夫这位农民还反对立宪民主党的42人法案，这个法案和地方公有化相同的地方，就是份地仍然私有，地主土地交给农民使用。这是“从一种制度到另一种制度的某种过渡阶段……结果不是一种占有制而是两种占有制：土地私有制和租地使用制，这两种土地占有制形式不但合不到一起，而且是截然相反的”（第823页）。

5．民粹派知识分子

　　应该把民粹派知识分子的发言中，特别是民粹派的机会主义者人民社会党人的发言中的两股潮流分开：一方面是真心实意地保护农民群众的利益，在这方面他们的发言自然远不及“不搞政治的”农民的发言给人的印象那么深；另一方面，是有某种立宪民主党人的味道，有某种知识分子市侩气息，总想用国家观点来处理问题。自然，他们和农民不同，他们是有某种学说的：他们进行斗争不是为了消除直接感觉到的贫穷困苦，而是为了贯彻某种学说，即贯彻一整套歪曲斗争内容的观点。
　　卡拉瓦耶夫先生在他第一次发言中宣称：“土地归劳动者”，他说斯托雷平按根本法第87条颁布的土地法是要“消灭村社”，是抱有“政治目的”的，即要“造成一个特殊的乡村资产者阶级”。
　　这段话流露出瓦·沃·先生那种反动的民粹主义思想：对于谁来说“好”呢？是对于国家吗？对于地主国家，还是对于资产阶级国家？为什么无产阶级就不“好”呢？是因为少地农民“可能获得”土地，也就是说可能比无产阶级更容易安抚，更容易被拉进维护秩序的营垒中去吗？从卡拉瓦耶夫先生的言论中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似乎他要为斯托雷平之流提供更可靠的防止社会革命的“保证”！
　　如果卡拉瓦耶夫先生确实是对的，马克思主义者就不能支持在俄国没收地主土地的主张。但是卡拉瓦耶夫先生错了，因为斯托雷平的“道路”同农民革命相比，会延缓资本主义的发展，会造成比无产者更多的贫民。卡拉瓦耶夫自己也说，而且说得很对：斯托雷平政策是使目前一半还是按农奴制方式经营的地主发财致富（而不是使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农场主－资本家发财致富）。1895年，通过“农民”银行出卖的土地，价格为每俄亩51卢布，在1906年则为126卢布（卡拉瓦耶夫在1907年5月26日第四十七次会议上的发言，第1189页）。卡拉瓦耶夫先生的党内同僚沃尔克－卡拉切夫斯基先生和杰拉罗夫先生把这些数目字的意义说得更加明显。杰拉罗夫指出：“截止到1905年，在农民银行开办以后的20多年内，一共只收买了750万俄亩土地”；而从1905年11月3日至1907年4月1日这段时期内，该银行共收买了380万俄亩土地。每俄亩土地的价格1900年为80卢布，1902年为108卢布，1903年，在土地运动和俄国革命爆发以前，成了109卢布。现在是126卢布。“当全俄国因革命而遭到重大损失的时候，俄国大地主却发了大财。在这段时间内人民有6000多万卢布的金钱落入他们手中。”（第1220页——这是按109卢布的“正常”地价计算的）但沃尔克－卡拉切夫斯基先生的计算要准确得多，他不承认什么“正常”价格，而是简单明了地指出，从1905年11月3日以后，政府拿农民买地的款项付给地主5200万卢布，同时又自己出钱付给地主24200万卢布，总共“有29500万卢布的人民金钱付给了贵族地主”（第1080页，黑体都是我们用的）。当然，这只是俄国为容克－资产阶级式的农业演进所付出的代价的极小部分，这是为了农奴主和官僚的利益向生产力发展收的贡赋！立宪民主党人也主张保留这种为俄国的自由发展而付给地主的贡赋（赎金）。反过来说，在新制度下，农场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将不得不用这笔款项去发展农业生产力［注：参看考茨基在《俄国土地问题》一书中提出的必须将大量资本用于改进农民农作技术的论断[172]。“地方公有派”在这里可能提出反驳，说资产阶级共和国会把钱用于共和国的军队，而民主的地方自治机关却……最可爱的地方公有派先生们，不民主的中央政权会从民主的地方自治机关那里把钱夺走的！况且在不民主的中央政权下，要成立这种地方自治机关是根本办不到的，这不过是市侩的天真愿望。只有拿资产阶级共和国（同其他的国家相比，这种国家用于发展生产力的开支最多，例如美国）同资产阶级君主国（向容克地主付几十年的贡赋，例如德国）作对比才是现实的。］。
　　最后，无疑应该提到民粹派知识分子的一个长处，即他们和鲍勃凌斯基、库特列尔之流不同，知道人民在1861年受了骗，他们没有把臭名昭著的改革称为伟大的改革，而是称为“为地主利益实行的改革”（卡拉瓦耶夫语，第1193页）。卡拉瓦耶夫先生谈到改革后的时期时正确地指出，现实“比”那些在1861年捍卫农民利益的人所作的“最悲观的预言还糟”。
　　讲到农民土地所有制问题时，卡拉瓦耶夫先生公开针对政府对这种所有制的关心，向农民提出问题：“各位农民代表先生，你们是人民的代表。你们的生活是农民的生活，你们的意识是农民的意识。当你们启程来开会的时候，你们的选民是不是抱怨过，说他们对占有土地没有信心呢？他们是不是提出过，你们在杜马中的第一个任务、第一个要求就是‘设法巩固土地私有制，不然你们就是没有履行我们的委托’。你们一定会说：我们并没有受到这样的委托。”（第1185页）
　　农民没有驳斥这一声明，而是用自己发言的全部内容证实了这一声明。这当然不是因为俄国农民是“村社拥护者”，是“反私有主义者”，而是因为经济条件现在要求他们消灭一切旧的土地占有制形式，以便建立新的经济。
　　民粹派知识分子的短处就是他们侈谈农民土地占有制的“土地份额”。卡拉瓦耶夫先生声明说：“我想大家都会同意这一点，就是要妥善解决土地问题必须有下列的材料：首先是为维持生活所需要的土地份额，即消费土地份额，再就是使用全部劳动量所需要的土地份额，即劳动土地份额。必须确切知道农民有多少土地，这样就能算出究竟缺多少土地。还应该知道可以拨给的土地有多少。”（第1186页）
　　我们根本不同意这种意见。我们根据农民在杜马中的声明可以断定，这里有同农民格格不入的知识分子官僚主义的成分。农民不讲什么“土地份额”。土地份额是官僚主义者臆造出来的，是1861年农奴制改革的可恶的遗毒。农民凭正确的阶级直觉，把重点放在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上，而不放在什么“土地份额”上。问题不在于“需要”多少土地。上面提到的那位无党派农民说得再好不过了：“你们总造不出另外一个地球来。”问题在于如何消灭起压迫作用的农奴制大地产，即使不做到这一点就能达到“土地份额”，也应该消灭这种大地产。照民粹派知识分子看来，似乎只要“土地份额”一达到，也许就用不着去触动地主了。农民的思路却不是这样的。“农民们，打倒他们〈地主〉！”——农民皮亚内赫（社会革命党人）在第二届杜马中这样说道（1907年3月26日第十六次会议，第1101页）。要打倒地主并不是因为“土地份额”不够，而是因为耕作者－业主不愿意让蠢驴和吸血鬼骑在他们头上。这两种见解真有“天壤之别”。
　　农民不讲什么土地份额，而是凭着极好的实际的直觉“抓住问题的关键”。问题是谁来规定这些土地份额。关于这一点，波亚尔科夫司祭在第一届杜马中说得很好。他说：“计划要规定每个人应得的土地份额，试问谁来规定这个土地份额呢？如果由农民来规定，那他们当然不会让自己吃亏了，如果由地主和农民一同来规定，那么在制定土地份额时谁占上风，还是一个问题。”（1906年5月19日第十二次会议，第488页）
　　这真是切中要害地道破了关于土地份额的种种空谈的实质。
　　从立宪民主党人说来，这不是空谈，而是直接把农民出卖给地主。好心肠的乡村司祭波亚尔科夫先生大概在自己乡下看清了自由派地主的真面目，于是就本能地明白了毛病出在什么地方。
　　这位波亚尔科夫还说：“另外，有人还担心会产生很多官吏！农民自己会把土地分配好的！”（第488—489页）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土地份额”的确有官僚气味。农民却不这样，他们说：我们自己来就地分配土地。由此产生了成立地方土地委员会的主张，这种主张反映了农民在革命中的正当利益，理所当然地引起自由派坏蛋［注：城市中的工人政府，农村中的农民委员会（到一定时候会变为按普遍……投票方式选出的机关）——这就是胜利的革命即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唯一可能的组织形式。自由派对争取自由的阶级的这些组织形式如此深恶痛绝是不足为奇的！］的憎恨。实现了这样的国有化计划，国家要做的只是决定哪些土地可以作为移民所需的土地，或者需要进行特别的干预（如我们现行纲领中所说的，“有全国意义的森林和水域”），也就是说，要做的只是连“地方公有派”也认为必须交给“民主国家”（应该说是共和国）办理的事情。
　　把关于土地份额的议论同实际的经济情况加以对照，我们就立刻可以看出，农民是讲究实际的人，民粹派知识分子则是讲空话的人。“劳动”土地份额只有在试行禁止雇佣劳动的情况下才可能有重大意义。但是大多数农民抛弃了这种做法，人民社会党人也认为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既然如此，“土地份额”的问题就不存在了，剩下的只是在现有的业主之间分配土地。“消费”土地份额是贫困的土地份额，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农民总是会为了逃避这种“土地份额”而跑到城市里去（这一点下面还要专门讲到）。可见，这里的问题也完全不在于“土地份额”（它是随着文化和技术的变化而变化的），而在于现有业主之间的土地分配，在于两种业主之间的“分解”：一种是能够（用劳动和资本）“珍惜”土地的真正的业主，另一种是不能留在农业中（硬要留下他们是反动的）的不中用的业主。
　　为了表明民粹派先生们的民粹主义理论有多么荒谬，我们来谈一谈卡拉瓦耶夫先生引用的丹麦的例子。你们要知道，欧洲“都以私有制为依靠”，而我国的村社“有助于解决合作社问题”。“丹麦在这方面是个光辉的例子。”对于驳斥民粹派来说，那确实是个光辉的例子。丹麦有既集中了产乳牲畜（见《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第10章［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200—211页。——编者注］）又集中了土地的最典型的资产阶级农民。在丹麦的所有农户中，68．3％的农户每户有地不到1哈尔特康，即大约不到9俄亩。他们拥有的土地总数占全部土地的11．1％。另一个极端是，占总数12．6％的农户每户有地4哈尔特康以上（36俄亩以上）。他们拥有的土地总数占全部土地的62％（尼·斯·《土地纲领》新世界出版社版第7页）。这里不用再作解释了。
　　有趣的是，自由派分子赫尔岑施坦在第一届杜马中把丹麦当作一张王牌，而右派（在两届杜马中）则反驳说：在丹麦是农民所有制。我国需要实行土地国有化，好让旧的农场能在“废除了地界的”土地上“按丹麦方式”进行改造，至于把租佃权变为所有权的问题，只要农民自己有这个要求是可以办到的，因为全体资产阶级和官僚随时都会支持农民这样做的。此外，在国有化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的发展（“按丹麦方式”的发展）将因土地私有制的废除而更加迅速。

6．劳动派（民粹派）农民

　　劳动派农民、社会革命党人农民同无党派农民实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只要把两者的发言比较一下，你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们的需要相同，要求相同，世界观也相同。不过有党派的农民觉悟更高，表达方式更清楚，对问题各个方面之间的联系了解得更全面。
　　劳动派农民基谢廖夫在第二届杜马第二十六次会议上（1907年4月12日）的发言，要算是最出色的发言了。同自由派小官吏的“国家观点”相反，他直截了当地着重指出：“我国政府的、实际上受到地主－土地占有者左右的全部对内政策，其目的是把土地保留在目前的占有者手里。”（第1943页）这位发言人指出，正因为如此，有人要使人民处于“十足的愚昧状态”。他还讲到了十月党人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公爵的发言。“各位当然没有忘记他说的那些骇人听闻的话，说什么‘应该彻底抛掉扩大农民土地占有面积的想法。应该保留和支持私有主。我国那些愚昧无知的农民群众没有地主，就象羊群没有牧人一样’。农民同志们，难道还要作什么补充，你们才能明白我们的这些恩人、这些老爷心里怀着怎样的欲望吗？难道你们还不明白他们至今仍在怀念农奴制度吗？牧人老爷们，够了……我只希望全俄罗斯的愚昧的农民、全俄罗斯的人民都牢牢记住这位留里克宗族的子孙说的话，希望这些话能激起每个农民心中的怒火，能比太阳更明亮地照出横在我们同这些自封的恩人之间的鸿沟。够了，牧人老爷们……够了，我们需要的不是牧人而是领袖，没有你们，我们也能找到领袖，我们将同领袖们一起找到通向光明、通向真理的道路，找到通向乐土的道路。”（第1947页）
　　这位劳动派完全站在革命资产者的立场上，这种革命资产者向往土地国有化能造成“乐土”，他们为当前的革命奋不顾身地斗争，对削弱革命声势的想法深恶痛绝，他说：“人民自由党拒绝公正地解决土地问题……各位人民代表先生，难道象国家杜马这样一个立法机关在自己的活动中可以照顾实际而牺牲公正原则吗？难道你们会颁布你们预先就知道是不公正的法律吗？……难道你们认为我国的官僚赏赐给我们的不公正的法律还嫌太少，我们自己还要制定一些这样的法律吗？……你们很清楚，出于安抚俄罗斯这种实际考虑，派出了许多讨伐队，全俄各地都宣布处于非常状态；出于实际考虑到处设立了战地法庭。请告诉我，我们中间有谁赞赏这种照顾实际的精神呢？诸位不是都诅咒这种精神吗？不要象这里有些人那样来提出问题吧。〈这里，发言人大概是影射立宪民主党人地主塔塔里诺夫，此人在4月9日第二十四次会议上说过：“先生们，公正是一个很相对的概念”，“公正是我们大家追求的理想，但是这个理想始终”（对于立宪民主党人来说）“不过是一个理想，将来能不能实现，我看还是一个问题。”第1779页〉公正是什么呢？人就是公正。一个人生了下来，公正就要求让他能够生活；要让他能够生活，公正就要求让他能够用劳动挣得一块面包……”
　　请看，这位农民思想家采取了典型的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者的立场。他不了解他那种公正的历史局限性和历史确定的内容。但是他要求彻底扫除中世纪的一切残余，而且他所代表的阶级也能够为了这种抽象的公正这样去做。这一提法的现实历史内容就是：绝对不许为了“实际”起见而损害公正。这应该理解为：绝对不许向中世纪制度、向地主和旧政权让步。这是法国国民公会活动家的口气。对自由派分子塔塔里诺夫来说，资产阶级自由这一“理想始终不过是一个理想”，他不愿意切实地为这一理想而斗争，不愿意为实现这一理想而牺牲一切，却宁愿同地主搞交易。基谢廖夫们能够领导人民去进行胜利的资产阶级革命，塔塔里诺夫们却只会出卖人民。
　　这一段典型的劳动派议论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这种关于劳动权利的言论同1848年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关于劳动权利的言论有没有区别？二者无疑都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模糊地表述了斗争的实际历史内容的宣言。不过劳动派的宣言模糊地表述出来的，是客观上可能实现的资产阶级革命（就是说，在20世纪的俄国农民土地革命是可能实现的）的真正任务，而1848年法国小资产者的宣言，却是模糊地表述了在上一世纪中叶的法国不可能实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换句话说，19世纪中叶法国工人要求劳动的权利，是希望根据合作制和社会主义等原则革新整个小生产，这在经济上是办不到的。20世纪的俄国农民要求劳动的权利，则是希望在国有化土地上革新农业小生产，这在经济上是完全可以办到的。在20世纪俄国农民对“劳动的权利”的要求中，除了虚假的社会主义理论，还有现实的资产阶级的内容。在19世纪中叶法国小市民和工人对劳动的权利的要求中，除了虚假的社会主义理论就一无所有了。我国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常常忽视的就是这个区别。
　　劳动派自己表明了自己理论的现实内容：尽管人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却并不是人人都会去种地的。显然只有业主才会去种地或者说在土地上定居下来。废除土地私有制就是排除妨碍业主在土地上定居下来的一切障碍。
　　无怪乎对农民革命抱有无限的信心、立志为农民革命效忠的基谢廖夫以蔑视的口吻谈到立宪民主党人，谈到他们主张不必转让全部土地而只要转让一部分土地、强迫支付地价、把事情交给“某种土地机关”办理的思想，总之，谈到“人民自由党把小鸟的羽毛拔光的办法”（第1950—1951页）。无怪乎司徒卢威之流特别在第二届杜马以后要痛恨劳动派，因为只要俄国农民还是劳动派，立宪民主党的计划就不能得逞。然而到俄国农民不再是劳动派的时候，立宪民主党人同十月党人之间的区别也就完全消失了！
　　这里再简单地谈谈其他几名发言人。农民涅奇泰洛说：“那些喝足农民的血、吸够农民脑浆的人把农民叫作愚民。”（第779页）戈洛文插了一句：地主可以侮辱农民，但是庄稼汉可以侮辱地主吗？“这些土地是属于人民的，有人却对我们说，要花钱买地。难道我们是从英国、法国等国家来的外国人吗？我们都是本地人，为什么我们要花钱买自己的土地呢？我们流的血汗、花的金钱已经可以把这些土地赎回十次了。”（第780页）
　　农民基尔诺索夫（萨拉托夫省代表）说：“现在我们除了土地什么也不谈；有人又对我们说：土地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认为土地决不是不可侵犯的；只要人民想要，什么东西都不是不可侵犯的［注：这是普通农民用来表达人民专制这一革命思想的典型的说法。在我国革命中，除了农民，没有其他的资产阶级能实现无产阶级纲领中的这一要求。］。（右边喊道：“真的么！”）是真的！（左边鼓掌）贵族老爷们，你们拿我们当过赌注，用我们去换过狗，你们以为我们不知道吗？我们知道，这些东西曾经全都是你们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你们偷去了我们的土地……派我到这里来的农民这样说过：土地是我们的；我们来这里不是购买土地，而是收回土地。”（第1144页）［注：劳动派农民纳扎连科（哈尔科夫省代表）在第一届杜马中说：“如果你们要议论农民对土地的看法，那我可以告诉你们，婴儿离不开母亲的奶，我们农民离不开土地。我们谈论土地只从这一点着眼。你们大概也知道，就在不久以前，老爷还逼迫我们的母亲用自己的奶去喂他们的小狗。现在也在这样干。不过现在老爷的小狗吮的不是生养我们的母亲的奶，它们吮的是养育我们的母亲——大地的奶。”（第495页）］
　　农民瓦秀京（哈尔科夫省代表）说：“我们在这儿看到的大臣会议主席先生，他不是全国的大臣，而是130000个地主的大臣。9000万农民在他的心目中算不了什么……你们〈他转过身子向右派说〉从事剥削，高价出租自己的土地，剥下农民身上最后一层皮……你们要知道，如果政府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人民不会恳求你们同意，他们要夺取土地……我是乌克兰人〈他叙述了叶卡捷琳娜如何赠给波将金一小片林地：27000俄亩土地和2000个农民〉……过去土地的卖价每俄亩不过25—50卢布，现在每俄亩的租金就要15—30卢布，草场每俄亩要35—50卢布的租金。这是在剥人的皮。（右边高喊：“什么？剥皮？”笑声。）你们别害臊，安静一些吧（左边鼓掌），我说这是剥下农民身上最后一层皮。”（5月16日第三十九次会议，第643页）
　　劳动派农民和农民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就是对农奴制记忆犹新。他们都同样地切齿痛恨地主，痛恨地主国家。他们身上都有一股革命热情在沸腾。他们有些人根本没有考虑他们将来建立的是什么制度，而只是自发地竭尽一切力量来“打倒他们”。有些人则在想入非非地描绘这种制度，但是他们都憎恨同旧俄国的妥协，都在为彻底铲除万恶的中世纪制度而奋斗。
　　只要把革命农民在第二届杜马中的发言同革命工人的发言作个比较，就可以马上看出如下的区别：农民直接的革命性要高得多，他们渴望立刻打垮地主政权、立刻创立新制度的热情要高得多。农民恨不得马上扑上去把敌人扼死。工人的革命性要抽象一些，这种革命性好象是移到了较为遥远的目标上。这种区别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合乎情理的。农民要立即进行自己的资产阶级革命，但看不到这场革命内部的矛盾，甚至想不到这种矛盾。社会民主党工人却看到了这些矛盾，他们抱定的目标是要在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所以就不可能把工人运动的命运同资产阶级革命的结局连在一起。不过不应由此得出结论说，工人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应该支持自由派。应该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工人决不同其他任何阶级融合，但应该用全力帮助农民把这场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7．社会革命党人

　　社会革命党知识分子的发言（关于该党农民的发言，我们在上面谈劳动派农民时已经谈到过），也处处同样毫不留情地批评立宪民主党人并向地主猛烈开火。我们不再重复上面已经说过的话了，只是指出这一部分代表的另外的特点。人民社会党人不喜欢描绘社会主义理想，而喜欢描绘……丹麦的理想，农民则根本不谈什么学说，他们所反映的是把摆脱当前这种剥削形式当作直接理想的被压迫者的直接感觉，社会革命党人跟前两者都不同，他们在发言中加进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学说。例如乌斯宾斯基和萨加捷良（“达什纳克楚纯”分子，这个党与社会革命党很接近，其中“青年派”甚至还加入社会革命党）就提到过村社问题。萨加捷良相当天真地说：“我们不得不十分痛心地指出，人们在发挥土地国有化的高论的时候，没有特别着重指出现存的唯一可以作为前进的基础的有效的制度……村社能防范所有这一切惨祸（欧洲的惨祸，小经济被破坏等等）。”（第1122页）
　　如果我们注意到他是讨论土地问题时的第26个发言人，那么这位可敬的村社骑士的“痛心”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在他以前发言的至少有14个左派分子、劳动派等等，他们都并“没有特别着重指出现存的有效的制度”！眼看农民杜马代表同农民协会历次代表大会一样地对村社无动于衷，这怎么不令人“痛心”呢。萨加捷良和乌斯宾斯基抓住了村社，他们在不愿意承认旧土地团体的农民革命中是真正的宗派主义者。萨加捷良悲伤地说：“我真有点为村社担忧。”（第1123页）“正是现在要不惜一切代价挽救村社。”（第1124页）“这种形式〈即村社〉可以发展成为一种能够指出解决一切经济问题的办法的世界运动。”（第1126页）萨加捷良先生关于村社的这一切议论，显然是“悲伤的和不合时宜的”。而他的同僚乌斯宾斯基则在批评斯托雷平反对村社的法令时表示了一种“使地产转移现象减少到最低限度、缩减到最低程度”的愿望（第1115页）。
　　民粹派的这种愿望无疑是反动的。然而可笑的是，用自己名义在杜马中提出了这种愿望的社会革命党，却又主张废除土地私有制，殊不知这种办法会造成土地最大的转移，会使土地最自由地、最轻而易举地由这个业主手中转到另一个业主手中，使资本最自由地最轻而易举地渗入农业！把土地私有制和资本在农业中的统治混淆起来，是资产阶级土地国有派（包括乔治和其他许多人在内）的典型错误。社会革命党人在“减少转移现象”的要求上是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致的，立宪民主党的代表库特列尔在报告中公开说：“人民自由党打算只对他们〈农民〉的转让权和抵押权加以限制，即防止将来土地买卖的盛行。”（1907年3月19日第十二次会议，第740页）
　　立宪民主党人把这种反动愿望同这样一些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结合起来（即同地主和官僚统治制度结合起来），这些办法可以保证颁布官吏的荒谬的禁令，保证用文牍主义的拖拉作风来帮助奴役农民。社会革命党人则把反动的愿望和根本排除官吏压迫的各种措施结合起来（即同按普遍……投票方式选出的地方土地委员会结合起来）。立宪民主党人的反动性表现在他们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全部政策（官僚地主的政策）上。社会革命党人的反动性则表现在他们那种错误地强加给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小市民“社会主义”上。
　　关于社会革命党人的经济理论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杜马代表有关土地改革对工业发展的影响的论断。在这里极其明显地表现出了用民粹主义学说稍加掩盖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幼稚观点。例如，社会革命党人卡巴科夫（彼尔姆省代表）在乌拉尔是农民协会著名的组织者，是“阿拉帕耶夫斯克共和国[173]的总统”，并且还被称为“普加乔夫”［注：见《第二届杜马代表名册》，无名氏编，私人出版，1907年圣彼得堡版。］。他纯粹按农民方式来论证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并且还拿农民从来没有拒绝保卫俄国免受敌人侵犯这一点作为根据（第1953页）。他大声疾呼地说：“份地制有什么用处呢？我们公开宣布说，土地应该是劳动农民的公共财产，农民自己能够就地分配土地，根本不需要什么官吏来干预，我们早就知道官吏没有给农民带来过任何好处。”（第1954页）“在我们乌拉尔有整批工厂停工了，原因是铁皮没有销路，而另一方面，俄国所有的农舍却都是草屋顶。本来这些农民的房屋早就该是铁皮屋顶了……有市场，却没有买主。在我国谁是大宗买主呢？一亿劳动农民，这就是基本的大宗买主。”（第1952页）
　　是的，这里正确地表述了在乌拉尔改变历来那种半封建式的“使用农奴的企业的”生产停滞状态、实现真正资本主义的生产的条件。无论是斯托雷平的还是立宪民主党的土地政策都不能使群众生活条件得到显著的改善，而做不到这点，乌拉尔的真正“自由的”工业是发展不起来的。只有农民革命才能迅速地把木头的俄罗斯变成钢铁的俄罗斯。社会革命党农民对于资本主义发展条件的理解，比那些资本的忠实奴仆来得正确和广泛。
　　另一个社会革命党农民赫沃罗斯图欣（萨拉托夫省代表）说道：“各位先生，人民自由党的人已经讲了很多，他们责备劳动团，说劳动团居然想把土地交给一切愿意耕种的人。他们说，那样一来许多人会离开城市，结果情况会更糟。可是，各位先生，我认为只有那些无事可做的人才会离开城市，至于那些有工作的人，他们都习惯了工作，既然有工作可做，他们就不会离开城市。其实何必要把土地给那些不愿意种地的人呢？……”（第774页）这个“社会革命党人”根本不想要什么普遍的土地平均使用制，而只是想要在自由的土地上造成平等的和自由的农场主，这难道还不清楚吗？“……无论如何要给全体人民，特别是给那些年复一年地受苦挨饿的人民放开经济自由”（第777页）。
　　不要以为这一正确表述了社会革命党思想真实内容的说法（“放开经济自由”），只是农民措辞不当的结果。其实并不尽然。社会革命党首领、知识分子穆申科代表社会革命党对土地问题作总结发言时，他的经济观点比农民卡巴科夫和赫沃罗斯图欣还要幼稚得多。
　　这位把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称为土地社会化纲领的“社会革命党人”不是说得很妙吗？他甚至没有料到城市人口增长较快的规律只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他连想都没有想到，这个“规律”只有通过农民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通过农民之间的“分解”，即通过“真正的业主”排挤掉“穷光蛋”才起作用，才能起作用。这位社会革命党人在资本主义规律的条件下所描绘的那种经济上的和谐，真是幼稚得可怜。但这并不是一心想把劳动同资本的斗争掩盖起来的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讲的和谐。这是想把专制制度、农奴制度和中世纪制度的残余彻底消灭的不自觉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所讲的和谐。
　　我们现行的土地纲领所向往的胜利的资产阶级革命，只有通过这样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才能进行。因此，觉悟的工人为了社会的发展应该支持他们，但是自己一分钟也不要被民粹派“经济学家”的幼稚梦话所迷惑。

8．“民族代表”

　　非俄罗斯民族代表在杜马中就土地问题发表过意见的有波兰人、白俄罗斯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立陶宛人、鞑靼人、亚美尼亚人、巴什基尔人、吉尔吉斯人、乌克兰人。请看他们是怎样叙述自己的观点的。
　　民族民主党人[174]德莫夫斯基在第二届杜马中“代表波兰王国及与其毗邻的我国西部地区的波兰人”（第742页）说道：“虽然我们那里土地关系已在向西欧式的土地关系转变，然而我们那里还是存在土地问题，并且缺地还是我们实际生活中的症结。我们纲领中关于社会问题的首要条文之一就是增加农民占有的土地面积。”（第743页）
　　波兰民族民主党人的这篇发言，引起了白俄罗斯右派农民（来自明斯克省的加甫里尔契克，还有希曼斯基、格鲁金斯基）对波兰地主的猛烈抨击，叶夫洛吉主教自然抓住这个机会，并以1863年俄国政策的精神作了一次狡狯的警察式的发言，说波兰地主压迫俄罗斯农民（4月12日第二十六次会议）。
　　民族民主党人格拉布斯基回答说：“你看他想得多么简单！”（5月3日第三十二次会议）“农民将得到土地；俄国地主将仍然保留自己的土地；农民将象从前那样拥护旧制度，而波兰人却因为提出波兰议会问题将要受到应有的惩罚。”（第62页）发言人激烈地揭穿了俄国政府的无耻的蛊惑人心的宣传，要求“把我们那里的土地改革问题交给波兰议会去解决”（第75页）。
　　这里要补充说一点，上述那些农民要求补分份地作为私产（例如第1811页）。在第一届杜马中，波兰和西部的农民要求土地时也曾表示拥护私有制。纳科涅奇内于1906年6月1日说过：“我是卢布林省的一个少地农民。在波兰也必须实行强制转让的办法。与其不定期占有5俄亩土地，倒不如永久占有1俄亩土地。”〈第881—882页）波尼亚托夫斯基（沃伦省代表）代表西部边疆区（5月19日，第501页）以及维切布斯克省代表特拉孙（1906年5月16日，第418页）也这样说过。吉尔纽斯（苏瓦乌基省代表）还表示反对只建立全俄的土地资产，主张也建立地方的土地资产（1906年6月1日，第879页）。梯什克维奇伯爵当时就指出，他认为建立全民的土地资产的主张是“不切实际和不无危险的”（第874页）。斯捷茨基也发表过同样的意见（他主张个人所有制而反对租佃制。1906年5月24日，第613—614页）。
　　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代表在第二届杜马中发言的有尤拉舍夫斯基（库尔兰省代表），他要求取消大地主的封建特权（1907年5月16日，第670页〉，主张要地主转让超过一定标准的土地。他说：“我们承认在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现在的农业在该地区原来实行的私有制或世袭租佃制基础上有所发展，但是，我们却不能不作出结论，要进一步调节农业关系，就必须立即在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实行建立在广泛的民主原则基础上的自治制。只有自治制才能够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第672页）
　　爱斯兰省代表进步人士尤里涅，为爱斯兰省提出一个单独的法案（1907年5月26日第四十七次会议，第1210页）。他主张“妥协”（第1213页），即主张“世袭的或永久的租佃制”（第1214页）。“谁使用土地，谁能更好地使用土地，谁就应该拥有土地。”（同上）尤里涅要求实行这个意义上的强制转让，反对没收土地（第1215页）。查克斯捷（库尔兰省代表）在第一届杜马中要求除地主的土地外还要把教会（教区）的土地转归农民（1906年5月4日第四次会议，第195页）。捷尼松（里夫兰省代表）同意投票赞成强制转让的办法，认为“一切主张土地私有的人”（同上，第209页）都会这么做。克雷茨贝格（库尔兰省代表）代表该省农民要求“剥夺大地产”，并且一定要把土地“作为私产”分给无地和少地农民（1906年5月19日第十二次会议，第500页）。留特利（里夫兰省代表）要求实行强制转让等等。他说道：“至于把土地变为国家土地资产，我们农民很清楚，这是又一种奴役农民的办法。所以，我们应该保护小农经济和劳动生产率，并使之不受资本主义的侵犯。可见，我们把土地变成国家土地资产，就会造成最大的资本主义。”（同上，第497页）奥佐林（里夫兰省代表）代表拉脱维亚农民发言，主张强制转让并主张私有制；他坚决反对建立全国土地资产，只同意建立各区域的土地资产（1906年5月23日第十三次会议，第564页）。
　　列昂纳斯，“苏瓦乌基省代表，即立陶宛族代表”（1907年5月16日第三十九次会议，第654页），发言拥护他所在的立宪民主党的计划。该省的另一个代表、立陶宛的自治派分子布拉特对劳动派的意见表示赞成，但关于赎买等等问题，他主张留待各地方土地委员会讨论决定（同上，第651页）。波维柳斯（科夫诺省代表）代表“杜马中的立陶宛社会民主党集团”（同上，第681页，附录）提出了该集团拟订的措辞确切的土地纲领，这个纲领同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大致一样，不同的是他们主张把“立陶宛境内的地方土地资产”交给“立陶宛独立的自治机关”支配（同上，第2条）。
　　可汗霍伊斯基（伊丽莎白波尔省代表）代表穆斯林集团在第二届杜马中说：“在俄国总人口中，我们穆斯林有2000万以上，我们都敏感地注意着土地问题上的一切变动，迫不及待地期望这个问题得到圆满解决。”（1907年4月2日第二十次会议，第1499页）他代表穆斯林集团表示赞成库特列尔的意见，赞成按照公道的价格强制转让（第1502页）。“但是这些已转让的土地应该归谁呢？穆斯林集团认为这些已转让的土地不应该作为全国土地资产，而应该作为各该区域的土地资产。”（第1503页）“克里木鞑靼人代表”梅季耶夫（塔夫利达省代表）作了热情洋溢、充满革命精神的发言，要求“土地和自由”。他说：“讨论愈深入，人民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要求就愈突出。”（1907年4月9日第二十四次会议，第1789页）发言人指出了“在我们边疆区神圣的土地私有制形成的情形”（第1792页），指出了巴什基尔人的土地被侵占的情形，说大臣、四等文官、宪兵署长官每人得到了2000至6000俄亩的土地。他举出了“鞑靼兄弟们”的一份委托书，他们对侵占卧各夫[175]土地一事提出控诉。他摘引了土耳其斯坦总督于1906年12月15日给一个鞑靼人的复函，说只有基督教徒才有权移居到官地上去。“难道这些文件不是带有上个世纪阿拉克切耶夫政策的霉臭味么？”（第1794页）
　　代表高加索农民发言的，除了下面就要说到的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还有上面已经提过的那位拥护社会革命党人立场的萨加捷良（埃里温省代表）。“达什纳克楚纯”的另一个代表捷尔－阿韦季克扬茨（伊丽莎白波尔省代表）也表示了同样的意思，他说：“土地应按村社所有制原则属于劳动者，即属于劳动人民，而不属于任何其他的人。”（1907年5月16日第三十九次会议，第644页）“我代表高加索全体农民声明……在紧急关头，全体高加索农民将和自己的兄长俄国农民并肩携手，为自己争得土地和自由。”（第646页）埃尔达尔哈诺夫“代表他那些选民——捷列克省土著居民——请求在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前制止一切侵吞天然资源的行为”（1907年5月3日第三十二次会议，第78页），可是侵吞土地的就是政府，它夺取山区最肥沃的土地，掠夺库梅克人民的土地，宣布占有地下矿藏（这事大概发生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以前吧，可是普列汉诺夫和约翰在代表大会上长篇大论地说非民主制国家政权无法侵犯地方公有土地）。
　　哈萨诺夫（乌法省代表）代表巴什基尔人发言，他指出政府掠夺了他们200万俄亩土地，要求把这些土地“收回”（1907年5月16日第三十九次会议，第641页）。出席第一届杜马的乌法省代表瑟尔特拉诺夫也提出过这种要求（1906年6月2日第二十次会议，第923页）。卡拉塔耶夫（乌拉尔州代表）代表吉尔吉斯—哈萨克人民在第二届杜马中说：“我们吉尔吉斯—哈萨克人……深深懂得和感觉到我们农民兄弟缺少土地的痛苦，我们很愿意自己挤一挤”（第三十九次会议，第673页），但是“多余的土地很少”，而“现在移民，随之而来的就是要把吉尔吉斯—哈萨克人民迁走”……“不是把吉尔吉斯人从土地上迁走，而是把他们从他们的住房里迁走”（第675页）。“吉尔吉斯—哈萨克人对一切反对派党团始终表示同情。”（第675页）
　　1907年3月29日在第二届杜马中代表乌克兰党团发言的有波尔塔瓦省哥萨克赛科。他举出了哥萨克所唱的一支歌：“嗨，卡捷琳娜女皇！你干些什么呀？辽阔的草原、欢乐的地方，全都赏给了地主公王。嗨，卡捷琳娜女皇！怜恤怜恤我们吧，发还给我们土地、森林、欢乐的地方。”他赞同劳动派的意见，只是要求把104人法案第2条中的“全民土地资产”几个字改为“应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起点的边疆区民族的〈原文如此！〉土地资产”。“乌克兰党团认为土地私有制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事情。”（第1318页）
　　波尔塔瓦代表契热夫斯基在第一届杜马中说：“我热烈拥护自治思想，尤其热烈拥护乌克兰自治，所以我很希望土地问题能由我们的人民来解决，很希望土地问题在我理想中的我国自治制度的基础上由各个自治单位来解决。”（1906年5月24日第十四次会议，第618页）同时，这个乌克兰自治派分子又承认国家土地资产是绝对必要的，并解释了被我国“地方公有派”搞得混乱不堪的问题。契热夫斯基说：“我们应当坚决地肯定地规定一个原则，就是国家土地资产的管理事宜应该完全由将来产生的地方自治机关或自治单位处理。诚然，如果‘国家土地资产’在所有具体的场合都由地方自治机关来管理，那么‘国家土地资产’这个名称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以为意义是很大的。首先……国家土地资产中的一部分应该由中央政府来支配……即我们全国的待垦土地……其次，建立国家土地资产的意义以及这一名称的意义就是：地方机关虽然可以自由地支配本地的这种土地，却毕竟是在一定的范围内。”（第620页）在由于经济的发展而日益集中的社会中国家政权究竟有什么意义，对此，这位小资产阶级自治派分子比我们那些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要明白得多。
　　顺便说说。提到契热夫斯基的发言，不能不谈谈他对“土地份额”的批评。他直截了当地说，“劳动土地份额是一句空话”。他举出了农业条件千差万别这一理由，还据此反对“消费”土地份额。“我觉得分地给农民不应该按什么份额，而应该是有多少分多少……凡是当地可以交出的土地，都应该交给农民”，例如，在波尔塔瓦省，“要所有地主都转让土地，他们每户平均最多留下50俄亩”（第621页）。立宪民主党人空谈土地份额问题，是为了掩饰自己究竟打算转让多少土地，这有什么奇怪呢？契热夫斯基在批评立宪民主党人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注：契热夫斯基还非常明白地说出了不自觉的资产阶级劳动派提出的、我们已经很熟悉的论点：完成了彻底的农民革命，工业就会发展起来，流入土地方面的资本就会减少。“我们那里的农民，那些派我们到这里来的选民，曾经这样盘算过：‘如果我们稍微富足一点，如果我们每家每年能花五六个卢布买糖吃，那么在每个产甜菜的县里，除了现有的糖厂外，就会再开办几个糖厂。’很自然的，要是开办了这些工厂，集约化的经营该需要多少劳动力啊！那时糖厂的产量就会增加”等等（第622页）。这正是在俄国造成“美国式”农场并使资本主义“按美国方式”发展的纲领。］。
　　上面我们扼要地叙述了“民族代表”在杜马中就土地问题所作的发言，从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发言充分证明，我在小册子《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第18页（第1版）上谈到地方公有化同各民族的权利的相互关系时，对马斯洛夫的反驳意见是正确的，我当时说这个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我党纲领的政治部分已经包括了这个问题，只是由于庸俗的地方主义作祟才硬把它加到土地纲领中去的。［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28—229页。——编者注］
　　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费尽心机想“清除地方公有化纲领中的国有化”（这是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记录》中孟什维克诺沃谢茨基的话，第146页）。诺沃谢茨基说：“某些历史上形成的区域，例如波兰、立陶宛，正好是一些民族聚居的地域，所以把土地交给这些区域，就可能促使民族主义联邦主义趋向大发展，这样实质上又会把地方公有化变成一部分一部分实行的国有化。”于是诺沃谢茨基同唐恩一起提出了一项修正案，并且使大会通过了这一修正案：即把马斯洛夫法案中的“区域大自治组织”改成了“包括若干城乡的地方大自治机关”。
　　“清除地方公有化纲领中的国有化”，说得真是太巧妙了！把一个字眼换成另一个字眼，结果自然就会把“历史上形成的区域”打乱再重新划分，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不，先生们，无论你们怎样改换字句，都不能清除地方公有化纲领所固有的“民族主义联邦主义的”糊涂思想。第二届杜马表明，“地方公有派的”主张事实上只是助长了各种资产阶级集团的民族主义趋向。只有这些集团（如果不算右派哥萨克卡拉乌洛夫的话）才“出面”保护过各种“边疆区的”和“区域的”土地资产。同时，民族代表还把归省区所有的（因为马斯洛夫实际上是主张把土地“交给”省，而不是交给“地方自治机关”，所以省区所有一语要确切一些）土地问题内容都一笔勾销了：预先什么也不决定，一切事情，无论赎买问题、所有权问题或其他问题都交给自治议会或区域等自治机关去处理。结果完完全全证实了我所说的话：“对外高加索的土地实行地方自治机关所有的法令，反正须要彼得堡的立宪会议来颁布，因为马斯洛夫并不想使任何一个边区有权自由保存地主土地所有制。”（《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第18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28—229页。——编者注］
　　总之，事态已经证明，以各民族是否同意为理由来维护地方公有化，是一种庸俗的论据。我党纲领中的地方公有化主张是同情况极不相同的各个民族明确表示的意见相抵触的。
　　事态已经证明，地方公有化事实上无助于对全国规模的广大的农民运动实行领导，而是使这个运动按省和民族化整为零。马斯洛夫的建立区域土地资产的主张在实际生活中体现出来的只是民族自治的“地方主义”。
　　“民族代表”对我国的土地问题有点持旁观态度。我们革命的中心是独立的农民运动，然而许多非俄罗斯民族的情况并不是这样。因此，“民族代表”在他们的纲领中对俄国的土地问题有点持旁观态度，就是很自然的了。他们认为这与他们不相干，他们应该自己搞自己的。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持这种观点是必然的。
　　无产阶级持这种观点是不能容许的，而我们的纲领实际上却正是陷入了这种不可容许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民族代表”至多不过是赞同全俄运动，而不是力求以运动的团结和集中来大大地加强这个运动的力量；同样，孟什维克制定的纲领也只是一种赞同农民革命的纲领，而不是领导革命、团结革命力量和推动革命前进的纲领。地方公有化并不是农民革命的口号，而是一种臆造出来的小市民的改良主义计划，是从革命的角落里给革命硬加上去的计划。
　　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不能根据个别民族“同意”与否来改变自己的纲领。我们的任务是宣传最好的道路，宣传资产阶级社会中最好的土地制度，同一切传统、偏见、顽固的地方主义等势力作斗争，从而把运动的一切力量团结和集中起来。小农“不同意”土地社会化，这不会改变我党主张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这只能迫使我们以实例来影响他们。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土地国有化问题也是如此。任何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表示“不同意”土地国有化，都不能迫使我们改变关于彻底摆脱中世纪土地占有制和废除土地私有制有利于全体人民这一学说。某个民族的相当一部分劳动群众“不同意”某种办法，这只能迫使我们通过实例而不是用其他的办法来影响他们。一方面是待垦土地国有化，森林国有化，俄国中部所有的土地国有化，另一方面又是国内某部分地区存在着土地私有制，这二者并存的局面是维持不了多久的（既然俄国的统一是由本国经济演进的基本趋势决定的）。这两种制度中总有一种要占上风。这点将由实际经验来决定。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注意向人民阐明，哪些条件最有利于按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

9．社会民主党人

　　在第二届杜马讨论土地问题时，社会民主党人共有8次发言，其中只有两次发言是为土地地方公有化辩护的，而不只是提一下。这就是奥佐尔的发言和策列铁里的第二次发言。其余的发言差不多都是抨击整个地主土地占有制，从政治上来阐明土地问题。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右派农民彼得罗琴科的朴实的发言（1907年4月5日第二十二次会议），发言陈述了一位农村代表听了各个政党的发言后所得到的总的印象。“我不想重复这里已经讲过的东西来打扰你们。我只想对这个问题简单说几句。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代表在这里作了一次长篇发言。他这次发言大概是想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做。简括地讲，他的意思就是说：属于我或由我占有的土地，你们是没有权利拿去的，而我也不会把它交出来。就这个问题，库特列尔代表回答说：‘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应当交出来，你们交出来，就可以拿到钱。’德莫夫斯基代表说：‘对土地随便怎么办都行，自治却是一定需要的。’与此同时，卡拉瓦耶夫代表却说：‘两者都需要；但是要先合在一起，然后我们再来分配。’策列铁里说：‘各位先生，不行，要分配是办不到的，因为只要政府还是原来的政府，它就不会容许这样做。我们最好是先设法夺取政权，然后想怎么分就怎么分。’”（第1615页）
　　可见，这位农民抓住了在他看来是社会民主党人发言同劳动派发言的唯一的区别，就是社会民主党人说明了争取国家政权的斗争即“夺取政权”的必要性。其他的不同之处他没有抓到，因为在他看来这些都是不重要的！策列铁里的第一次发言确实揭露了一个事实：“我国的官僚贵族同时又是地主贵族。”（第725页）发言人指出，“几个世纪以来，国家政权把属于全国的土地即属于全民所有的土地分归私人所有”（第724页）。他在发言快结束的时候代表社会民主党党团作了声明，重申了我党的土地纲领，但仍然没有说明理由，也没有把我党的土地纲领和其他“左派”政党的纲领进行对比。我们指出这点，并不是要责备谁（恰恰相反，我们认为策列铁里的第一次发言简短明了，集中地阐明地主政府的阶级性质，这一发言是非常成功的），我们只是想要说明，为什么右派农民根本看不出（大概所有农民也看不出）我党纲领独具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特点。
　　社会民主党人在土地问题上的第二次发言，是由工人佛米乔夫（塔夫利达省代表）在杜马随后的一次“土地问题讨论会”上作的（1907年3月26日第十六次会议），他在发言中常常说“我们农民”如何如何。佛米乔夫很激烈地驳斥了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的意见。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所谓农民没有地主就象“羊群没有牧人”这一句名言比“左派”的几次发言还更能鼓动农民代表。佛米乔夫说：“库特列尔代表在长篇发言中，发挥了强制转让而又支付赎金的思想。我们农民代表不能承认赎买办法，因为赎买是套在农民脖子上的又一条绞索。”（第1113页）佛米乔夫最后要求“根据策列铁里代表提出的那些条件把一切土地交归劳动者掌握”（第1114页）。
　　随后发言的伊兹迈洛夫也是一个工人，他是诺夫哥罗德省农民选民团选出的（1907年3月29日第十八次会议）。他反对他的同乡、农民博加托夫所发表的意见，因为博加托夫以诺夫哥罗德农民代表的名义同意赎买的办法。伊兹迈洛夫愤怒地批驳了赎买办法。他叙述了诺夫哥罗德农民获得“解放”的情况，说他们在1000万俄亩耕地中只获得了200万俄亩，在600万俄亩森林中只获得了100万俄亩。他描述了农民的贫困，说他们穷到不仅“几十年来就是拆自己房舍周围的篱笆当柴烧”，而且“把自己木屋的边角也锯下来当柴烧了”，“他们把旧的大木屋改为小木屋，为的是省出一抱生火用的劈柴”（第1344页）。“我们农民的处境这样，而右派先生们却为文化问题而苦恼。据他们说，庄稼汉没有文化。难道饥寒交迫的庄稼汉顾得上什么文化吗？右派先生们是希望农民要文化而不要土地；我在这一点上也信不过他们。我想他们也会同意出卖自己的土地，不过他们会讨价还价，要庄稼汉付出更高的地价。这就是他们表示同意的原因。各位先生，在我看来（农民尤其应该知道这一点）问题完全不在于土地。我想，可以有把握地说，在土地后面一定隐藏着某种其他的东西，某种其他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是农奴主贵族害怕交给人民的，害怕它会同土地一起失去的；各位先生，这种力量就是政权。他们会交出土地，也愿意交出土地，不过要我们照旧给他们当奴隶。只要我们欠着债，我们就总是挣脱不了地主－农奴主的权力的。”（第1345页）对立宪民主党计划的实质的揭露，很难想象还有比这个工人更鲜明更一针见血的了！
　　社会民主党人谢罗夫在1907年4月2日第二十次会议上的发言，主要是批评了立宪民主党人作为“资本的代表”（第1492页）、作为“资本主义土地占有制的代表”的观点。发言人引用一些数字详细说明了1861年的赎买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驳斥了所谓公道价格这一“橡皮原则”。库特列尔提出不没收资本便不能没收土地，谢罗夫对库特列尔的这个理由给了一个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是十分正确的回答。“我们根本就不提那种认为土地不属于任何人、土地不是人类劳动的创造物的论据。”（第1497页）“在这个会上由社会民主党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已经有了觉悟，它反对一切剥削，既反对封建剥削，又反对资产阶级剥削。在无产阶级看来，并不存在这两种剥削形式中哪一种更公正的问题。在它看来，问题始终在于摆脱剥削的历史条件是否已经成熟。”（第1499页）“据统计学家的计算，土地没收以后，地主不劳而获的、为数大约5亿卢布的收入将归人民所有。农民当然会拿这笔款项去改善自己的经济，扩大生产，增加自己的消费。”（第1498页）
　　在杜马第二十二次会议上（1907年4月5日）就土地问题发言的有阿尼金和阿列克辛斯基。前者着重指出“高级官僚同大地产”的联系，并且证明争取自由和争取土地这两种斗争是不可分割的。后者在长篇发言中阐明了在俄国占优势的工役经济的农奴制性质，叙述了马克思主义对于农民反地主土地占有制斗争的基本观点，说明了村社的双重作用（既是“旧时代的残余”，又是“影响地主庄园的机构”）以及1906年11月9日和15日颁布的两个法令的意义（除地主外现在又加上富农这个“支柱”）。发言人用数字表明“农民缺地就是贵族地多”，并说明了立宪民主党所主张的“强制”转让等于是“强制人民做有利于地主的事情”（第1635页）。阿列克辛斯基直接援引“立宪民主党的机关刊物《言语报》上所说的话”（第1639页），该报承认立宪民主党人说了真话：他们所希望的那种土地委员会是由地主构成的。在阿列克辛斯基发言后隔了一次会议才发言的立宪民主党人塔塔里诺夫，被驳得无话可说，这点我们已经讲过了。
　　奥佐尔在第三十九次会议（1907年5月16日）上的发言是一个典型例子，它说明马斯洛夫对马克思地租理论所作的有名的“批判”以及对土地国有化概念所作的相应的歪曲，竟使得我们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去求助于对马克思主义者说来是多么不体面的论据。奥佐尔是这样反驳社会革命党人的，他说：他们的“草案在我看来是毫不中用的，因为它主张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在这里所说的就是废除土地私有制，同时却又主张保存厂房私有制，不仅保存厂房私有制，甚至还保存住宅和建筑物私有制。草案第2页说到凡是建造在土地上面并且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建筑物，都仍旧是私有财产。这样每个私有主都会说：请你们支付使用国有化土地以及铺设街道等等的一切费用吧，这些房屋的租金却由我来收。这不是什么国有化，只不过是以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形式获得资本主义收入的更简易的方法而已”（第667页）。
　　看，这还不就是马斯洛夫的那一套！第一，这是重复右派和立宪民主党人所谓不触动资产阶级剥削便不能消灭封建剥削的庸俗论据。第二，这暴露出了他在经济问题上惊人的无知，他竟认为城市住宅等等的“租金”绝大部分是地租。第三，我们这位“马克思主义者”也如马斯洛夫一样完全忘记了（或是否认？）绝对地租。第四，照他说来，马克思主义者否认社会革命党人所主张的“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形式”是较好的形式！这真是马斯洛夫的地方公有化主张最精彩的地方……
　　策列铁里在一次长篇总结发言中（1907年5月26日第四十七次会议）为地方公有化进行了辩护，他当然比奥佐尔想得周到；然而正是策列铁里为这一主张所进行的缜密的、深思熟虑的和一清二楚的辩护，特别突出地暴露了地方公有派所持的基本论据的虚伪性。
　　策列铁里在发言的开头对右派的批评，在政治上是完全正确的。他出色地反驳了那班用类似法国革命这样的动荡来恐吓人民的自由派骗子。他说：“他〈盛加略夫〉忘记了，法国正是在没收地主土地以后，正是由于没收了地主土地才重新强盛起来的。”（第1228页）策列铁里提出的“完全消灭地主地产和完全肃清地主官僚制度”（第1224页）的基本口号，也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一谈到立宪民主党人，他那种错误的孟什维主义立场就开始表现出来了。策列铁里说：“强制转让土地的原则在客观上是解放运动的原则，然而并非所有赞成这一原则的人都意识到或都愿意承认从这一原则中必然得出的一切结论。”（第1225页）这是孟什维主义的基本观点，即认为我国革命中划分基本政治派别的“分水岭”是在立宪民主党的右面，而不是如我们所认为的那样是在立宪民主党的左面。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这从策列铁里的明确的表述中看得尤为清楚，因为有了1861年的经验之后，实行主要是保护地主利益、保存地主政权和巩固新盘剥制的强制转让，毫无疑义是完全可能的。策列铁里下面这个声明就更加不对了，他说：“在土地使用形式的问题上，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同他们〈民粹派〉的距离”比我们同立宪民主党人的距离“更远。”（第1230页）发言人接着就批评劳动“土地份额”和消费“土地份额”。在这点上他说得完全正确，然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立宪民主党人丝毫也不比劳动派好，因为立宪民主党人把“土地份额”一语用得更滥。不仅如此。立宪民主党人胡扯那些荒唐的“土地份额”，是因为他们有官僚主义的思想，有出卖庄稼汉的倾向。对庄稼汉说来，“土地份额”是民粹派知识分子从外面带来的，我们从上面第一届杜马代表契热夫斯基和波亚尔科夫的例子中，已经看到农村中的实际工作者如何一针见血地批评了那些所谓的“土地份额”。如果社会民主党人把这点向农民代表们解释清楚，如果他们对劳动派的法案提出否认土地份额的修正案，如果他们在理论上说明与“土地份额”毫无共同之点的国有化的意义，那么农民革命的领袖就会是社会民主党人，而不是自由派了。而孟什维主义的立场就是要无产阶级屈从于自由派的影响。特别奇怪的是居然在第二届杜马中说什么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距离民粹派远，因为立宪民主党人表示赞成限制土地的出卖和抵押！
　　策列铁里接着在批评国有化主张时举出了三条理由：（1）“官吏成群”，（2）“对待小民族极不公正”，（3）“一旦发生复辟”“武器会落入人民的敌人的手中”（第1232页）。这是如实陈述了那些使我党的纲领得以通过的人的观点，策列铁里既然是党的一员，他当然不得不陈述这些观点。至于这些观点如何站不住脚，这种纯政治上的批评是何等的肤浅，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过了。
　　策列铁里提出了赞成地方公有化的六条理由：（1）在实行地方公有化时“可以保证把这些资金〈即地租〉真正用来满足人民的〈！〉需要”（原文如此！第1233页）——这是一种过分乐观的看法；（2）“地方自治机关将努力改善失业者的生活状况”——例如在民主的和非中央集权的美国就是如此（？）；（3）“地方自治机关可以占有这些〈大的〉农场，并组织示范农场”；（4）“在农业危机时期……将无偿地把土地租给无地农民和贫苦农民”（原文如此！第1234页）。这已经是比社会革命党人的宣传还糟糕的蛊惑人心的宣传了，这已经是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小市民社会主义纲领了；（5）“是民主制度的支柱”——哥萨克自治机关之类的东西；（6）“转让份地……可能引起可怕的反革命运动”——大概是违反一切主张土地国有的农民的意志吧。
　　社会民主党人在第二届杜马中的发言，总结起来就是：在赎买问题和地主土地占有制同当前国家政权的关系问题上起着领导作用，而在土地纲领问题上则堕落到立宪民主主义的立场，证明他们不了解农民革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
　　第二届杜马关于土地问题的全部讨论，总结起来就是：右派地主对本阶级的利益认识最清楚，对于在资产阶级的俄国为维持本阶级的阶级统治所需要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认识也最明确。自由派实际上是附和右派地主的，企图以最卑鄙最虚伪的方式把庄稼汉出卖给地主。民粹派知识分子使农民纲领具有官僚主义的味道和小市民那种夸夸其谈的味道。农民最激烈最直接地表现了他们反对一切中世纪残余和一切中世纪土地占有制形式的自发的革命性，但是他们对这场斗争的政治条件的认识还不十分明确，天真地把资产阶级自由的“乐土”理想化了。资产阶级的民族代表由于小民族所处的隔绝状态在颇大程度上持狭隘观点和偏见，所以他们参加农民斗争时总是有些胆怯。社会民主党人坚决维护农民革命，他们阐明了当前国家政权的阶级性质，但是由于党的土地纲领的错误未能始终一贯地领导农民革命。